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梦想，乃是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在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北洋军阀时期，从“精通宪法，才堪大用”的“旷代逸才”杨度到一代学问大家章太炎、梁启超的从政史，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成为贯通近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从杨度到梁启超：精英阶层的思想纠结
　　袁世凯从崛起到陨落，从走进政治中心到恢复帝制后众叛亲离，过程并不算长，但折射出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思想纠结。派别不同的知识分子精英，为社会提供了四种可能的选择。
　　以宋教仁为首的稳健派，主张在维持袁世凯为总统的前提下，推动“政党政治”，用议会力量，逐步取得政权，过渡到民主社会。
　　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主张再起“二次革命”，通过武装斗争推倒袁世凯夺取政权，以便“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建成“和美国一样的国家”。
　　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为，国家贫弱，外敌凭凌，内部四分五裂，首先要统一国家，巩固中央集权，保护工商业发展，积累财富、强大军队，中华民族才有可能立足。
　　此外，还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这是势力最为弱小的一派，在康有为长期的维新——保皇生涯里，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分析判断始终和对光绪皇帝的个人感恩掺杂纠结在一起，最终将他塑造成一个彻底的保皇分子：因此他反对袁世凯称帝，但是支持张勋复辟。
　　在1913年正式国会开幕之前，各派纷纷发表自己的宪法主张，梁启超发表了《宪法之三大精神》一文，强调国权与民权调和，实际上重申了开明专制的主张。梁启超甚至这样说：“是故中国将来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
　　但是，当时的袁世凯在政治上已经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他只有把强化权力的希望寄托在称帝上。梁启超看到袁世凯执意称帝，大势已去，率先策动了护国运动。一个和平的改革派，也不得不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中国传统文化池中长大的杨度，早在明治维新后留学日本期间，便因悉心研究并奔走宣讲各国宪法及政体，名声远播帝都北京。1905年，他甚至为清政府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写出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
　　1915年4月，杨度撰写了那篇著名的《君宪救国论》，袁阅后极为欣赏，连声称赞杨度：“真乃旷代逸才也！”他不仅将此文当成改行帝制的理论纲领，交给徐世昌、梁士诒等人传阅，还把它寄给湖北将军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除了撰写理论文章之外，杨度还组织了著名的筹安会来鼓吹帝制，加上他自己总共六人，这其中还包括严复。关于自己，杨度有诗自况：市井有谁知国士？他确信自己的“君宪”主张才是挽救中国之命运的惟一路径，所以，对别人的抉择，他统统不屑一顾。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称帝仅83天，就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死去。袁世凯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出丧时，杨作挽联挂于灵棚，明为吊唁，实为申辩：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意气章太炎：袁世凯的文人策略
　　对于袁世凯，鲁迅有这样的话语：“这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章太炎可谓一个典型范例。
　　袁世凯上任之初就尝试拉拢文章呵斥天下的章太炎，一来担心他无所顾忌的笔墨文章；二来也许还有期待为己所用的想法。事实上，早在民国军阀争斗之时，章太炎就曾撰写《致袁世凯论治术书》，论及“当今急务，盖有数端：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慰荆吴。大端既定，然后政治可施”，袁世凯回信说其为“至理名言，亲切有味”。这为章太炎后来北上赴任埋下了伏笔，也许他觉得自己还是颇为袁公赏识。
　　章太炎在袁世凯麾下，所就任的职务是东三省筹边使。从章太炎曾撰写的《筹边使告东北父老书》和《筹边使四策》等文告中可以读出他对这个职位的期待和踌躇满志。
　　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后，章太炎如梦初醒，当即去官离去，并参与二次革命，撰写反袁檄文，加入讨袁计划。至9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等被通缉，逃亡日本。双方对垒期间，袁世凯假意邀请章太炎赴京议事，将其软禁。
　　章太炎想要和袁世凯当面质问，但袁总避而不见，于是章太炎手持团扇，扇下以袁世凯所授二级勋章作为扇坠，足穿破官靴，在总统府院内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并几次绝食。
　　袁世凯怕落个“逼死国学大师”的恶名，只好放出他。但依然不同意他出北京，答应月供500大洋，另加500大洋，作为他从上海到北京的搬家费用。可章太炎认为袁世凯靠不住，给妻子写纸条，阻止她北上。袁没办法，托人给章找了宽敞的大宅子，派仆役十几个伺候和监视他。章太炎让弟子、北大教授黄侃亦住此处。
　　据史料载，袁世凯囚禁章太炎期间，章在几案上到处写上袁世凯三个字，每天狠狠敲打，而且写上“死尔”两字赠人，到1915年干脆写上“明年祖龙死”。
　　诚如章太炎在《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中说：反对专制的斗争之所以没有彻底胜利，不只是“小人偷息之咎，某等亦与有罪焉”，章太炎书生意气被政客利用，导致判断错误，也给自己带来两年的牢狱之灾。
　　延伸阅读
　　一个国家的杰出之士与时间成本
　　无论我们最终如何评价袁世凯，但是他设法避免了南北对峙时的战争，避免了制度更张时刻人民生命与社会财富的损失，最终以平和的方式，迫使清帝逊位。
　　只是，袁世凯后来权欲过于膨胀，竟重新称帝。反差之下，我们容易忽视他当时的价值。
　　如何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100多年过后，或许我们可以建立更具容量的现代化中国发生史的坐标来重新审视。在这个结构下，袁世凯及他那个时代杰出之士的贤与不肖，我们将可以将其放诸现代化复杂的中国进程来观照。
　　简言，清政府在经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两场战争后，财政已经破产，国家运转的维系竟只能畸形地靠举借外债。清亡已是事实，只是它需要一个契机而已。武昌起义，正是推倒清廷的决定性时刻。清亡之后，中国往何处去？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尤其是精英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未来将会选择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刻不容缓。但是，我们需知，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看，政治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也只是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一个链环而已。并非政制但变，社会即刻昌盛。
　　清亡，共和。我们的制度选择迅速，而新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却需时日。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时刻中国整体的政治格局，并未发生决定性变化。曾经是清政府举债度日，而后来无论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政府，仍须一秉前规，举债维系。国家与社会整体性的进步，远不会如政制选择那么单纯，只是它更容易被忽略。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现代化走向确实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它需要杰出之士，更需要时间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