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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同学聚会时，我碰到舒似槿，她告诉我说：“我们弄堂里有个老太太与郁达夫在新加坡是邻居，她的爱人当年还是郁达夫的同事，与郁达夫很熟悉。”
我听后大感兴趣，因为现在郁达夫老朋友在世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我连忙问道：“她是谁?高龄多少?”“她叫孙锦秀，今年92岁，退休前是老师，我们称她孙老师。”“什么时候带我去拜访她?”“行啊!”
去年年底一个冬日的下午，我们来到孙家，随着门打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花白的头发上戴着深色的绒线帽，身上穿了件很青春的夹克衫，不像年过九旬的老人。
我喊她“孙老师”，她则叫我“妹妹”，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自然、和谐。孙老师就好像是我好久没见的长辈似的，谈话就这么开始了……
孙老师的爱人叫姚梓良，生于1912年，笔名姚楠，毕业于暨南大学，1935年到新加坡担任飞虎牌振华油漆厂的海外总代表，业余进行南洋研究。因为是工厂代表，有机会经常与代理商到南洋各地去旅行、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偶尔写一些文章在国内外发表。1938年《星洲日报》主编关楚璞向姚梓良约稿，并将他推荐给报社，就这样，等到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抵达新加坡，为《星洲日报》编副刊时，姚梓良与郁达夫就成了同事。
其实，1929年姚梓良在上海曾见到过郁达夫。那时，他刚进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不久，有一天郁达夫到学校来找部主任刘士木，正好姚梓良在办公室里，但不知道来人是谁，只见他不修边幅，穿着很随意，后来有个同事告诉他，此人是大名鼎鼎的郁达夫。
生于1896年的郁达夫见到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姚梓良，很是欢喜，经常与他聊天。而姚梓良与郁达夫接触中，感到他学识渊博，外文水平很高，所以在阅读外文资料时，碰到弄不懂的地方，总去向他请教。
当郁达夫得知姚梓良还没成家时，特别关心。后来知道姚梓良的未婚妻孙锦秀也到了新加坡，在崇本女校任教师兼总务主任，真心地为他高兴。
孙锦秀比姚梓良小4岁，生于1916年，与姚梓良住在同一条弄堂里，他的妹妹在位于西门路上的上海女中读书，与孙锦秀是同学，所以孙锦秀和姚梓良几乎是青梅竹马。
孙锦秀从中学毕业后，到幼稚园教了一年书，积了点钱，就去投考上海美专的图音系，后改为音乐系，校长就是被人称做“艺术叛徒”的刘海粟。孙锦秀在上海美专学了3年，毕业后，想到新加坡去发展，帮助父母养家糊口。
孙锦秀与姚梓良恋爱多年，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按当时的习俗，举行婚礼要有证婚人和男女双方的主婚人，他们俩的父母都在上海，只能在星洲找两个。孙锦秀找的是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的经理徐采明，就是缺个男方的主婚人，姚梓良一下子就想到了郁达夫。当他与郁达夫一说，郁达夫立刻答应，过后在姚梓良和孙锦秀的结婚证书上签名盖章，使体面的婚约产生效力。
1939年7月2日下午2时，孙锦秀和姚梓良在星洲快乐世界大同酒家举行隆重而简朴的婚礼。请的都是新郎、新娘的同事和朋友，大约有几百人，大家吃些茶点，就散去。新人将办婚宴的钱都捐给祖国买大炮、飞机，支援抗日战争。
有意思的是，孙锦秀和姚梓良在1989年金婚时节，再一次到新加坡，重访50年前结婚的地点。虽然这个游乐场已经易名，却还存在，只是内部似乎很陈旧零乱，而且已不供应宴席，仅供应中秋月饼。更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拆毁，幸亏他们当时在门口摄影留念。
在海外的广大侨胞牢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个人的命运是和祖国密切联系的，当时国内时常有艺术团体到新加坡来宣传抗日。孙锦秀就职的崇本小学是陈嘉庚办的，学生们把每天的点心钱节省下来，捐给国家，孙锦秀则带着学生到郊区、山区去演出，将募捐的钱集中起来，送到陈嘉庚的办公室。
郁达夫住在中峇鲁路24号三楼，而孙锦秀和丈夫住在同一地区的永丰街61号A室，两家住得很近。郁达夫经常到姚梓良家来聊天、喝酒。我问孙老师：“郁达夫给你的印象如何?”
“我觉得他很热情、直爽，对我们非常关心。”
“你认识王映霞吗?”
“没见过，他从来不说自己家里的事，我们也不问，不过，看得出，他的心情不太好。”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立即向东南亚全境发动进攻，而新加坡尤为其重要目标。新加坡华人积极筹赈祖国难民，更遭侵略军的仇视。
姚梓良和孙锦秀全家准备回国，在起程前的几天，郁达夫到他们家里来，拜托将自己与王映霞的儿子郁飞带回中国，夫妇俩一口答应，说：“你放心吧，只要我们在，就不会把郁飞丢掉。”
“那你怎么办?留下来吗?”姚梓良问道。郁达夫说他暂时还不能离开，姚梓良也就不问了，知道他有更重要的工作。那晚，他们俩谈得很晚，喝完了姚梓良家里的啤酒，才握手道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
其实，此时郁达夫担任了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郁达夫实际上成为星洲华侨中的抗日领袖之一。
1942年1月8日，姚梓良和孙锦秀夫妇带着在新加坡出生的两个女儿和郁飞上了轮船，一路上，才十一二岁的郁飞帮助孙锦秀照顾两个小妹妹。他们先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乘飞机到重庆，将郁飞交给来接的人。上世纪80年代，郁飞调到杭州的一家出版社，后来沪出差，曾来看姚梓良和孙锦秀夫妇，姚先生赴杭州开会也去看望过他。
在新加坡时，姚梓良夫妇有一次到一家酒楼吃饭，正好遇见刘海粟和朋友在另外一席，因孙锦秀是上海美专的毕业生，于是就过去向老校长问候。1957年，姚梓良和刘海粟都被打成右派，一起学习，从此以后，两家关系很好，常常走动。刘海粟曾送给孙锦秀一幅画，至今珍藏着。
当我向孙锦秀老师告别时，我说：“衷心祝您健康、快乐!让你的牙齿天天晒太阳!”她听后，笑得嘴也合不拢了，连声说：“谢谢，谢谢!”
我听后大感兴趣，因为现在郁达夫老朋友在世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我连忙问道：“她是谁?高龄多少?”“她叫孙锦秀，今年92岁，退休前是老师，我们称她孙老师。”“什么时候带我去拜访她?”“行啊!”
去年年底一个冬日的下午，我们来到孙家，随着门打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花白的头发上戴着深色的绒线帽，身上穿了件很青春的夹克衫，不像年过九旬的老人。
我喊她“孙老师”，她则叫我“妹妹”，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自然、和谐。孙老师就好像是我好久没见的长辈似的，谈话就这么开始了……
孙老师的爱人叫姚梓良，生于1912年，笔名姚楠，毕业于暨南大学，1935年到新加坡担任飞虎牌振华油漆厂的海外总代表，业余进行南洋研究。因为是工厂代表，有机会经常与代理商到南洋各地去旅行、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偶尔写一些文章在国内外发表。1938年《星洲日报》主编关楚璞向姚梓良约稿，并将他推荐给报社，就这样，等到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抵达新加坡，为《星洲日报》编副刊时，姚梓良与郁达夫就成了同事。
其实，1929年姚梓良在上海曾见到过郁达夫。那时，他刚进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不久，有一天郁达夫到学校来找部主任刘士木，正好姚梓良在办公室里，但不知道来人是谁，只见他不修边幅，穿着很随意，后来有个同事告诉他，此人是大名鼎鼎的郁达夫。
生于1896年的郁达夫见到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姚梓良，很是欢喜，经常与他聊天。而姚梓良与郁达夫接触中，感到他学识渊博，外文水平很高，所以在阅读外文资料时，碰到弄不懂的地方，总去向他请教。
当郁达夫得知姚梓良还没成家时，特别关心。后来知道姚梓良的未婚妻孙锦秀也到了新加坡，在崇本女校任教师兼总务主任，真心地为他高兴。
孙锦秀比姚梓良小4岁，生于1916年，与姚梓良住在同一条弄堂里，他的妹妹在位于西门路上的上海女中读书，与孙锦秀是同学，所以孙锦秀和姚梓良几乎是青梅竹马。
孙锦秀从中学毕业后，到幼稚园教了一年书，积了点钱，就去投考上海美专的图音系，后改为音乐系，校长就是被人称做“艺术叛徒”的刘海粟。孙锦秀在上海美专学了3年，毕业后，想到新加坡去发展，帮助父母养家糊口。
孙锦秀与姚梓良恋爱多年，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按当时的习俗，举行婚礼要有证婚人和男女双方的主婚人，他们俩的父母都在上海，只能在星洲找两个。孙锦秀找的是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的经理徐采明，就是缺个男方的主婚人，姚梓良一下子就想到了郁达夫。当他与郁达夫一说，郁达夫立刻答应，过后在姚梓良和孙锦秀的结婚证书上签名盖章，使体面的婚约产生效力。
1939年7月2日下午2时，孙锦秀和姚梓良在星洲快乐世界大同酒家举行隆重而简朴的婚礼。请的都是新郎、新娘的同事和朋友，大约有几百人，大家吃些茶点，就散去。新人将办婚宴的钱都捐给祖国买大炮、飞机，支援抗日战争。
有意思的是，孙锦秀和姚梓良在1989年金婚时节，再一次到新加坡，重访50年前结婚的地点。虽然这个游乐场已经易名，却还存在，只是内部似乎很陈旧零乱，而且已不供应宴席，仅供应中秋月饼。更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拆毁，幸亏他们当时在门口摄影留念。
在海外的广大侨胞牢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个人的命运是和祖国密切联系的，当时国内时常有艺术团体到新加坡来宣传抗日。孙锦秀就职的崇本小学是陈嘉庚办的，学生们把每天的点心钱节省下来，捐给国家，孙锦秀则带着学生到郊区、山区去演出，将募捐的钱集中起来，送到陈嘉庚的办公室。
郁达夫住在中峇鲁路24号三楼，而孙锦秀和丈夫住在同一地区的永丰街61号A室，两家住得很近。郁达夫经常到姚梓良家来聊天、喝酒。我问孙老师：“郁达夫给你的印象如何?”
“我觉得他很热情、直爽，对我们非常关心。”
“你认识王映霞吗?”
“没见过，他从来不说自己家里的事，我们也不问，不过，看得出，他的心情不太好。”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立即向东南亚全境发动进攻，而新加坡尤为其重要目标。新加坡华人积极筹赈祖国难民，更遭侵略军的仇视。
姚梓良和孙锦秀全家准备回国，在起程前的几天，郁达夫到他们家里来，拜托将自己与王映霞的儿子郁飞带回中国，夫妇俩一口答应，说：“你放心吧，只要我们在，就不会把郁飞丢掉。”
“那你怎么办?留下来吗?”姚梓良问道。郁达夫说他暂时还不能离开，姚梓良也就不问了，知道他有更重要的工作。那晚，他们俩谈得很晚，喝完了姚梓良家里的啤酒，才握手道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
其实，此时郁达夫担任了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郁达夫实际上成为星洲华侨中的抗日领袖之一。
1942年1月8日，姚梓良和孙锦秀夫妇带着在新加坡出生的两个女儿和郁飞上了轮船，一路上，才十一二岁的郁飞帮助孙锦秀照顾两个小妹妹。他们先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乘飞机到重庆，将郁飞交给来接的人。上世纪80年代，郁飞调到杭州的一家出版社，后来沪出差，曾来看姚梓良和孙锦秀夫妇，姚先生赴杭州开会也去看望过他。
在新加坡时，姚梓良夫妇有一次到一家酒楼吃饭，正好遇见刘海粟和朋友在另外一席，因孙锦秀是上海美专的毕业生，于是就过去向老校长问候。1957年，姚梓良和刘海粟都被打成右派，一起学习，从此以后，两家关系很好，常常走动。刘海粟曾送给孙锦秀一幅画，至今珍藏着。
当我向孙锦秀老师告别时，我说：“衷心祝您健康、快乐!让你的牙齿天天晒太阳!”她听后，笑得嘴也合不拢了，连声说：“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