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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同学聚会时,我碰到舒似槿,她告诉我说:“我们弄堂里有个老太太与郁达夫在新加坡是邻居,她的爱人当年还是郁达夫的同事,与郁达夫很熟悉。”
我听后大感兴趣,因为现在郁达夫老朋友在世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我连忙问道:“她是谁?高龄多少?”“她叫孙锦秀,今年92岁,退休前是老师,我们称她孙老师。”“什么时候带我去拜访她?”“行啊!”
去年年底一个冬日的下午,我们来到孙家,随着门打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花白的头发上戴着深色的绒线帽,身上穿了件很青春的夹克衫,不像年过九旬的老人。
我喊她“孙老师”,她则叫我“妹妹”,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自然、和谐。孙老师就好像是我好久没见的长辈似的,谈话就这么开始了……
孙老师的爱人叫姚梓良,生于1912年,笔名姚楠,毕业于暨南大学,1935年到新加坡担任飞虎牌振华油漆厂的海外总代表,业余进行南洋研究。因为是工厂代表,有机会经常与代理商到南洋各地去旅行、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偶尔写一些文章在国内外发表。1938年《星洲日报》主编关楚璞向姚梓良约稿,并将他推荐给报社,就这样,等到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抵达新加坡,为《星洲日报》编副刊时,姚梓良与郁达夫就成了同事。
其实,1929年姚梓良在上海曾见到过郁达夫。那时,他刚进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不久,有一天郁达夫到学校来找部主任刘士木,正好姚梓良在办公室里,但不知道来人是谁,只见他不修边幅,穿着很随意,后来有个同事告诉他,此人是大名鼎鼎的郁达夫。
生于1896年的郁达夫见到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姚梓良,很是欢喜,经常与他聊天。而姚梓良与郁达夫接触中,感到他学识渊博,外文水平很高,所以在阅读外文资料时,碰到弄不懂的地方,总去向他请教。
当郁达夫得知姚梓良还没成家时,特别关心。后来知道姚梓良的未婚妻孙锦秀也到了新加坡,在崇本女校任教师兼总务主任,真心地为他高兴。
孙锦秀比姚梓良小4岁,生于1916年,与姚梓良住在同一条弄堂里,他的妹妹在位于西门路上的上海女中读书,与孙锦秀是同学,所以孙锦秀和姚梓良几乎是青梅竹马。
孙锦秀从中学毕业后,到幼稚园教了一年书,积了点钱,就去投考上海美专的图音系,后改为音乐系,校长就是被人称做“艺术叛徒”的刘海粟。孙锦秀在上海美专学了3年,毕业后,想到新加坡去发展,帮助父母养家糊口。
孙锦秀与姚梓良恋爱多年,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按当时的习俗,举行婚礼要有证婚人和男女双方的主婚人,他们俩的父母都在上海,只能在星洲找两个。孙锦秀找的是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的经理徐采明,就是缺个男方的主婚人,姚梓良一下子就想到了郁达夫。当他与郁达夫一说,郁达夫立刻答应,过后在姚梓良和孙锦秀的结婚证书上签名盖章,使体面的婚约产生效力。
1939年7月2日下午2时,孙锦秀和姚梓良在星洲快乐世界大同酒家举行隆重而简朴的婚礼。请的都是新郎、新娘的同事和朋友,大约有几百人,大家吃些茶点,就散去。新人将办婚宴的钱都捐给祖国买大炮、飞机,支援抗日战争。
有意思的是,孙锦秀和姚梓良在1989年金婚时节,再一次到新加坡,重访50年前结婚的地点。虽然这个游乐场已经易名,却还存在,只是内部似乎很陈旧零乱,而且已不供应宴席,仅供应中秋月饼。更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拆毁,幸亏他们当时在门口摄影留念。
在海外的广大侨胞牢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个人的命运是和祖国密切联系的,当时国内时常有艺术团体到新加坡来宣传抗日。孙锦秀就职的崇本小学是陈嘉庚办的,学生们把每天的点心钱节省下来,捐给国家,孙锦秀则带着学生到郊区、山区去演出,将募捐的钱集中起来,送到陈嘉庚的办公室。
郁达夫住在中峇鲁路24号三楼,而孙锦秀和丈夫住在同一地区的永丰街61号A室,两家住得很近。郁达夫经常到姚梓良家来聊天、喝酒。我问孙老师:“郁达夫给你的印象如何?”
“我觉得他很热情、直爽,对我们非常关心。”
“你认识王映霞吗?”
“没见过,他从来不说自己家里的事,我们也不问,不过,看得出,他的心情不太好。”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立即向东南亚全境发动进攻,而新加坡尤为其重要目标。新加坡华人积极筹赈祖国难民,更遭侵略军的仇视。
姚梓良和孙锦秀全家准备回国,在起程前的几天,郁达夫到他们家里来,拜托将自己与王映霞的儿子郁飞带回中国,夫妇俩一口答应,说:“你放心吧,只要我们在,就不会把郁飞丢掉。”
“那你怎么办?留下来吗?”姚梓良问道。郁达夫说他暂时还不能离开,姚梓良也就不问了,知道他有更重要的工作。那晚,他们俩谈得很晚,喝完了姚梓良家里的啤酒,才握手道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
其实,此时郁达夫担任了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郁达夫实际上成为星洲华侨中的抗日领袖之一。
1942年1月8日,姚梓良和孙锦秀夫妇带着在新加坡出生的两个女儿和郁飞上了轮船,一路上,才十一二岁的郁飞帮助孙锦秀照顾两个小妹妹。他们先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乘飞机到重庆,将郁飞交给来接的人。上世纪80年代,郁飞调到杭州的一家出版社,后来沪出差,曾来看姚梓良和孙锦秀夫妇,姚先生赴杭州开会也去看望过他。
在新加坡时,姚梓良夫妇有一次到一家酒楼吃饭,正好遇见刘海粟和朋友在另外一席,因孙锦秀是上海美专的毕业生,于是就过去向老校长问候。1957年,姚梓良和刘海粟都被打成右派,一起学习,从此以后,两家关系很好,常常走动。刘海粟曾送给孙锦秀一幅画,至今珍藏着。
当我向孙锦秀老师告别时,我说:“衷心祝您健康、快乐!让你的牙齿天天晒太阳!”她听后,笑得嘴也合不拢了,连声说:“谢谢,谢谢!”
我听后大感兴趣,因为现在郁达夫老朋友在世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我连忙问道:“她是谁?高龄多少?”“她叫孙锦秀,今年92岁,退休前是老师,我们称她孙老师。”“什么时候带我去拜访她?”“行啊!”
去年年底一个冬日的下午,我们来到孙家,随着门打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花白的头发上戴着深色的绒线帽,身上穿了件很青春的夹克衫,不像年过九旬的老人。
我喊她“孙老师”,她则叫我“妹妹”,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自然、和谐。孙老师就好像是我好久没见的长辈似的,谈话就这么开始了……
孙老师的爱人叫姚梓良,生于1912年,笔名姚楠,毕业于暨南大学,1935年到新加坡担任飞虎牌振华油漆厂的海外总代表,业余进行南洋研究。因为是工厂代表,有机会经常与代理商到南洋各地去旅行、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偶尔写一些文章在国内外发表。1938年《星洲日报》主编关楚璞向姚梓良约稿,并将他推荐给报社,就这样,等到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抵达新加坡,为《星洲日报》编副刊时,姚梓良与郁达夫就成了同事。
其实,1929年姚梓良在上海曾见到过郁达夫。那时,他刚进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不久,有一天郁达夫到学校来找部主任刘士木,正好姚梓良在办公室里,但不知道来人是谁,只见他不修边幅,穿着很随意,后来有个同事告诉他,此人是大名鼎鼎的郁达夫。
生于1896年的郁达夫见到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姚梓良,很是欢喜,经常与他聊天。而姚梓良与郁达夫接触中,感到他学识渊博,外文水平很高,所以在阅读外文资料时,碰到弄不懂的地方,总去向他请教。
当郁达夫得知姚梓良还没成家时,特别关心。后来知道姚梓良的未婚妻孙锦秀也到了新加坡,在崇本女校任教师兼总务主任,真心地为他高兴。
孙锦秀比姚梓良小4岁,生于1916年,与姚梓良住在同一条弄堂里,他的妹妹在位于西门路上的上海女中读书,与孙锦秀是同学,所以孙锦秀和姚梓良几乎是青梅竹马。
孙锦秀从中学毕业后,到幼稚园教了一年书,积了点钱,就去投考上海美专的图音系,后改为音乐系,校长就是被人称做“艺术叛徒”的刘海粟。孙锦秀在上海美专学了3年,毕业后,想到新加坡去发展,帮助父母养家糊口。
孙锦秀与姚梓良恋爱多年,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按当时的习俗,举行婚礼要有证婚人和男女双方的主婚人,他们俩的父母都在上海,只能在星洲找两个。孙锦秀找的是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的经理徐采明,就是缺个男方的主婚人,姚梓良一下子就想到了郁达夫。当他与郁达夫一说,郁达夫立刻答应,过后在姚梓良和孙锦秀的结婚证书上签名盖章,使体面的婚约产生效力。
1939年7月2日下午2时,孙锦秀和姚梓良在星洲快乐世界大同酒家举行隆重而简朴的婚礼。请的都是新郎、新娘的同事和朋友,大约有几百人,大家吃些茶点,就散去。新人将办婚宴的钱都捐给祖国买大炮、飞机,支援抗日战争。
有意思的是,孙锦秀和姚梓良在1989年金婚时节,再一次到新加坡,重访50年前结婚的地点。虽然这个游乐场已经易名,却还存在,只是内部似乎很陈旧零乱,而且已不供应宴席,仅供应中秋月饼。更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拆毁,幸亏他们当时在门口摄影留念。
在海外的广大侨胞牢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个人的命运是和祖国密切联系的,当时国内时常有艺术团体到新加坡来宣传抗日。孙锦秀就职的崇本小学是陈嘉庚办的,学生们把每天的点心钱节省下来,捐给国家,孙锦秀则带着学生到郊区、山区去演出,将募捐的钱集中起来,送到陈嘉庚的办公室。
郁达夫住在中峇鲁路24号三楼,而孙锦秀和丈夫住在同一地区的永丰街61号A室,两家住得很近。郁达夫经常到姚梓良家来聊天、喝酒。我问孙老师:“郁达夫给你的印象如何?”
“我觉得他很热情、直爽,对我们非常关心。”
“你认识王映霞吗?”
“没见过,他从来不说自己家里的事,我们也不问,不过,看得出,他的心情不太好。”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立即向东南亚全境发动进攻,而新加坡尤为其重要目标。新加坡华人积极筹赈祖国难民,更遭侵略军的仇视。
姚梓良和孙锦秀全家准备回国,在起程前的几天,郁达夫到他们家里来,拜托将自己与王映霞的儿子郁飞带回中国,夫妇俩一口答应,说:“你放心吧,只要我们在,就不会把郁飞丢掉。”
“那你怎么办?留下来吗?”姚梓良问道。郁达夫说他暂时还不能离开,姚梓良也就不问了,知道他有更重要的工作。那晚,他们俩谈得很晚,喝完了姚梓良家里的啤酒,才握手道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
其实,此时郁达夫担任了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郁达夫实际上成为星洲华侨中的抗日领袖之一。
1942年1月8日,姚梓良和孙锦秀夫妇带着在新加坡出生的两个女儿和郁飞上了轮船,一路上,才十一二岁的郁飞帮助孙锦秀照顾两个小妹妹。他们先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乘飞机到重庆,将郁飞交给来接的人。上世纪80年代,郁飞调到杭州的一家出版社,后来沪出差,曾来看姚梓良和孙锦秀夫妇,姚先生赴杭州开会也去看望过他。
在新加坡时,姚梓良夫妇有一次到一家酒楼吃饭,正好遇见刘海粟和朋友在另外一席,因孙锦秀是上海美专的毕业生,于是就过去向老校长问候。1957年,姚梓良和刘海粟都被打成右派,一起学习,从此以后,两家关系很好,常常走动。刘海粟曾送给孙锦秀一幅画,至今珍藏着。
当我向孙锦秀老师告别时,我说:“衷心祝您健康、快乐!让你的牙齿天天晒太阳!”她听后,笑得嘴也合不拢了,连声说:“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