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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给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带来深刻影响。作为特大型城市的上海，其郊区村落在城市化、现代化浪潮下，又发生了哪些变化？郊区农民的生产、生活面对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挑战，是在主动适应，还是在被动接受？带着这一问题，近期我们走进松江新桥镇的汤村。
别墅与乡村
汤村区域面积7.5平方公里，耕地4812亩，是一个大村。早在1997年，村“两委”就在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将村里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出租给园林公司种植花卉和城市景观植物。就是从那时起，村民生活实际上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转而依靠土地租金和工资收入生活，土地也就不再是生活的主要来源。
但与村里人谈起种地的事来，连很多五六十岁的人都觉得已是久远回忆。一名联防队员说：“我今年快60岁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对土地的感情都已经很淡，我们村很多年前就不靠种地为生了，不像外地的农民把土地当作命根子。”“倒是我父母还很留恋土地，10几年了还一直利用房前屋后的边角地种些蔬菜。”他说，“实际上像我们家，我月工资1450元另还有点补贴。老婆在工厂做，工资和我差不多，儿子在松江工作，父母有镇保每人每月960元。镇资产公司每年还有股份分红，每股在16～17元/年，平均每人一年大概能分1200元左右，股份还可继承。”“镇里的房子是我早前买的，当时才10几万，现在几十万了。村里还有老房子，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一个房间10多平方米租金一般为400元左右，年租金大概两万。其他人家里大多有两三间出租屋，最多的有七八间。现在我上下班一般骑电动车，有时候儿子也会开车送我来上班。我家的经济状况在村里最多算一般，大多数家庭都比我条件好、收入高。很多人在开厂子、做生意，所以你看我们村很多家庭都有汽车。”
当被问起如果没有了土地，会不会为以后的生活担忧，他爽朗地笑起来了：“这有什么可担忧的，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不是生活得很好嘛，以后孩子要么考学，要么找一份工作，有工资就不愁生活了。”
而与生产方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汤村村民的生活却依然是“农村本色”。居住在原来村落的老人们自不用说，搬迁到镇里别墅区和商品房小区的原汤村村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太大改观，俨然是原来村庄生活的翻版。我们从村里转到镇区，走进别墅安置小区，漂亮的别墅与茂盛的菜果相映照，村民在自家别墅前院里，没有种园艺树木和花草，却种了从青菜、茄子、辣椒到玉米、高粱各种作物。很多别墅的房前屋后堆满了柴火，有的还堆了农具。鸡舍、鸭舍甚至羊圈及其他违章搭建也随处可见。很多家庭都在院子里打压水井，为的是省水费。这些居民的衣着打扮、精神面貌、言谈举止、生活习惯和村里的人没什么两样。走在别墅小区，感觉不同的只是破旧的房屋换成了统一建造的洋房，空间感受虽已是城市了，但环境依旧、人的生活习惯依旧。
走进一名自来水公司职工的家中，女主人正在洗衣服，男主人在用木柴生炉火，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女主人苦笑了一下说：“有什么好说的，说了也没用。”然后就闭口不言。多次遇到这样的场景，我们只好悻悻离开。又来到一家，女主人是一名老党员，丈夫已去世，她和自己父亲生活在一起。宽敞的房间内家具凌乱，上面覆盖着厚厚的尘土，房间内通往二楼的楼梯也布满灰尘，很久没有人走动的样子。老人和父亲靠着镇保生活，日子拮据，向居委会申请了救济。
暮色中的老人
2002年6月由原来的杨村、汤村、泾村和姚村合并而成新的“汤村”，2010年8月更名为居委会，有户籍居民1381户4167人。现仍居住在汤村的户籍居民仅剩下636户1192人。因村域面积大，自然村落本就散落其间，加上动迁的原因，偌大的村庄已变得支离破碎。
因为就业和生活条件的差异，及为了小孩就学，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搬到城镇居住生活。加上按当地风俗只有在镇里、区里买房子才更容易找到对象，所以现在村里基本是“老人的天下”了。本地居住人口的严重“空巢化”、“老龄化”是郊区农村的普遍现象。据2012年统计，现居汤村的1192名本地人中，60岁以下的仅504人，占总数的42.3%，基本上是贫困户，其中大部分还介于50～59岁之间；60岁以上的本地居民有688人，其中90岁以上的老人10个。
居委干部说：“现在村里80%以上的年轻人在新桥镇、松江区或市区有房子，年轻人工作在城里，房子也买在那里，只有老人才住农村，年轻人和老人都是分开住。”这对留守老人的生活带来影响，他们一旦遇到困难或生病了，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硬撑过去，实在无能为力了才会打电话叫小孩回来。与“养儿防老”传统不同，现在汤村的留守老人没向子女要生活费用，还要贴补儿女的生活。很多老人在村里看守房子、收房租，他们将房屋出租收入交给子女。老人们表示：“我们自己的钱够用，儿女们又要养小孩，负担也很重的。”一些老人还时常将自己种植的蔬菜留给小孩，每次子女来看望老人，走时都“满载而归”，甚至子女没时间回来，老人还亲自为子女送菜。在村里，我们曾看到一位老人披着斗篷冒雨在菜地里干活，她弯着腰，显得有些吃力，头发也淋湿了，当我们劝老人等雨停了再干时，她说：“我女儿今天要回来，摘些新鲜的菜给她带回去。”
留守的老人们依然固守着日益衰落的村庄，掩映在葱翠植物间的村庄再没有了昔日的生机，有的是相依为命的默默对视的老人，唯一能听到的“嘈杂与繁华”是村活动室或外来人员聚集的地方传来的麻将声。汤村有两个村老年活动室，一楼是棋牌室，二楼是书报阅览室，室外还有一些健身器材。通常棋牌室五六张牌桌都“客满”，其他老人围坐在一张长条桌旁喝茶聊天，但气氛并不活跃，很多时候10几张表情单一的面孔相对无语。二楼阅览室几乎没人去，有的书报上已蒙上一层浮尘，显然闲置很久。管理员说：“老人到活动室就是打牌和聊天，他们不去二楼的，鼓励他们看看书报，但响应的人很少。”村里也没其他文化活动，能看到的多是老人在编竹筐、织毛衣或只是静静地坐在家门口，和居住的老屋一样安静。村里精神文化生活匮乏，让物质和时间都充足的老人，更感到精神空寂。
外来者的生活 目前居住在汤村的本地人仅1192人，而外来人口已达1.4万多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比为1∶11.7。在人口倒挂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汤村的外来人员与当地人的关系倒也其乐融融，很多租户与房东俨然成为一家人。在访谈中外来人员都说，他们为谋生来到上海，租住在汤村，总希望日子过得安稳，轻易不会惹事。村里的本地人多为老年人，他们出租房子增加了家庭收入，加上心态平和、包容，也很少与外来人口产生矛盾。而搬到镇里、区里的汤村本地人也因经历了外来人员相同的遭遇——被镇区、城区的城里人认为是“乡下人”，他们对租住自家老房子的外来人员有了更多的理解同情。原村民3组的张女士说：“以前我特讨厌外地人，感觉他们是来和我们‘抢’东西的。自己搬到镇区住后，也被镇里的‘城里人’瞧不起，从此对外地人的感情距离就近了。”
自河南信阳来的刘大姐和丈夫已在汤村租住12年，在这里生育了两个女儿，他们与88岁的老房东一家人关系已非同一般。刘大姐工作忙的时候，房东还帮着照看小孩，也经常给一些吃的给孩子。遇到天气变化，房东还会帮收衣服、被子。10岁的大女儿现可用本地话和房东交流。类似的关系在汤村还有很多。
“希望的田野”在何方？
据有关专家分析预测，2011年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中国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逆转。单纯的数字难以道出作为主体的农民的现实状态和心理感受，更难以表明其生产生活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及价值观念随之发生的变化。汤村的调查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城市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吗？
在当代讨论农村和农业问题，似乎都离不开城市化，主流的思维意识总认为：发展就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选择了运用行政手段推进城市化的运作模式。走到今天，虽然短时间内提高了人口城市化率，但大量的农村劳力外流，并没有带来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单位劳动收入的提高，中国的现实结果对刘易斯与舒尔茨的理论争论的印证，却偏向了舒尔茨一方；城市化的着眼点已不再仅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力的非农就业，而在农民手中的土地。李昌平当年的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现状也没太大改观。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是全部人口的城市化，更不可能是全体青壮劳力的城市化而把现有农村老年人口全留在农村。
舒尔茨认为，农业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黄沙漫天的以色列，农业发展却如此惊人，原因就在农业技术相当发达。而英国查尔斯王子在海格里夫及庞德伯里镇等王室领地开始的有机农业和传统居住方式的实验，以及韩国“新村运动”，都表明推进农村现代化的着力点应该是整治农村环境、完善公共服务、提高农业科技，以及加强农业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其目标在改革农业、改变农村、改造农民，而不是简单地“终结”农村和农民。就是刘易斯后来也在反思工业化和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他强调，城市在人口达30万后就会失去规模经济效益。若城镇公共设施完善，距离又不超30公里并道路良好，人们将更乐于居住在农村而不喜欢中心城市。现实也证明，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简单采取将农民“转”为居民，把农村住宅“拆建”为商品房，并不算真正完成了农村现代化的任务。从汤村迁出的村民“住别墅打井水、用炉火、拿低保”等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这种“半拉子城市化”的尴尬。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农业与城市化。
农村现代化应是“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农村生活水平现代化”。我们应调整当前以“城市”、“市民”为主体的现代化路径，而选择以“农村”、“农民”为主体，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并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
发展与农业关联度高的工业体系是创新转型的目标之一。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分析，目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工业低约10倍，农业现代化水平比国家现代化水平低约10%。重城市，轻农业，偏好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结果是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板，农村的购买力受抑制，反过来又只好依赖外需。因此，要加大农业投入，发展与农业关联度高的工业产业，用发达的技术来装备、改造农业，通过提高农业比较收益以提高农民单位劳动收入。这可能也是推进转型发展，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行选择。
从发展经济学看，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通过区域经济的结构升级与梯度推进，及城市群平衡发展来实现。这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上统筹考虑。中西部地区要利用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主动承接，特别要着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接纳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的“中间发展带”。这既可避免目前农民工现象中的“钟摆效应”，也可减少因文化冲突带来的社会问题。
要减少行政干预和压抑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农产品的价格一上涨就用行政手段干预，在扭曲农产品价格的同时也抑制了发展农业的积极性。美国学者麦克指出，将城市的光芒照耀农村的好处，也许比以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环境的吸引力诱惑农民的好处要大得多。只要农业的比较收益有所提高，哪怕依然比城市的非农就业收入稍低一些，但由于能与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以及不必遭受城里人的文化歧视等“综合效应”，农民就可能会选择留在农村而不是流向城市。
此外，还应该高度关注村民变居民后其子女出现的新情况。在访谈中，一名镇干部跟我们说，很为本地年轻人的未来担忧，他们不仅在知识、技能上竞争不过外地人，吃苦精神也比不过外地人；他们很多人不愿意工作，或依赖房租、地租成为食租阶层，或依赖父母成为“啃老族”，这将会影响整个城市的创新活力。
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通过对芝加哥“后院”的研究提出，“贫民窟”的形成是由于居住在这里的人只有“家”的概念而没有产生“家乡”的认同。现在的农村，不管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其城郊结合部的村落、城中村乃至老里弄，还是中西部地区的传统村庄，由于城市化和环境污染的影响，过去的记忆已经不再，居住和曾经生活过的人都已对其缺乏“家乡（园）”的认同。如何增强“家乡（园）”的认同感，才是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可行路径的着力点之一。
别墅与乡村
汤村区域面积7.5平方公里，耕地4812亩，是一个大村。早在1997年，村“两委”就在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将村里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出租给园林公司种植花卉和城市景观植物。就是从那时起，村民生活实际上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转而依靠土地租金和工资收入生活，土地也就不再是生活的主要来源。
但与村里人谈起种地的事来，连很多五六十岁的人都觉得已是久远回忆。一名联防队员说：“我今年快60岁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对土地的感情都已经很淡，我们村很多年前就不靠种地为生了，不像外地的农民把土地当作命根子。”“倒是我父母还很留恋土地，10几年了还一直利用房前屋后的边角地种些蔬菜。”他说，“实际上像我们家，我月工资1450元另还有点补贴。老婆在工厂做，工资和我差不多，儿子在松江工作，父母有镇保每人每月960元。镇资产公司每年还有股份分红，每股在16～17元/年，平均每人一年大概能分1200元左右，股份还可继承。”“镇里的房子是我早前买的，当时才10几万，现在几十万了。村里还有老房子，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一个房间10多平方米租金一般为400元左右，年租金大概两万。其他人家里大多有两三间出租屋，最多的有七八间。现在我上下班一般骑电动车，有时候儿子也会开车送我来上班。我家的经济状况在村里最多算一般，大多数家庭都比我条件好、收入高。很多人在开厂子、做生意，所以你看我们村很多家庭都有汽车。”
当被问起如果没有了土地，会不会为以后的生活担忧，他爽朗地笑起来了：“这有什么可担忧的，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不是生活得很好嘛，以后孩子要么考学，要么找一份工作，有工资就不愁生活了。”
而与生产方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汤村村民的生活却依然是“农村本色”。居住在原来村落的老人们自不用说，搬迁到镇里别墅区和商品房小区的原汤村村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太大改观，俨然是原来村庄生活的翻版。我们从村里转到镇区，走进别墅安置小区，漂亮的别墅与茂盛的菜果相映照，村民在自家别墅前院里，没有种园艺树木和花草，却种了从青菜、茄子、辣椒到玉米、高粱各种作物。很多别墅的房前屋后堆满了柴火，有的还堆了农具。鸡舍、鸭舍甚至羊圈及其他违章搭建也随处可见。很多家庭都在院子里打压水井，为的是省水费。这些居民的衣着打扮、精神面貌、言谈举止、生活习惯和村里的人没什么两样。走在别墅小区，感觉不同的只是破旧的房屋换成了统一建造的洋房，空间感受虽已是城市了，但环境依旧、人的生活习惯依旧。
走进一名自来水公司职工的家中，女主人正在洗衣服，男主人在用木柴生炉火，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女主人苦笑了一下说：“有什么好说的，说了也没用。”然后就闭口不言。多次遇到这样的场景，我们只好悻悻离开。又来到一家，女主人是一名老党员，丈夫已去世，她和自己父亲生活在一起。宽敞的房间内家具凌乱，上面覆盖着厚厚的尘土，房间内通往二楼的楼梯也布满灰尘，很久没有人走动的样子。老人和父亲靠着镇保生活，日子拮据，向居委会申请了救济。
暮色中的老人
2002年6月由原来的杨村、汤村、泾村和姚村合并而成新的“汤村”，2010年8月更名为居委会，有户籍居民1381户4167人。现仍居住在汤村的户籍居民仅剩下636户1192人。因村域面积大，自然村落本就散落其间，加上动迁的原因，偌大的村庄已变得支离破碎。
因为就业和生活条件的差异，及为了小孩就学，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搬到城镇居住生活。加上按当地风俗只有在镇里、区里买房子才更容易找到对象，所以现在村里基本是“老人的天下”了。本地居住人口的严重“空巢化”、“老龄化”是郊区农村的普遍现象。据2012年统计，现居汤村的1192名本地人中，60岁以下的仅504人，占总数的42.3%，基本上是贫困户，其中大部分还介于50～59岁之间；60岁以上的本地居民有688人，其中90岁以上的老人10个。
居委干部说：“现在村里80%以上的年轻人在新桥镇、松江区或市区有房子，年轻人工作在城里，房子也买在那里，只有老人才住农村，年轻人和老人都是分开住。”这对留守老人的生活带来影响，他们一旦遇到困难或生病了，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硬撑过去，实在无能为力了才会打电话叫小孩回来。与“养儿防老”传统不同，现在汤村的留守老人没向子女要生活费用，还要贴补儿女的生活。很多老人在村里看守房子、收房租，他们将房屋出租收入交给子女。老人们表示：“我们自己的钱够用，儿女们又要养小孩，负担也很重的。”一些老人还时常将自己种植的蔬菜留给小孩，每次子女来看望老人，走时都“满载而归”，甚至子女没时间回来，老人还亲自为子女送菜。在村里，我们曾看到一位老人披着斗篷冒雨在菜地里干活，她弯着腰，显得有些吃力，头发也淋湿了，当我们劝老人等雨停了再干时，她说：“我女儿今天要回来，摘些新鲜的菜给她带回去。”
留守的老人们依然固守着日益衰落的村庄，掩映在葱翠植物间的村庄再没有了昔日的生机，有的是相依为命的默默对视的老人，唯一能听到的“嘈杂与繁华”是村活动室或外来人员聚集的地方传来的麻将声。汤村有两个村老年活动室，一楼是棋牌室，二楼是书报阅览室，室外还有一些健身器材。通常棋牌室五六张牌桌都“客满”，其他老人围坐在一张长条桌旁喝茶聊天，但气氛并不活跃，很多时候10几张表情单一的面孔相对无语。二楼阅览室几乎没人去，有的书报上已蒙上一层浮尘，显然闲置很久。管理员说：“老人到活动室就是打牌和聊天，他们不去二楼的，鼓励他们看看书报，但响应的人很少。”村里也没其他文化活动，能看到的多是老人在编竹筐、织毛衣或只是静静地坐在家门口，和居住的老屋一样安静。村里精神文化生活匮乏，让物质和时间都充足的老人，更感到精神空寂。
外来者的生活 目前居住在汤村的本地人仅1192人，而外来人口已达1.4万多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比为1∶11.7。在人口倒挂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汤村的外来人员与当地人的关系倒也其乐融融，很多租户与房东俨然成为一家人。在访谈中外来人员都说，他们为谋生来到上海，租住在汤村，总希望日子过得安稳，轻易不会惹事。村里的本地人多为老年人，他们出租房子增加了家庭收入，加上心态平和、包容，也很少与外来人口产生矛盾。而搬到镇里、区里的汤村本地人也因经历了外来人员相同的遭遇——被镇区、城区的城里人认为是“乡下人”，他们对租住自家老房子的外来人员有了更多的理解同情。原村民3组的张女士说：“以前我特讨厌外地人，感觉他们是来和我们‘抢’东西的。自己搬到镇区住后，也被镇里的‘城里人’瞧不起，从此对外地人的感情距离就近了。”
自河南信阳来的刘大姐和丈夫已在汤村租住12年，在这里生育了两个女儿，他们与88岁的老房东一家人关系已非同一般。刘大姐工作忙的时候，房东还帮着照看小孩，也经常给一些吃的给孩子。遇到天气变化，房东还会帮收衣服、被子。10岁的大女儿现可用本地话和房东交流。类似的关系在汤村还有很多。
“希望的田野”在何方？
据有关专家分析预测，2011年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中国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逆转。单纯的数字难以道出作为主体的农民的现实状态和心理感受，更难以表明其生产生活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及价值观念随之发生的变化。汤村的调查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城市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吗？
在当代讨论农村和农业问题，似乎都离不开城市化，主流的思维意识总认为：发展就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选择了运用行政手段推进城市化的运作模式。走到今天，虽然短时间内提高了人口城市化率，但大量的农村劳力外流，并没有带来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单位劳动收入的提高，中国的现实结果对刘易斯与舒尔茨的理论争论的印证，却偏向了舒尔茨一方；城市化的着眼点已不再仅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力的非农就业，而在农民手中的土地。李昌平当年的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现状也没太大改观。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是全部人口的城市化，更不可能是全体青壮劳力的城市化而把现有农村老年人口全留在农村。
舒尔茨认为，农业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黄沙漫天的以色列，农业发展却如此惊人，原因就在农业技术相当发达。而英国查尔斯王子在海格里夫及庞德伯里镇等王室领地开始的有机农业和传统居住方式的实验，以及韩国“新村运动”，都表明推进农村现代化的着力点应该是整治农村环境、完善公共服务、提高农业科技，以及加强农业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其目标在改革农业、改变农村、改造农民，而不是简单地“终结”农村和农民。就是刘易斯后来也在反思工业化和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他强调，城市在人口达30万后就会失去规模经济效益。若城镇公共设施完善，距离又不超30公里并道路良好，人们将更乐于居住在农村而不喜欢中心城市。现实也证明，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简单采取将农民“转”为居民，把农村住宅“拆建”为商品房，并不算真正完成了农村现代化的任务。从汤村迁出的村民“住别墅打井水、用炉火、拿低保”等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这种“半拉子城市化”的尴尬。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农业与城市化。
农村现代化应是“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农村生活水平现代化”。我们应调整当前以“城市”、“市民”为主体的现代化路径，而选择以“农村”、“农民”为主体，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并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
发展与农业关联度高的工业体系是创新转型的目标之一。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分析，目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工业低约10倍，农业现代化水平比国家现代化水平低约10%。重城市，轻农业，偏好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结果是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板，农村的购买力受抑制，反过来又只好依赖外需。因此，要加大农业投入，发展与农业关联度高的工业产业，用发达的技术来装备、改造农业，通过提高农业比较收益以提高农民单位劳动收入。这可能也是推进转型发展，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行选择。
从发展经济学看，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通过区域经济的结构升级与梯度推进，及城市群平衡发展来实现。这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上统筹考虑。中西部地区要利用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主动承接，特别要着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接纳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的“中间发展带”。这既可避免目前农民工现象中的“钟摆效应”，也可减少因文化冲突带来的社会问题。
要减少行政干预和压抑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农产品的价格一上涨就用行政手段干预，在扭曲农产品价格的同时也抑制了发展农业的积极性。美国学者麦克指出，将城市的光芒照耀农村的好处，也许比以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环境的吸引力诱惑农民的好处要大得多。只要农业的比较收益有所提高，哪怕依然比城市的非农就业收入稍低一些，但由于能与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以及不必遭受城里人的文化歧视等“综合效应”，农民就可能会选择留在农村而不是流向城市。
此外，还应该高度关注村民变居民后其子女出现的新情况。在访谈中，一名镇干部跟我们说，很为本地年轻人的未来担忧，他们不仅在知识、技能上竞争不过外地人，吃苦精神也比不过外地人；他们很多人不愿意工作，或依赖房租、地租成为食租阶层，或依赖父母成为“啃老族”，这将会影响整个城市的创新活力。
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通过对芝加哥“后院”的研究提出，“贫民窟”的形成是由于居住在这里的人只有“家”的概念而没有产生“家乡”的认同。现在的农村，不管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其城郊结合部的村落、城中村乃至老里弄，还是中西部地区的传统村庄，由于城市化和环境污染的影响，过去的记忆已经不再，居住和曾经生活过的人都已对其缺乏“家乡（园）”的认同。如何增强“家乡（园）”的认同感，才是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可行路径的着力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