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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兵（《芳草》杂志副主编）：
首先感谢各位莅临今天的会议。从《芳草》二〇一八年第五期开设“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栏目，目前已经做了两期，共八篇笔谈。二○一九年的第一期，我们已经开始统稿工作。栏目创办之初，当时的考量，是细梳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文学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的这一领域曾经走过的路。当然我们更想探讨的是，中国文学在未来，在精准扶贫这一领域该怎样深耕细作，又能够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文本。这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做的工作。当然，杂志社希望可以抛出这样一个文学的热点和话题。因为无论是做杂志还是文学，不同的时期是需要不同的热点和不同的话题的。所以今天我们请来各位专家学者，希望听取各位的意见。
精准扶贫背景下如何精准地书写乡村
马步升（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
在做这个栏目之前，我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但没有就此做过深入的梳理与思考。我所在的省份———甘肃，是全国重点要克服贫困的省份。我个人和所在单位一直有扶贫任务，所以我经常下乡村。我们的扶贫点在天水大地湾，西秦岭一带，距离兰州八百多里路。在我近年的散文《扶贫笔记》中，谈了一些个人对扶贫的想法。
在整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为凸显的成就，无疑是关于乡村书写。主要表现在，其一，乡村革命和建设，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主要的时代课题。在整个二十世纪，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性及世纪性潮流，而且，能否顺应或跟得上这个摧枯拉朽的潮流，直接关乎到每个国家的生存。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拥有最广大农民群体的国度，中国人痛切地感受和认知到，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二十世纪的一代代中国作家们，感受到了自己笔下的分量，并呼应了时代的召唤，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丁玲、周立波，下延到“十七年文学”中的浩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路遥、贾平凹、张炜、刘醒龙、关仁山等等，无论如何，他们担当了一个作家在时代面前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自己所处时代关于乡村书写的文学使命。通观其书写特点，主要有：书写对象身份明确，启蒙启智为主要价值追求，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审美经验往往经得住事实经验的检验。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是在完成了“是”的层面书写后，然后再进行“应该是”和“为什么是”的价值追问和审美判断。因此，将这一个个作家和他们的一部部作品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开来，便可以清晰地，乃至准确地勾画出整个世纪的中国乡村的生活图景和精神图谱。
其二，几千年来，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以农村和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国度，但农村和农民，从来都没有成为叙事文学书写的主角，即便是偶尔涉及到农村和农民，那也只不过是借以抒发士大夫家国情怀的介体，而非主体。在这些数量有限的作品中，农村和农民，只是作为一个背景性符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始终处于叙事主体的是叙事者，而非叙事对象。因此，在叙事文学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生活场景具象化的村庄，更看不到一个可以独立存在，且具有美学自洽性的农民形象。这种情形从鲁迅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叙事作品中，最为耀眼的是农民形象，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成为文学史上的农民群像。日常生活中的农民，革命或战争中的农民，生产建设中的农民，乃至情感生活中的农民，无论作品的价值取向如何，审美目标如何，赋予的符号意义如何，总之，农村和农民是主角，展现的是不同时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
这种文学书写对象的变迁，以及对书写对象的准确精细的把握，固然有着宏大而复杂的时代因素，以及文学本身的价值诉求，但有一点不可稍有回避，这就是，这些不同时代作家对各自所处时代农村和农民的熟悉。不错，在乡村书写中成就较大的作者，几乎都有着或深或浅的农裔背景，他们有着深厚的带有强烈痛感和质感的乡村生活经验，对于叙述对象，或出于真诚的热爱，或因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仅仅出自对时代号召的积极回应，等等，其实，诸如此类的因素，固然都是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恰恰是，他们熟悉他们书写的对象，在书写对象中，可以寄托他们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与书写对象是一种同步或同谋关系，他们生活在当下，所书写的也是活在当下的书写对象。
而这种乡村叙事与时代脚步合拍的盛大合唱，在世纪之交的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时间和空间错位。乡村叙事仍然热度不减，也时有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面世。但稍做观察，书写者与书写对象，已经悄然拉开了时空距离。从时间上来说，书写者处在现在进行时中，书写对象却处在过去时，以空间而言，书写者居住在远离书写对象的空间中。时间上的错位，让书写者与书写对象之间异常陌生，空间上的疏离，使得书写者在字里行间总是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哪怕出自真诚的同情和根源于人性深处的善良。而书写者的身份构成，与先前相比，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仍然根出农裔，甚至此时的很大一部分书写者，就是不久前写出过重要乡土文学作品的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大约有二。一者，这些曾经写出过重要乡土学作品的作者，并非对书写对象的情感上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而是他们所熟悉的仍然是书写对象的“曾经”，而对书写对象的“当下”已经相当陌生了。但，他们所储备的最重要的写作资源仍然是乡村，人虽然进城很久了，但书写对象仍然在乡村。只不过已经由先前“当下”的乡村，转化为乡村的过去时。二者，新加盟的乡村书写者，虽然生长于乡村，但和前辈乡村书写者不同的是，在其成长过程中，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来没有进入过乡村内部，甚至从来没有与他们所生存的乡村发生过身份认同，他们从小到离开乡村前，人生的首个重大目标，就是通过学校教育，如何合法地、体面地离开乡村。这是对乡村生活境况的理性考量后，而做出的理性抉择。因此，他们在乡村期间的主要生活场景，基本上都是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当取得远离乡村的社会身份以后，再返身回望自己一路走过的乡村，当书写乡村的愿望萌生后，他们会忽然发现，他们其实是生长于乡村的乡村陌生者。事实上，与先前的乡村书写者相比，他们自从懂事后，就是成长于乡村的乡村疏离者，与具体的乡村生活的疏离，与乡村情感的疏离，对书写对象“是”的层面的隔膜，使得大量的乡村题材叙事作品，成为贴着乡村符号的乡愿式写作。 无论怎么说，风风雨雨几千年的中国乡村，已经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延续几千年的，具有某种神圣意味的“皇粮国税”宣布取消已经十多年，彻底摆脱乡村贫困，也已成为正在紧锣密鼓实施的国家战略，而且，距离预期的最后实现期已经迫在眉睫了。在如此庄严而浩大的精准扶贫战略背景下，作为写作者，踊身于这一时代课题中，发出文学的声音，不仅是文学存在感、使命感和道德感的要求，技术层面的要求也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当下的乡村到底是什么样子，精准扶贫对象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乃至乡村到底向何处去，等等，这一切都要求书写者对此要有精准地认知，然后，才有望精准地书写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中国乡村。
以“精准扶贫”为文学的时代背景
桫椤（保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芳草》杂志开设“中国经验———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栏目，非常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这是对当前文学书写的时代背景做出的一个判断，尤其是对乡村书写给出了一个新判断。“精准扶贫”看似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是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基础性事业，但其作为社会性话题，应当有两个前提：一是“精准扶贫”体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贫困成为少数地区的现象之后，才可以谈得到精准地、逐家逐户地解决温饱和致富的问题，一穷二白的时候是谈不到“精准扶贫”的。二是扶贫的动力是人民内生性的需要，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正是契合了人民的需要，所以才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项事业才能够而且一定会成功。尽管我们在一些具体的工作上有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作为时代的使命和人民的呼声，大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精准扶贫”作为文学的时代背景判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乡土文学一直是当代文学的主流，进入新世纪以后，“农业结构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主体结构”；进入新时代，由农耕文化形成的传统文化精神依然是社会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基础。虽然现在书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不断涌现，但不涉及乡村、不涉及当下农村之变的书写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我认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文学关于乡村的书写是不可能终结的。在乡村叙事中，农民的生存问题一直是作家关注的重点。“十七年”及之前的作品写农民生存的艰难，新时期以后的作品写农民生活的改善；九十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主要书写乡村的衰变，从物质层面上看，乡村衰变是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有紧密关系的，它暗合了精神与物质的反比例关系，揭示的是人性变化的某种规律性。伴随着农村形势的变化和农民生活的改变，乡村书写有两个新的趋势：一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对农民精神世界的探求让位于对新生活方式的表现；二是用现代意识反思农民生活成为写作的价值选择。这里面包括反思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对乡村政治生态的反思。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文学书写对“精准扶贫”的反映，如果作为题材来看，普遍写得较浅。比如关于致贫的原因，自然环境、因灾因病，以及人的惰性，甚至政策原因等都在书写中有体现，但是，很多作品没有触及文化问题，贫困也是一种文化表现。我们怎样从人的精神和生活方式中感受到贫困文化对人的影响，基本没有触及。再比如对扶贫工作的具体举措的描写上，不能多角度看问题，导致反映的生活片面化，缺乏真实性。像“搬迁式”扶贫，有些作品一味反映好的方面，事实上果真如此吗？向涉及到的具体村庄里的人了解一下，就发现并非“皆大欢喜”。这里面有个“张之洞陷阱”的现象，唐朝的宰相李德裕被流放到海南，一千年后，张之洞突然关心起李德裕的后人生活得怎么样，他派人去海南寻访，想让李德裕的后人搬回到中原来，但是那些人没有一个想离开海南的，所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搬迁式”扶贫有个“故土难离”的问题，如果我们一味赞扬这种方法，肯定是片面的。因此，关于当下乡村生活的书写有待进一步深入。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贫困书写
周新民（湖北大学教授、《新文学评论》副主编）
我刚从斯坦福大学学习了一年回来。我们称呼斯坦福大学为“农场”。之所以这么称呼它，一方面是因为斯坦福大学校园原本是一个良种马育种场，地方很大，三十五平方公里。另一方面是因为，斯坦福大学远离大城市，离最近的大城市旧金山有近百公里。我到那里安置好之后，就跟当地的一个朋友讲，你带我周边看看。他以为我要去看旧金山，我说我不看城市，我就是从大城市来的，我要看农村。我到过美国几处农村，了解过之后，我深有感触。美国的农村大都比较富裕。之所以如此，是和美国农民拥有人均耕地数量非常大有关。相反，我国农民拥有的人均耕地数量非常少。而且我国很多耕地自然条件非常差，作物产量比较低。
因此，当我们谈论乡村贫困时，是有着十分明确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从现实语境讲，中国农村之所以贫困，有着非常突出的地理上的原因。耕地少，自然条件差是无可回避的要素。因而当把扶贫放到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去，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精准扶贫语境下的乡村书写乃至贫困书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把握这种重要意义，我们得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贫困书写所持的种种立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书写贫困所秉持的立场是不同的。
五四时期的乡村贫困书写，基本上是以启蒙文化为观照点。以启蒙文化为透视贫困的焦点，把贫困归结为人性的、国民性上的问题。因此，我们从鲁迅小说里读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復杂心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初叙述乡村贫困的一个书写类型。这种书写方式把贫困归结为传统农民的文化性格品格造成的。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叙事之中，贫困书写被赋予政治学上的意义，这是贫困书写的第二个历史阶段。许多文学作品把农民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地主阶级的压榨、剥削。贫困指向的、要求的是积极改变命运，改变阶级身份、阶级命运。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刘醒龙为代表关注乡村变革的文学书写中，贫困开始成为伦理上的公平、正义的诉求。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贫困书写的第三个历史阶段。世纪之交的底层文学进一步书写乡村的贫困。不过底层文学书写贫困时，在道德层面上的过度宣泄，让贫困书写打上了自然主义的色彩。这些作品缺乏理性的思考。难道我们不应该去思考一下，难道贫困的现状不能改变吗？难道我们书写贫困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道德上的宣泄吗？事实上，我们应该把贫困书写放到一个比较深广的文学史或是历史视野中去考察。我们应该把贫困放到精准扶贫这一历史维度上去考察。 中国的精准扶贫本来就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构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起，我们实践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前面加了“中国特色”这几个字眼。那么“中国特色”是什么？它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可以鲜明地感觉到，原发的市场经济，它建立在一种效率优先的基础之上，是按照市场效率的原则去配置各种资源的。那么，中国市场经济是什么？它不仅仅是效率优先的问题，它还包括一个公平正义的问题。这也就是精准扶贫视野下贫困书写必须要注意的历史向度与历史内涵。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贫困书写的历史着眼点。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历史目的是让所有的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这种历史视野决定了我国精准扶贫视野中的文学在书写乡村贫困时，必须超越简单的道德诉求和情感宣泄。
我们固然可以从很多角度去书写贫困。我们可以从文化角度去谈，我们可以从道德的立场和情感价值的立场去书写贫困。但是，不要忘记，回到中国市场经济这一独特历史语境，从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走全民脱贫的历史道路的角度去书写我们所面临的贫困问题，才是一种积极建构历史的主动行为，才是我们在当下精准扶贫背景下书写贫困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也是书写贫困的历史性要求与最新要求。
中国农民形象谱系的接续：从启蒙到复兴
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芳草》今年开设的“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这个栏目特别好，是文学的及时雨。刚才有朋友说这是个“主旋律”话题，我觉得，其实它不仅仅是主旋律话题，在这个话题背后，隐含了非常复杂的思想、文化、文学内涵，值得深入挖掘。今天我们探讨“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肯定不能脱离开一百年来中国乡村文本的变迁史，我们必须立足于百年中国乡村文本变革的历史脉络，来深入分析和透视当下中国乡村文本书写的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它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毫无疑问，一百年来中国的乡村文学所发生的改变，肯定跟具体的历史背景是相关的。随着历史背景、历史语境的变化，乡村书写肯定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就我有限的阅读和思考而言，我觉得从百年中国乡村文本中的人物谱系的角度考察，可以清理出一个大致印象来，即先后经历了三种农民形象的演变，从启蒙语境中的农民形象到革命语境中的农民形象，再到改革语境中的农民形象。而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中国乡村文本往何处去？中国农民形象的艺术出路何在？鉴往而知今，我觉得答案也许就在农民谱系的历史脉络中敞开。
一百年来，中国的乡村作家在书写乡村的时候，是随着不同的历史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书写思路和文学策略。总的来说，中国作家的百年乡村文本书写，基本是批判性与建构性同步进行，在批判中建构，在建构中来批判。比如在启蒙语境中，在鲁迅那代作家的笔下，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里面，当我们的乡村作家在塑造农民形象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批判性地审视中国农民身上的那种国民劣根性，因此塑造出来的农民主要是一种愚昧形象，他们在精神上没有觉醒，在人格上没有独立，千百年来受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文化的制约，导致他们精神上处于一种暗昧的状态。所以在启蒙语境中，我们所塑造出来的农民形象，从批判的维度来讲，主要是愚昧型的。但从建构的方面而言，几乎与此同时，或者说很快就有一些左翼作家开始写旧中国农民的反抗，这就导致了觉醒、愚昧这两种农民形象的并行，两种形象互相补充、互相呼应，共同构建了启蒙背景下乡村文本中的农民形象共同体。虽然觉醒型和愚昧型这两种农民的形象在当时是并行的，但毋庸讳言，我们印象更深刻的，或者说我们更多地强调的，还是那种愚昧型的农民形象，愚昧是启蒙背景下中国农民形象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符号。其实除了愚昧型之外，另外还有觉醒型。两者中，一个是批判，一个是建构，批判中建构，建构中批判，由此成就了中国现代启蒙语境中农民形象的二重性。
当历史进入到革命语境之中，在革命背景下，中国的乡村文本书写，必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那些作品成为了当时乡村文本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里面，我觉得依然是在批判中建构，在建构中批判。就批判性而言，如果说在启蒙语境中，我们更多地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去塑造那种愚昧型的农民形象，那么到了革命语境中就有了新变化，此时的批判，更多强调的是自私，所以在建国后的许多红色经典乡村文本中，我们发现落后的农民形象往往都是自私型的，这与鲁迅笔下那种愚昧型的农民形象迥异其趣。用毛泽东同志当年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鲁迅先生意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毛泽东同志也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但是毛泽东同志意识到的更多的是要教育农民，就是把农民从那种原来比较分散的小农经济里解放出来，不要老惦记自家里的一亩三分地，那是狭隘自私的农民思维，比如说梁三老汉那样的老式农民，要积极地把他改造过来，我们的政府要想办法把他们争取过来，要让他们从自私型的农民转变到无私型或者走向集体化的农民形象。于是在革命背景下的乡村文本里面塑造的农民，负面形象往往是自私型的，这与启蒙语境中塑造出来的负面农民形象往往是愚昧型的，是有差异的。从愚昧到自私，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农民形象的书写转变，我觉得是意味深长的文学事件。
与批判性不同，就建构性而言，革命语境中的农民形象與启蒙语境中的农民形象也不一样。简略地说，启蒙语境中塑造出来的建构型农民形象主要是觉醒性的，觉醒了就要开始进行反抗，反抗的对象就是旧中国的乡村政治和道德伦理，很多深受五四启蒙思想影响的左翼作家就习惯于这么塑造新式农民形象。而只有到了真正的革命语境之中，也就是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以来，此时作家笔下塑造出的农民形象，除了自私型的老农，就是像梁生宝那种类型的无私的新型农民形象。还有萧长春、祝永康、高大泉，也都是那种类型的积极带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革命英雄型农民形象。这种新型农民形象的塑造就是当代乡村作家有意识地进行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它不同于左翼作家笔下的觉醒性农民形象，而是往前迈出了一大步，直接走到了历史的前沿和前列，成为了历史的弄潮儿和引领者。而且在革命语境中，与那种自私型的农民形象相比，无私型的农民形象占据着文学的制高点。这与启蒙语境中不同，启蒙语境中是愚昧型农民形象占据着文学的制高点，而觉醒型农民形象成为陪衬。可见在启蒙语境中的乡村文本重在批判，而革命语境中的乡村文本重在建构。但无论如何，无论在革命背景还是启蒙语境下，都是两种类型的农民形象在交错生长，作家们致力于在建构中批判，在批判中建构，始终都有这种双重思维和辩证思维。 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新时期以来，特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语境中，中国的改革背景下的乡村文本，在我的印象中，这种二重性的农民人物形象谱系仍然是存在的，同样是在建构与批判中并置共存。如果从建构性的方面来讲，在我们的新时期文学阅读中，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应该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性的作品了。它里面写到的孙家兄弟，是那样一种奋斗型的、励志型的农民形象。所谓改革，在中国乡村就是为了给农民在体制上、精神上松绑，然后使农民获得重新的觉醒、复活。当然，这种奋斗型的农民形象也有些等而下之的作品，那就变成了一种心灵鸡汤式的写作了。与这种建构性的写作思维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实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背景下的乡村文本里面也有批判思维，批判视野中塑造出来的农民，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浮躁型的农民形象。特别是《浮躁》，贾平凹当年写《浮躁》这样一个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农民因为丧失了精神之根而处于心灵失重的浮躁状态，十分具有代表性。当时很多中国乡村作家也在不断地批判新时期农民的浮躁性格。改革意味着松绑，但精神上的松绑又释放了农民身上那种浮躁冲动的一面，一旦得到了解放或者释放，农民往往会肆无忌惮去追逐自己的本能欲望，迫不及待地跻身上流社会。这使我想到了刘醒龙一九九〇年代后期的那个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里面写到了陈东风、陈西风不同的农民进城形象，慢慢地他们会忘记自己的一些根本。当给了他们解放的机会之后，农民怎么来解放自己？是简单地从物质上、经济上解放自己，还是要着重从精神上、思想上、人格上解放自己？这当然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农民有时候不但得不到解放，相反还会陷入到浮躁状态，精神上会扭曲。这其实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精神现象，就是浮躁性和奋斗性并置。显然，改革背景下出现的这两种农民形象的艺术并置，同样也是批判与建构这种双重思维的结果。
接下来就该说到新世纪以来的乡村文本了。尤其是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我的一个遗憾就是，我觉得暂时还没有看到那种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新时代新型农民形象的出现。我当然非常期待能够出现像我们经常在文学史上提到的那些经典农民形象。我们在大学里面从事文学史教学工作，当然也会分析乡村书写中的种种书写方式的变革。但我们这个年代的作家应该说都掌握了很多的书写技巧，可以说当下乡村小说中并不缺少那种技法的新变，包括各种各样流行的现代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我们都可以融入到乡村书写中来，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好像还没有抓住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问题，还没有真正触摸到这个时代的精神脉搏和文化脉搏。我们的乡村作家习惯了走马观花，习惯了浮光掠影，所以我们笔下写出来的乡村文本大都缺少思想的、文化的、精神的、心灵的深度开掘。尤其是关于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许多乡村文本写得太浅薄，缺少深度。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正在倡导的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它还是一个有待开拓、开掘的文学矿藏，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停留于浅尝辄止，艺术之门依旧紧闭。
上个月我去贵州参加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作品《看万山红遍》研讨會，这部作品写到一个叫万山的地方，写它怎么样在精准扶贫背景下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写出了一种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当然不是周立波笔下的那种“山乡巨变”了，而是另一种意义上新时代的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山乡巨变。当然，《看万山红遍》毕竟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能够展现作家的才华依旧有限，我还是更期待作家能写出一本长篇小说来，用小说虚构的形式写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来。既写出外在的、社会的、政治的那种山乡巨变，还能写出内在的、文化的、心灵的山乡巨变，写出新时代的人的精神上的一种裂变。这种山乡巨变中隐含着巨大的时代命题和文化使命。这就是要写出新的历史语境中，中国农民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征程中所发生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变迁，其中包括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矛盾与冲突、颠覆与平衡、重塑与重组。谁要是能够塑造出能够站得住脚的这种新型农民形象出来，我觉得他很可能就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代言人。其实每个时代都呼唤着真正的作家代言人。这不是主旋律不主旋律的问题，而是确确实实我们的文学史一百年来就是沿着这么一个历史轨迹不断地往下运行的。在当前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新型农民形象已然呼之欲出，我们期待着文坛的豪杰之士的大手笔，能够绘制出民族复兴语境中的新型农民形象谱系。
乡村振兴亟需精准文化扶贫新思维
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以往的扶贫大都是处于很大区域的，或者普遍性的一种状态。在今天看来，精准扶贫对乡村振兴来说是一项精准化的、有针对性的战略性举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提升中国扶贫事业的效度、尺度与精准度，其影响是非常大的。事实上，“精准扶贫”概念一提出，就在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中国各项事业来说，都存在着一个“精准”的问题。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文化语境与“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框架中，我认为，当前的“精准扶贫”应该有一些新思维、新路径。除了有效性、针对性、即时性之外，“精准扶贫”还应该有一个更长线性的战略性规划、设想与理念：即“精准扶贫”要立足于“乡村振兴”这一新的、宏大国家整体性战略，要具有长远性、根本性、精神性的考量，有一个亟须重视“精准文化扶贫”的问题。文化扶贫之于精准扶贫，有着具有独特性、根本性、长远性的价值与意义。事实上，文化扶贫才是一个更根本意义上的扶贫，也是精准扶贫的深层内涵之一。只有实现了文化的扶贫，我们的精准扶贫才能够达到一种长远的效果，实现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是对扶贫效果的一种长期的巩固与提升，是根本性的措施。
从文学领域来看，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公平正义的中国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农民翻身解放了。翻身解放不只是一种政治意义的翻身、经济的翻身，更是一种精神的翻身。而对于翻身解放来说，最重要、最根本的文化翻身。只有文化翻身了，我们才可以实现真正意义的“解放”；而在当代，只有真正触及到与实现文化扶贫，是根本的解救之道、不再重复旧辙的扶贫。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以往的乡村建设运动是非常重视文化扶贫和精神扶贫的。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我们看到的乡村建设者们，像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在他们提出的经济脱贫之外，进行文化改造、文化学习的文化脱贫的社会实践探索：不仅要治穷，还要治愚，从文化上脱贫，进行文化学习的改造。这样才能促进社会实践全面深入地、社会整体均衡地进行。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的解放区文学，有些作家提出来对农民进行翻身解放、农民减租减息、农民生活改善、社会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在这个经济和政治意义的翻身之外，我们的作家还提出一个文化翻身的问题。像作家马加创作的秧歌剧《夫妻识字》，提出了“学文化”“子子孙孙不受穷”这样一个更具有根本性的翻身理念。这部作品里面有一段秧歌词，写得非常的好。 学文化，学文化，
往后再不做睁眼瞎，
识字组，读报组，
就报名，就参加。
男娃娃，女娃娃，
老头子，婆姨家，
你帮助我，我帮助他，
红红火火是一家，
……从今后，咱提高文化大翻身，
糊涂人变成聪明人。
丰衣足食有保证，
子子呀孙孙咱不受穷。
这个理念是非常深刻的。对文化翻身的深刻的理解，大大提升了這一时期文学的品质、文学书写的深度，对于乡村建设提出了一种更深层的思考。实际上，新时期以来，我们国家解决中国乡村问题、三农问题，不仅在经济上进行改革，提出要减轻负担，我们还在全国各级捐建了很多希望工程，而且受到农村地区的热烈欢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希望小学”，或者说是教育文化的长远的设立，对于改进一个地区文化的长期性的战略，是意义深远的。新时期作家刘醒龙的小说《凤凰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在小说中就叙述了一个中国乡村的民办教师这样一个独特的教育文化群体。这样一些没有正式编制的人，他们坚守教育一线，为最贫穷、最偏远的乡村孩子提供可能的、最大限度的、最大努力程度的教育。这部作品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后来拍成电视剧，获得了很多奖项，叙述了这些民办教师———一个独特的群体。这就触及了中国乡村的教育公平、文化公平、关于未来的孩子们、未来的人成长的公平的问题，涉及了好几代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民办教师，他们是当代中国教育的脊梁，是中国乡村文化的守夜人。他们的意义和价值非常大。这就是在这个方面呈现出来的，涉及中国的乡村来说，偏远地区来说，他们一代人受穷不要紧，他们希望子子孙孙不受穷，子子孙孙有文化，走出大山，走向世界，过另一种自由的、舒展的、开阔的生活。
二〇一八年，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为精准扶贫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精准扶贫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实现乡村振兴、文化振兴、乡村宜居、可持续、幸福社区，让乡村成为可以宜居的地方、幸福的地方，一方面我们要开展社会整体工作，在生态农业各方面的经济措施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我们提到的文化建设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具有战略性和根本性的措施。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大的误区，以往很多人，很多地方的领导，包括一些文化界的人都认为，偏远地区、落后地区是文化落后、经济落后、社会各方面的基础设施落后。事实上我们会看到，他们的基础设施可能是落后的，经济可能是落后的，但是我想提出的是，文化扶贫亟须新思维，需要探索新的实践路径，对经济文化进行新的思考。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越是偏远的中国乡村，越是需要精准扶贫的地方，可能越是有着没有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保存比较完好的，本地域的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这恰恰是很可贵地方。文化丰富性、多样性、原生态性、独特性，它恰恰具有。这就是我们说文化人类学，对偏远地区，对所谓的荒漠、荒野的一种新的价值的认识。应该充分认识落后、贫困地区的历史文化，发现、寻找历史文化的独特性。沈从文描写的湘西本来是一个落后的地区，但是在湘西，我们看到当地人对事物的认识、文化理念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是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恰恰是这样一种原生态的，具有原始生命强力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发掘、去寻找。所以我想，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对于精准扶贫而言，我们要充分认识落后地区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寻找他们的价值和意义，来重新发现和认知，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乡村的自然生态。一方面，社会的自然生态可能不适宜经济作物的生长，这些乡村原始的地理风貌可能带来另一种景观，可以进行一些新的、原生态的乡村景观的旅游、民族文化的旅游，等等。恰恰具有另一种开发的价值，等待人们去发现、去发掘、去开发。
第三个方面，我想，对于我们今天看到的落后地区、偏远地区，有很多的文化技艺，这是一种民俗文化的东西，或者今天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这里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发现它们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或者其他地区已经消亡的民俗文化，前工业文明的文化技艺的传承，等等。我们以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进行命名，进行保护，进行传承。
第四个方面，落后地区要进行根本的改变，可能还是要通过地域文化的书写，比如乡镇、县城，或者比较大的村庄的地方剧团的资助计划，推进地方文化的重新书写，通过地方的乡村志、乡镇志，来书写地方的文化，尤其可以进行一些地方现代生活的剧本的写作，来推进当代地方戏剧的演出，丰富地方的文化生活，建立一种文化的共同体来凝聚力量。这恰恰是文学才能达到的功能。通过当代的乡村剧本、乡村志的书写，作家培训班、文化、技术课程培训，梳理历史，书写当代地方的生活，来凝聚人心，建立一个新的文化、精神共同体。
第五个方面是乡村教育。如今，尤其在一些边远地区的乡村，人比较少，孩子比较少，乡镇与自然村小学教育助学、奖学制度的建设，或者希望小学、精准扶贫小学的建立，这是一个长远的、根本的制度。同时像推进村镇图书馆建设，都有利于文化长远的发展。乡村振兴要把当地的人留住，培养好新一代地方文化的传承者、建设者。
总之，在精准扶贫、新的乡村战略提出的背景下，乡村扶贫特别需要这种更加长远的计划，更立足于未来、立足于孩子的长远的发展，让地方的文化被重新审视，发扬出它们的民族的价值、历史的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同时，我们把它们书写出来，实现一些像新剧团的建立、新的乡村志的书写、实行县域与乡镇的地方剧团资助计划、建立地方戏剧演出与比赛机制，来建立一个乡村共同体，让我们的孩子们不再受穷，从大山里走出来，成为新乡村、新文化的建设者与书写者。
乡土写作需深入创作对象的内心与生活
李鲁平（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精准扶贫是我们当代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当然它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提出到二〇二〇年要全部脱贫，二〇一三年公布的数据我们绝对贫困人口有八千多万，这几年每年脱贫一千万，二〇一六年还有四千多万，要在剩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解决四千多万人的脱贫。无疑，这是中国社会当代社会进程中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文学不可能忽视这样恢宏的社会进程，作家更不会忽视，作家们一直在思考如何书写农民的脱贫人生。 其实丰衣足食，摆脱贫困一直是中国农民的梦想，不是今天才有，不是提出和实施扶贫工程后才有，自古以来农民就渴望摆脱贫困。
我们的减贫事业也不是从今天才有，减贫事业从很早就有。摆脱贫困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奋斗的源动力，也是中国作家不断书写的一个主题。在当代，对农村摆脱贫困的书写有鲜明的几个阶段。在三十年前，在八十年代，对农民摆脱贫困的书写有一个集中的主题，即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比如，写他们对土地的珍惜、热爱、渴望，尤凤伟《山地》中的“五爺”觉得，即使一块巴掌大的地，他也可以实现一个家族的梦想。《种包谷的老人》的“刘三老汉”认为只要你给我土地，我就能做一个体面的父亲，就能为女儿置办像样的嫁妆。在这个阶段，作家对乡村的书写，或者是对农民摆脱贫困追求幸福的书写，都集中在农民对土地的关注上，能否拥有一块土地、能否安全稳定地耕种一块土地，关乎着他们的生存和梦想。
在九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进入了最为艰难的阶段，这个阶段突出的社会矛盾就是干群关系复杂、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农业成本过高、化肥农药等生资缺乏，计划生育、各种税费等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在这样一个矛盾交织的阶段，农民摆脱贫困的梦想，不再寄托在土地之上，而是寄托在自由迁徙、乡镇企业，寄托在工业之上。比如，渴望进城务工、渴望在城市居住、发展。这样一个阶段，农民对富裕的追求，与农民实际的生存现状纠缠在一起，交织成当时农村和农民普遍的焦虑面貌。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堪称书写当时农村复杂交织的矛盾以及农民焦虑的代表性作品。总之，这个阶段的农民把梦想都寄托在乡镇企业和工业之上，而事实上就是今天中国的农民对工业并不是很熟，也不是很了解，但他们本能地认为工业和工厂，比农业比土地更能解决幸福和生存问题。
在当代，在二十一世纪精准扶贫的背景之下，中国的农民已经实现大规模地向城市迁徙，基本上可以自由流动———虽然户口和身份还不能完全从法律上解决，但与过去被土地捆绑的时代不同，人可以走动。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多数的农民把自己的梦想和幸福寄托在城市，寄托在都市。书写农民摆脱贫困的文本，演变成书写农民城市生存的文本，一方面，写他们对繁华富裕的渴望，写他们在都市里尊严受到的践踏，写他们为脱胎换骨所付出的千辛万苦以及微薄的所得。另一个方面，写他们背后的乡村，写乡村的寂寞、荒芜、萧条，写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等等。在这个阶段，土地已不是被珍惜的对象，他们的梦想也不在农村那块土地之上。他们对土地已经没有兴趣，除非这块土地能够跟开发商，跟房地产、跟铁路、跟征地联系起来。他们更多的兴趣在资本、产业、开发、科技，乃至于今天的互联网。这些书写农民的文本当然也是关于农民实现富裕和梦想的文本，但实现梦想和富裕的过程已经与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紧密连在一起，是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因此，它们不再是关于劳动和土地的文本，就像刘醒龙的《生命是劳动与仁慈》所写的陈东风他们一样，他们对那种基本的劳动丧失热情，对朴实劳动的价值高度怀疑。这些文本不仅仅是与户口、流动、身份、房屋、饥饿有关的文本，或者说即使有，其内涵也与过去完全不同。当年邵振国写《麦客》，一对父子在外面跟别人打短工，割麦子，盘算着把一块地的麦子割完，就可以回去建一栋房屋，儿子就可以把媳妇娶回来。今天一对农民父子不会这样思考，他们想的是在县城买房，是在三线、四线城市买房，还是在一线二线城市跟儿子买房。他们所写的贫困是另一种贫困，比如子女在城市谋生存，父母在家乡成为扶贫对象。有物质层面的贫困，更有精神层面的贫困。种种复杂的情形表明，当下对扶贫、对于乡村的书写不单单是一个乡土题材，不是一个农村题材，更多的是一个复杂的城市化题材，一个现代化进程的题材。
但是我们不少作家的书写把这样一个复杂的题材简约化了，仍然局限在农村、农业、农民的背景上来书写农民对摆脱贫困和富裕的追求。由于社会层面对这一主题的重视和组织，今天的扶贫不是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村的事情，它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层面的事情。因而不少作家就局限于把扶贫集中在工作层面来写，写一个扶贫工作队长、写一个扶贫工作队、写一个扶贫工作队员、写怎么完成一个项目、实施一个计划，关注扶贫工作怎么做、怎么完成、怎么考核、怎么验收，写扶贫的进度、写扶贫的艰难。这样的书写显然是表面的，甚至是非文学的，扶贫工作要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扶贫的书写也必须精准。
在当下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我们的作者、作家应该深入贫困地区贫困户的内部，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思考贫困更深层次的原因。精准扶贫最根本的是搞清楚贫困对象是谁？为什么会贫？对这个问题，我们往往停留在技术层面、现象层面，比如贫困是因为残疾或者疾病，是因为丧失了劳动力，等等，我相信贫困一定有贫困的历史、文化、心理因素。不能简单地从生产技能、市场、体力等来思考，而要从人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来挖掘思考一个村、一个农民如何在现代化的潮流中被抛弃，如何沦落到如此的境地。我们需要深入农民的内心和历史。同样是一个村里的农民，面对现代化潮流，面对改革，为什么有的农民走出去了，富裕了，而有的农民从他的爷爷、父亲到他这一辈还在这个地方，还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当然也需要深入扶贫工作一线和扶贫工作者的内心和生活，不是停留在书写修路、打井、送米、送油，而是要写出他们对贫困的感同身受，写出他们为贫困所感动，写他们真诚地参与减贫脱贫事业，而不是为完成一项任务、指标，作为一个局外人参与扶贫。如此，向时代、向读者提供更加真实可信、更有艺术感染力的乡村文本。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创作如何突破
蔡家园（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
我觉得《芳草》在当下的大背景下提出这样的一个文学话题，使它的重要性又得到了新的突显。文学怎样与时代进行同频共振，《芳草》在这方面提出了很多可供我们借鉴的思路。这个话题也体现出一种敏锐性、前瞻性和引领性。听了前面老师们的发言后，我很受启发，谈谈我的感想。 中国当代文学关于乡村书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从赵树理、孙犁、柳青到新时期的高晓声、刘绍棠、路遥、陈忠实、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刘醒龙、关仁山等等，他们创造了许多经典文本。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央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精神世界也在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面对“进行时”中的时代之变和人心之变，作家们有着敏锐的表现，近年来涌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文本，譬如贾平凹的《极花》、张炜的《艾约堡秘史》、关仁山的《金山银谷》，还有王宏甲的《塘约道路》等等。但是，由于目前文学生产体制的固化以及作家自身的问题，譬如与生活严重隔膜，许多乡村文本显得浅表化、虚假化和模式化。乡村书写如何突破？刘醒龙老师有着深邃的思考，提出“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切入这个话题：
一是新语境。当下的时代语境，已经不再是我们经常简单化理解的现代性发展视野中落后的、封闭的、停滞的乡土社会。一是随着资本化、科技化、国际化的力量不断增强，乡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结构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正在呈加速度发展。二是对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强化，突出了集体经济土地所有制的作用，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推行的土地流转，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还是政治、道德、文化层面的。从《塘约道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
二是新态度。面对时代新变，作家需要一种新态度，也就是走出书斋，虔诚进入生活现场，不仅身入，更要心入。采取平視的视角，甚至阿玛蒂亚森说的“蚯蚓视角”———更加谦卑地审视生活，审视乡村和农民。两种深入生活的方式：定点式，柳青；漫游式，路遥。总而言之，作家必须沉到生活的深处去体验、观察、思考，才能准确把握住时代的脉动，捕捉到新形象，提炼出新典型。
三是新观念。要破除二元对立观念，以一种总体性视野来观照乡土。从时间维度来看，它是动态发展的；从空间维度来看，它与城市是密切相连，甚至相互交融的（城中村）。作家不能停滞地、割裂地、孤立地认知乡村，必须穿透乡村生活的碎片，穿越表象去把握那种更接近本质的、趋势性的东西，这样更能焕发文学的力量。
新的乡村文本能否实现突破，关键是两个方面：
一是，能否塑造出新人物。从社会学角度对农民应该进行新定义，那么文学呢？如何塑造新农民。穷困的农民需要物质关怀，更需要文化关怀、心灵关怀。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人性的变与不变也是需要作家深度思考的。随着乡村改革的深化，是否会出现像梁生宝那样的“时代新人”？关仁山的《金山银谷》，讲述范少山回乡，以及寻找金谷，成立经济合作社的故事中，表现了新一代农民的远大志向与高远情怀。已经进了城的范少山，有了自己的小生意，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回乡务农首先面临的是家人的不解与反对。他在跟父亲交心时说：“范家的祖先范仲淹心里头装着全天下，那叫大胸怀，我范少山心里头装着白羊峪，我想有点小胸怀中不？”作品生动塑造了一个心系家乡变革、志在村民致富的新型农民形象。农村干部形象妖魔化，需要重新认知。
二是，能否建构乡村书写新美学。立足传统乡土书写美学经验，丁帆“三画”（风景、风俗、风情）“四彩”（自然色彩、神性、流寓、悲情）。当下社会集合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经验，从新生活中提取的新的美学经验，与传统经验进行融合，实现一种开放的表达。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涵盖两个维度
刘艳（《文学评论》）
认真地聆听了各位专家前辈的发言，我觉得大家谈的角度都挺好，专家们的发言的质量都挺高的。各位专家的发言，虽然角度都不太相同，我都认真听了，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主题背景下讨论，能有这样一个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研讨，陆续提出和碰撞出很多在这个话题之下，最前沿和最为引人深思的维度的思考，我的感觉是觉得挺震撼的。我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今天我们研讨的主题是“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首先，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不同的角度的思考和阐发。这个题目本身所涉范围就比较大，至少涵盖两个维度。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维度，研讨主题是“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而不是单指“扶贫题材的乡村文本”。刚才几位学者、评论家发言中其实也涉及到了，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偏于文学史的视角，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周立波、丁玲、赵树理到柳青、孙犁，再到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家，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刘醒龙等这些名作家，他们提供的乡村生活文本是怎样的？我们今天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去看，整个文学史发展脉络当中的乡村生活文本的话，就会有好多角度可谈、可研究。所以，诚恳地建议醒龙老师、哨兵老师也可以在这个栏目接下来的讨论当中，辟出专门偏于从文学史角度做出梳理的讨论。今天这个研讨主题，还有一个维度，就是把一段时间以来的精准扶贫的文学作品的评论，一组一组地推出来，推出精准扶贫文学作品评论系列专辑。其他刊好像还没有特别注意这样做，我觉得做系列精准扶贫文学作品评论专辑，效果会很好，也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度。另一方面，将来也有可能作为这方面有价值的史料、研究资料留下来，对将来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一些宝贵的史料、资料。
因为这两年我对精准扶贫这个问题关注也挺多，参加的相关作家作品的讨论会也有一些，比方说贺享雍的《大国扶贫》，首发《中国作家》，同期推出单行本。我写他的评论《“精准扶贫”的时代史诗》，是在《文艺报》（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第六版）发表的，所以我对精准扶贫的创作、精准扶贫题材的作品，也还是有了解和自己的一点研究心得。刚才马步升老师发言的时候，我对他的发言特别有共鸣一点是，现在的精准扶贫题材的作品，它往往是以乡村外来者的视点来写，不是一个内置的乡村视点，这也是我今年在《当代文坛》第三期发表的论文（评论）《抵达乡村现实的路径和新的可能性———以贺享雍<人心不古>和<村医之家>为例》中谈到的。通过贺享雍《乡村志》系列小说，可以看到柳青及《创业史》的写作成就在当下的最好的继承、传承以及新的生长点。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写作可谓丰赡，但似乎都与柳青式文学书写———将写实的传统、文学为人生的传统和文学表现社会历史相结合的书写方式，有着或多或少显在的差异性。贺享雍的乡村志小说却能够很好地继承、传承并且创造性发扬柳青《创业史》式书写传统和文学成就，这与作家深深扎根乡村生活、小说内置的乡村视点与预期受众密切相关。 贺享雍作为《中国作家》重点推出的作家，内置的乡村视点是他写作的特色。马步升老师讲到，现在很多书写农村生活文本的作家，他其实没有融入乡村，他即使是农村的孩子，但他也没有融入乡村，他整个的教育、成长背景，其实是怎么尽快地脱离乡村。但是，贺享雍这个作家，在乡村切切实实生活、工作就已经四十多年，虽然他的写作技巧等方面，可能达不到刘醒龙等这种名作家的水平，但是他有一个优点是什么？你去读他的十卷本的“乡村志”乡村生活文本，你就会发现他的写作是乡村内置视点，连我这个不是农村出身的人一读，就能感受到他对乡村生活的书写，是很真切的。很多学者都很认同我的这一个观点———贺享雍乡村生活文本的写作，是一种内置的乡村生活视点。《人心不古》中的贺世普是主要人物，小说所写是他和妻子佳兰退休后回村生活的一段经历以及围绕他们发生的种种故事。但读过小说就会发现，这个本应最能代表“外来者”的、回村的贺世普与贺家湾竟然完全不“隔”。虽然在对于法律的理解上，贺世普好像与遵从“就活人不就死人”的贺家湾人，有点“隔”，但通过他的视角所讲述出来的贺家湾的风俗、民情、物事，等等，全是带有地域性显著特征的贺家湾的标签和印记，也完全不是一个外来者的从外部观照的视角，也不是那种从外部难以进入乡村内部和细部的叙事眼光和小说叙事方式。之所以如此，原因恰恰在于小说自带的内置的乡村视点。而且贺享雍不是说一味地说、写现在的农村是“中国最后的农村”，他是让你看到当前农村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乡村生活的细节化叙述是很丰赡的，而且不缺美好的乡村生活细节。更难能可贵的是，贺享雍书写了传统乡村伦理在当下依然存续以及新的可能性，小说呈现“新乡土中国”的整体性审美书写向度。这是在当下的乡村生活文本的书写当中，非常可贵的一种文学书写方式。
而且由于贺享雍具有内置的乡村生活视点，读他的作品，你会发现乡村传统的伦理价值依然有效。他的乡村生活小说，处处展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他的长篇小说《人心不古》中，就是一个退休的老干部携夫人回到乡下，刚回去时大家把他捧得高高在上，他也一心想改变农村生活现状，替大家维护法律权益。但后来他发现，大家按照固有的乡村传统的伦理价值，可以让自己生活得很稳定，乡情很融洽，当他照本宣科地按法律干预时，反而大家都不再容纳他。说明什么？说明很多乡村生活文本的作家，和我们读者———咱们曾经一直是以那种启蒙的、反思的视点去看、书写与研究乡村和乡村生活，说乡村是应该被拯救的。但是通过贺享雍这样一个用乡村内置视点写乡村的作家，你会发现乡村传统的伦理价值，依然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乡村也带给乡村生活的人们、带给我们以活力与未来。现在中国的农村、乡村，当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但我觉得能够以内置的乡村视点书写乡村生活文本，这是很有价值的。所以，这也为作家能否以乡村内置视点，为未来的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生活文本书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并且这也是符合党中央、中宣部提出的实现乡村振兴有关政策的初衷，在精神实质上符合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各项要求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文学书写———贴近乡村叙述、内置的乡村视点，写出乡村传统伦理价值依然存续和拥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呈现“新乡土中国”的整体性审美书写维度的文学书写，是特别有价值的，是应该加以提倡的。
然后我觉得《芳草》所提供的这次主题正大、宏大却又很贴合创作的讨论，给作家未来的创作、评论家未来的评论，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的空间，我发现像贺享雍这样的作家写乡村生活文本，已经是写得很好了；但写作精准扶贫文本，像他的《大国扶贫》，多少存在一个问题———在扶贫政策与文学书写的转换上，还是转得不够好，远不如他单纯写乡村生活的文本，写得生动自然感人。所以我在此特别强烈地呼吁，像刘醒龙这样的名作家、文学书写能力较强的名家，一定要写精准扶贫题材的作品。因为当下精准扶贫题材的作品容易陷入一种材料的堆积，似乎也往往不能很好地将材料记录转化为文学性的书写。所以期待更多的一流作家，能够多给我们提供精准扶贫题材的乡村生活文本，因为你们写作和提供出来的乡村生活文本，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像刘醒龙这样乡村出身的名家，应该也不缺内置的乡村视点。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得根据各地的特色来创作。比方说欧阳黔森二〇一八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三个头条所构成的《精准扶贫三部曲》，他就是抓住了贵州当地的精准扶贫和脱贫，是与习仲勋同志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关怀、深度关心分不开的，突出本地精准扶贫的地方特色，这无比重要。突出了本地特色，才会产生、拥有本地特色和地域性特征的精准扶贫题材的乡村生活文本，才能避免千篇一律精准扶贫题材作品的产生。本地特色进而呈具文学特色，也决定了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当下乡土书写如何体现乡村生长性
刘颋（《文艺报》文学评论部主任）
对这个题目，我其实没有太多发言权，虽然长在农村，但是此后跟农村的隔膜太大了。所有的农村的印象、经验和想象都来源于文学作品，来源于各种文字的记载。所以我只能说一点从间接经验上获得的感受。好在前两天就在某一个会上，正好非常集中地读了一大批精准扶贫的作品，所以还是把我的一点读后感在这儿跟大家交流一下。
从我们现在的经验来说，我们的乡村经验其实都是一种间接经验。而且在我的间接经验中，我感觉到就是像刘艳提到的贺享雍，在今天的写作者中应该算是少数的。还有一个安徽作家叫曹多勇，他写过《淮水谣》，写的是淮水流域的乡村，是说四代人和土地的关系，比如对土地的依赖关系和土地的依存关系。在他写第二代人的时候，人和土地之间是互相信任的，是有感情的。那样一种关系，在咱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是对那一代人的折射。然后到第三代人，就是想要从土地上走出去的一代人，他们如何努力地走出土地。到第四代，就写了一些新型的农村，他又通過各种方式，完成了一个返乡的书写。他写了四代人，应该说他对人和土地的关系，特别是淮河流域，非常的熟悉，写得也非常感人。贺享雍虽然工作单位是渠县教育局，但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乡土，只不过他采用的是麻辣派的大巴山方言的文学书写语言，可能会影响了他作品的传播，但是的确对乡村人的心理世界，包括对他们的精神结构是非常了解的。无论是贺享雍也罢，是曹多勇也罢，这样的作者起码在我的阅读中都是少而又少的。比如说付秀莹的《陌上》，其实在骨子里依然是一种返乡的书写。所以它已经不是内生的视角了，它是一个外来的参照，所以付秀莹所写出的所有的乡村的生活都有一个他者的视角存在。 还有一种，就我读到的更多的我们今天关于乡土的书写，我个人更多把它看作是一种挽歌式的书写。不管是对曾经的红火的乡村，还是曾经人和土地的那种亲密无间的感情的抒写，其实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点挽歌的意味。包括今天年轻的一代的那种返乡的书写，更是如此，而且这是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础之上的一种返乡书写，多少带有一点挽歌的心态。那么还有一种，更多的可能是存在于很多年轻的作家里，我们看到的也有写乡土写乡村的，是基于一个理念出发的对乡村的一种想象的书写。那么从这两种来看，我就提出了我个人的质疑。如果看我们今天的尤其是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我更想看到的是今天乡村生长性的所在。
这和精准扶贫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精准扶贫的其中的一个核心应该就是从输血到造血。关于精准扶贫的书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所有关于精准扶贫的书写，他的视角都是自上而下的，从上而下的，我甚至看到了更多的是基于国家层面的对精准扶贫的“伟光正”“高大上”的呈现。
但是乡村的生长性它必须是自内而外的。你可以给它输血，但更多的应该让乡村自身能够造血。但就当下而言，无论是想象性的文本，还是挽歌性的文本，生长性都是比较欠缺的。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对于乡村的各种各样的冥想、怀想，但在今天是不是我们的村支书，就一定是一个大仲马的形象，出场就一定带有那样一种不一样的气场。这些只是我阅读经验里的一点感受。
所以，如果今天精准扶贫背景之下的乡村文本，我们要探讨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书写的价值和意义，以及我们去阅读它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我希望看到的是有内生性的能够自己造血的乡村。它的生长性既是精神的生长，即传统伦理道德的生长，也是它的文化的生长，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要落实在人物的身上。
我举个例子，是关于我这两天读到的精准扶贫作品中的一个文本，故事背景是十八洞村。就是说我们的精准扶贫不仅是要扶得住，还要立得起，那么它更多地注重的是今天的乡村道德建设。有些地方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会让村人投票，投票按五星到一星排列，评道德楷模家庭。在这个文本里，有一个人，因为村里要通电的时候，电线杆要插在他的田里，如果不那样的话，得绕很大的弯路，而他的田地很少，所以他就非常不愿意，于是他跟村里都闹翻了。结果在这次评选中，他就被村人投了两颗星。在全村道德评级等级最低。然后就给他家大门上贴了两颗星，他家就成了全村的一个重点。后来，在村人的鄙视之下，这人内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就找到精准扶贫工作队的相关人员投诉，说我既没有拔你的电线杆，也没有去剪你的电线，我只不过就是不同意你们在我的田里边插电线杆，但是你们也还是插了，你们为什么要给我投两颗星？工作人员回复说，因为你的这一场争和闹在村里产生了极其不好的影响，对整个村的道德建设起了非常不好的负面作用，大家都觉得你的这种行为不可取，所以给你投了两颗星。后来他回去后，擅自把门上那两颗星给揭了下来，不久就被人举报了。工作队说，他揭了，说明已经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只是给他一个警示，如果他此后改正了自己的行为，大家更加和谐更加团结，那么这件事情就已经起到了作用。
就此我想说的是，通过乡村内部的道德评估和道德建设，也是落实精准扶贫，从输血到造血的过程。这样的一种文学表现，应该说是比较有亮点有新意的，但是也仍然看到了一个不足。那就是，今天乡村的生长性，仅仅只是在这种道德评估层面，而这样就能够体现出今天乡村的重建或者新生吗？而且这种星级的评定，本身是否就一定符合今天乡村自内而外建设的需要呢？其实我个人是打了一个问号的。这是我的一些困惑，而且也是我在现在的阅读中的一些不满足。因为这种自内而外的生长性，无论是精神生长还是文化生长、道德生长，从各个方面都看不到特别的让人有希望的地方。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当然也是我的一种期待，我就说这么多，供大家参考。
中国百年乡村叙事的五个阶段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细看这两期笔谈，在杨光祖的这篇文章中看到这么几句话。他说，我们现在的农民不需要启蒙，也不需要同情，也不再安平乐道，更不愿意做牺牲品，他们也开始追求自己幸福的生活。对此，我存有异议。我觉得，其实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农民还需要启蒙，而且整个中国的启蒙一百年了，一百年来，我们的启蒙到现在都没有完成。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说，借用孙中山先生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其实转换一下就是，启蒙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觉得就像刚才几位也说到了，我们不仅仅存在一个经济扶贫的问题，还存在文化扶贫的问题，其实还存在一个精神扶贫的问题。
那么精神扶贫就是，怎么样改变我们现在农民的那种精神状态。要精神扶贫改变他的精神状态，其实也就是文化启蒙的问题，也就是思想启蒙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内置的视点也罢，还是外来的视角也罢，都可以。关键是什么？你必须在你的整个文学创作过程当中，在小说创作过程当中，把启蒙的意识、启蒙的精神贯穿进去。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启蒙，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其实我们现在也仍然存在需要启蒙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点想法。第二点想法就是，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让我联想到了到底时代跟文学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文学需不需要那么贴近时代，去表现时代的精神。我觉得其实从更开阔的一个视野来看，文学是不是应该更疏离一点时代会更好。我们当下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讨论，比如说关仁山的小说怎样体现了时代精神，或者说贾平凹的小说怎样体现了时代精神，但放到一个更大的更开阔的文学史的背景视野之下，来看这个问题，你就能发现一个作品是否表现了承载了时代的精神，其实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命题。
比如說我们谈论《红楼梦》，你很难说《红楼梦》表现了什么样的时代精神，他其实是一个超越时代的问题。怎样超越时代的局限，怎样更多地去表现一种普遍性的东西，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命题。包括我们现在读西方的那些经典，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你会追问，安娜卡列尼娜表现了那个时代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吗？我觉得这个恐怕都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文学到底应该是更贴近时代好一点，还是疏离时代，然后以一种超越性的视点来表现时代更好一点。我觉得我现在更倾向于应该拉开一点距离，应该是疏离于时代的，不要过于看重时代性的表现，应该是更超越一点。这是我的一种感觉和判断。 再一个就是，刚才老马在发言的时候一再强调，要实现对乡村生活的那种精准观察，精准书写。那我就在想什么叫精准书写？到哪一个程度叫对乡村生活实现了精准书写？我们是不是存在一个标本意义上的精准书写？谁的书写是精准的，谁的书写是不精准的？我想，其实不存在一个理想意义上的那种标准书写。这恐怕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作家从他不同的人生阅历出发，从他所持有的不同的思想文化价值立场出发，当他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去观察表现乡村生活的时候，他所得出来的结论，所展示出来的乡村风景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乡村风景！这样就是一个丰富的多元的乡村风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知道这个精准书写到底是什么意思，反正我个人是有这种体会，我觉得其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自己也有一个梳理，我认为，百年来的中国的乡村叙事，百年来的乡村写作，其实走过了不同的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鲁迅他们那个阶段，我把它叫做启蒙叙事，他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来对乡村生活进行观察，然后他发现的就是阿Q、祥林嫂。第二种叙事就是田园叙事，像沈从文、汪曾祺他们这一脉，我觉得都可以划归到这个里头。它是以那种类似于中国古代田园诗的思维方式、表现方式，来理解看待乡村生活的，所以我把它叫田园叙事。那么第三种叙事我把它叫做阶级叙事。阶级叙事就是到了左翼作家之后一直到浩然包括赵树理，包括柳青等等，这一批人，聚焦乡村生活的社会政治层面。就是从阶级叙事开始，我们才有了所谓的地主、农民这样的阶级区分，在此之前我们是没有这种区分的。包括地主这个概念、名词被严重的妖魔化，一提地主我们就想到胡汉三、刘文彩、南霸天，就是无恶不作、为非作歹、欺男霸女，地主形象变成一个贬义词，就跟阶级叙事有太大的关系。然后第四种叙事模式，我把它叫做家族叙事，家族叙事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形成的一种文化热，它给作家带来的是一种文化的视角，他从文化的视角来观察、表现乡村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了家族的存在，像张炜的《古船》，像贾平凹的《浮躁》，包括《白鹿原》《红高粱家族》等等，我觉得他们都是采用一种家族叙事的方式。那么第五种叙事方式，我把它叫做地方志叙事。是地方志的那样一种叙事方式。地方志的叙事方式，像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像贾平凹的《秦腔》《古炉》，包括像毕飞宇的《平原》，像阿来的《空山》。这些都是把村庄作为一个聚焦点，一个表现对象，然后以类似于地方志的方式，进行一种乡村书写。所以地方志书写的出现，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文化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背景，其实是有关系的。地方志书写，我把它看作是一种本土化的叙事方式，他以这种本土化的叙事方式，对抗文化的全球化这样一个大的态势。那么第六种会是什么样子的？会是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叙事吗？那么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叙事到底何去何从？我们的乡村写作下一步要往哪儿走？朝哪个方向发展？我自己现在其实也搞不大明白，只能再做深入的观察。
贫困问题的书写与表现亟待深入与开展
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今天的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重要和及时，非常有价值。像这期《芳草》的这个栏目中“编者的话”所说的，精准的要求是要有科学性，应当是文学性的。虽然这个话题可能带有一定的政策性与政治性，但在实际上，我们的讨论完全可以按照“编者的话”所说的，把它很好、很精准地转换为一个文学性乃至于学术性的话题。我甚至觉得，我们如果很好地深入和展开，这个话题可能会激发出一种新的文学史意识和现实意识。我来武汉的前几天，刚好我们搞博士生资格审查。我有一个来自韩国的博士生，她对中国的底层小说特别感兴趣，认为底层小说里面写到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和之前所以为的中国还是不完全一样。她发现底层小说里写的中国，是这样的贫困，在这种贫困之下，甚至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人性变异。因此她就非要做这个研究，想将中国的底层小说与韩国朴正熙时代曾经出现的“民众文学”进行比较。方法上面，我不是太贊同正面和直接的比较，我说，不要比较了，你可以专门研究中国文学中这样一种类型的写作，研究底层文学，但你可以有东亚视野，甚至是世界视野。台湾转型的时候也是这样，出现过类似的底层文学。书写底层，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底层现实和作为对其书写与反映的底层文学。所以我说，关于贫困，关于贫困的文学书写，本身也很有学术价值，值得去研究和开掘。另外，我还想说，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会激发出我们新的文学史和文学意识。我们想一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文学，以及改革开放本身，就启动于脱贫，启动于如何对待贫困。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上的，是以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来消除贫困。文学层面上的，有“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对贫困的深刻反思。像刚才刘艳谈到的贵州那里，那就是贫困对人的一种扭曲。我们都能够记得当年的贵州作家何士光，他在其著名的短篇小说《乡场上》中所写的冯幺爸这个人物脱贫以后人性和人格的一种新的变化和站立。当然除了何士光，像高晓声、张贤亮等很多作家，都曾写过贫困。那么，这就可能启发我们以贫困的意识来反观文学史，或者说借鉴某种文学史经验，总结某种教训，重新去思考我们的文学。另外，我还觉得，贫困意识的提出或凸显，还会启发我们开拓出新的现实意识。现实中国，不是都像我们所谓长三角那样的富庶，长三角、沪宁杭那一带的农村，比我们很多都市里的人，都富裕得多。但是整个中国，并不都是这样，有更真实、更广大的贫困的中国。所以，我觉得文学也好，文学研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我们完全可以在这样一个可能是政治性的、政策性的问题框架之下，有我们的呼应和我们的思考。因此我说这个题目非常有生长性，是值得挖掘和展开的一个话题。我们的扶贫需要精准，思考问题也需要精准，必须要精准，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展开、挖掘和深入。
另外，这个讨论也使我想到以往的一个经历。我大约一九九二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曾经在亮马河大厦实习过一段时间。当时，亮马河大厦一带是北京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时的亮马河大厦有一个叫做北方国际广告公司的机构，曾经拍过很火的电视连续剧《过把瘾》。我在公司实习，有一次午间休息，我散步到了附近的昆仑饭店，我往饭店后一走，一下子看到极其脏乱差的景象。昆仑饭店那么高端豪华的地方，往后面一拐，进去就是所谓的“浙江村”，那就是当时北京非常著名的“浙江村”，脏得一塌糊涂。对我来说，一看到这种景象，感到极大的反差，非常有冲击力。刚好那段时间我正在泡我们学校的港台资料室，我记得好像是李敖的《文星》杂志，专门做过一次大规模的关于“贫困文化”的专辑，有很多图片，很有冲击力，对当时的我造成很大的冲击。“贫困文化”的字眼就此进入我的脑海当中，一直萦绕在我的内心。可是好多年以后，国家不断富强，人们的收入提高等情况，使得大家似乎也不适宜谈论贫困这个问题了。在经济发达和大国崛起的背景当中，谈贫困越来越不太合适，但这个话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所以说，今天这个话题和桫椤刚才谈到的美国人关于“贫困文化”的说法，一下子勾起我对当年的回忆，这个问题，确实还是很值得去关注。“贫困文化”，不妨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有展开性的话题。“贫困文化”的书写与表现，不光涉及到小说，还涉及到诗歌、影视等艺术类型。从“贫困文学”到“贫困文化”，都应该是非常值得深入与展开的话题，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我看大家都在談中国书写，谈中国经验，谈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实际上我们通过对贫困的关注，能够发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不光在陆家嘴，还在更广大的乡村。现在的情况是，文学作品产量巨大，我的阅读自然有限，但是从我有限的阅读当中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当然很多作品书写了极度的贫困，但很多更真实的东西可能还有待进一步去挖掘与呈现，特别是贫困对人性一种考量。贫困、人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甚至女性学者特别关心的性别问题，都会在贫困的这种生存处境之下发生很大的变异。我的家乡在苏北农村，苏北相对于四川、贵州很多贫困地方还算富裕的。以前我经常听说我小时候的同学到贵州、四川买了老婆回来，这就存在着性别问题。这就是真实的贫困所导致的很多复杂的问题之一。目前我们讨论贫困书写，一般仅会涉及到小说，但我觉得诗歌中对贫困的书写与表达也很充分，比如哨兵笔下的渔民世界。当然哨兵的诗歌不能光从贫困角度去阅读，但我觉得像哨兵那样的很多诗人书写贫困，也很值得关注与研究。贫困的视野一旦打开，就会看到很多问题。比如，我们可以说，贫困也不仅仅是局限于乡村，城市里的人们、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自己可能就比较贫困，仅仅是作为房奴，我们就很贫困。另外还有像农民进城所造成的一些“城中村”等等，也明显体现出贫困。所以说，无论是作为一种响应政策的工作，还是从文学创作的题材，从我们的文学研究的角度，或者是从开拓我们的现实视野，打开我们的现实文化关切等角度来看，贫困问题的提出，都很重要，都很有生长性，初步有一些这样的启发和想法，谢谢大家！
“精准扶贫”———乡土写作的契机
贺仲明（暨南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
我简单说一点，我刚才听到前面老师谈的一点，很有认同感，就是说我们当前很多乡土作品缺乏真实性，只有那种大而化之的书写，却缺乏生活真实，特别是细节方面、人物方面。这种情况很普遍，而且这也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情况了。作家生活的匮乏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近年来乡村本身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很多人在生活方面，在感情方面都可以说跟乡村有了越来越大的距离，越来越不熟悉乡村，也越来越不认同乡村。
当然从深层次来说，这里实际上还关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桫椤先生讲的作家创作姿态问题，沈从文先生说要对书写的对象“心怀谦卑”，我觉得很有启发。当前作家到底以何种心态看待乡村、书写乡村？我以为姿态存在一些问题。很多作家习惯于俯视生活、站在高的姿态上看待别人。这里倒不是一个简单俯视仰视的问题，而是特别要求作家是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有独立的精神。这样他才能有对生活的自信态度，才可能真正在生活当中，而不是被生活所左右。这样的态度，才能够真正进入到一个好的创作状态，真正表现出乡村现实。
刚才大家说到乡村图书馆，在山东也搞过，我也了解，基本上都没有成功的，书摆在那儿没人看。我觉得这个原因不光是在农民本身，实际上也在我们的作家，因为乡土文学跟农民的距离比较远，他觉得形式、内容都跟他们不适应，意义也不是很大，所以他们没有兴趣也是自然的事情。
那么具体来说，我们作家究竟应该怎么样和生活相关联？所以谈到今天的精准扶贫，作为作家来说，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乡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作家不可能直接参与现实太多，他只能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所以我就想，作家最重要的还是深入到生活中，反映出真实的乡村生活，这就是很好的扶贫，文化扶贫，以文化、文学的方式，展示乡村，让大家知道乡村的真实形态、样子，让大家更关注乡村，更精准地了解乡村、扶持乡村。
所以，作家的生活是很重要的。那么，怎么才能拥有生活？以前也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行过“体验生活”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实际上一点意义都没有，并且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这种表面化的、形式化的所谓的“体验生活”只是走过场，对于农民没有意义，对于作家也没有意义，纯粹是浪费时间。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表面化的，而是真正投入式的。当然，实际上，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这个兴趣，都有兴趣进入乡村，去了解乡村，但是，那些真正对乡村有热情有兴趣的作家，应该要利用好这个机会，作为一个很好的契机，真正深入到乡村中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精准扶贫这个活动真的有可能成为一些作家更好地了解和书写乡村的机会，也可能为乡土写作提供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关键还是在作家本人，能不能利用好这个机会，能不能真正精准地扶贫———扶自己在了解乡村生活方面的贫。
关注当下乡土书写的精神生活层面
朱寿桐（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可能大家觉得澳门没有农村，好像我就没有发言权。其实我可能比在座的各位与农村联系更紧密。因为我是在比较穷困的农村长大的，那是我的童年、少年时光。我们那时候读书，读外国的小说，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就发现他们穷人的生活原来和我们的很不一样。然后，我最近也读了一些关于农村的作品，比方说贾平凹的小说。贾平凹写的农村的贫穷，其实在我看来，跟我小时候记得的贫穷是不一样的。我记忆中的贫穷虽然没有路遥笔下的那么惨烈，但也确实不堪回首。你看贾平凹的《极花》里，他对贫穷的描写，也不过就是小弟在埋怨，早上吃米粥，中午吃米粥，晚上也吃米粥。其实我觉得，有米粥吃已经很好了。这是什么样的贫穷？是在生存意义上，是莫言和路遥笔下的那种几乎就快饿死的，没饭吃的，生存意义上的贫穷。
如今，这样的贫穷确实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我们的贫穷、我们乡村生活的贫穷依然存在。我注意到，像刘醒龙，像贾平凹，他们的小说都已经观照到农村生活的那种精神文化的贫穷。这种贫穷是受到现在越来越多关注的一种贫穷状态。我甚至觉得这种贫穷，在一种相对意义上，被强化了。比方说，原来这些乡村的朋友，对城市生活不了解的时候，他并不觉得他的生活是多么的贫穷，反而很怡然自得。而大部分的贫穷感、边缘感，乡村被抛弃的落寞感，实际上是在与文明，与城市进行了对流以后，才产生出来的，这种感觉才是真正地被遗忘或者说被忽略乃至被抛弃的感觉。这是真正的贫穷感。 他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乡村的希望，看不到乡村的前途。所以这样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的时代，它来自于农村的那种绝望感。我觉得这一点，贾平凹确实已经意识到了，不是生存层面的贫穷，而是生活层面的贫穷，是精神生活层面的贫穷感。再一个就是生命意义上的贫穷。其实说到生命的状态，一般来说，农村空气也好，如果说衣食无忧，他们应该生命状态更好，比城里人更健康，更长寿，好像最长寿者都深居密林深山。关于生命的意义，我想到一个笑话，一个美国人看见一个懒汉在沙滩上晒太阳，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工作？懒汉说工作为了什么？工作为了取得报酬。报酬取得了以后怎么样？报酬取得以后，你可以买房，买车。买房买车干什么？买房买车，你可以去旅游，去休闲。那么休闲又意味着什么？休闲，你可以在沙滩上面晒太阳。然后懒汉说，那我现在就可以晒太阳。就是这样一个关于生命状态的笑话。但从这个笑话里面，我们忽略了什么？笑话中的懒汉也好，他虽然拥有了一种生命状态，但他的这种生命状态还处在贫困的和贫穷的认知意义上，并没有把它当作是可以享受的文化。我们的乡村也是如此，可能乡村的生命状态还不错，但是有多少处在乡村中的人，能够以比较富裕的文化来对待这种生命状态，这确实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精准扶贫”是当下乡土文学创作框架下的分论题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今天的主题是精准扶贫与乡土文学的关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在当今世界，无论走到哪里，能让穷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过上比较体面、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一个莫大的功劳。在文学方面上讨论精准扶贫，我觉得主要还是表现在纪实文学、报告文学领域。精准扶贫，新农村建设，乡村复兴，都可以看作是当下乡土文学创作大的框架下的一个个分论题。
因为我主要是做小说研究，我就从小说创作来谈谈。我们要怎样处理精准扶贫这个话题，或者广而言之，怎样表现当下的乡村生活？确切来说，五〇后六〇后作家这么多年写下来，再要切入当下的乡村现实，是一个难题。尽管付秀莹的《陌上》不是特别精彩，那天我们几个人开会讨论《陌上》，我就说它不是没有短板，很多时候太像《红楼梦》了，里边的人物太能做梦，遇到什么问题绕不过去又难以解决，就把她推到梦境里做个了断。但是《陌上》为什么能够引人注目？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话题，成为一个现象级的小说？我想是因为它跳出了五〇后六〇后作家从政治、从权力或者讲从那种乡村宏大叙事的角度来写乡村，它写的是乡村的现实，而且是从中青年乡村女性的这一身份角度来展现乡村的日常生活。《陌上》写乡村，既没有那么破败，也没有那么光鲜，既不是说沦落到了那种即将崩溃或者“最后的乡村”，也没有多少按照理想主义和理想人物的样式写乡村振兴的套路；它就是一群当媳妇或者已经当了婆婆的农村女性们的琐碎却鲜活的生活图景，它还充满了一种人的生命欲望，人的生活向往，改善自身处境把日子过得好一点的现实追求。从这个层面讲，我认为《陌上》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再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处理当下的乡村生活与历史记忆的关系。我觉得莫言从二〇一七年重出江湖之后，他的《天下太平》《故乡人事》这样一类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于他之前作品的乡村描写。当然也不同于贾平凹笔下写的没落乡村、最后乡村这样一种路子。一方面莫言他是借助于对童年生活的记忆，激发灵感，进入作品，但另一方面他又从历史写到了当下的现实，从当年的一代人写到了当下的一代人。比如说《天下太平》这样的作品，就是从他比较擅长的儿童叙事入手。一个小孩被人家从水塘里抓起来的大乌龟把手指给咬住了，死不松口，然后人们讨论这怎么办呢？要用猪鬃去捅乌龟的鼻孔，就此从水塘污染说到养猪场的污染源，生发出一大堆相关话题，展现出当下乡村生活的嘈杂现场。另一方面就像他的《故乡人事》里《地主的眼神》，这个爱慕虚荣的地主，爱土地爱虚荣，却财力不足，他本来可以买少量的土质好一点的土地，他却用能买二十亩好地的钱，买了五十亩沙地，粮食产量很低，但是正因为这五十亩土地被打成了地主。这个点倒不是很新奇，很新奇的是最后到了地主的孙子，他回到现在的农村，和他的祖父一样也热爱这土地，而且想要用机械化来大面积地耕种土地。你就会看到，年轻一代人里并不是所有人都想逃离农村，也还是有人重新回到土地上搞发展，搞建设，搞生产。这是乡村生活的另一种新气象，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前景。
我觉得，从这些方面来讲，如何表现当下的乡村生活，是值得新老作家思考的，包括这个话题之下的精准扶贫主题。
好作家要写出时代的立体感
郭宝亮（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非常感谢醒龙兄和《芳草》杂志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当时我看到这个题目以后，觉得特别有意思。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看着好像挺政治化的，但实际上是当下非常热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真的需要挖掘。我就发现从当代文学起始发展到现在，我们的城市文学一直不发达，很難写出特别好的东西来。真正的好作品还是出自乡土文学。而当下的乡土小说有一个新的趋向，就是没有单纯的乡土了，而是写城乡。我写过一篇文章，《小说评论》今年第六期刊发，提到一个说法叫“城乡间性”，即“城乡间性”已经成为当下乡土写作的一个新的趋势。意思就是，你要写乡村，不可能不考虑城市，你写城市也不可能不考虑乡村。
所以现在对乡土作家来说，在城乡视角下观照乡村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其实春林刚才有些观点我是不大赞同的，比如他说我们作家和时代的关系，最好是疏离开来，而不要和时代离得那么近。当然他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不一定太妥帖。我觉得一个作家，特别是写长篇的作家，如果和时代没有联系，不关注时代的热点问题，那么他创作的作品恐怕不会有多大的反响。
任何时代的作家都和这个时代是有关系的。春林说《红楼梦》与时代没关系，那不可能。托尔斯泰与时代没有关系，那也不可能。我们离他们远了，我们才感觉他写的好像跟时代有疏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哪个人和时代能有疏离？我觉得疏离不疏离主要是怎么处理的问题。这与作家艺术才能的高低有关系。包括内视角和外视角的问题，其实真正写乡村的人都是外视角，因为农民不可能自己写。鲁迅也是外视角。但是外视角怎么转化为内视角？如果完全内视角，他肯定跳不出去。如果完全是外视角，也可能进不去。这就意味着必须是从内跳出来以后再回去看，这对作家来说就是一个考验，你的能力是不是有那么高？所以我看醒龙写《黄冈秘卷》三百四十八页有一段话印象挺深，就是少川的女儿北童说：“你们那些苦难叫什么苦难，无非是肚子饿了，没有食物。只要有了食物，几个馒头、几只包子就会让你们心满意足，山呼万岁。我们面对的苦难完全相反，满桌子山珍海味，我们不想动一动筷子，就算是发一沓钞票作为奖励，我们也吃不下去几口。所以，你们的苦难是一般的饥饿，只要有了食物就不会痛苦。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患上了厌食病，这种苦难不是食物所能解决的，不是物质层面的苦难，而是精神层面上的苦难。”现在其实对农村来说也是这个问题。吃饭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大。关键的问题是作家还没弄明白农民究竟是怎么回事。付秀莹的《陌上》应该来说写得还是不错的，但它还是有一个外置视角问题。农民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还没有从文本里面完全生发出来，但是即便从里面生发出来也不等于不是外来的。那么，外来的视角怎么进到里面？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不是政治化的，它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当下的问题。这是一个真问题，不是个假问题。不仅是我们扶贫本身的一个政治问题，也是当下中国文学要关注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怎么探讨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探讨清楚，是一个大的理论课题。 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如何处理作家和时代的关系？是把它看成表面的问题，还是深入到内在？你看柳青写《创业史》，艺术上很讲究的。他虽然写的是合作化的问题，但他真正侧重的是当时农民的心理转化问题：即怎样放弃私有制，走向公有制的心理问题。写人的心理就涉及到一个写人和写事的问题。
现在很多精准扶贫题材的小说写得很简单，没有真正深入到内在的人的层面去写。我们扶贫究竟应该怎么办？深层次的东西怎么挖掘？并不是说我们就写一个过程，一个事儿。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立体的，而不是单方面的。看清这些，我觉得才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
一味地谴责时代，或只唱赞歌，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好作家应该做的。能否立体地全方位地观照这个时代的热点，是对一个作家写作能力和思维方式的考验。在这个方面，好的作家肯定要写出时代的立体感。现在我们农村的真正的新人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究竟能不能把立体感写出来？所以我非常赞同刘艳说的希望醒龙也写这方面的作品，因为他肯定有这个能力，他要是写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用武之地的。
我经常跟河北的一些作家交流，我说咱们河北石家庄就是一个城中村，就是第一庄，大农村。石家庄实际上就是城乡交叉地带，是由农村向城市转化的一个范本。怎么把农村拆了建成一个新的城市，整个石家庄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缩影。这种改变如果在里面去找一找，你绝对能找到很多。这里面其实有好多东西，值得写一写。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向城镇化的一个转化，农村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如何以此来创作？这要求作家必须有一种超越的眼光，这就是春林说的和时代要疏离一些。但并不等于是远离时代，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必须拥抱时代，但是怎么去拥抱，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大学问的。
精准扶贫背景下乡村文学创作检视
汤天勇（黄冈师范学院副教授）
“精准扶贫”于二〇一三年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遂即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影响我国农村与农民前途与命运的重大工程。我国作家素有乡土（或农村）写作的传统，也有跟随时代拥抱大地的意识，他们用自己的笔墨迅疾对国家战略做出反映。从“精准扶贫”口号提出迄今已逾五载，五年一个阶段，也到了需要考量“精准扶贫”背景下乡村文学文本创作的时候了。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通过对相当一部分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发现，这类文学的文学表现力和艺术水准并未臻至理想，具体体现在：一是文体类型失衡，无论是以“精准扶贫”为背景还是作为写作对象，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为最，其次小说，其次影视文学，再次散文，而诗歌却是寥寥；二是写作内容虚假，很多文本呈现的内容纯粹是想当然，与乡村与农民距离甚远；三是写作模式固定，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多是写扶贫干部工作历程，事情大于人；四是人物塑造扁平，扶贫干部要么好要么坏，扶贫对象要么诚要么奸；五是写作方法单一，过于拘泥传统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
现实主义写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乡村叙事也有着百年的积淀，为何“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学文本佳作难觅呢？一是很多作家仅仅是对“精准扶贫”作政策性的图解和言说；二是作家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过于狭隘，影响了有效表达；三是作家对农村与农民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经验的阙如；四是很多一流的乡村写作的作家对这个新的写作领域尚持观望态度。
“精准扶贫”是足可以改写农村历史的重大事件，文艺家们不仅要去接触它、呼应它，而且还应能够出精品、出佳作。
当下乡村文本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
刘醒龙（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芳草》杂志主编）
刚才大家谈得都非常精彩，各自从学术立场、学养积累上，对“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命題进行了一些判断。但是这肯定都不是结论，只是在一起交流。当初我们提出这个命题，就在于这个命题的“背景”二字。大家可能接触到了，也意识到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强调精准扶贫“背景”下的。这两个字才是这个命题的主旨。是“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而不是“精准扶贫”的乡村文本。设计这样一个命题，是从自身的创作，读同行朋友们的作品，当然也在编辑每一期杂志需要的文学稿件过程中，接触到和感受到的。我们面对的现状是，大量的作品，甚至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作品，都存在一个问题，只要写到乡村，就旧得一塌糊涂。我经常用“旧”字来形容这类作品，从叙事到文本，几乎看不到任何新意，却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毫无愧疚地自我感觉甚好。这也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学“背景”。精准扶贫五年了，那么大的一个事儿，但在作品里面，丁点痕迹都看不到，一点气息都没有。刚才大家也谈到了，为什么现在要精准扶贫？那是因为国家整个面貌改变了。因大家也都谈到了，现在所谓精准扶贫的对象，比较难办的那些，都是疑难杂症。这种事往往是现实生活中最根本的纠结。刚才朱寿桐教授讲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故事中的人认为，人生既然是在沙滩上晒太阳，那我一开始就在沙滩上晒太阳。他不知道人生是一个过程，是要享受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文学也不会规定你必须写什么，因为更重要的是享受写作的过程，以及在写作中享受对生活的重新发现的过程。然而，时下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却重在写目的，不在乎过程。
作为作家，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小说，恐怕也是因为我特别看重小说的过程。我不看重小说结果，也不在乎我写什么。我写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享受过程时，无疑是发现某种正确的途径来认知生活，再有某种有效的方法来认知文学。这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通过前两期的两组稿件，特别是今天与在座的各位一起发现和碰撞，特别有收获，也有信心，把专栏继续办下去。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特别是来自像大湾区、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区的核心地带，那些没有乡村的地方的朋友的支持，就像天上看地上，视角更加全方位一些。时间不早，已经十二点三十分，就不多说了。
首先感谢各位莅临今天的会议。从《芳草》二〇一八年第五期开设“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栏目，目前已经做了两期，共八篇笔谈。二○一九年的第一期，我们已经开始统稿工作。栏目创办之初，当时的考量，是细梳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文学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的这一领域曾经走过的路。当然我们更想探讨的是，中国文学在未来，在精准扶贫这一领域该怎样深耕细作，又能够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文本。这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做的工作。当然，杂志社希望可以抛出这样一个文学的热点和话题。因为无论是做杂志还是文学，不同的时期是需要不同的热点和不同的话题的。所以今天我们请来各位专家学者，希望听取各位的意见。
精准扶贫背景下如何精准地书写乡村
马步升（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
在做这个栏目之前，我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但没有就此做过深入的梳理与思考。我所在的省份———甘肃，是全国重点要克服贫困的省份。我个人和所在单位一直有扶贫任务，所以我经常下乡村。我们的扶贫点在天水大地湾，西秦岭一带，距离兰州八百多里路。在我近年的散文《扶贫笔记》中，谈了一些个人对扶贫的想法。
在整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为凸显的成就，无疑是关于乡村书写。主要表现在，其一，乡村革命和建设，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主要的时代课题。在整个二十世纪，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性及世纪性潮流，而且，能否顺应或跟得上这个摧枯拉朽的潮流，直接关乎到每个国家的生存。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拥有最广大农民群体的国度，中国人痛切地感受和认知到，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二十世纪的一代代中国作家们，感受到了自己笔下的分量，并呼应了时代的召唤，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丁玲、周立波，下延到“十七年文学”中的浩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路遥、贾平凹、张炜、刘醒龙、关仁山等等，无论如何，他们担当了一个作家在时代面前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自己所处时代关于乡村书写的文学使命。通观其书写特点，主要有：书写对象身份明确，启蒙启智为主要价值追求，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审美经验往往经得住事实经验的检验。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是在完成了“是”的层面书写后，然后再进行“应该是”和“为什么是”的价值追问和审美判断。因此，将这一个个作家和他们的一部部作品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开来，便可以清晰地，乃至准确地勾画出整个世纪的中国乡村的生活图景和精神图谱。
其二，几千年来，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以农村和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国度，但农村和农民，从来都没有成为叙事文学书写的主角，即便是偶尔涉及到农村和农民，那也只不过是借以抒发士大夫家国情怀的介体，而非主体。在这些数量有限的作品中，农村和农民，只是作为一个背景性符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始终处于叙事主体的是叙事者，而非叙事对象。因此，在叙事文学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生活场景具象化的村庄，更看不到一个可以独立存在，且具有美学自洽性的农民形象。这种情形从鲁迅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叙事作品中，最为耀眼的是农民形象，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成为文学史上的农民群像。日常生活中的农民，革命或战争中的农民，生产建设中的农民，乃至情感生活中的农民，无论作品的价值取向如何，审美目标如何，赋予的符号意义如何，总之，农村和农民是主角，展现的是不同时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
这种文学书写对象的变迁，以及对书写对象的准确精细的把握，固然有着宏大而复杂的时代因素，以及文学本身的价值诉求，但有一点不可稍有回避，这就是，这些不同时代作家对各自所处时代农村和农民的熟悉。不错，在乡村书写中成就较大的作者，几乎都有着或深或浅的农裔背景，他们有着深厚的带有强烈痛感和质感的乡村生活经验，对于叙述对象，或出于真诚的热爱，或因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仅仅出自对时代号召的积极回应，等等，其实，诸如此类的因素，固然都是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恰恰是，他们熟悉他们书写的对象，在书写对象中，可以寄托他们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与书写对象是一种同步或同谋关系，他们生活在当下，所书写的也是活在当下的书写对象。
而这种乡村叙事与时代脚步合拍的盛大合唱，在世纪之交的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时间和空间错位。乡村叙事仍然热度不减，也时有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面世。但稍做观察，书写者与书写对象，已经悄然拉开了时空距离。从时间上来说，书写者处在现在进行时中，书写对象却处在过去时，以空间而言，书写者居住在远离书写对象的空间中。时间上的错位，让书写者与书写对象之间异常陌生，空间上的疏离，使得书写者在字里行间总是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哪怕出自真诚的同情和根源于人性深处的善良。而书写者的身份构成，与先前相比，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仍然根出农裔，甚至此时的很大一部分书写者，就是不久前写出过重要乡土文学作品的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大约有二。一者，这些曾经写出过重要乡土学作品的作者，并非对书写对象的情感上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而是他们所熟悉的仍然是书写对象的“曾经”，而对书写对象的“当下”已经相当陌生了。但，他们所储备的最重要的写作资源仍然是乡村，人虽然进城很久了，但书写对象仍然在乡村。只不过已经由先前“当下”的乡村，转化为乡村的过去时。二者，新加盟的乡村书写者，虽然生长于乡村，但和前辈乡村书写者不同的是，在其成长过程中，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来没有进入过乡村内部，甚至从来没有与他们所生存的乡村发生过身份认同，他们从小到离开乡村前，人生的首个重大目标，就是通过学校教育，如何合法地、体面地离开乡村。这是对乡村生活境况的理性考量后，而做出的理性抉择。因此，他们在乡村期间的主要生活场景，基本上都是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当取得远离乡村的社会身份以后，再返身回望自己一路走过的乡村，当书写乡村的愿望萌生后，他们会忽然发现，他们其实是生长于乡村的乡村陌生者。事实上，与先前的乡村书写者相比，他们自从懂事后，就是成长于乡村的乡村疏离者，与具体的乡村生活的疏离，与乡村情感的疏离，对书写对象“是”的层面的隔膜，使得大量的乡村题材叙事作品，成为贴着乡村符号的乡愿式写作。 无论怎么说，风风雨雨几千年的中国乡村，已经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延续几千年的，具有某种神圣意味的“皇粮国税”宣布取消已经十多年，彻底摆脱乡村贫困，也已成为正在紧锣密鼓实施的国家战略，而且，距离预期的最后实现期已经迫在眉睫了。在如此庄严而浩大的精准扶贫战略背景下，作为写作者，踊身于这一时代课题中，发出文学的声音，不仅是文学存在感、使命感和道德感的要求，技术层面的要求也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当下的乡村到底是什么样子，精准扶贫对象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乃至乡村到底向何处去，等等，这一切都要求书写者对此要有精准地认知，然后，才有望精准地书写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中国乡村。
以“精准扶贫”为文学的时代背景
桫椤（保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芳草》杂志开设“中国经验———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栏目，非常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这是对当前文学书写的时代背景做出的一个判断，尤其是对乡村书写给出了一个新判断。“精准扶贫”看似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是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基础性事业，但其作为社会性话题，应当有两个前提：一是“精准扶贫”体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贫困成为少数地区的现象之后，才可以谈得到精准地、逐家逐户地解决温饱和致富的问题，一穷二白的时候是谈不到“精准扶贫”的。二是扶贫的动力是人民内生性的需要，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正是契合了人民的需要，所以才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项事业才能够而且一定会成功。尽管我们在一些具体的工作上有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作为时代的使命和人民的呼声，大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精准扶贫”作为文学的时代背景判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乡土文学一直是当代文学的主流，进入新世纪以后，“农业结构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主体结构”；进入新时代，由农耕文化形成的传统文化精神依然是社会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基础。虽然现在书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不断涌现，但不涉及乡村、不涉及当下农村之变的书写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我认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文学关于乡村的书写是不可能终结的。在乡村叙事中，农民的生存问题一直是作家关注的重点。“十七年”及之前的作品写农民生存的艰难，新时期以后的作品写农民生活的改善；九十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主要书写乡村的衰变，从物质层面上看，乡村衰变是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有紧密关系的，它暗合了精神与物质的反比例关系，揭示的是人性变化的某种规律性。伴随着农村形势的变化和农民生活的改变，乡村书写有两个新的趋势：一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对农民精神世界的探求让位于对新生活方式的表现；二是用现代意识反思农民生活成为写作的价值选择。这里面包括反思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对乡村政治生态的反思。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文学书写对“精准扶贫”的反映，如果作为题材来看，普遍写得较浅。比如关于致贫的原因，自然环境、因灾因病，以及人的惰性，甚至政策原因等都在书写中有体现，但是，很多作品没有触及文化问题，贫困也是一种文化表现。我们怎样从人的精神和生活方式中感受到贫困文化对人的影响，基本没有触及。再比如对扶贫工作的具体举措的描写上，不能多角度看问题，导致反映的生活片面化，缺乏真实性。像“搬迁式”扶贫，有些作品一味反映好的方面，事实上果真如此吗？向涉及到的具体村庄里的人了解一下，就发现并非“皆大欢喜”。这里面有个“张之洞陷阱”的现象，唐朝的宰相李德裕被流放到海南，一千年后，张之洞突然关心起李德裕的后人生活得怎么样，他派人去海南寻访，想让李德裕的后人搬回到中原来，但是那些人没有一个想离开海南的，所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搬迁式”扶贫有个“故土难离”的问题，如果我们一味赞扬这种方法，肯定是片面的。因此，关于当下乡村生活的书写有待进一步深入。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贫困书写
周新民（湖北大学教授、《新文学评论》副主编）
我刚从斯坦福大学学习了一年回来。我们称呼斯坦福大学为“农场”。之所以这么称呼它，一方面是因为斯坦福大学校园原本是一个良种马育种场，地方很大，三十五平方公里。另一方面是因为，斯坦福大学远离大城市，离最近的大城市旧金山有近百公里。我到那里安置好之后，就跟当地的一个朋友讲，你带我周边看看。他以为我要去看旧金山，我说我不看城市，我就是从大城市来的，我要看农村。我到过美国几处农村，了解过之后，我深有感触。美国的农村大都比较富裕。之所以如此，是和美国农民拥有人均耕地数量非常大有关。相反，我国农民拥有的人均耕地数量非常少。而且我国很多耕地自然条件非常差，作物产量比较低。
因此，当我们谈论乡村贫困时，是有着十分明确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从现实语境讲，中国农村之所以贫困，有着非常突出的地理上的原因。耕地少，自然条件差是无可回避的要素。因而当把扶贫放到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去，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精准扶贫语境下的乡村书写乃至贫困书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把握这种重要意义，我们得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贫困书写所持的种种立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书写贫困所秉持的立场是不同的。
五四时期的乡村贫困书写，基本上是以启蒙文化为观照点。以启蒙文化为透视贫困的焦点，把贫困归结为人性的、国民性上的问题。因此，我们从鲁迅小说里读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復杂心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初叙述乡村贫困的一个书写类型。这种书写方式把贫困归结为传统农民的文化性格品格造成的。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叙事之中，贫困书写被赋予政治学上的意义，这是贫困书写的第二个历史阶段。许多文学作品把农民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地主阶级的压榨、剥削。贫困指向的、要求的是积极改变命运，改变阶级身份、阶级命运。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刘醒龙为代表关注乡村变革的文学书写中，贫困开始成为伦理上的公平、正义的诉求。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贫困书写的第三个历史阶段。世纪之交的底层文学进一步书写乡村的贫困。不过底层文学书写贫困时，在道德层面上的过度宣泄，让贫困书写打上了自然主义的色彩。这些作品缺乏理性的思考。难道我们不应该去思考一下，难道贫困的现状不能改变吗？难道我们书写贫困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道德上的宣泄吗？事实上，我们应该把贫困书写放到一个比较深广的文学史或是历史视野中去考察。我们应该把贫困放到精准扶贫这一历史维度上去考察。 中国的精准扶贫本来就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构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起，我们实践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前面加了“中国特色”这几个字眼。那么“中国特色”是什么？它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可以鲜明地感觉到，原发的市场经济，它建立在一种效率优先的基础之上，是按照市场效率的原则去配置各种资源的。那么，中国市场经济是什么？它不仅仅是效率优先的问题，它还包括一个公平正义的问题。这也就是精准扶贫视野下贫困书写必须要注意的历史向度与历史内涵。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贫困书写的历史着眼点。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历史目的是让所有的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这种历史视野决定了我国精准扶贫视野中的文学在书写乡村贫困时，必须超越简单的道德诉求和情感宣泄。
我们固然可以从很多角度去书写贫困。我们可以从文化角度去谈，我们可以从道德的立场和情感价值的立场去书写贫困。但是，不要忘记，回到中国市场经济这一独特历史语境，从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走全民脱贫的历史道路的角度去书写我们所面临的贫困问题，才是一种积极建构历史的主动行为，才是我们在当下精准扶贫背景下书写贫困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也是书写贫困的历史性要求与最新要求。
中国农民形象谱系的接续：从启蒙到复兴
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芳草》今年开设的“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这个栏目特别好，是文学的及时雨。刚才有朋友说这是个“主旋律”话题，我觉得，其实它不仅仅是主旋律话题，在这个话题背后，隐含了非常复杂的思想、文化、文学内涵，值得深入挖掘。今天我们探讨“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肯定不能脱离开一百年来中国乡村文本的变迁史，我们必须立足于百年中国乡村文本变革的历史脉络，来深入分析和透视当下中国乡村文本书写的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它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毫无疑问，一百年来中国的乡村文学所发生的改变，肯定跟具体的历史背景是相关的。随着历史背景、历史语境的变化，乡村书写肯定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就我有限的阅读和思考而言，我觉得从百年中国乡村文本中的人物谱系的角度考察，可以清理出一个大致印象来，即先后经历了三种农民形象的演变，从启蒙语境中的农民形象到革命语境中的农民形象，再到改革语境中的农民形象。而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中国乡村文本往何处去？中国农民形象的艺术出路何在？鉴往而知今，我觉得答案也许就在农民谱系的历史脉络中敞开。
一百年来，中国的乡村作家在书写乡村的时候，是随着不同的历史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书写思路和文学策略。总的来说，中国作家的百年乡村文本书写，基本是批判性与建构性同步进行，在批判中建构，在建构中来批判。比如在启蒙语境中，在鲁迅那代作家的笔下，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里面，当我们的乡村作家在塑造农民形象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批判性地审视中国农民身上的那种国民劣根性，因此塑造出来的农民主要是一种愚昧形象，他们在精神上没有觉醒，在人格上没有独立，千百年来受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文化的制约，导致他们精神上处于一种暗昧的状态。所以在启蒙语境中，我们所塑造出来的农民形象，从批判的维度来讲，主要是愚昧型的。但从建构的方面而言，几乎与此同时，或者说很快就有一些左翼作家开始写旧中国农民的反抗，这就导致了觉醒、愚昧这两种农民形象的并行，两种形象互相补充、互相呼应，共同构建了启蒙背景下乡村文本中的农民形象共同体。虽然觉醒型和愚昧型这两种农民的形象在当时是并行的，但毋庸讳言，我们印象更深刻的，或者说我们更多地强调的，还是那种愚昧型的农民形象，愚昧是启蒙背景下中国农民形象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符号。其实除了愚昧型之外，另外还有觉醒型。两者中，一个是批判，一个是建构，批判中建构，建构中批判，由此成就了中国现代启蒙语境中农民形象的二重性。
当历史进入到革命语境之中，在革命背景下，中国的乡村文本书写，必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那些作品成为了当时乡村文本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里面，我觉得依然是在批判中建构，在建构中批判。就批判性而言，如果说在启蒙语境中，我们更多地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去塑造那种愚昧型的农民形象，那么到了革命语境中就有了新变化，此时的批判，更多强调的是自私，所以在建国后的许多红色经典乡村文本中，我们发现落后的农民形象往往都是自私型的，这与鲁迅笔下那种愚昧型的农民形象迥异其趣。用毛泽东同志当年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鲁迅先生意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毛泽东同志也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但是毛泽东同志意识到的更多的是要教育农民，就是把农民从那种原来比较分散的小农经济里解放出来，不要老惦记自家里的一亩三分地，那是狭隘自私的农民思维，比如说梁三老汉那样的老式农民，要积极地把他改造过来，我们的政府要想办法把他们争取过来，要让他们从自私型的农民转变到无私型或者走向集体化的农民形象。于是在革命背景下的乡村文本里面塑造的农民，负面形象往往是自私型的，这与启蒙语境中塑造出来的负面农民形象往往是愚昧型的，是有差异的。从愚昧到自私，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农民形象的书写转变，我觉得是意味深长的文学事件。
与批判性不同，就建构性而言，革命语境中的农民形象與启蒙语境中的农民形象也不一样。简略地说，启蒙语境中塑造出来的建构型农民形象主要是觉醒性的，觉醒了就要开始进行反抗，反抗的对象就是旧中国的乡村政治和道德伦理，很多深受五四启蒙思想影响的左翼作家就习惯于这么塑造新式农民形象。而只有到了真正的革命语境之中，也就是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以来，此时作家笔下塑造出的农民形象，除了自私型的老农，就是像梁生宝那种类型的无私的新型农民形象。还有萧长春、祝永康、高大泉，也都是那种类型的积极带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革命英雄型农民形象。这种新型农民形象的塑造就是当代乡村作家有意识地进行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它不同于左翼作家笔下的觉醒性农民形象，而是往前迈出了一大步，直接走到了历史的前沿和前列，成为了历史的弄潮儿和引领者。而且在革命语境中，与那种自私型的农民形象相比，无私型的农民形象占据着文学的制高点。这与启蒙语境中不同，启蒙语境中是愚昧型农民形象占据着文学的制高点，而觉醒型农民形象成为陪衬。可见在启蒙语境中的乡村文本重在批判，而革命语境中的乡村文本重在建构。但无论如何，无论在革命背景还是启蒙语境下，都是两种类型的农民形象在交错生长，作家们致力于在建构中批判，在批判中建构，始终都有这种双重思维和辩证思维。 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新时期以来，特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语境中，中国的改革背景下的乡村文本，在我的印象中，这种二重性的农民人物形象谱系仍然是存在的，同样是在建构与批判中并置共存。如果从建构性的方面来讲，在我们的新时期文学阅读中，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应该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性的作品了。它里面写到的孙家兄弟，是那样一种奋斗型的、励志型的农民形象。所谓改革，在中国乡村就是为了给农民在体制上、精神上松绑，然后使农民获得重新的觉醒、复活。当然，这种奋斗型的农民形象也有些等而下之的作品，那就变成了一种心灵鸡汤式的写作了。与这种建构性的写作思维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实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背景下的乡村文本里面也有批判思维，批判视野中塑造出来的农民，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浮躁型的农民形象。特别是《浮躁》，贾平凹当年写《浮躁》这样一个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农民因为丧失了精神之根而处于心灵失重的浮躁状态，十分具有代表性。当时很多中国乡村作家也在不断地批判新时期农民的浮躁性格。改革意味着松绑，但精神上的松绑又释放了农民身上那种浮躁冲动的一面，一旦得到了解放或者释放，农民往往会肆无忌惮去追逐自己的本能欲望，迫不及待地跻身上流社会。这使我想到了刘醒龙一九九〇年代后期的那个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里面写到了陈东风、陈西风不同的农民进城形象，慢慢地他们会忘记自己的一些根本。当给了他们解放的机会之后，农民怎么来解放自己？是简单地从物质上、经济上解放自己，还是要着重从精神上、思想上、人格上解放自己？这当然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农民有时候不但得不到解放，相反还会陷入到浮躁状态，精神上会扭曲。这其实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精神现象，就是浮躁性和奋斗性并置。显然，改革背景下出现的这两种农民形象的艺术并置，同样也是批判与建构这种双重思维的结果。
接下来就该说到新世纪以来的乡村文本了。尤其是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我的一个遗憾就是，我觉得暂时还没有看到那种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新时代新型农民形象的出现。我当然非常期待能够出现像我们经常在文学史上提到的那些经典农民形象。我们在大学里面从事文学史教学工作，当然也会分析乡村书写中的种种书写方式的变革。但我们这个年代的作家应该说都掌握了很多的书写技巧，可以说当下乡村小说中并不缺少那种技法的新变，包括各种各样流行的现代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我们都可以融入到乡村书写中来，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好像还没有抓住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问题，还没有真正触摸到这个时代的精神脉搏和文化脉搏。我们的乡村作家习惯了走马观花，习惯了浮光掠影，所以我们笔下写出来的乡村文本大都缺少思想的、文化的、精神的、心灵的深度开掘。尤其是关于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许多乡村文本写得太浅薄，缺少深度。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正在倡导的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它还是一个有待开拓、开掘的文学矿藏，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停留于浅尝辄止，艺术之门依旧紧闭。
上个月我去贵州参加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作品《看万山红遍》研讨會，这部作品写到一个叫万山的地方，写它怎么样在精准扶贫背景下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写出了一种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当然不是周立波笔下的那种“山乡巨变”了，而是另一种意义上新时代的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山乡巨变。当然，《看万山红遍》毕竟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能够展现作家的才华依旧有限，我还是更期待作家能写出一本长篇小说来，用小说虚构的形式写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来。既写出外在的、社会的、政治的那种山乡巨变，还能写出内在的、文化的、心灵的山乡巨变，写出新时代的人的精神上的一种裂变。这种山乡巨变中隐含着巨大的时代命题和文化使命。这就是要写出新的历史语境中，中国农民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征程中所发生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变迁，其中包括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矛盾与冲突、颠覆与平衡、重塑与重组。谁要是能够塑造出能够站得住脚的这种新型农民形象出来，我觉得他很可能就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代言人。其实每个时代都呼唤着真正的作家代言人。这不是主旋律不主旋律的问题，而是确确实实我们的文学史一百年来就是沿着这么一个历史轨迹不断地往下运行的。在当前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新型农民形象已然呼之欲出，我们期待着文坛的豪杰之士的大手笔，能够绘制出民族复兴语境中的新型农民形象谱系。
乡村振兴亟需精准文化扶贫新思维
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以往的扶贫大都是处于很大区域的，或者普遍性的一种状态。在今天看来，精准扶贫对乡村振兴来说是一项精准化的、有针对性的战略性举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提升中国扶贫事业的效度、尺度与精准度，其影响是非常大的。事实上，“精准扶贫”概念一提出，就在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中国各项事业来说，都存在着一个“精准”的问题。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文化语境与“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框架中，我认为，当前的“精准扶贫”应该有一些新思维、新路径。除了有效性、针对性、即时性之外，“精准扶贫”还应该有一个更长线性的战略性规划、设想与理念：即“精准扶贫”要立足于“乡村振兴”这一新的、宏大国家整体性战略，要具有长远性、根本性、精神性的考量，有一个亟须重视“精准文化扶贫”的问题。文化扶贫之于精准扶贫，有着具有独特性、根本性、长远性的价值与意义。事实上，文化扶贫才是一个更根本意义上的扶贫，也是精准扶贫的深层内涵之一。只有实现了文化的扶贫，我们的精准扶贫才能够达到一种长远的效果，实现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是对扶贫效果的一种长期的巩固与提升，是根本性的措施。
从文学领域来看，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公平正义的中国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农民翻身解放了。翻身解放不只是一种政治意义的翻身、经济的翻身，更是一种精神的翻身。而对于翻身解放来说，最重要、最根本的文化翻身。只有文化翻身了，我们才可以实现真正意义的“解放”；而在当代，只有真正触及到与实现文化扶贫，是根本的解救之道、不再重复旧辙的扶贫。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以往的乡村建设运动是非常重视文化扶贫和精神扶贫的。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我们看到的乡村建设者们，像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在他们提出的经济脱贫之外，进行文化改造、文化学习的文化脱贫的社会实践探索：不仅要治穷，还要治愚，从文化上脱贫，进行文化学习的改造。这样才能促进社会实践全面深入地、社会整体均衡地进行。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的解放区文学，有些作家提出来对农民进行翻身解放、农民减租减息、农民生活改善、社会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在这个经济和政治意义的翻身之外，我们的作家还提出一个文化翻身的问题。像作家马加创作的秧歌剧《夫妻识字》，提出了“学文化”“子子孙孙不受穷”这样一个更具有根本性的翻身理念。这部作品里面有一段秧歌词，写得非常的好。 学文化，学文化，
往后再不做睁眼瞎，
识字组，读报组，
就报名，就参加。
男娃娃，女娃娃，
老头子，婆姨家，
你帮助我，我帮助他，
红红火火是一家，
……从今后，咱提高文化大翻身，
糊涂人变成聪明人。
丰衣足食有保证，
子子呀孙孙咱不受穷。
这个理念是非常深刻的。对文化翻身的深刻的理解，大大提升了這一时期文学的品质、文学书写的深度，对于乡村建设提出了一种更深层的思考。实际上，新时期以来，我们国家解决中国乡村问题、三农问题，不仅在经济上进行改革，提出要减轻负担，我们还在全国各级捐建了很多希望工程，而且受到农村地区的热烈欢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希望小学”，或者说是教育文化的长远的设立，对于改进一个地区文化的长期性的战略，是意义深远的。新时期作家刘醒龙的小说《凤凰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在小说中就叙述了一个中国乡村的民办教师这样一个独特的教育文化群体。这样一些没有正式编制的人，他们坚守教育一线，为最贫穷、最偏远的乡村孩子提供可能的、最大限度的、最大努力程度的教育。这部作品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后来拍成电视剧，获得了很多奖项，叙述了这些民办教师———一个独特的群体。这就触及了中国乡村的教育公平、文化公平、关于未来的孩子们、未来的人成长的公平的问题，涉及了好几代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民办教师，他们是当代中国教育的脊梁，是中国乡村文化的守夜人。他们的意义和价值非常大。这就是在这个方面呈现出来的，涉及中国的乡村来说，偏远地区来说，他们一代人受穷不要紧，他们希望子子孙孙不受穷，子子孙孙有文化，走出大山，走向世界，过另一种自由的、舒展的、开阔的生活。
二〇一八年，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为精准扶贫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精准扶贫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实现乡村振兴、文化振兴、乡村宜居、可持续、幸福社区，让乡村成为可以宜居的地方、幸福的地方，一方面我们要开展社会整体工作，在生态农业各方面的经济措施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我们提到的文化建设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具有战略性和根本性的措施。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大的误区，以往很多人，很多地方的领导，包括一些文化界的人都认为，偏远地区、落后地区是文化落后、经济落后、社会各方面的基础设施落后。事实上我们会看到，他们的基础设施可能是落后的，经济可能是落后的，但是我想提出的是，文化扶贫亟须新思维，需要探索新的实践路径，对经济文化进行新的思考。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越是偏远的中国乡村，越是需要精准扶贫的地方，可能越是有着没有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保存比较完好的，本地域的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这恰恰是很可贵地方。文化丰富性、多样性、原生态性、独特性，它恰恰具有。这就是我们说文化人类学，对偏远地区，对所谓的荒漠、荒野的一种新的价值的认识。应该充分认识落后、贫困地区的历史文化，发现、寻找历史文化的独特性。沈从文描写的湘西本来是一个落后的地区，但是在湘西，我们看到当地人对事物的认识、文化理念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是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恰恰是这样一种原生态的，具有原始生命强力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发掘、去寻找。所以我想，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对于精准扶贫而言，我们要充分认识落后地区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寻找他们的价值和意义，来重新发现和认知，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乡村的自然生态。一方面，社会的自然生态可能不适宜经济作物的生长，这些乡村原始的地理风貌可能带来另一种景观，可以进行一些新的、原生态的乡村景观的旅游、民族文化的旅游，等等。恰恰具有另一种开发的价值，等待人们去发现、去发掘、去开发。
第三个方面，我想，对于我们今天看到的落后地区、偏远地区，有很多的文化技艺，这是一种民俗文化的东西，或者今天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这里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发现它们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或者其他地区已经消亡的民俗文化，前工业文明的文化技艺的传承，等等。我们以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进行命名，进行保护，进行传承。
第四个方面，落后地区要进行根本的改变，可能还是要通过地域文化的书写，比如乡镇、县城，或者比较大的村庄的地方剧团的资助计划，推进地方文化的重新书写，通过地方的乡村志、乡镇志，来书写地方的文化，尤其可以进行一些地方现代生活的剧本的写作，来推进当代地方戏剧的演出，丰富地方的文化生活，建立一种文化的共同体来凝聚力量。这恰恰是文学才能达到的功能。通过当代的乡村剧本、乡村志的书写，作家培训班、文化、技术课程培训，梳理历史，书写当代地方的生活，来凝聚人心，建立一个新的文化、精神共同体。
第五个方面是乡村教育。如今，尤其在一些边远地区的乡村，人比较少，孩子比较少，乡镇与自然村小学教育助学、奖学制度的建设，或者希望小学、精准扶贫小学的建立，这是一个长远的、根本的制度。同时像推进村镇图书馆建设，都有利于文化长远的发展。乡村振兴要把当地的人留住，培养好新一代地方文化的传承者、建设者。
总之，在精准扶贫、新的乡村战略提出的背景下，乡村扶贫特别需要这种更加长远的计划，更立足于未来、立足于孩子的长远的发展，让地方的文化被重新审视，发扬出它们的民族的价值、历史的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同时，我们把它们书写出来，实现一些像新剧团的建立、新的乡村志的书写、实行县域与乡镇的地方剧团资助计划、建立地方戏剧演出与比赛机制，来建立一个乡村共同体，让我们的孩子们不再受穷，从大山里走出来，成为新乡村、新文化的建设者与书写者。
乡土写作需深入创作对象的内心与生活
李鲁平（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精准扶贫是我们当代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当然它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提出到二〇二〇年要全部脱贫，二〇一三年公布的数据我们绝对贫困人口有八千多万，这几年每年脱贫一千万，二〇一六年还有四千多万，要在剩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解决四千多万人的脱贫。无疑，这是中国社会当代社会进程中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文学不可能忽视这样恢宏的社会进程，作家更不会忽视，作家们一直在思考如何书写农民的脱贫人生。 其实丰衣足食，摆脱贫困一直是中国农民的梦想，不是今天才有，不是提出和实施扶贫工程后才有，自古以来农民就渴望摆脱贫困。
我们的减贫事业也不是从今天才有，减贫事业从很早就有。摆脱贫困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奋斗的源动力，也是中国作家不断书写的一个主题。在当代，对农村摆脱贫困的书写有鲜明的几个阶段。在三十年前，在八十年代，对农民摆脱贫困的书写有一个集中的主题，即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比如，写他们对土地的珍惜、热爱、渴望，尤凤伟《山地》中的“五爺”觉得，即使一块巴掌大的地，他也可以实现一个家族的梦想。《种包谷的老人》的“刘三老汉”认为只要你给我土地，我就能做一个体面的父亲，就能为女儿置办像样的嫁妆。在这个阶段，作家对乡村的书写，或者是对农民摆脱贫困追求幸福的书写，都集中在农民对土地的关注上，能否拥有一块土地、能否安全稳定地耕种一块土地，关乎着他们的生存和梦想。
在九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进入了最为艰难的阶段，这个阶段突出的社会矛盾就是干群关系复杂、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农业成本过高、化肥农药等生资缺乏，计划生育、各种税费等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在这样一个矛盾交织的阶段，农民摆脱贫困的梦想，不再寄托在土地之上，而是寄托在自由迁徙、乡镇企业，寄托在工业之上。比如，渴望进城务工、渴望在城市居住、发展。这样一个阶段，农民对富裕的追求，与农民实际的生存现状纠缠在一起，交织成当时农村和农民普遍的焦虑面貌。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堪称书写当时农村复杂交织的矛盾以及农民焦虑的代表性作品。总之，这个阶段的农民把梦想都寄托在乡镇企业和工业之上，而事实上就是今天中国的农民对工业并不是很熟，也不是很了解，但他们本能地认为工业和工厂，比农业比土地更能解决幸福和生存问题。
在当代，在二十一世纪精准扶贫的背景之下，中国的农民已经实现大规模地向城市迁徙，基本上可以自由流动———虽然户口和身份还不能完全从法律上解决，但与过去被土地捆绑的时代不同，人可以走动。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多数的农民把自己的梦想和幸福寄托在城市，寄托在都市。书写农民摆脱贫困的文本，演变成书写农民城市生存的文本，一方面，写他们对繁华富裕的渴望，写他们在都市里尊严受到的践踏，写他们为脱胎换骨所付出的千辛万苦以及微薄的所得。另一个方面，写他们背后的乡村，写乡村的寂寞、荒芜、萧条，写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等等。在这个阶段，土地已不是被珍惜的对象，他们的梦想也不在农村那块土地之上。他们对土地已经没有兴趣，除非这块土地能够跟开发商，跟房地产、跟铁路、跟征地联系起来。他们更多的兴趣在资本、产业、开发、科技，乃至于今天的互联网。这些书写农民的文本当然也是关于农民实现富裕和梦想的文本，但实现梦想和富裕的过程已经与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紧密连在一起，是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因此，它们不再是关于劳动和土地的文本，就像刘醒龙的《生命是劳动与仁慈》所写的陈东风他们一样，他们对那种基本的劳动丧失热情，对朴实劳动的价值高度怀疑。这些文本不仅仅是与户口、流动、身份、房屋、饥饿有关的文本，或者说即使有，其内涵也与过去完全不同。当年邵振国写《麦客》，一对父子在外面跟别人打短工，割麦子，盘算着把一块地的麦子割完，就可以回去建一栋房屋，儿子就可以把媳妇娶回来。今天一对农民父子不会这样思考，他们想的是在县城买房，是在三线、四线城市买房，还是在一线二线城市跟儿子买房。他们所写的贫困是另一种贫困，比如子女在城市谋生存，父母在家乡成为扶贫对象。有物质层面的贫困，更有精神层面的贫困。种种复杂的情形表明，当下对扶贫、对于乡村的书写不单单是一个乡土题材，不是一个农村题材，更多的是一个复杂的城市化题材，一个现代化进程的题材。
但是我们不少作家的书写把这样一个复杂的题材简约化了，仍然局限在农村、农业、农民的背景上来书写农民对摆脱贫困和富裕的追求。由于社会层面对这一主题的重视和组织，今天的扶贫不是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村的事情，它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层面的事情。因而不少作家就局限于把扶贫集中在工作层面来写，写一个扶贫工作队长、写一个扶贫工作队、写一个扶贫工作队员、写怎么完成一个项目、实施一个计划，关注扶贫工作怎么做、怎么完成、怎么考核、怎么验收，写扶贫的进度、写扶贫的艰难。这样的书写显然是表面的，甚至是非文学的，扶贫工作要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扶贫的书写也必须精准。
在当下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我们的作者、作家应该深入贫困地区贫困户的内部，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思考贫困更深层次的原因。精准扶贫最根本的是搞清楚贫困对象是谁？为什么会贫？对这个问题，我们往往停留在技术层面、现象层面，比如贫困是因为残疾或者疾病，是因为丧失了劳动力，等等，我相信贫困一定有贫困的历史、文化、心理因素。不能简单地从生产技能、市场、体力等来思考，而要从人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来挖掘思考一个村、一个农民如何在现代化的潮流中被抛弃，如何沦落到如此的境地。我们需要深入农民的内心和历史。同样是一个村里的农民，面对现代化潮流，面对改革，为什么有的农民走出去了，富裕了，而有的农民从他的爷爷、父亲到他这一辈还在这个地方，还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当然也需要深入扶贫工作一线和扶贫工作者的内心和生活，不是停留在书写修路、打井、送米、送油，而是要写出他们对贫困的感同身受，写出他们为贫困所感动，写他们真诚地参与减贫脱贫事业，而不是为完成一项任务、指标，作为一个局外人参与扶贫。如此，向时代、向读者提供更加真实可信、更有艺术感染力的乡村文本。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创作如何突破
蔡家园（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
我觉得《芳草》在当下的大背景下提出这样的一个文学话题，使它的重要性又得到了新的突显。文学怎样与时代进行同频共振，《芳草》在这方面提出了很多可供我们借鉴的思路。这个话题也体现出一种敏锐性、前瞻性和引领性。听了前面老师们的发言后，我很受启发，谈谈我的感想。 中国当代文学关于乡村书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从赵树理、孙犁、柳青到新时期的高晓声、刘绍棠、路遥、陈忠实、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刘醒龙、关仁山等等，他们创造了许多经典文本。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央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精神世界也在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面对“进行时”中的时代之变和人心之变，作家们有着敏锐的表现，近年来涌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文本，譬如贾平凹的《极花》、张炜的《艾约堡秘史》、关仁山的《金山银谷》，还有王宏甲的《塘约道路》等等。但是，由于目前文学生产体制的固化以及作家自身的问题，譬如与生活严重隔膜，许多乡村文本显得浅表化、虚假化和模式化。乡村书写如何突破？刘醒龙老师有着深邃的思考，提出“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切入这个话题：
一是新语境。当下的时代语境，已经不再是我们经常简单化理解的现代性发展视野中落后的、封闭的、停滞的乡土社会。一是随着资本化、科技化、国际化的力量不断增强，乡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结构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正在呈加速度发展。二是对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强化，突出了集体经济土地所有制的作用，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推行的土地流转，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还是政治、道德、文化层面的。从《塘约道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
二是新态度。面对时代新变，作家需要一种新态度，也就是走出书斋，虔诚进入生活现场，不仅身入，更要心入。采取平視的视角，甚至阿玛蒂亚森说的“蚯蚓视角”———更加谦卑地审视生活，审视乡村和农民。两种深入生活的方式：定点式，柳青；漫游式，路遥。总而言之，作家必须沉到生活的深处去体验、观察、思考，才能准确把握住时代的脉动，捕捉到新形象，提炼出新典型。
三是新观念。要破除二元对立观念，以一种总体性视野来观照乡土。从时间维度来看，它是动态发展的；从空间维度来看，它与城市是密切相连，甚至相互交融的（城中村）。作家不能停滞地、割裂地、孤立地认知乡村，必须穿透乡村生活的碎片，穿越表象去把握那种更接近本质的、趋势性的东西，这样更能焕发文学的力量。
新的乡村文本能否实现突破，关键是两个方面：
一是，能否塑造出新人物。从社会学角度对农民应该进行新定义，那么文学呢？如何塑造新农民。穷困的农民需要物质关怀，更需要文化关怀、心灵关怀。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人性的变与不变也是需要作家深度思考的。随着乡村改革的深化，是否会出现像梁生宝那样的“时代新人”？关仁山的《金山银谷》，讲述范少山回乡，以及寻找金谷，成立经济合作社的故事中，表现了新一代农民的远大志向与高远情怀。已经进了城的范少山，有了自己的小生意，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回乡务农首先面临的是家人的不解与反对。他在跟父亲交心时说：“范家的祖先范仲淹心里头装着全天下，那叫大胸怀，我范少山心里头装着白羊峪，我想有点小胸怀中不？”作品生动塑造了一个心系家乡变革、志在村民致富的新型农民形象。农村干部形象妖魔化，需要重新认知。
二是，能否建构乡村书写新美学。立足传统乡土书写美学经验，丁帆“三画”（风景、风俗、风情）“四彩”（自然色彩、神性、流寓、悲情）。当下社会集合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经验，从新生活中提取的新的美学经验，与传统经验进行融合，实现一种开放的表达。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涵盖两个维度
刘艳（《文学评论》）
认真地聆听了各位专家前辈的发言，我觉得大家谈的角度都挺好，专家们的发言的质量都挺高的。各位专家的发言，虽然角度都不太相同，我都认真听了，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主题背景下讨论，能有这样一个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研讨，陆续提出和碰撞出很多在这个话题之下，最前沿和最为引人深思的维度的思考，我的感觉是觉得挺震撼的。我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今天我们研讨的主题是“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首先，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不同的角度的思考和阐发。这个题目本身所涉范围就比较大，至少涵盖两个维度。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维度，研讨主题是“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而不是单指“扶贫题材的乡村文本”。刚才几位学者、评论家发言中其实也涉及到了，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偏于文学史的视角，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周立波、丁玲、赵树理到柳青、孙犁，再到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家，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刘醒龙等这些名作家，他们提供的乡村生活文本是怎样的？我们今天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去看，整个文学史发展脉络当中的乡村生活文本的话，就会有好多角度可谈、可研究。所以，诚恳地建议醒龙老师、哨兵老师也可以在这个栏目接下来的讨论当中，辟出专门偏于从文学史角度做出梳理的讨论。今天这个研讨主题，还有一个维度，就是把一段时间以来的精准扶贫的文学作品的评论，一组一组地推出来，推出精准扶贫文学作品评论系列专辑。其他刊好像还没有特别注意这样做，我觉得做系列精准扶贫文学作品评论专辑，效果会很好，也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度。另一方面，将来也有可能作为这方面有价值的史料、研究资料留下来，对将来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一些宝贵的史料、资料。
因为这两年我对精准扶贫这个问题关注也挺多，参加的相关作家作品的讨论会也有一些，比方说贺享雍的《大国扶贫》，首发《中国作家》，同期推出单行本。我写他的评论《“精准扶贫”的时代史诗》，是在《文艺报》（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第六版）发表的，所以我对精准扶贫的创作、精准扶贫题材的作品，也还是有了解和自己的一点研究心得。刚才马步升老师发言的时候，我对他的发言特别有共鸣一点是，现在的精准扶贫题材的作品，它往往是以乡村外来者的视点来写，不是一个内置的乡村视点，这也是我今年在《当代文坛》第三期发表的论文（评论）《抵达乡村现实的路径和新的可能性———以贺享雍<人心不古>和<村医之家>为例》中谈到的。通过贺享雍《乡村志》系列小说，可以看到柳青及《创业史》的写作成就在当下的最好的继承、传承以及新的生长点。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写作可谓丰赡，但似乎都与柳青式文学书写———将写实的传统、文学为人生的传统和文学表现社会历史相结合的书写方式，有着或多或少显在的差异性。贺享雍的乡村志小说却能够很好地继承、传承并且创造性发扬柳青《创业史》式书写传统和文学成就，这与作家深深扎根乡村生活、小说内置的乡村视点与预期受众密切相关。 贺享雍作为《中国作家》重点推出的作家，内置的乡村视点是他写作的特色。马步升老师讲到，现在很多书写农村生活文本的作家，他其实没有融入乡村，他即使是农村的孩子，但他也没有融入乡村，他整个的教育、成长背景，其实是怎么尽快地脱离乡村。但是，贺享雍这个作家，在乡村切切实实生活、工作就已经四十多年，虽然他的写作技巧等方面，可能达不到刘醒龙等这种名作家的水平，但是他有一个优点是什么？你去读他的十卷本的“乡村志”乡村生活文本，你就会发现他的写作是乡村内置视点，连我这个不是农村出身的人一读，就能感受到他对乡村生活的书写，是很真切的。很多学者都很认同我的这一个观点———贺享雍乡村生活文本的写作，是一种内置的乡村生活视点。《人心不古》中的贺世普是主要人物，小说所写是他和妻子佳兰退休后回村生活的一段经历以及围绕他们发生的种种故事。但读过小说就会发现，这个本应最能代表“外来者”的、回村的贺世普与贺家湾竟然完全不“隔”。虽然在对于法律的理解上，贺世普好像与遵从“就活人不就死人”的贺家湾人，有点“隔”，但通过他的视角所讲述出来的贺家湾的风俗、民情、物事，等等，全是带有地域性显著特征的贺家湾的标签和印记，也完全不是一个外来者的从外部观照的视角，也不是那种从外部难以进入乡村内部和细部的叙事眼光和小说叙事方式。之所以如此，原因恰恰在于小说自带的内置的乡村视点。而且贺享雍不是说一味地说、写现在的农村是“中国最后的农村”，他是让你看到当前农村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乡村生活的细节化叙述是很丰赡的，而且不缺美好的乡村生活细节。更难能可贵的是，贺享雍书写了传统乡村伦理在当下依然存续以及新的可能性，小说呈现“新乡土中国”的整体性审美书写向度。这是在当下的乡村生活文本的书写当中，非常可贵的一种文学书写方式。
而且由于贺享雍具有内置的乡村生活视点，读他的作品，你会发现乡村传统的伦理价值依然有效。他的乡村生活小说，处处展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他的长篇小说《人心不古》中，就是一个退休的老干部携夫人回到乡下，刚回去时大家把他捧得高高在上，他也一心想改变农村生活现状，替大家维护法律权益。但后来他发现，大家按照固有的乡村传统的伦理价值，可以让自己生活得很稳定，乡情很融洽，当他照本宣科地按法律干预时，反而大家都不再容纳他。说明什么？说明很多乡村生活文本的作家，和我们读者———咱们曾经一直是以那种启蒙的、反思的视点去看、书写与研究乡村和乡村生活，说乡村是应该被拯救的。但是通过贺享雍这样一个用乡村内置视点写乡村的作家，你会发现乡村传统的伦理价值，依然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乡村也带给乡村生活的人们、带给我们以活力与未来。现在中国的农村、乡村，当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但我觉得能够以内置的乡村视点书写乡村生活文本，这是很有价值的。所以，这也为作家能否以乡村内置视点，为未来的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生活文本书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并且这也是符合党中央、中宣部提出的实现乡村振兴有关政策的初衷，在精神实质上符合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各项要求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文学书写———贴近乡村叙述、内置的乡村视点，写出乡村传统伦理价值依然存续和拥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呈现“新乡土中国”的整体性审美书写维度的文学书写，是特别有价值的，是应该加以提倡的。
然后我觉得《芳草》所提供的这次主题正大、宏大却又很贴合创作的讨论，给作家未来的创作、评论家未来的评论，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的空间，我发现像贺享雍这样的作家写乡村生活文本，已经是写得很好了；但写作精准扶贫文本，像他的《大国扶贫》，多少存在一个问题———在扶贫政策与文学书写的转换上，还是转得不够好，远不如他单纯写乡村生活的文本，写得生动自然感人。所以我在此特别强烈地呼吁，像刘醒龙这样的名作家、文学书写能力较强的名家，一定要写精准扶贫题材的作品。因为当下精准扶贫题材的作品容易陷入一种材料的堆积，似乎也往往不能很好地将材料记录转化为文学性的书写。所以期待更多的一流作家，能够多给我们提供精准扶贫题材的乡村生活文本，因为你们写作和提供出来的乡村生活文本，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像刘醒龙这样乡村出身的名家，应该也不缺内置的乡村视点。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得根据各地的特色来创作。比方说欧阳黔森二〇一八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三个头条所构成的《精准扶贫三部曲》，他就是抓住了贵州当地的精准扶贫和脱贫，是与习仲勋同志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关怀、深度关心分不开的，突出本地精准扶贫的地方特色，这无比重要。突出了本地特色，才会产生、拥有本地特色和地域性特征的精准扶贫题材的乡村生活文本，才能避免千篇一律精准扶贫题材作品的产生。本地特色进而呈具文学特色，也决定了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当下乡土书写如何体现乡村生长性
刘颋（《文艺报》文学评论部主任）
对这个题目，我其实没有太多发言权，虽然长在农村，但是此后跟农村的隔膜太大了。所有的农村的印象、经验和想象都来源于文学作品，来源于各种文字的记载。所以我只能说一点从间接经验上获得的感受。好在前两天就在某一个会上，正好非常集中地读了一大批精准扶贫的作品，所以还是把我的一点读后感在这儿跟大家交流一下。
从我们现在的经验来说，我们的乡村经验其实都是一种间接经验。而且在我的间接经验中，我感觉到就是像刘艳提到的贺享雍，在今天的写作者中应该算是少数的。还有一个安徽作家叫曹多勇，他写过《淮水谣》，写的是淮水流域的乡村，是说四代人和土地的关系，比如对土地的依赖关系和土地的依存关系。在他写第二代人的时候，人和土地之间是互相信任的，是有感情的。那样一种关系，在咱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是对那一代人的折射。然后到第三代人，就是想要从土地上走出去的一代人，他们如何努力地走出土地。到第四代，就写了一些新型的农村，他又通過各种方式，完成了一个返乡的书写。他写了四代人，应该说他对人和土地的关系，特别是淮河流域，非常的熟悉，写得也非常感人。贺享雍虽然工作单位是渠县教育局，但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乡土，只不过他采用的是麻辣派的大巴山方言的文学书写语言，可能会影响了他作品的传播，但是的确对乡村人的心理世界，包括对他们的精神结构是非常了解的。无论是贺享雍也罢，是曹多勇也罢，这样的作者起码在我的阅读中都是少而又少的。比如说付秀莹的《陌上》，其实在骨子里依然是一种返乡的书写。所以它已经不是内生的视角了，它是一个外来的参照，所以付秀莹所写出的所有的乡村的生活都有一个他者的视角存在。 还有一种，就我读到的更多的我们今天关于乡土的书写，我个人更多把它看作是一种挽歌式的书写。不管是对曾经的红火的乡村，还是曾经人和土地的那种亲密无间的感情的抒写，其实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点挽歌的意味。包括今天年轻的一代的那种返乡的书写，更是如此，而且这是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础之上的一种返乡书写，多少带有一点挽歌的心态。那么还有一种，更多的可能是存在于很多年轻的作家里，我们看到的也有写乡土写乡村的，是基于一个理念出发的对乡村的一种想象的书写。那么从这两种来看，我就提出了我个人的质疑。如果看我们今天的尤其是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我更想看到的是今天乡村生长性的所在。
这和精准扶贫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精准扶贫的其中的一个核心应该就是从输血到造血。关于精准扶贫的书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所有关于精准扶贫的书写，他的视角都是自上而下的，从上而下的，我甚至看到了更多的是基于国家层面的对精准扶贫的“伟光正”“高大上”的呈现。
但是乡村的生长性它必须是自内而外的。你可以给它输血，但更多的应该让乡村自身能够造血。但就当下而言，无论是想象性的文本，还是挽歌性的文本，生长性都是比较欠缺的。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对于乡村的各种各样的冥想、怀想，但在今天是不是我们的村支书，就一定是一个大仲马的形象，出场就一定带有那样一种不一样的气场。这些只是我阅读经验里的一点感受。
所以，如果今天精准扶贫背景之下的乡村文本，我们要探讨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书写的价值和意义，以及我们去阅读它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我希望看到的是有内生性的能够自己造血的乡村。它的生长性既是精神的生长，即传统伦理道德的生长，也是它的文化的生长，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要落实在人物的身上。
我举个例子，是关于我这两天读到的精准扶贫作品中的一个文本，故事背景是十八洞村。就是说我们的精准扶贫不仅是要扶得住，还要立得起，那么它更多地注重的是今天的乡村道德建设。有些地方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会让村人投票，投票按五星到一星排列，评道德楷模家庭。在这个文本里，有一个人，因为村里要通电的时候，电线杆要插在他的田里，如果不那样的话，得绕很大的弯路，而他的田地很少，所以他就非常不愿意，于是他跟村里都闹翻了。结果在这次评选中，他就被村人投了两颗星。在全村道德评级等级最低。然后就给他家大门上贴了两颗星，他家就成了全村的一个重点。后来，在村人的鄙视之下，这人内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就找到精准扶贫工作队的相关人员投诉，说我既没有拔你的电线杆，也没有去剪你的电线，我只不过就是不同意你们在我的田里边插电线杆，但是你们也还是插了，你们为什么要给我投两颗星？工作人员回复说，因为你的这一场争和闹在村里产生了极其不好的影响，对整个村的道德建设起了非常不好的负面作用，大家都觉得你的这种行为不可取，所以给你投了两颗星。后来他回去后，擅自把门上那两颗星给揭了下来，不久就被人举报了。工作队说，他揭了，说明已经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只是给他一个警示，如果他此后改正了自己的行为，大家更加和谐更加团结，那么这件事情就已经起到了作用。
就此我想说的是，通过乡村内部的道德评估和道德建设，也是落实精准扶贫，从输血到造血的过程。这样的一种文学表现，应该说是比较有亮点有新意的，但是也仍然看到了一个不足。那就是，今天乡村的生长性，仅仅只是在这种道德评估层面，而这样就能够体现出今天乡村的重建或者新生吗？而且这种星级的评定，本身是否就一定符合今天乡村自内而外建设的需要呢？其实我个人是打了一个问号的。这是我的一些困惑，而且也是我在现在的阅读中的一些不满足。因为这种自内而外的生长性，无论是精神生长还是文化生长、道德生长，从各个方面都看不到特别的让人有希望的地方。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当然也是我的一种期待，我就说这么多，供大家参考。
中国百年乡村叙事的五个阶段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细看这两期笔谈，在杨光祖的这篇文章中看到这么几句话。他说，我们现在的农民不需要启蒙，也不需要同情，也不再安平乐道，更不愿意做牺牲品，他们也开始追求自己幸福的生活。对此，我存有异议。我觉得，其实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农民还需要启蒙，而且整个中国的启蒙一百年了，一百年来，我们的启蒙到现在都没有完成。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说，借用孙中山先生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其实转换一下就是，启蒙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觉得就像刚才几位也说到了，我们不仅仅存在一个经济扶贫的问题，还存在文化扶贫的问题，其实还存在一个精神扶贫的问题。
那么精神扶贫就是，怎么样改变我们现在农民的那种精神状态。要精神扶贫改变他的精神状态，其实也就是文化启蒙的问题，也就是思想启蒙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内置的视点也罢，还是外来的视角也罢，都可以。关键是什么？你必须在你的整个文学创作过程当中，在小说创作过程当中，把启蒙的意识、启蒙的精神贯穿进去。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启蒙，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其实我们现在也仍然存在需要启蒙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点想法。第二点想法就是，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让我联想到了到底时代跟文学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文学需不需要那么贴近时代，去表现时代的精神。我觉得其实从更开阔的一个视野来看，文学是不是应该更疏离一点时代会更好。我们当下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讨论，比如说关仁山的小说怎样体现了时代精神，或者说贾平凹的小说怎样体现了时代精神，但放到一个更大的更开阔的文学史的背景视野之下，来看这个问题，你就能发现一个作品是否表现了承载了时代的精神，其实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命题。
比如說我们谈论《红楼梦》，你很难说《红楼梦》表现了什么样的时代精神，他其实是一个超越时代的问题。怎样超越时代的局限，怎样更多地去表现一种普遍性的东西，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命题。包括我们现在读西方的那些经典，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你会追问，安娜卡列尼娜表现了那个时代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吗？我觉得这个恐怕都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文学到底应该是更贴近时代好一点，还是疏离时代，然后以一种超越性的视点来表现时代更好一点。我觉得我现在更倾向于应该拉开一点距离，应该是疏离于时代的，不要过于看重时代性的表现，应该是更超越一点。这是我的一种感觉和判断。 再一个就是，刚才老马在发言的时候一再强调，要实现对乡村生活的那种精准观察，精准书写。那我就在想什么叫精准书写？到哪一个程度叫对乡村生活实现了精准书写？我们是不是存在一个标本意义上的精准书写？谁的书写是精准的，谁的书写是不精准的？我想，其实不存在一个理想意义上的那种标准书写。这恐怕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作家从他不同的人生阅历出发，从他所持有的不同的思想文化价值立场出发，当他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去观察表现乡村生活的时候，他所得出来的结论，所展示出来的乡村风景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乡村风景！这样就是一个丰富的多元的乡村风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知道这个精准书写到底是什么意思，反正我个人是有这种体会，我觉得其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自己也有一个梳理，我认为，百年来的中国的乡村叙事，百年来的乡村写作，其实走过了不同的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鲁迅他们那个阶段，我把它叫做启蒙叙事，他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来对乡村生活进行观察，然后他发现的就是阿Q、祥林嫂。第二种叙事就是田园叙事，像沈从文、汪曾祺他们这一脉，我觉得都可以划归到这个里头。它是以那种类似于中国古代田园诗的思维方式、表现方式，来理解看待乡村生活的，所以我把它叫田园叙事。那么第三种叙事我把它叫做阶级叙事。阶级叙事就是到了左翼作家之后一直到浩然包括赵树理，包括柳青等等，这一批人，聚焦乡村生活的社会政治层面。就是从阶级叙事开始，我们才有了所谓的地主、农民这样的阶级区分，在此之前我们是没有这种区分的。包括地主这个概念、名词被严重的妖魔化，一提地主我们就想到胡汉三、刘文彩、南霸天，就是无恶不作、为非作歹、欺男霸女，地主形象变成一个贬义词，就跟阶级叙事有太大的关系。然后第四种叙事模式，我把它叫做家族叙事，家族叙事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形成的一种文化热，它给作家带来的是一种文化的视角，他从文化的视角来观察、表现乡村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了家族的存在，像张炜的《古船》，像贾平凹的《浮躁》，包括《白鹿原》《红高粱家族》等等，我觉得他们都是采用一种家族叙事的方式。那么第五种叙事方式，我把它叫做地方志叙事。是地方志的那样一种叙事方式。地方志的叙事方式，像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像贾平凹的《秦腔》《古炉》，包括像毕飞宇的《平原》，像阿来的《空山》。这些都是把村庄作为一个聚焦点，一个表现对象，然后以类似于地方志的方式，进行一种乡村书写。所以地方志书写的出现，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文化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背景，其实是有关系的。地方志书写，我把它看作是一种本土化的叙事方式，他以这种本土化的叙事方式，对抗文化的全球化这样一个大的态势。那么第六种会是什么样子的？会是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叙事吗？那么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叙事到底何去何从？我们的乡村写作下一步要往哪儿走？朝哪个方向发展？我自己现在其实也搞不大明白，只能再做深入的观察。
贫困问题的书写与表现亟待深入与开展
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今天的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重要和及时，非常有价值。像这期《芳草》的这个栏目中“编者的话”所说的，精准的要求是要有科学性，应当是文学性的。虽然这个话题可能带有一定的政策性与政治性，但在实际上，我们的讨论完全可以按照“编者的话”所说的，把它很好、很精准地转换为一个文学性乃至于学术性的话题。我甚至觉得，我们如果很好地深入和展开，这个话题可能会激发出一种新的文学史意识和现实意识。我来武汉的前几天，刚好我们搞博士生资格审查。我有一个来自韩国的博士生，她对中国的底层小说特别感兴趣，认为底层小说里面写到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和之前所以为的中国还是不完全一样。她发现底层小说里写的中国，是这样的贫困，在这种贫困之下，甚至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人性变异。因此她就非要做这个研究，想将中国的底层小说与韩国朴正熙时代曾经出现的“民众文学”进行比较。方法上面，我不是太贊同正面和直接的比较，我说，不要比较了，你可以专门研究中国文学中这样一种类型的写作，研究底层文学，但你可以有东亚视野，甚至是世界视野。台湾转型的时候也是这样，出现过类似的底层文学。书写底层，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底层现实和作为对其书写与反映的底层文学。所以我说，关于贫困，关于贫困的文学书写，本身也很有学术价值，值得去研究和开掘。另外，我还想说，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会激发出我们新的文学史和文学意识。我们想一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文学，以及改革开放本身，就启动于脱贫，启动于如何对待贫困。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上的，是以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来消除贫困。文学层面上的，有“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对贫困的深刻反思。像刚才刘艳谈到的贵州那里，那就是贫困对人的一种扭曲。我们都能够记得当年的贵州作家何士光，他在其著名的短篇小说《乡场上》中所写的冯幺爸这个人物脱贫以后人性和人格的一种新的变化和站立。当然除了何士光，像高晓声、张贤亮等很多作家，都曾写过贫困。那么，这就可能启发我们以贫困的意识来反观文学史，或者说借鉴某种文学史经验，总结某种教训，重新去思考我们的文学。另外，我还觉得，贫困意识的提出或凸显，还会启发我们开拓出新的现实意识。现实中国，不是都像我们所谓长三角那样的富庶，长三角、沪宁杭那一带的农村，比我们很多都市里的人，都富裕得多。但是整个中国，并不都是这样，有更真实、更广大的贫困的中国。所以，我觉得文学也好，文学研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我们完全可以在这样一个可能是政治性的、政策性的问题框架之下，有我们的呼应和我们的思考。因此我说这个题目非常有生长性，是值得挖掘和展开的一个话题。我们的扶贫需要精准，思考问题也需要精准，必须要精准，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展开、挖掘和深入。
另外，这个讨论也使我想到以往的一个经历。我大约一九九二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曾经在亮马河大厦实习过一段时间。当时，亮马河大厦一带是北京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时的亮马河大厦有一个叫做北方国际广告公司的机构，曾经拍过很火的电视连续剧《过把瘾》。我在公司实习，有一次午间休息，我散步到了附近的昆仑饭店，我往饭店后一走，一下子看到极其脏乱差的景象。昆仑饭店那么高端豪华的地方，往后面一拐，进去就是所谓的“浙江村”，那就是当时北京非常著名的“浙江村”，脏得一塌糊涂。对我来说，一看到这种景象，感到极大的反差，非常有冲击力。刚好那段时间我正在泡我们学校的港台资料室，我记得好像是李敖的《文星》杂志，专门做过一次大规模的关于“贫困文化”的专辑，有很多图片，很有冲击力，对当时的我造成很大的冲击。“贫困文化”的字眼就此进入我的脑海当中，一直萦绕在我的内心。可是好多年以后，国家不断富强，人们的收入提高等情况，使得大家似乎也不适宜谈论贫困这个问题了。在经济发达和大国崛起的背景当中，谈贫困越来越不太合适，但这个话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所以说，今天这个话题和桫椤刚才谈到的美国人关于“贫困文化”的说法，一下子勾起我对当年的回忆，这个问题，确实还是很值得去关注。“贫困文化”，不妨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有展开性的话题。“贫困文化”的书写与表现，不光涉及到小说，还涉及到诗歌、影视等艺术类型。从“贫困文学”到“贫困文化”，都应该是非常值得深入与展开的话题，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我看大家都在談中国书写，谈中国经验，谈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实际上我们通过对贫困的关注，能够发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不光在陆家嘴，还在更广大的乡村。现在的情况是，文学作品产量巨大，我的阅读自然有限，但是从我有限的阅读当中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当然很多作品书写了极度的贫困，但很多更真实的东西可能还有待进一步去挖掘与呈现，特别是贫困对人性一种考量。贫困、人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甚至女性学者特别关心的性别问题，都会在贫困的这种生存处境之下发生很大的变异。我的家乡在苏北农村，苏北相对于四川、贵州很多贫困地方还算富裕的。以前我经常听说我小时候的同学到贵州、四川买了老婆回来，这就存在着性别问题。这就是真实的贫困所导致的很多复杂的问题之一。目前我们讨论贫困书写，一般仅会涉及到小说，但我觉得诗歌中对贫困的书写与表达也很充分，比如哨兵笔下的渔民世界。当然哨兵的诗歌不能光从贫困角度去阅读，但我觉得像哨兵那样的很多诗人书写贫困，也很值得关注与研究。贫困的视野一旦打开，就会看到很多问题。比如，我们可以说，贫困也不仅仅是局限于乡村，城市里的人们、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自己可能就比较贫困，仅仅是作为房奴，我们就很贫困。另外还有像农民进城所造成的一些“城中村”等等，也明显体现出贫困。所以说，无论是作为一种响应政策的工作，还是从文学创作的题材，从我们的文学研究的角度，或者是从开拓我们的现实视野，打开我们的现实文化关切等角度来看，贫困问题的提出，都很重要，都很有生长性，初步有一些这样的启发和想法，谢谢大家！
“精准扶贫”———乡土写作的契机
贺仲明（暨南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
我简单说一点，我刚才听到前面老师谈的一点，很有认同感，就是说我们当前很多乡土作品缺乏真实性，只有那种大而化之的书写，却缺乏生活真实，特别是细节方面、人物方面。这种情况很普遍，而且这也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情况了。作家生活的匮乏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近年来乡村本身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很多人在生活方面，在感情方面都可以说跟乡村有了越来越大的距离，越来越不熟悉乡村，也越来越不认同乡村。
当然从深层次来说，这里实际上还关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桫椤先生讲的作家创作姿态问题，沈从文先生说要对书写的对象“心怀谦卑”，我觉得很有启发。当前作家到底以何种心态看待乡村、书写乡村？我以为姿态存在一些问题。很多作家习惯于俯视生活、站在高的姿态上看待别人。这里倒不是一个简单俯视仰视的问题，而是特别要求作家是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有独立的精神。这样他才能有对生活的自信态度，才可能真正在生活当中，而不是被生活所左右。这样的态度，才能够真正进入到一个好的创作状态，真正表现出乡村现实。
刚才大家说到乡村图书馆，在山东也搞过，我也了解，基本上都没有成功的，书摆在那儿没人看。我觉得这个原因不光是在农民本身，实际上也在我们的作家，因为乡土文学跟农民的距离比较远，他觉得形式、内容都跟他们不适应，意义也不是很大，所以他们没有兴趣也是自然的事情。
那么具体来说，我们作家究竟应该怎么样和生活相关联？所以谈到今天的精准扶贫，作为作家来说，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乡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作家不可能直接参与现实太多，他只能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所以我就想，作家最重要的还是深入到生活中，反映出真实的乡村生活，这就是很好的扶贫，文化扶贫，以文化、文学的方式，展示乡村，让大家知道乡村的真实形态、样子，让大家更关注乡村，更精准地了解乡村、扶持乡村。
所以，作家的生活是很重要的。那么，怎么才能拥有生活？以前也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行过“体验生活”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实际上一点意义都没有，并且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这种表面化的、形式化的所谓的“体验生活”只是走过场，对于农民没有意义，对于作家也没有意义，纯粹是浪费时间。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表面化的，而是真正投入式的。当然，实际上，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这个兴趣，都有兴趣进入乡村，去了解乡村，但是，那些真正对乡村有热情有兴趣的作家，应该要利用好这个机会，作为一个很好的契机，真正深入到乡村中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精准扶贫这个活动真的有可能成为一些作家更好地了解和书写乡村的机会，也可能为乡土写作提供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关键还是在作家本人，能不能利用好这个机会，能不能真正精准地扶贫———扶自己在了解乡村生活方面的贫。
关注当下乡土书写的精神生活层面
朱寿桐（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可能大家觉得澳门没有农村，好像我就没有发言权。其实我可能比在座的各位与农村联系更紧密。因为我是在比较穷困的农村长大的，那是我的童年、少年时光。我们那时候读书，读外国的小说，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就发现他们穷人的生活原来和我们的很不一样。然后，我最近也读了一些关于农村的作品，比方说贾平凹的小说。贾平凹写的农村的贫穷，其实在我看来，跟我小时候记得的贫穷是不一样的。我记忆中的贫穷虽然没有路遥笔下的那么惨烈，但也确实不堪回首。你看贾平凹的《极花》里，他对贫穷的描写，也不过就是小弟在埋怨，早上吃米粥，中午吃米粥，晚上也吃米粥。其实我觉得，有米粥吃已经很好了。这是什么样的贫穷？是在生存意义上，是莫言和路遥笔下的那种几乎就快饿死的，没饭吃的，生存意义上的贫穷。
如今，这样的贫穷确实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我们的贫穷、我们乡村生活的贫穷依然存在。我注意到，像刘醒龙，像贾平凹，他们的小说都已经观照到农村生活的那种精神文化的贫穷。这种贫穷是受到现在越来越多关注的一种贫穷状态。我甚至觉得这种贫穷，在一种相对意义上，被强化了。比方说，原来这些乡村的朋友，对城市生活不了解的时候，他并不觉得他的生活是多么的贫穷，反而很怡然自得。而大部分的贫穷感、边缘感，乡村被抛弃的落寞感，实际上是在与文明，与城市进行了对流以后，才产生出来的，这种感觉才是真正地被遗忘或者说被忽略乃至被抛弃的感觉。这是真正的贫穷感。 他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乡村的希望，看不到乡村的前途。所以这样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的时代，它来自于农村的那种绝望感。我觉得这一点，贾平凹确实已经意识到了，不是生存层面的贫穷，而是生活层面的贫穷，是精神生活层面的贫穷感。再一个就是生命意义上的贫穷。其实说到生命的状态，一般来说，农村空气也好，如果说衣食无忧，他们应该生命状态更好，比城里人更健康，更长寿，好像最长寿者都深居密林深山。关于生命的意义，我想到一个笑话，一个美国人看见一个懒汉在沙滩上晒太阳，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工作？懒汉说工作为了什么？工作为了取得报酬。报酬取得了以后怎么样？报酬取得以后，你可以买房，买车。买房买车干什么？买房买车，你可以去旅游，去休闲。那么休闲又意味着什么？休闲，你可以在沙滩上面晒太阳。然后懒汉说，那我现在就可以晒太阳。就是这样一个关于生命状态的笑话。但从这个笑话里面，我们忽略了什么？笑话中的懒汉也好，他虽然拥有了一种生命状态，但他的这种生命状态还处在贫困的和贫穷的认知意义上，并没有把它当作是可以享受的文化。我们的乡村也是如此，可能乡村的生命状态还不错，但是有多少处在乡村中的人，能够以比较富裕的文化来对待这种生命状态，这确实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精准扶贫”是当下乡土文学创作框架下的分论题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今天的主题是精准扶贫与乡土文学的关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在当今世界，无论走到哪里，能让穷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过上比较体面、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一个莫大的功劳。在文学方面上讨论精准扶贫，我觉得主要还是表现在纪实文学、报告文学领域。精准扶贫，新农村建设，乡村复兴，都可以看作是当下乡土文学创作大的框架下的一个个分论题。
因为我主要是做小说研究，我就从小说创作来谈谈。我们要怎样处理精准扶贫这个话题，或者广而言之，怎样表现当下的乡村生活？确切来说，五〇后六〇后作家这么多年写下来，再要切入当下的乡村现实，是一个难题。尽管付秀莹的《陌上》不是特别精彩，那天我们几个人开会讨论《陌上》，我就说它不是没有短板，很多时候太像《红楼梦》了，里边的人物太能做梦，遇到什么问题绕不过去又难以解决，就把她推到梦境里做个了断。但是《陌上》为什么能够引人注目？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话题，成为一个现象级的小说？我想是因为它跳出了五〇后六〇后作家从政治、从权力或者讲从那种乡村宏大叙事的角度来写乡村，它写的是乡村的现实，而且是从中青年乡村女性的这一身份角度来展现乡村的日常生活。《陌上》写乡村，既没有那么破败，也没有那么光鲜，既不是说沦落到了那种即将崩溃或者“最后的乡村”，也没有多少按照理想主义和理想人物的样式写乡村振兴的套路；它就是一群当媳妇或者已经当了婆婆的农村女性们的琐碎却鲜活的生活图景，它还充满了一种人的生命欲望，人的生活向往，改善自身处境把日子过得好一点的现实追求。从这个层面讲，我认为《陌上》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再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处理当下的乡村生活与历史记忆的关系。我觉得莫言从二〇一七年重出江湖之后，他的《天下太平》《故乡人事》这样一类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于他之前作品的乡村描写。当然也不同于贾平凹笔下写的没落乡村、最后乡村这样一种路子。一方面莫言他是借助于对童年生活的记忆，激发灵感，进入作品，但另一方面他又从历史写到了当下的现实，从当年的一代人写到了当下的一代人。比如说《天下太平》这样的作品，就是从他比较擅长的儿童叙事入手。一个小孩被人家从水塘里抓起来的大乌龟把手指给咬住了，死不松口，然后人们讨论这怎么办呢？要用猪鬃去捅乌龟的鼻孔，就此从水塘污染说到养猪场的污染源，生发出一大堆相关话题，展现出当下乡村生活的嘈杂现场。另一方面就像他的《故乡人事》里《地主的眼神》，这个爱慕虚荣的地主，爱土地爱虚荣，却财力不足，他本来可以买少量的土质好一点的土地，他却用能买二十亩好地的钱，买了五十亩沙地，粮食产量很低，但是正因为这五十亩土地被打成了地主。这个点倒不是很新奇，很新奇的是最后到了地主的孙子，他回到现在的农村，和他的祖父一样也热爱这土地，而且想要用机械化来大面积地耕种土地。你就会看到，年轻一代人里并不是所有人都想逃离农村，也还是有人重新回到土地上搞发展，搞建设，搞生产。这是乡村生活的另一种新气象，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前景。
我觉得，从这些方面来讲，如何表现当下的乡村生活，是值得新老作家思考的，包括这个话题之下的精准扶贫主题。
好作家要写出时代的立体感
郭宝亮（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非常感谢醒龙兄和《芳草》杂志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当时我看到这个题目以后，觉得特别有意思。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看着好像挺政治化的，但实际上是当下非常热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真的需要挖掘。我就发现从当代文学起始发展到现在，我们的城市文学一直不发达，很難写出特别好的东西来。真正的好作品还是出自乡土文学。而当下的乡土小说有一个新的趋向，就是没有单纯的乡土了，而是写城乡。我写过一篇文章，《小说评论》今年第六期刊发，提到一个说法叫“城乡间性”，即“城乡间性”已经成为当下乡土写作的一个新的趋势。意思就是，你要写乡村，不可能不考虑城市，你写城市也不可能不考虑乡村。
所以现在对乡土作家来说，在城乡视角下观照乡村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其实春林刚才有些观点我是不大赞同的，比如他说我们作家和时代的关系，最好是疏离开来，而不要和时代离得那么近。当然他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不一定太妥帖。我觉得一个作家，特别是写长篇的作家，如果和时代没有联系，不关注时代的热点问题，那么他创作的作品恐怕不会有多大的反响。
任何时代的作家都和这个时代是有关系的。春林说《红楼梦》与时代没关系，那不可能。托尔斯泰与时代没有关系，那也不可能。我们离他们远了，我们才感觉他写的好像跟时代有疏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哪个人和时代能有疏离？我觉得疏离不疏离主要是怎么处理的问题。这与作家艺术才能的高低有关系。包括内视角和外视角的问题，其实真正写乡村的人都是外视角，因为农民不可能自己写。鲁迅也是外视角。但是外视角怎么转化为内视角？如果完全内视角，他肯定跳不出去。如果完全是外视角，也可能进不去。这就意味着必须是从内跳出来以后再回去看，这对作家来说就是一个考验，你的能力是不是有那么高？所以我看醒龙写《黄冈秘卷》三百四十八页有一段话印象挺深，就是少川的女儿北童说：“你们那些苦难叫什么苦难，无非是肚子饿了，没有食物。只要有了食物，几个馒头、几只包子就会让你们心满意足，山呼万岁。我们面对的苦难完全相反，满桌子山珍海味，我们不想动一动筷子，就算是发一沓钞票作为奖励，我们也吃不下去几口。所以，你们的苦难是一般的饥饿，只要有了食物就不会痛苦。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患上了厌食病，这种苦难不是食物所能解决的，不是物质层面的苦难，而是精神层面上的苦难。”现在其实对农村来说也是这个问题。吃饭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大。关键的问题是作家还没弄明白农民究竟是怎么回事。付秀莹的《陌上》应该来说写得还是不错的，但它还是有一个外置视角问题。农民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还没有从文本里面完全生发出来，但是即便从里面生发出来也不等于不是外来的。那么，外来的视角怎么进到里面？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不是政治化的，它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当下的问题。这是一个真问题，不是个假问题。不仅是我们扶贫本身的一个政治问题，也是当下中国文学要关注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怎么探讨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探讨清楚，是一个大的理论课题。 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如何处理作家和时代的关系？是把它看成表面的问题，还是深入到内在？你看柳青写《创业史》，艺术上很讲究的。他虽然写的是合作化的问题，但他真正侧重的是当时农民的心理转化问题：即怎样放弃私有制，走向公有制的心理问题。写人的心理就涉及到一个写人和写事的问题。
现在很多精准扶贫题材的小说写得很简单，没有真正深入到内在的人的层面去写。我们扶贫究竟应该怎么办？深层次的东西怎么挖掘？并不是说我们就写一个过程，一个事儿。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立体的，而不是单方面的。看清这些，我觉得才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
一味地谴责时代，或只唱赞歌，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好作家应该做的。能否立体地全方位地观照这个时代的热点，是对一个作家写作能力和思维方式的考验。在这个方面，好的作家肯定要写出时代的立体感。现在我们农村的真正的新人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究竟能不能把立体感写出来？所以我非常赞同刘艳说的希望醒龙也写这方面的作品，因为他肯定有这个能力，他要是写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用武之地的。
我经常跟河北的一些作家交流，我说咱们河北石家庄就是一个城中村，就是第一庄，大农村。石家庄实际上就是城乡交叉地带，是由农村向城市转化的一个范本。怎么把农村拆了建成一个新的城市，整个石家庄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缩影。这种改变如果在里面去找一找，你绝对能找到很多。这里面其实有好多东西，值得写一写。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向城镇化的一个转化，农村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如何以此来创作？这要求作家必须有一种超越的眼光，这就是春林说的和时代要疏离一些。但并不等于是远离时代，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必须拥抱时代，但是怎么去拥抱，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大学问的。
精准扶贫背景下乡村文学创作检视
汤天勇（黄冈师范学院副教授）
“精准扶贫”于二〇一三年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遂即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影响我国农村与农民前途与命运的重大工程。我国作家素有乡土（或农村）写作的传统，也有跟随时代拥抱大地的意识，他们用自己的笔墨迅疾对国家战略做出反映。从“精准扶贫”口号提出迄今已逾五载，五年一个阶段，也到了需要考量“精准扶贫”背景下乡村文学文本创作的时候了。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通过对相当一部分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发现，这类文学的文学表现力和艺术水准并未臻至理想，具体体现在：一是文体类型失衡，无论是以“精准扶贫”为背景还是作为写作对象，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为最，其次小说，其次影视文学，再次散文，而诗歌却是寥寥；二是写作内容虚假，很多文本呈现的内容纯粹是想当然，与乡村与农民距离甚远；三是写作模式固定，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多是写扶贫干部工作历程，事情大于人；四是人物塑造扁平，扶贫干部要么好要么坏，扶贫对象要么诚要么奸；五是写作方法单一，过于拘泥传统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
现实主义写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乡村叙事也有着百年的积淀，为何“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学文本佳作难觅呢？一是很多作家仅仅是对“精准扶贫”作政策性的图解和言说；二是作家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过于狭隘，影响了有效表达；三是作家对农村与农民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经验的阙如；四是很多一流的乡村写作的作家对这个新的写作领域尚持观望态度。
“精准扶贫”是足可以改写农村历史的重大事件，文艺家们不仅要去接触它、呼应它，而且还应能够出精品、出佳作。
当下乡村文本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
刘醒龙（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芳草》杂志主编）
刚才大家谈得都非常精彩，各自从学术立场、学养积累上，对“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命題进行了一些判断。但是这肯定都不是结论，只是在一起交流。当初我们提出这个命题，就在于这个命题的“背景”二字。大家可能接触到了，也意识到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强调精准扶贫“背景”下的。这两个字才是这个命题的主旨。是“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而不是“精准扶贫”的乡村文本。设计这样一个命题，是从自身的创作，读同行朋友们的作品，当然也在编辑每一期杂志需要的文学稿件过程中，接触到和感受到的。我们面对的现状是，大量的作品，甚至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作品，都存在一个问题，只要写到乡村，就旧得一塌糊涂。我经常用“旧”字来形容这类作品，从叙事到文本，几乎看不到任何新意，却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毫无愧疚地自我感觉甚好。这也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学“背景”。精准扶贫五年了，那么大的一个事儿，但在作品里面，丁点痕迹都看不到，一点气息都没有。刚才大家也谈到了，为什么现在要精准扶贫？那是因为国家整个面貌改变了。因大家也都谈到了，现在所谓精准扶贫的对象，比较难办的那些，都是疑难杂症。这种事往往是现实生活中最根本的纠结。刚才朱寿桐教授讲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故事中的人认为，人生既然是在沙滩上晒太阳，那我一开始就在沙滩上晒太阳。他不知道人生是一个过程，是要享受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文学也不会规定你必须写什么，因为更重要的是享受写作的过程，以及在写作中享受对生活的重新发现的过程。然而，时下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却重在写目的，不在乎过程。
作为作家，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小说，恐怕也是因为我特别看重小说的过程。我不看重小说结果，也不在乎我写什么。我写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享受过程时，无疑是发现某种正确的途径来认知生活，再有某种有效的方法来认知文学。这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通过前两期的两组稿件，特别是今天与在座的各位一起发现和碰撞，特别有收获，也有信心，把专栏继续办下去。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特别是来自像大湾区、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区的核心地带，那些没有乡村的地方的朋友的支持，就像天上看地上，视角更加全方位一些。时间不早，已经十二点三十分，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