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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党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道路自信”第一次出现在党的报告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有其内在的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哲学依据，也有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反思的历史依据；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构成了道路自信的实践基础。坚定道路自信要科学地认识中国国情，要有拒走“老路”与“邪路”的自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科学依据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3-0010-04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了道路的重要性，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强调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目标。同时，提出全党要树立“道路自信”。从一般意义上说，“自信”是主体在长期实践中对客体加以证明，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的高度信任，是一种对客体的正评价。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道路自信”的命题，需要从理论层面上加以解读，以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
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苏联模式，这种模式既包含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制度的主观理解，又具有当时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适用范围。苏联模式即使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但从社会主义历史的角度看既不是成功的选择，也不是任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必然选择。从哲学层面上来说也不可能是通用的，正如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指出的那样，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个国家究竟走何种发展道路，首先起决定作用的是该国的基本国情，基本国情决定和制约着具体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因此，中国作为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定国情，在社会主义具体形式的选择上也应具有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特殊形式。所以，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对历史的反思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重要依据。正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挫折。由于“左”的思想束缚，过去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挫折，这在毛泽东时期已经有所认识。早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提出“以苏联为戒”，走自己的路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不能一切模仿，照抄照搬。但是，由于没有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事实上正如邓小平于1988年5月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2]261正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前提基础的科学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正确反思，“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3]对此，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3后来他又多次重申了这一思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63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正是在同各国的实际结合中体现出来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践依据
中国共产党人对道路的自信不是简单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经过实践证明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既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的过程，也是经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并取得自信的。
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反思中提出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并对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反思和总结，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党的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命题的最初提出。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后到党的十三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核心内容的概括期。提出中国的国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据此提出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核心思想的概括。邓小平后来又强调坚持走这条道路和基本路线的坚定性，指出我们“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371
第三阶段（从党的十三大后到党的十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入探索期。党的十三大以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深入探索期，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了基本要求上的界定：一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二是强调走自己的路，就要做到“不教条”和“不照搬”。党的十五大提出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前面的路并不都是平坦的，还会有各种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经济生活中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无论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能动摇我们对其的坚定信念。党的十五大突出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景的光明性和具体路径的风险性，要求树立坚定的信念去攻坚克难。党的十六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了认识，强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四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后到党的十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炼概括期。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全面而完整的概括：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该概括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主体，规划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完整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又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在方法论上保证了道路的科学性。党的十七大着重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第五阶段（从党的十七大后到党的十八大），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深化期。党的十八大在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深入探索，加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发展价值上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深化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充实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二是凸显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三是强调已经树立了高度的自信，即要自觉地坚持这条道路。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深化和高度的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同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对所坚持道路的自信。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已经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信两个“一百年”能够完成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自信根本来自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理论分析
道路自信来自于道路自觉，道路自觉是道路自信的前提。道路自觉是对道路的科学研判，以及对在道路上所遇到问题的正确应对。因此，我们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必须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是要科学研判我国的基本情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立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认与发展是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做出的科学确认为基础的。江泽民曾回顾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既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的“两个没有变”的基础上，强调指出我国“三个没有变”，即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立足这个科学判断，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最大实际”的把握，就清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论的“总依据”，不能因为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妄自尊大”，也不能因为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妄自菲薄”。我们的正确态度是“不动摇”、“不折腾”和“不懈怠”。任何方面的改革都要牢牢立足这个实际；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都要牢记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要“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5]
二是要自觉坚持科学的道路，就要坚决反对走“老路”与“邪路”。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必须反对两条不同于以改革开放为特点的新路的“老路”与“邪路”。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条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这种干扰既有来自“左”的方面的，又有来自右的方面的。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就提出了防止右反击“左”的思想，只有排除这些干扰，才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所谓老路就是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封闭的、搞计划经济的老路，其基本特点就是封闭僵化。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用质疑、否定的目光审视改革开放，特别是当出现一些问题时候，这种思潮会更加凸显；所谓邪路就是改旗易帜，特别着重指出的是不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在发展中逐渐演化成了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改良者。除民主社会主义，还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这些思潮在具体观点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妄图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借鉴人类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但同样也是不能照搬照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老路”和“邪路”的新路，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2]258探索就难免有失误，更难免有各种错误思潮的冲击，因此，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我们既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广阔前景，同时更应注意在这条道路还有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因素，我们在未来还会遇到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如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问题；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思想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遭到冲击，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社会建设亟需加强，如何解决好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就业、医疗、入学、就学、住房等民生问题；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下，建设生态文明问题；如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如何应对美国战略转移，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的领土争端，创建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科学研判并加以正确应对。及时发现在道路上面临的问题并加以科学解决，是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方向行进，获得道路自信的重要因素。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首要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严肃地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6]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并经历挫折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列宁曾反复强调根据实践而不是囿于书本来探索和创新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他又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7]要坚定这个自信就是坚信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同时，不能将这条道路教义化、公式化和凝固化，实践没有止境，道路探索就不应止步，我们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去丰富这条道路。
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自信，用邓小平的一句话作为文章的结尾，“我们要在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2]38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39.
[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
[5]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
[7]列 宁.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66.
责任编辑 任浩明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科学依据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3-0010-04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了道路的重要性，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强调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目标。同时，提出全党要树立“道路自信”。从一般意义上说，“自信”是主体在长期实践中对客体加以证明，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的高度信任，是一种对客体的正评价。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道路自信”的命题，需要从理论层面上加以解读，以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
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苏联模式，这种模式既包含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制度的主观理解，又具有当时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适用范围。苏联模式即使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但从社会主义历史的角度看既不是成功的选择，也不是任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必然选择。从哲学层面上来说也不可能是通用的，正如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指出的那样，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个国家究竟走何种发展道路，首先起决定作用的是该国的基本国情，基本国情决定和制约着具体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因此，中国作为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定国情，在社会主义具体形式的选择上也应具有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特殊形式。所以，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对历史的反思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重要依据。正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挫折。由于“左”的思想束缚，过去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挫折，这在毛泽东时期已经有所认识。早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提出“以苏联为戒”，走自己的路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不能一切模仿，照抄照搬。但是，由于没有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事实上正如邓小平于1988年5月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2]261正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前提基础的科学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正确反思，“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3]对此，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3后来他又多次重申了这一思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63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正是在同各国的实际结合中体现出来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践依据
中国共产党人对道路的自信不是简单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经过实践证明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既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的过程，也是经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并取得自信的。
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反思中提出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并对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反思和总结，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党的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命题的最初提出。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后到党的十三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核心内容的概括期。提出中国的国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据此提出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核心思想的概括。邓小平后来又强调坚持走这条道路和基本路线的坚定性，指出我们“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371
第三阶段（从党的十三大后到党的十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入探索期。党的十三大以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深入探索期，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了基本要求上的界定：一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二是强调走自己的路，就要做到“不教条”和“不照搬”。党的十五大提出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前面的路并不都是平坦的，还会有各种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经济生活中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无论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能动摇我们对其的坚定信念。党的十五大突出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景的光明性和具体路径的风险性，要求树立坚定的信念去攻坚克难。党的十六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了认识，强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四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后到党的十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炼概括期。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全面而完整的概括：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该概括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主体，规划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完整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又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在方法论上保证了道路的科学性。党的十七大着重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第五阶段（从党的十七大后到党的十八大），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深化期。党的十八大在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深入探索，加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发展价值上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深化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充实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二是凸显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三是强调已经树立了高度的自信，即要自觉地坚持这条道路。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深化和高度的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同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对所坚持道路的自信。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已经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信两个“一百年”能够完成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自信根本来自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理论分析
道路自信来自于道路自觉，道路自觉是道路自信的前提。道路自觉是对道路的科学研判，以及对在道路上所遇到问题的正确应对。因此，我们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必须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是要科学研判我国的基本情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立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认与发展是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做出的科学确认为基础的。江泽民曾回顾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既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的“两个没有变”的基础上，强调指出我国“三个没有变”，即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立足这个科学判断，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最大实际”的把握，就清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论的“总依据”，不能因为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妄自尊大”，也不能因为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妄自菲薄”。我们的正确态度是“不动摇”、“不折腾”和“不懈怠”。任何方面的改革都要牢牢立足这个实际；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都要牢记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要“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5]
二是要自觉坚持科学的道路，就要坚决反对走“老路”与“邪路”。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必须反对两条不同于以改革开放为特点的新路的“老路”与“邪路”。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条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这种干扰既有来自“左”的方面的，又有来自右的方面的。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就提出了防止右反击“左”的思想，只有排除这些干扰，才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所谓老路就是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封闭的、搞计划经济的老路，其基本特点就是封闭僵化。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用质疑、否定的目光审视改革开放，特别是当出现一些问题时候，这种思潮会更加凸显；所谓邪路就是改旗易帜，特别着重指出的是不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在发展中逐渐演化成了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改良者。除民主社会主义，还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这些思潮在具体观点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妄图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借鉴人类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但同样也是不能照搬照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老路”和“邪路”的新路，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2]258探索就难免有失误，更难免有各种错误思潮的冲击，因此，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我们既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广阔前景，同时更应注意在这条道路还有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因素，我们在未来还会遇到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如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问题；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思想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遭到冲击，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社会建设亟需加强，如何解决好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就业、医疗、入学、就学、住房等民生问题；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下，建设生态文明问题；如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如何应对美国战略转移，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的领土争端，创建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科学研判并加以正确应对。及时发现在道路上面临的问题并加以科学解决，是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方向行进，获得道路自信的重要因素。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首要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严肃地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6]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并经历挫折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列宁曾反复强调根据实践而不是囿于书本来探索和创新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他又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7]要坚定这个自信就是坚信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同时，不能将这条道路教义化、公式化和凝固化，实践没有止境，道路探索就不应止步，我们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去丰富这条道路。
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自信，用邓小平的一句话作为文章的结尾，“我们要在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2]38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39.
[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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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任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