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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制度史的研究从七世纪开始,有着长久的历史。原来日本人坚信,在中国,制度出于理念,中国人按规定施行便取得了成果,因此只重视研究制度的理念与规定本身。然而制度研究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考量。随着20世纪后半出土文献的发现,日本研究者也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是如何利用出土文献来研究制度的运用以及其运用带来的结果上。其中,陈国灿先生的研究方法与成果给日本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我们促进了对中国制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