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飞: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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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吴虹飞印象记
  
  很多年前,在文学教授的“现代诗与人生”的课上,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孩子把海子的诗抄在黑板上,然后弹着吉他把它们唱下来。她一直低着头,声音细细的,听得不大清楚,曲调却是优美且忧伤。
  两年后,1999年冬天,京城却凭空多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主唱,带着她那凌厉凶猛的乐队周旋于地下酒吧之间。盘旋的音乐如教堂尖耸的屋顶,突兀地起飞以及降落。没有几个人记得她是好几年前的那个在工科学校里拿诗歌奖、温顺地唱着民谣的女子。
  她不幸成为了这个以严谨治学为宗旨的学校的异类,颠覆了清华校园里吉他民谣的浅吟低唱,花了四年工夫组建了一支名为“幸福大街”的摇滚乐队,成为北京地下音乐中异军突起的新锐力量。诗化的歌词,凄美的旋律,饱满的编配,甚至包括海外的精良制作,但这些都只是对自己的一场革命,宛如一个不合时宜的都市传奇。
  这个都市里的异族女子(她来自有风雨桥、鼓楼和侗歌大戏的南方),她有着最细密的柔情,和不可思议的革命的勇气。时尚杂志很失望地发现她不会扭屁股,不够ROCK。不吸烟、不喝酒、不泡酒吧。她穿水红长裙,黑色长发顺直。她在图书馆为论文废寝忘食。戴着眼镜的乖乖女,在宿舍应急灯下面写作。她唱歌,殚尽所能。而她最终没有上那些摇滚青年、娱乐记者和美女作家的当。她依旧好脾气,依旧不时尚。
  2003年2月,美国教育台如此评论歌手阿飞:这名年轻女子的尖利的歌声,透出的是禁锢已深的欲望和不加修饰的忧伤,那些具有迷幻色彩的歌曲超过了中国歌手在旋律上的实践所能达到的标准。
  阿飞,本名吴虹飞,清华大学环境工程双学士,现当代文学硕士。京城新锐乐队“幸福大街”主唱和词曲作者。已出版小说集《小龙房间里的鱼》、《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乐队同名专辑《幸福大街》于2002年9月在美国制作缩混完毕,等待发行。
  学院派女生,出版社校对,严肃作家,摇滚歌手,打口带贩子,艰深文学史研究者,装满小玩意的眼镜女生,桀骜不驯的混混阿飞,温柔而笨拙的痴心女子,你搞不清楚,究竟哪个才是她。
  1999年那年秋天,阿飞在修完双学位之后,直读研究生。她住在空洞但又布满灰尘的青四公寓,常常在晚自习之后伴着吉他声唱歌。阿飞练歌甚勤,却不肯当众唱歌,每天都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弹吉他。当时她正在写一首叫做《嫁衣》的歌,于是舍友每天听她怀抱吉他唱道:
  
  妈妈看好我的我的红嫁衣
  不要让我太早太早地死去
  
  阿飞特别爱吃巧克力。冬天经常与好友裹在两件灰扑扑的大衣里头,在接近午夜12点的街道上面走,为的就是去买她喜欢吃的麦丽素。她的朋友们知道她的癖好,就从很远的地方寄巧克力给她。阿飞喜欢吃外国产的巧克力,“因为它们比较贵”。每次从邮局里取回巧克力,她都会放几颗在同屋女孩子的桌上,再贴上一张小条子:小朋友,吃巧克力。
  阿飞那时候写了很多歌。《嫁衣》、《一只想变成橘子的苹果》都是1999年下半年的作品。那时宿舍既大且空,常住人口也少,阿飞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思索。周末好些朋友蜂拥而至,那些年轻女孩子男孩子在阳台下叫她,阿飞——阿飞——她就快乐地跑出去应答。外地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她用晒干的玫瑰花瓣做成好看的礼物送给她们。
  阿飞是个很有趣的女孩子,这一点足以证明她非常聪明,因为在我看来,笨女孩子是没法有趣的。小的时候她就常常在班上搞各种恶作剧,把男生气得哇哇大哭。有一次她的同屋为了防止她至老不售而把读博士的一个男孩介绍给她,她却用一盆大蒜来冒充水仙去送给他,还给那盆蒜起名叫“土行孙”。男孩子信以为真,老老实实地给那盆蒜苗浇水,直至其疯长不已,原形毕露为止。阿飞的恶作剧非只此一桩,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阿飞研究的专业十分杂乱,从垃圾焚烧到30年代中国新批评传播,到90年代先锋诗歌的剖析,她书架上的书也是杂乱无章,从侗族大歌到爵士摇滚,从凡高到福科,从钱钟书到奥威尔、卡尔维诺,乱放一气。而宿舍里电话线横行,不小心就会绊倒。而她本人则粗枝大叶,记忆力奇差,给留学生上课,常常跑错教室,记错时间。为了避免忘记,把事情记在本子上,结果往往是连本子都找不到了。但阿飞的生活似乎井然有序,她不吸烟,不喝酒,不熬夜,课程一一修完。
  和熟悉的朋友一起,阿飞总是发挥着她的长处,尽力使大家轻松快乐,她总是有着取之不尽的幽默感,时而犀利,时而温和,却不会流于滑稽。但是一旦许多人在一起,或者是陌生的环境,阿飞却变得害羞拘谨,坐在一边,静静听旁人讲话。她的外交能力捉襟见肘。
  她的身体在这边,笑容飘散,心却不知道飞到哪些幻想的国度中去了。对她而言,正如兰波所说,生活在别处。她花很长的时间独自发呆。到了深夜大家熄灯睡觉,“那些有毒的文字和声音,静静奔涌在皮肤下的血管中”。她的那个世界,旁人走不进去,也无法了解。那些歌和文字从何而来,无人知晓,创作对她而言是隐秘的,宛如地河,在看不见的地方。
  她有着简单的小气,也有着简单的野心。“我以为那些在游荡着的阴郁的魂灵更加需要同情和安慰,比起形而上伤感的青春,它们更加脆弱和卑琐,更加不堪一击。”阴郁的魂灵们应该去读一读阿飞,能找到的不仅仅是同情和安慰,还有很多被遗忘的美好——这些美好,来自阴郁还没开始的地方。
  蝴蝶飞舞,歌声呜咽。阿飞只在黑漆漆的舞台上,周而复始地唱歌。那些拼却全力、手忙脚乱地拼装着的青春的残片,那些感情的无依和世事的虚妄。那些突如其来的乖张那些令人动容的温柔。罗素称有三种单纯然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这三个似乎大而无当的东西恰好是她那些有韵无韵的声音背后真正的动力。她让你看到的只是最为凡俗的那些表象:漠然相应,逝若尘灰,一夕承欢,始乱终弃。她在说这些时,大笑狂吟,从未打算要感动任何人。
  阿飞在情人节写道:“……川端康成之美,是徒劳之美。徒劳,是知道不可为而为之……我会耐心与你讨论爱最隐秘最犹疑的细节,仿佛立下生死遗言,寻觅清醒的时刻,向你反复阐明:如此简单的中心……在如此干燥和喧哗的北京,我害怕我要失去耐心和天性中柔软的部分,以及表达的能力。我们在大部分时候,无法交流,是人力所不逮。比起才华和荣誉,我更爱人世间的一份卑微的温暖和安定。我承认我自负,在你面前,我更愿意低下头颅,承认我的依恋和爱戴。你所能为,是我不能为。我深以你为傲,这点我要反复阐明……”
  她的歌声,你能听到令人惊异的形态,乖张与沉静、放纵与节制、暴戾与温驯、凶猛与脆弱、诅咒与从容、华丽与淡定集于一名柔弱女子之身。有些女子永远值得关爱,如P.J.Harvy,Janis Joplin,如Bjork,还有她,当灯光熄灭,吉他的电网开始肆虐,阿飞垂下头颅,把歌声归于无人的死寂之处的时候,我这么想。
  
  Two 吴虹飞访谈录
  
  问:2003年你一下子出了两本书,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小龙房间里的鱼》、新世界出版社的《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在物质繁华的年代,你总是试图揭示世界的贫瘠,你的作品不缺乏时而凌厉时而忧伤的情绪,但有时又会在表达上呈现出高度的节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品?你有设想过新的作品吗?
  吴:有多少欲望,就有多少语言。我会很犹豫,把握不定。我喜欢把激情收在下面,试图在表达上更加有效。不知道这样的过度节制会不会影响到作品中的情绪和力度。我惟一欣慰的是我写的时候花了很长的时间,没有想过出版,也没有想过给很多人看,这样能够保证最大限度的纯粹。设想过完全新的作品,写最深处最本质的欲望,荒诞而绝望的,但是我发现,理想的文体很有可能永远只在想像之中。
  问:写作的同时你还做音乐?
  吴:应该是,做音乐的同时,我还写作。
  问:乐队什么时候成立的?如何成立?
  吴:我和他们在一个不能挣钱的酒吧里认识,成为朋友,一起挣不到钱,一起吃凉皮,一起无所事事,1999年9月,乐队成立。
  问:他们都是同校的学生吗?
  吴:不,他们都不是学生,他们是职业乐手。
  问:你原来在学校只是一个民谣歌手,怎么想到做摇滚?
  吴:只是想试图找到最恰当的表达方式而已。
  问:你的日常生活和摇滚有关吗?
  吴:没有。
  问:你如何看待音乐和文字创作?
  吴:必须保持诚实和激情,同时有高度的清醒和节制。当然还有技巧,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忽略,不能用所谓的“意识”来掩盖的一部分。
  问:幸福大街的涵义?
  吴:对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对伤春情结的无情打击。
  问:经过三年的发展,“幸福大街”走过怎样的道路,目前有明确的方向吗?
  吴:乐队的存活比较艰难,一直是我最大的担忧。演出很少,基本上没有商业演出,所以几乎没有收入,虽然一直坚持下来。但始终最令人惶惑的是自己的内心。我们总是看不清楚未来。
  问:你是一个很崇尚时尚的人吗?
  吴: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十分保守的人。
  问:保守的人怎么会做摇滚?
  吴:我做摇滚和时尚没有关系的。我保守地做摇滚。
  问:你有那么好的学历条件,为什么不去好好工作,而做摇滚?
  吴:我一直好好工作,也一直好好做音乐。达方式而已。
  问:你的日常生活和摇滚有关吗?
  吴:没有。
  问:你如何看待音乐和文字创作?
  吴:必须保持诚实和激情,同时有高度的清醒和节制。当然还有技巧,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忽略,不能用所谓的“意识”来掩盖的一部分。
  问:幸福大街的涵义?
  吴:对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对伤春情结的无情打击。
  问:经过三年的发展,“幸福大街”走过怎样的道路,目前有明确的方向吗?
  吴:乐队的存活比较艰难,一直是我最大的担忧。演出很少,基本上没有商业演出,所以几乎没有收入,虽然一直坚持下来。但始终最令人惶惑的是自己的内心。我们总是看不清楚未来。
  问:你是一个很崇尚时尚的人吗?
  吴: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十分保守的人。
  问:保守的人怎么会做摇滚?
  吴:我做摇滚和时尚没有关系的。我保守地做摇滚。
  问:你有那么好的学历条件,为什么不去好好工作,而做摇滚?
  吴:我一直好好工作,也一直好好做音乐。
  问:为什么要做音乐?
  吴:只有声音在越过岁月之后,仍然不会背叛自己。
  问:你是如何看待你的乐手的?
  吴:他们是我的最忠实的合作者,最诚挚的弟兄,勤奋的技术主义者,谦卑但独立的工匠。我很愿意和他们一起——这是我的幸事。
  问: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国外摇滚乐队?他们的风格是否有影响你们的地方?
  答:我们乐队5个人都有不同的喜欢的乐队。他们男孩子喜欢重一些的。我喜欢Mazzystar、Portishead、Crane、P.J.Harvy、Bjork等,还有很多男主唱的乐队,像Sonic Yonth、Alice In Chain、Primus等,太多了。也喜欢听流行歌,喜欢80年代的《神雕侠侣》的歌,陈慧娴,达明,刘文正,周璇的歌。我不大讲究音乐是谁的,因为对我而言,不是喜好问题,也不是有关品位,而是要尽可能多听,区分那些音乐的声音和气质。可能我们永远不会模仿自己喜欢的乐队。好像霍元甲,练的是迷踪拳。结果那个是最厉害的。
  问:感情在音乐中地位如何?
  吴:我在主观上排斥过度泛滥的感情。我强调技术,和无端的情绪,反对牵强的思想和观念。
  问:你理想中的音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吴:它们是简单的,具有爆发力,像一把钝刀。因为钝,才会让你更加痛,对现实保持警惕的清醒的质疑。它们是独立和诚实的,因为它们不再附庸于那一种团体或者派别。它们是轻灵的,因为那些没有去处的阴郁的灵魂,最敏感也最温柔;它们是乖戾无常的,同时具备冰冷和温暖的特质,清晰、美好、不可回避,是喧嚣过后的洗尽铅华。
  问:你会永远把音乐做下去吗?
  吴:如果我有足够爱它,我就离开它。生命的真相,本来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告别和背弃。
  问:你认为谁会来听你们的音乐?
  吴:有些人曾经在清晨醒来感到无限的恐惧。这些足够敏感的人他们会来,带着难以启齿的忧伤和绝望。我们在,他们就来,我们有自己无声的暗语和手势。
  问:你热爱春天吗?
  吴:我害怕冬天,但也不向往春天。正如我憎恨黑暗,但也不奔向光明。因为极度惧怕寒冷,我只好在路上的时候,尽量走在有阳光的地方。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办法保护自己。我不喜欢有桃花盛开的、有沙尘暴和SARS的春天。除非有人真正要抚摸我的头发和亲吻我的嘴唇。
  问:你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吗?
  吴:我是一个缓慢的人。爱一个人很慢,不爱一个人也很慢。我总希望家里面有很多的碗,还有柜子。有一个人,他也许默不作声。他表情温和,让我安心。让我一醒来就看到他。
  问:你如何看待爱情?
  吴:我不懂得爱情。
  问:你如何看待自由?
  吴:自由并不存在。
  问:说说你喜欢的事情好吗?
  吴:我喜欢旅游,但是不去,因为总是没有很多钱。我喜欢睡觉,喜欢睡觉不做梦。喜欢喜欢上别人,却不和它说话。喜欢和我爱的人相守。哪怕只是坐着,哪里也不去,也不说话。喜欢买裙子。衣服都是打折的,总是和时尚不大合拍,好在都合身。花裙子是白色的底,大大的红花泼墨一般布满了它。一大朵一大朵的,我挺喜欢的那么大朵的花儿。我喜欢为未来的音乐默默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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