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周秉德是周恩来之弟周恩寿6个子女中的老大，是周恩来的嫡长侄女，生于东北哈尔滨。周家一直是男丁兴旺，女性稀少。以周恩来这一支而言，祖父亲兄弟5人，没有女性；父辈亲兄弟4人，又没有女性；到了周恩来自己这一辈是亲兄弟3人，还是没有女性。所以，周秉德就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位千金。因此，她的降生，使整个周家的人都十分高兴。周恩来的四伯母杨氏居住天津，还特意请人帮她写信到哈尔滨，表示对这位孙女降临人间的祝贺；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为这位侄女的出生写下了“吾家添丁，周门大喜”八个字；周恩寿还特意跑到吉林，找时任吉林省教育厅长、也是周恩来南开的同学帮女儿起名字。这位厅长再三考虑，截取了屈原的作品《橘颂》辞里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中的两个字作为她的名字。可以说，她是当时周家人的掌上明珠。新中国成立后，12岁的周秉德随父母来到了首都北京，来到了开国总理、也是她亲伯伯的周恩来身边。
　　新中国刚诞生时，经济上还非常困难，所以，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一般基层行政工作者，他们都是只工作而不拿工资，每月仅发少量的津贴。各位领导人在身边的子女和嫡系亲属都由组织上安排他们的生活。周恩寿是多子女的家庭，津贴不高，他要养活孩子、照管好家庭，有一定的困难。没有亲生子女的周恩来就让弟弟把大的孩子交由他抚养。这样，周秉德就成了最早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来到伯父伯母身边的晚辈。她的少年生活是幸福的：每到星期天可以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的家，还可以参加当时中南海里专为领导人举办的舞会，陪伯伯或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跳舞。同时，由于在中南海，她还可以见到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等成为好朋友，在她少年时代用的留言本上还留有毛泽东给她的亲笔题词。
　　1952年，周秉德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中毕业，是升高中日后好上大学以至出国深造，还是报考别的学校，她有点拿不定主意。
　　就在那年的春夏之交，周秉德看到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影片的女主人公瓦尔瓦娜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忘我献身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少女周秉德的心。教师的职业真是太神圣、太伟大了！她下决心要去当一名人民教师，做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星期六回到西花厅家中时，周秉德满怀激动的心情对坐在一起吃饭的周恩来夫妇宣布说：“我有一件事情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不准备考高中，想报名考师范学校。”“那好啊，和我一样啊！”邓颖超高兴地接过侄女的话茬，“我原来也是当老师的，而且当年才16岁。做老师非常有意义，何况我们国家又非常需要从小培养各种人才的老师呢。”
　　邓颖超一边说一边望了望正低头吃饭的周恩来，接着说：“我已经同意了，你怎么不说话呢？”周恩来听了之后，轻轻地放下手中的筷子，深情地望着自己的侄女，显然，他对侄女的这一选择是满意的，他对邓颖超说：“有你一个人说就够了，得让她有点独立思考嘛。你说了我再说，她压力不是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了。况且，秉德还应该听听她自己父母的意见吧！”
　　周秉德的父母心里明白，孩子们要想有前途，必须靠自己努力奋斗，绝对不能奢望伯伯这棵“大树”。秉德学习成绩优秀，又正当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人才奇缺的年代，她上高中、大學以至出国深造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她的妈妈希望她上高中，即便想当老师也可以高中毕业后报考师范大学。无奈秉德自己已下定决心，父母也只好同意了。这样，1955年秉德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到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当上了一名普通的小学老师，后来又被组织上选调进朝阳区委宣传部。就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在工作上也在一步一步地前进，但每一步都是她自己走出来的。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曾与周秉德有过许多次的交谈。我第一次认识周秉德的时候是1988年3月5日，那天是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奠基的日子。她和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等一起来参加。下午，她又应邀到淮阴为周恩来童年读书处对外开放揭幕，并且代表周家亲属讲了话。那也是她第一次回到老家，但那时她还不认识我。我们彼此相识则是她在《华声报》任副社长的时候。
　　那是1991年的10月间，周恩来纪念馆开馆在即，可是征集到的原件文物却只有一两件，我们心急火燎地赶赴北京，几经打听，连夜找到了周秉德的家。她既是周恩寿的长女，又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先生的嫡长孙媳。当我们向她说明来意后，她沉思着为我们倒茶添水，一会儿才缓缓地说：“说老实话，伯伯的一点纪念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给你们呢！”稍停，她才又说，“不过，既然我伯伯的纪念馆建好了，没有文物陈列怎么行呢。”
　　她说得那么通情达理，几句话就在我的心目中树起了老大姐的形象。我们理解地点点头，静静地听她介绍。
　　周秉德深情地回忆着往事：“当年伯伯去世时，我们心都碎了。当七妈（指邓颖超）给我们分纪念品时，我望着伯伯的那一堆旧衣旧裳，泪水止不住汩汩地流。我哽咽着对七妈说：‘我只有一个请求，请把伯伯一件穿得最旧、补丁最多的衣裳留给我做个纪念。’于是，工作人员流着泪把伯伯的那件睡袍递给我。这件睡袍还是供给制时组织上发给伯伯的，他老人家已经整整穿用了几十年了，一直是坏了补，补了穿，从不让人换新的。那时，国家棉布供应还十分紧张，他也没有多余的白布做补丁，他身边工作人员只好把口罩纱布、破毛巾等统统补了上去，以至大补丁小补丁层层叠叠，数也数不清，不管谁看到这件衣服都会心酸落泪。大家称这件睡袍叫‘百衲衣’。但是我没收多长时间，就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征集去了。现在还留存身边的只有伯伯的一件白衬衫和一套法兰绒中山装。”
　　说着，她从里屋把周恩来的这几件遗物拿出来，一一展示在我们面前。借着灯光，我们看到周恩来的白衬衫也已经换了领口和袖口，衬衣肩部还缝了许多针，肘部竟斜补着一个长方形的补丁。那件中山装也好不了多少，名为法兰绒，其实“绒子”都已磨光了。
　　周秉德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把这几件周恩来的遗物交到我的手上。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把这几件珍贵的衣服紧紧抱贴在胸前，又不由得向秉德大姐投去敬佩的目光。
　　有了第一次和秉德大姐的接触，以后我就成为她家的常客了。记得1991年10月，我们又因周恩来纪念馆的事赶赴北京，住在天安门东侧的一家小旅馆。联系上周大姐后，她骑上自行车找到我们住地。看我们住的地方是只有三四元钱一宿的地方，她很感慨地说：“我伯伯一生勤俭，你们作为建他的纪念馆的人也秉承了伯伯的做法，我们周家人十分感谢你们。但是现在经济发展了，群众生活提高了，你们也不要过分亏待自己才好。”于是，她在和我们谈工作之余，又主动帮我们联系了位于北京百万庄南街的华侨补校，对周秉德大姐的这一安排我们至今都十分感激。
　　也就是那次在她的办公室，周大姐将1964年8月周恩来利用星期天召来在京亲属谈家史、谈“过五关”时，由她亲笔记录、并由邓颖超亲自阅改过的记录稿复印交给我。她还谦虚地说：“关于我们周家的事，你们还可以多找一找周尔鎏。伯伯曾经让他的父亲周恩霔整理过我们周家的家谱。”
　　1992年元月6日，是周恩来纪念馆开馆的日子，周秉德没能前来淮安参加开馆典礼。但她还是专门从华声报社派了一名记者，背上500份刚刚出版的、上面刊载有笔者写作的《永恒的怀念——周恩来纪念馆筹建工作始末》的《华声报》赶到淮安，并让这位记者带给笔者一封信：
　　秦科长、馆长并呈淮安市长、书记，省长、书记：
　　祝贺“周恩来纪念馆”的落成。现正值年初民主评议党员，我又是负责党务工作，又有伯母大人之嘱，实在无法前往祝贺，深表歉意，现派一位记者前往采访，回来定将认真报道。
　　敬礼
　　周秉德
　　1.4
　　在1992年1月4日到10日的短短六七天里，周秉德大姐一共向笔者写了3封信，表现出她对淮安建成周恩来纪念馆的喜悦与关心。
　　周秉德信里说的“伯母大人之嘱”，是指1991年夏季苏北大涝，当时离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开馆已很临近。一直十分关心“婆家”淮安的邓颖超就指示自己秘书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传达她的意见：“苏北今年大水，许多群众生活都有困难，因此，你们要把恩来纪念馆的开馆仪式规模降到最低。”她还对去淮安参加开馆典礼的身边人员和周家亲属指示说：“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由童小鹏做代表；周家亲属由在南京的尔辉做代表，尔辉如果身体不好就由尔萃做代表去参加，其他人都不要去。不要给地方上添麻烦，增加负担。”这就是周秉德他们一大家子，包括当时健在的周恩来嫡亲弟媳王士琴老人在内的人都没能到淮安老家参加周恩来纪念馆开馆典礼的真正原因。
　　打那之后，为关于周恩来的资料搜集，为周恩来的遗物征集，为周恩来的各项纪念活动，我和周秉德的接触就更多了。
　　1995年，我写作《周恩来胞弟周恩寿》一文的初稿、修改稿不仅寄请王士琴老人审看，也曾寄给秉德大姐审阅，请她提修改意见。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三稿经老人审看后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周秉德大姐却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这篇稿子你不要急于‘抛’（指投寄给报纸杂志）出去。有些史料再核实一下、查找一下、补充一下，就会更完整。”我遵照她的意见，果然又发现了一些新资料，对文章进行了补充。所以，那篇稿件也被他们姐妹弟兄们夸奖为写得较好的一篇文章。
　　作为周恩来的嫡长侄女，周秉德也曾说过她心中的一个遗憾。
　　周恩来1972年开始患病，1974年6月才住進解放军三○五医院。为了保证周恩来安心养病，中央规定他的家人只有邓颖超可以去医院看望和陪护。
　　周秉德是周恩来的嫡长侄女，她从12岁来到周恩来身边，结婚以后才离开西花厅，作为最早来到伯伯身边的晚辈，周秉德与伯伯有着父女般的骨肉深情。周恩来住院后，当时“四人帮”还把持着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下令不让周恩来亲属或其他人去医院看望，其名正言顺的理由是为了保证周恩来的病中休息，但在另一方面也是借机“切断”周恩来与更多的党政干部们的联系，好让他们夺取权力。作为在周恩来身边长大的周秉德十分想念伯伯，多次提出要去医院看望，都被一贯遵守纪律的邓颖超拒绝了。为了这件事，她有一次还对邓颖超抱怨了几句。
　　邓颖超没有责怪周秉德。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刚下班就接到了邓颖超的电话：“秉德，伯伯下午从医院回来，你回家一趟吧。”
　　“太好了！”周秉德高兴得几乎要蹦了起来。伯伯住医院快一年了，她终于可以看到想念的伯伯了。于是，草草吃过午饭，她就拉着丈夫沈人骅直奔西花厅。
　　可是，当第一眼看见周恩来时，她的心不由得猛地一沉：伯伯虽然精神依旧，但是更消瘦了，脸上似乎多了一些老人斑。这是她根本没有想到的。想起伯伯生病住院，还在忙着处理国内外大事，还经常从报纸上看到伯伯会见外宾和出席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的消息，周秉德不禁潸然泪下。
　　这天，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听说周恩来回家，许多人也都来了，大家都心疼地望着他，祝愿他早日康复，气氛十分平静，但人们内心都很激动。
　　“伯伯，你的病好些了吗？”周秉德找个机会，挨着伯伯问。
　　“噢，好多了！”周恩来的声音还是那样亲切和洪亮。
　　周秉德在心中默默地祝颂着：伯伯，你早点康复出院吧，我们国家的许多大事都需要你啊！她一边想一边提出想同伯伯照张相，周恩来说：“你看这里这么多人，下次再照吧。”是的，如果自己开个与伯伯照相的先例，伯伯能厚此薄彼吗？那么病中的伯伯不是更累了吗？所以，周秉德也就没有再坚持。
　　这是周秉德与伯伯的最后一次见面，半年后，周恩来因病逝世，没有坚持同伯伯照最后一张相，成了周秉德心中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