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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从新村选址、空间结构、户型设计和集体生活四个方面简要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新村的规划设计思想。从空间一制度的视角，试图揭示工人新村的建造是一个包含着社会主义国家意志、基层社会组织、城市建设制度的空间化和新村日常生活空间制度化的双重过程。工人新村也成为塑造集体主义生活与确立国家与个人关系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工人新村；空间结构；制度化；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C912.8；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6—0038—08
一、前言
工人新村作为城市空间和制度建设的双重载体
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经历了全景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一个商业和服务型行业职工占多数的消费型城市转变成为产业工人占重要地位的生产型城市，工人阶级也在“恢复生产、群众动员、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城市工业化”等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共产党领导权威和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自上而下的制度和宏伟叙事的阶级话语逐渐统领了工人阶级从公共领域到个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影响着他们的共同体文化的自我建构。
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上海城市住宅正是在50年代逐步发展形成的。居住从来都不只是一个造房子的简单行为，上海工人新村既是基层社会组织和城市建设体制不断空间化的过程，也是新村工人的日常生活空间不断制度化的过程。大量建造的新村伴随着新中国各项社会制度的逐步建立、调整和完善，深深地扎根于整个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影响至今。
9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的新一轮开发，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城市格局也面临着根本性的重组，工人新村占主导地位的居住时代已经结束。大量被拆除的工人新村和搬迁的新村工人加速了新村制度的衰亡，“工人新村”正在人们视野中和记忆中消失，成为一段历史空白——这使得对工人新村的研究工作显得愈发迫切。
研究现状
参与了新中国三十年城市建设的法国建筑师华揽洪(Leon HOA)认为，工人新村“虽然建设标准不高，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战后城市恶劣的居住条件”，并在“在消除城乡差别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吕俊华和美国规划师彼德·罗(PeterG.Rowe)认为工人新村是新中国在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49—1957)城市住宅发展的主要途径，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技术、人文等各方面体制形成时。付晨通过对上海曹杨新村的历史调查，认为受传统和外来两种文化影响的新村模式是一种“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的建筑符号形制”。丁桂节指出“50、60年代的上海工人新村具有一种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想性与象征性，新村实践也在城市与社区建设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新村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对今天和谐社区的建设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李芸通过对红色小说《上海的早晨》的阅读，认为工人新村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象征着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在政治上的倾向性关怀”。罗岗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提出，工人新村作为“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方式”塑造着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代表着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空间中的登场，而这种“代表性”却在“后社会主义时期”面临着新的困境。
海外学者虽然目前还没有针对工人新村的研究，但对中国工人群体及其所处的社会和空间环境的分析却不乏精彩之作。美国汉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的《上海罢工》通过20世纪上半叶上海工人的地缘、祖籍、性别、大众文化、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特征对其集体行动的影响，显示了工人阶级自身特征的重要性；美国经济学家霍夫曼(Charles Hoffmann)的《TheChinese Worker}(《中国工人》)，介绍了在毛泽东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工人的工资、组织分派、激励机制等发生的变化；另一位重要的美国社会学家华尔德(Andrew G.Walder)在其名著《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中，通过大量的访谈，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工人与工作单位之间的全面依附关系，开创了中国单位制研究的先河；而澳大利亚学者David Bray的近作((Social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中国城市里的社会空间与管制：单位制从起源到改革》)，则通过考察毛泽东时代的“单位制”的起源和演变，认为“单位制空间”既是中国城市空间和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也是城市管制的重要制度。
制度一空间分析视角
二、工人新村的规划设计
“一场革命，如果没有产生出新的空间，那么
《辞海》中“制度”一词有两个含义：(1)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2)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行动准则。[“’
工人新村是上海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居住制度，这是因为：(1)它的设计、建造、分配和管理与5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形成过程密不可分。可以说，工人新村既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自身也是一个包含着基层政治组织、经济政策和阶级文化习得等多方面的制度建构；(2)工人新村的大量复制塑造了一批特殊的社会群体——“住新村的工人”，他们在身份认同、日常行为规范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新村”特征。
空间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视角被长期忽视的状况直到最近才得到改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空间理论在城市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空间”的含义大大丰富了。在一系列的出色的研究中，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a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的概念占有重要的地位。在((The Production of Space》(《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他强调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核心要素的同时，还把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空间——如住宅、学校、工场和街道的研究，提升到了与人文地理和地理政治学的空间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对社会现象中的“空间性”研究，也出现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监狱分析以及英国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美国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等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家对资本主义都市空间的批判之中。
本文从制度一空间关系人手，对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新村在国家意志和基层社会组织空间化过程中的影响进行分析，凸显新村制度在建构上海工人的阶级意识、利用集体主义文化习得塑造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强化国家与个人关系等方面起到的作用。
日常生活空间的制度化
它就没有释放其全部的潜能；如果只是改变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体制，而没有改变生活的话，它也是失败的。真正的社会变革，必定会在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中体现出它具有创造力的影响。”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一场革命，一场从上到下、从思想到生活的革命，这场社会变革在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中也留下了痕迹。工人新村作为当时社会主义城市的理想居住空间，在选址、空间结构、户型设计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都体现着新政权的政治抱负。
工人新村的选址
新中国初期的上海，解决工人住房困难不是先从改造旧的工人住宅区开始，而是选择了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区地带另辟工人新村，尽管这样的新村(包括曹杨新村在内的第一批四个工人新区)“分散布置在郊区，造成了交通、福利和公共设施更多的额外投资，推迟了市区的改建工作”。
选择这样的位置，除了方便职工上下班之外，还有制度方面的考虑。首先是由于当时对于旧区的改造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在1958年以前，上海实行的城市户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流动，重在管理”，人员流动十分频繁，人民政府在划定基层社会各种政治空间范围和人民的阶级成分方面遇到了相当的困难。尤其是在一些工人集中的旧居住区，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往往注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地方帮派势力，一次次改变着旧区原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态。对新政权来说，改造一个人口构成异常复杂的旧棚户区，远比建立一个新社区困难得多。越是空白的土地，建设者越是能根据新的意志，建造理想新村，选择理想的居民，树立新的生活规范——这为“新村主义”理想的实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相对偏僻的郊区工业区进行新村实验，还可以让社会主义的新村工人在空间分布上有别于旧区的老居民，从而更加靠近生产地点。甚至一些新工厂在选址初期就已经把生活区考虑进去了，新村成为厂区的一部分。生活地点与工作地点的靠近，在方便了新村工人上下班通勤的同时，也模糊了工作与休息、集体生产与个人生活空间之间的界限。新村工人“先生产、再生活”、“以厂为家”、“舍小家为大家”的生活方式在新村中十分普遍。
此外，选址郊区使得工人新村难以利用中心城已有的基础设施，新村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就需要比较全面。从托儿所到中学，小卖部到职工医院，新村为工人们提供了几乎所有日常生活的基本服务，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一种集体化的新村生活。
空间结构的等级化——居住区规划思想
解放后的新中国百业待兴，国家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体制尚未建立。在缺乏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情况下，主要的规划设计工作是由建筑师或工程师担任的。在上海工人新村规划设计的初期，规划师们采用了当时国际建筑界普遍流行的“邻里单位”的住区规划方法。
“邻里单位”的概念诞生于19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克拉伦斯·佩里(clarence A.Perry)的作品。他建议将城市细分为“邻里”。每个邻里将配置本地自有的社区设施，如便利店、社区公园、教堂和小学，所有这些都坐落在邻里中心步行范围内，并作为居民的社会活动中心。这样，每个邻里单位都可以实现相对的“自我供给”，更像一个传统的乡村。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一期)就是“邻里单位”思想的产物。
虽然曹杨新村设计在居住区内部组织、与自然环境结合方面都相当成功，“一五”期间，“邻里单位”仍然被当作资本主义城市规划思想受到了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苏联的“居住区”规划思想——它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城市社会结构上的体现：“社会主义大城市中，应按照‘区’来组织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配置相应的社会文化教育和生活供应等方面的完整服务系统。这种行政分区中建筑与城市规划上的体现，就是大城市结构中的居住区。”
根据苏联专家的指导意见，“居住区”与“邻里单位”不同，“区”及其“相应的社会文化教育和生活供应”是要为“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服务的。换句话说，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应当与国家政治生活相适应。这种关系在工人新村中的体现就是“与基层行政组织相匹配的空间结构的等级化”。
所谓的基层行政组织，指的是城市各区下设街道，各街道由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实施管理，在整个政府体系中属于最基层，依靠法律上是群众自治的居民委员会组织开展工作。随着1949—1957年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实施，上海的街道一居委会基层社会组织经过多次的尝试也逐步地建立起来，并形成了“条块结合”的制度设计：“条”是指在居民工作层面上分为治保、卫生、调解、民政、计生、文教各项内容；“块”是指在不同的空间层次上设置相关负责人，例如街道主任(居住区)、居委会主任(小区)、分区块长(街坊)、楼组长(组团)等。基层制度的空间化使得居住区里的任何个人和事件都可以在空间上和组织上找到相关负责人，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空间结构的等级化是指，新村在空间结构上根据人口和用地规模，划分为居住区、居住小区、街坊和居住组团若干等级，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标准。表格中，公共设施的配套标准是由“千人指标”来衡量，即每千人应该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主要是面积标准)，不同规模的工人新村可以根据居民人数来确定相应的公共服务等级。
在工人新村的建造过程中，规划师们十分注意空间等级和行政等级的关系，工人新村规划设计逐渐地从单纯的技术操作过渡为一种含有“制度安排和行政组织”的实施手段。如王硕克认为：“作为居住区组成单位的居住小区，其规模相当于里弄委员会的范围，可设置一套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公共建筑。小区的规划结构可分为小区和基本生活单元二级，再由若干个居住小区组成居住区。为了便于管理和组织生活，小区规划布局应与居民街道组织体制相适应。”汪定曾、徐荣春则认为，随着1957年的八个村相继建成，曹杨新村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居住区”。整个新村(大区)在空间规划结构上分为八个村(小区)，每个村由若干街坊群构成，街坊里还有若干居住组合，与之相对应的基层行政组织为四级：(1)大住宅区(卫星镇或人民公社分社)——街道委员会(63400人)；(2)小区——区委会(8000～10000人)；(3)街坊群或建筑群——工区(2000～3000人)；(4)居住组合——小组(300～500人)(组长：一般为读报员或楼长)。
从邻里到居住区，空间、制度(权力)的边界和等级逐渐清晰，日常生活的行政化逐渐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新村空间结构的等级化和基层行政分区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内容上是互为参照的，本质上都是国家对个人生活秩序的强调。可以说二者之间的这种关联性是50年代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新中国城市住区最具特色之处。有趣的是，“与空间结构建立关联”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 们在同时期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税务征稽制度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等级化的组织方式，甚至在职务工资制度中也有所反映。“从国家的视角制定一个城市综合规划，那么统一性和严密组织的逻辑就无可避免。”作为50年代整个经济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村空间结构和基层行政分区的关联还在行政组织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中央的协调计划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人口、社会和空间越是静止，越是标准化和统一，边界也就越清晰，越没有意外，也就越容易适应于官方的观察和管理技术。”
标准化单元设计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开始，苏联以标准化为特征的住宅工业化思想也被引进中国。工人新村在户型设计方面也大量采用了标准化单元方法。所谓的“标准化”，指的是户型设计不是根据居民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是根据国家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工业化水平，按照标准构件和模数原则设计标准户型单元，再通过标准单元的组合变化形成住宅建筑。而以标准设计方案为基础，形成的标准图集也成为城市住宅区规划建设和构件生产的依据。
采用标准化单元设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标准设计方法是在住房建设中实施计划经济的重要保证。作为国家住宅标准设计依据的“定额指标体系”通过对住宅人均面积或户均面积和造价的规定，使国家可以精确地掌握经济计划中住宅投资建设的规模与产出，这对住宅建设基本上完全由国家投资的计划经济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标准化方法大大加快了建设速度，降低了造价，按时完成了由快速工业化带来的大量建设任务，弥补了设计施工人员极度短缺的问题。但同时，在整个50年代住房建设低投资、低造价时期，不断降低的住房标准，使得人均居住面积较解放前反而呈下降趋势，几家合用厨房、卫生间的情况十分普遍，朴素的建筑外观取消了一切装饰性设计。
此外，低标准的住宅单元设计在政治上也具有意义。David Bray认为在中国50年代反浪费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降低造价，不断减小的私人住房空间和相对增多的公共设施促进了一种“日常生活集体化”的趋势。这种对集体化生活的强调在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中达到高潮，有些工人新村内部甚至出现了托儿所、公共食堂和街道工厂。
实际上，“国家政权与标准化空间之间的密切关系”不是一个特殊现象。城市历史学家LewisMumford在考察意大利城邦空间的巴洛克风格时认为：“这是巴洛克思维的成功，空间被组织，使之连绵不断，并将其简化为标准和秩序。”法国学者F.Choay认为，19世纪中期的奥斯曼巴黎改造计划的目的除了对城市居民社会生活进行现代化改造的理想之外，还含有“防止底层民众利用混乱空间抵抗军队”的目的。David Bray认为社会主义时期苏联的城市规划原则体现了中央集权与现代工业化管理技术(泰勒制)的结合。而工人新村空间结构的等级化和住宅单元的标准化设计，也让我们看到美国学者詹姆士·c·斯考特称之为的“国家的视角”：面对复杂混乱的社会现实，国家总是希望通过制度或者空间的手段使之简单化、标准化和秩序化。
集体化生活
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也是国家统领社会直至二者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生活空间越是被压缩，国家的意志也越能通达至底层。50年代上海新村工人的生活中，一方面通过降低住房标准(缩小私人空间)和公共化私人空间，缓解了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与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网点系统性的组织，把新村工人日常生活安排在一个以居住区或小区为单元的集体化生活的网络之中。睡觉之外的其他生活需求几乎都要借助于公共空间，包括每天必须的日常活动，如洗澡、吃饭、上厕所。而合作社、卫生所、银行、邮局、学校设施一应俱全，同时还预留了文化馆、运动场和电影院的位置。城市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主义建筑理念发展到极端，表现为居民统一在食堂就餐，各户住宅不设厨房，大家统一在食堂就餐；各户的拆缝补洗由集体劳动完成；家庭妇女被组织参加街道工业，幼托和照顾老人的工作也由街道统一组织。
此外，新村居民的自治组织也强化了集体化的生活方式。以曹杨新村为例，1952年一村落成同时就成立了家属委员会和工人合作社，负责对新村进行管理。当时的合作社制订了工人住宅租赁管理办法，明确住户与合作社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居民迁入新村的若干规定，作为大家共同遵守的新村生活准则。1953年，新村在原有工人合作社和家属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在街道领导下，以宣传、卫生、社保、民政、调节和治保为主要工作内容的新村居民委员会。居委会干部以及各楼组长，通过读书读报等经常性文化学习活动，逐渐地把退休工人、妇女儿童等闲散人员组织在新村的集体生活之中。
三、结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过去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现在或将来的选择，而我们今天的各种决定和选择实际上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因此，工人新村的建造过程，首先有助于我们透过历史来理解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生产逻辑：新村不仅是一种居住模式，在广义上更是一种制度，一种根植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与意识形态、经济政策、政治运动和技术发展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一种居住制度。
其次，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工人新村，仍然是当前城市更新和社区化运动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新村在空间布局、与基层社会组织的匹配关系以及居民日常生活管理等一系列相关制度方面的发展和演变都将成为制定新一轮都市政策的重要依据。正如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序言中写道：“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也要同他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空间一制度的双重视角也将有助于打破城市空间操作和社会制度研究之间的藩篱，从而更好地理解上海城市空间的演化和社会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
感谢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CMC)的Francois GIPOU—Loux教授，法国中国当代建筑观察站(OACC)的Francoise GED女士和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陈映芳教授在成文过程中提出的中肯建议。
关键词：工人新村；空间结构；制度化；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C912.8；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6—0038—08
一、前言
工人新村作为城市空间和制度建设的双重载体
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经历了全景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一个商业和服务型行业职工占多数的消费型城市转变成为产业工人占重要地位的生产型城市，工人阶级也在“恢复生产、群众动员、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城市工业化”等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共产党领导权威和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自上而下的制度和宏伟叙事的阶级话语逐渐统领了工人阶级从公共领域到个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影响着他们的共同体文化的自我建构。
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上海城市住宅正是在50年代逐步发展形成的。居住从来都不只是一个造房子的简单行为，上海工人新村既是基层社会组织和城市建设体制不断空间化的过程，也是新村工人的日常生活空间不断制度化的过程。大量建造的新村伴随着新中国各项社会制度的逐步建立、调整和完善，深深地扎根于整个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影响至今。
9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的新一轮开发，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城市格局也面临着根本性的重组，工人新村占主导地位的居住时代已经结束。大量被拆除的工人新村和搬迁的新村工人加速了新村制度的衰亡，“工人新村”正在人们视野中和记忆中消失，成为一段历史空白——这使得对工人新村的研究工作显得愈发迫切。
研究现状
参与了新中国三十年城市建设的法国建筑师华揽洪(Leon HOA)认为，工人新村“虽然建设标准不高，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战后城市恶劣的居住条件”，并在“在消除城乡差别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吕俊华和美国规划师彼德·罗(PeterG.Rowe)认为工人新村是新中国在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49—1957)城市住宅发展的主要途径，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技术、人文等各方面体制形成时。付晨通过对上海曹杨新村的历史调查，认为受传统和外来两种文化影响的新村模式是一种“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的建筑符号形制”。丁桂节指出“50、60年代的上海工人新村具有一种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想性与象征性，新村实践也在城市与社区建设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新村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对今天和谐社区的建设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李芸通过对红色小说《上海的早晨》的阅读，认为工人新村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象征着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在政治上的倾向性关怀”。罗岗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提出，工人新村作为“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方式”塑造着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代表着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空间中的登场，而这种“代表性”却在“后社会主义时期”面临着新的困境。
海外学者虽然目前还没有针对工人新村的研究，但对中国工人群体及其所处的社会和空间环境的分析却不乏精彩之作。美国汉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的《上海罢工》通过20世纪上半叶上海工人的地缘、祖籍、性别、大众文化、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特征对其集体行动的影响，显示了工人阶级自身特征的重要性；美国经济学家霍夫曼(Charles Hoffmann)的《TheChinese Worker}(《中国工人》)，介绍了在毛泽东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工人的工资、组织分派、激励机制等发生的变化；另一位重要的美国社会学家华尔德(Andrew G.Walder)在其名著《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中，通过大量的访谈，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工人与工作单位之间的全面依附关系，开创了中国单位制研究的先河；而澳大利亚学者David Bray的近作((Social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中国城市里的社会空间与管制：单位制从起源到改革》)，则通过考察毛泽东时代的“单位制”的起源和演变，认为“单位制空间”既是中国城市空间和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也是城市管制的重要制度。
制度一空间分析视角
二、工人新村的规划设计
“一场革命，如果没有产生出新的空间，那么
《辞海》中“制度”一词有两个含义：(1)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2)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行动准则。[“’
工人新村是上海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居住制度，这是因为：(1)它的设计、建造、分配和管理与5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形成过程密不可分。可以说，工人新村既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自身也是一个包含着基层政治组织、经济政策和阶级文化习得等多方面的制度建构；(2)工人新村的大量复制塑造了一批特殊的社会群体——“住新村的工人”，他们在身份认同、日常行为规范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新村”特征。
空间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视角被长期忽视的状况直到最近才得到改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空间理论在城市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空间”的含义大大丰富了。在一系列的出色的研究中，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a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的概念占有重要的地位。在((The Production of Space》(《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他强调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核心要素的同时，还把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空间——如住宅、学校、工场和街道的研究，提升到了与人文地理和地理政治学的空间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对社会现象中的“空间性”研究，也出现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监狱分析以及英国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美国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等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家对资本主义都市空间的批判之中。
本文从制度一空间关系人手，对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新村在国家意志和基层社会组织空间化过程中的影响进行分析，凸显新村制度在建构上海工人的阶级意识、利用集体主义文化习得塑造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强化国家与个人关系等方面起到的作用。
日常生活空间的制度化
它就没有释放其全部的潜能；如果只是改变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体制，而没有改变生活的话，它也是失败的。真正的社会变革，必定会在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中体现出它具有创造力的影响。”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一场革命，一场从上到下、从思想到生活的革命，这场社会变革在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中也留下了痕迹。工人新村作为当时社会主义城市的理想居住空间，在选址、空间结构、户型设计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都体现着新政权的政治抱负。
工人新村的选址
新中国初期的上海，解决工人住房困难不是先从改造旧的工人住宅区开始，而是选择了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区地带另辟工人新村，尽管这样的新村(包括曹杨新村在内的第一批四个工人新区)“分散布置在郊区，造成了交通、福利和公共设施更多的额外投资，推迟了市区的改建工作”。
选择这样的位置，除了方便职工上下班之外，还有制度方面的考虑。首先是由于当时对于旧区的改造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在1958年以前，上海实行的城市户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流动，重在管理”，人员流动十分频繁，人民政府在划定基层社会各种政治空间范围和人民的阶级成分方面遇到了相当的困难。尤其是在一些工人集中的旧居住区，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往往注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地方帮派势力，一次次改变着旧区原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态。对新政权来说，改造一个人口构成异常复杂的旧棚户区，远比建立一个新社区困难得多。越是空白的土地，建设者越是能根据新的意志，建造理想新村，选择理想的居民，树立新的生活规范——这为“新村主义”理想的实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相对偏僻的郊区工业区进行新村实验，还可以让社会主义的新村工人在空间分布上有别于旧区的老居民，从而更加靠近生产地点。甚至一些新工厂在选址初期就已经把生活区考虑进去了，新村成为厂区的一部分。生活地点与工作地点的靠近，在方便了新村工人上下班通勤的同时，也模糊了工作与休息、集体生产与个人生活空间之间的界限。新村工人“先生产、再生活”、“以厂为家”、“舍小家为大家”的生活方式在新村中十分普遍。
此外，选址郊区使得工人新村难以利用中心城已有的基础设施，新村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就需要比较全面。从托儿所到中学，小卖部到职工医院，新村为工人们提供了几乎所有日常生活的基本服务，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一种集体化的新村生活。
空间结构的等级化——居住区规划思想
解放后的新中国百业待兴，国家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体制尚未建立。在缺乏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情况下，主要的规划设计工作是由建筑师或工程师担任的。在上海工人新村规划设计的初期，规划师们采用了当时国际建筑界普遍流行的“邻里单位”的住区规划方法。
“邻里单位”的概念诞生于19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克拉伦斯·佩里(clarence A.Perry)的作品。他建议将城市细分为“邻里”。每个邻里将配置本地自有的社区设施，如便利店、社区公园、教堂和小学，所有这些都坐落在邻里中心步行范围内，并作为居民的社会活动中心。这样，每个邻里单位都可以实现相对的“自我供给”，更像一个传统的乡村。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一期)就是“邻里单位”思想的产物。
虽然曹杨新村设计在居住区内部组织、与自然环境结合方面都相当成功，“一五”期间，“邻里单位”仍然被当作资本主义城市规划思想受到了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苏联的“居住区”规划思想——它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城市社会结构上的体现：“社会主义大城市中，应按照‘区’来组织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配置相应的社会文化教育和生活供应等方面的完整服务系统。这种行政分区中建筑与城市规划上的体现，就是大城市结构中的居住区。”
根据苏联专家的指导意见，“居住区”与“邻里单位”不同，“区”及其“相应的社会文化教育和生活供应”是要为“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服务的。换句话说，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应当与国家政治生活相适应。这种关系在工人新村中的体现就是“与基层行政组织相匹配的空间结构的等级化”。
所谓的基层行政组织，指的是城市各区下设街道，各街道由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实施管理，在整个政府体系中属于最基层，依靠法律上是群众自治的居民委员会组织开展工作。随着1949—1957年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实施，上海的街道一居委会基层社会组织经过多次的尝试也逐步地建立起来，并形成了“条块结合”的制度设计：“条”是指在居民工作层面上分为治保、卫生、调解、民政、计生、文教各项内容；“块”是指在不同的空间层次上设置相关负责人，例如街道主任(居住区)、居委会主任(小区)、分区块长(街坊)、楼组长(组团)等。基层制度的空间化使得居住区里的任何个人和事件都可以在空间上和组织上找到相关负责人，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空间结构的等级化是指，新村在空间结构上根据人口和用地规模，划分为居住区、居住小区、街坊和居住组团若干等级，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标准。表格中，公共设施的配套标准是由“千人指标”来衡量，即每千人应该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主要是面积标准)，不同规模的工人新村可以根据居民人数来确定相应的公共服务等级。
在工人新村的建造过程中，规划师们十分注意空间等级和行政等级的关系，工人新村规划设计逐渐地从单纯的技术操作过渡为一种含有“制度安排和行政组织”的实施手段。如王硕克认为：“作为居住区组成单位的居住小区，其规模相当于里弄委员会的范围，可设置一套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公共建筑。小区的规划结构可分为小区和基本生活单元二级，再由若干个居住小区组成居住区。为了便于管理和组织生活，小区规划布局应与居民街道组织体制相适应。”汪定曾、徐荣春则认为，随着1957年的八个村相继建成，曹杨新村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居住区”。整个新村(大区)在空间规划结构上分为八个村(小区)，每个村由若干街坊群构成，街坊里还有若干居住组合，与之相对应的基层行政组织为四级：(1)大住宅区(卫星镇或人民公社分社)——街道委员会(63400人)；(2)小区——区委会(8000～10000人)；(3)街坊群或建筑群——工区(2000～3000人)；(4)居住组合——小组(300～500人)(组长：一般为读报员或楼长)。
从邻里到居住区，空间、制度(权力)的边界和等级逐渐清晰，日常生活的行政化逐渐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新村空间结构的等级化和基层行政分区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内容上是互为参照的，本质上都是国家对个人生活秩序的强调。可以说二者之间的这种关联性是50年代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新中国城市住区最具特色之处。有趣的是，“与空间结构建立关联”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 们在同时期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税务征稽制度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等级化的组织方式，甚至在职务工资制度中也有所反映。“从国家的视角制定一个城市综合规划，那么统一性和严密组织的逻辑就无可避免。”作为50年代整个经济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村空间结构和基层行政分区的关联还在行政组织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中央的协调计划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人口、社会和空间越是静止，越是标准化和统一，边界也就越清晰，越没有意外，也就越容易适应于官方的观察和管理技术。”
标准化单元设计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开始，苏联以标准化为特征的住宅工业化思想也被引进中国。工人新村在户型设计方面也大量采用了标准化单元方法。所谓的“标准化”，指的是户型设计不是根据居民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是根据国家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工业化水平，按照标准构件和模数原则设计标准户型单元，再通过标准单元的组合变化形成住宅建筑。而以标准设计方案为基础，形成的标准图集也成为城市住宅区规划建设和构件生产的依据。
采用标准化单元设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标准设计方法是在住房建设中实施计划经济的重要保证。作为国家住宅标准设计依据的“定额指标体系”通过对住宅人均面积或户均面积和造价的规定，使国家可以精确地掌握经济计划中住宅投资建设的规模与产出，这对住宅建设基本上完全由国家投资的计划经济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标准化方法大大加快了建设速度，降低了造价，按时完成了由快速工业化带来的大量建设任务，弥补了设计施工人员极度短缺的问题。但同时，在整个50年代住房建设低投资、低造价时期，不断降低的住房标准，使得人均居住面积较解放前反而呈下降趋势，几家合用厨房、卫生间的情况十分普遍，朴素的建筑外观取消了一切装饰性设计。
此外，低标准的住宅单元设计在政治上也具有意义。David Bray认为在中国50年代反浪费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降低造价，不断减小的私人住房空间和相对增多的公共设施促进了一种“日常生活集体化”的趋势。这种对集体化生活的强调在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中达到高潮，有些工人新村内部甚至出现了托儿所、公共食堂和街道工厂。
实际上，“国家政权与标准化空间之间的密切关系”不是一个特殊现象。城市历史学家LewisMumford在考察意大利城邦空间的巴洛克风格时认为：“这是巴洛克思维的成功，空间被组织，使之连绵不断，并将其简化为标准和秩序。”法国学者F.Choay认为，19世纪中期的奥斯曼巴黎改造计划的目的除了对城市居民社会生活进行现代化改造的理想之外，还含有“防止底层民众利用混乱空间抵抗军队”的目的。David Bray认为社会主义时期苏联的城市规划原则体现了中央集权与现代工业化管理技术(泰勒制)的结合。而工人新村空间结构的等级化和住宅单元的标准化设计，也让我们看到美国学者詹姆士·c·斯考特称之为的“国家的视角”：面对复杂混乱的社会现实，国家总是希望通过制度或者空间的手段使之简单化、标准化和秩序化。
集体化生活
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也是国家统领社会直至二者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生活空间越是被压缩，国家的意志也越能通达至底层。50年代上海新村工人的生活中，一方面通过降低住房标准(缩小私人空间)和公共化私人空间，缓解了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与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网点系统性的组织，把新村工人日常生活安排在一个以居住区或小区为单元的集体化生活的网络之中。睡觉之外的其他生活需求几乎都要借助于公共空间，包括每天必须的日常活动，如洗澡、吃饭、上厕所。而合作社、卫生所、银行、邮局、学校设施一应俱全，同时还预留了文化馆、运动场和电影院的位置。城市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主义建筑理念发展到极端，表现为居民统一在食堂就餐，各户住宅不设厨房，大家统一在食堂就餐；各户的拆缝补洗由集体劳动完成；家庭妇女被组织参加街道工业，幼托和照顾老人的工作也由街道统一组织。
此外，新村居民的自治组织也强化了集体化的生活方式。以曹杨新村为例，1952年一村落成同时就成立了家属委员会和工人合作社，负责对新村进行管理。当时的合作社制订了工人住宅租赁管理办法，明确住户与合作社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居民迁入新村的若干规定，作为大家共同遵守的新村生活准则。1953年，新村在原有工人合作社和家属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在街道领导下，以宣传、卫生、社保、民政、调节和治保为主要工作内容的新村居民委员会。居委会干部以及各楼组长，通过读书读报等经常性文化学习活动，逐渐地把退休工人、妇女儿童等闲散人员组织在新村的集体生活之中。
三、结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过去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现在或将来的选择，而我们今天的各种决定和选择实际上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因此，工人新村的建造过程，首先有助于我们透过历史来理解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生产逻辑：新村不仅是一种居住模式，在广义上更是一种制度，一种根植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与意识形态、经济政策、政治运动和技术发展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一种居住制度。
其次，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工人新村，仍然是当前城市更新和社区化运动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新村在空间布局、与基层社会组织的匹配关系以及居民日常生活管理等一系列相关制度方面的发展和演变都将成为制定新一轮都市政策的重要依据。正如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序言中写道：“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也要同他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空间一制度的双重视角也将有助于打破城市空间操作和社会制度研究之间的藩篱，从而更好地理解上海城市空间的演化和社会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
感谢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CMC)的Francois GIPOU—Loux教授，法国中国当代建筑观察站(OACC)的Francoise GED女士和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陈映芳教授在成文过程中提出的中肯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