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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新型全球治理观念从被提出至今，已经实现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型世界观、内化为中国的自有观念两大跃升，正处于成为国际共有观念的演化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共有观念的主要困难在于关键少数国家的态度含糊和普遍多数国家的内化程度不够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成为国际共有观念，必须运用恰当的传播策略，打通国际传播中阻梗的关键环节，拓展国际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共有观念 传播策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际社会面临不同的问题，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的价值观才有机会成为国际共有观念。而当现行国际共有观念不能有效回答时代关切问题时，国际社会就会重新选择新的价值观，以有效回答和应对问题。所以，一种价值观能成为国际共有观念，是各国选择和历史筛选的结果。尤其是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上存在着多种价值观，国际共有观念不能由少数掌握舆论权力的西方国家任意主宰和解读，只有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的观念才是真正的国际共有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一种被越来越多国家接受的观念，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指出：“2013年，我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我高兴地看到，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赞同，这一倡议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①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全球，引发国际社会对人类卫生健康安全危机、全球经济衰退危机等问题的忧虑和反思。有海外学者指出：“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提供的‘现代化方案’，既给人类带来了城市化和丰盈的生活，同時也引发了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能源枯竭、恐怖主义、南北发展失衡等全球性危机，现在是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审视现代化及其价值，化解全球性危机的最佳时机了。”②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需要一种能凝聚全球力量、应对全球问题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种新型全球治理观念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疫情肆虐、经济衰退等全球问题，提出了应对问题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博大精深，在全球政治、全球安全、全球经济、全球文化等方面都有历史性超越的深邃思想。
（一）超越“国强必霸”式国际政治思路的新型全球政治观念
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强必霸”被众多学者、政客视为是颠扑不破的“定律”。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英国、美国，每个世界霸主无不是从“国强必霸”的路子上成长起来的，所以每一代霸主都有根深蒂固的“国强必霸”式国际政治思路就不足为奇。但这并不代表所谓的“定律”就是铁律，因为“国强必霸”只是基于历史上的西方国家成为霸主的路径进行不完全归纳而得出的结论，忽视了东方国家的情况，所以解释力有很大局限性。在这种惯性思路的影响下，霸权国和新兴国家之间相互警惕，造成“面对共同威胁的国家，由于互不信任或充满敌意而无法合作抵抗威胁”的局面。③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国强必霸”式国际政治思路的新型全球政治观念。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④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全球政治观念”概括起来就是：“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享。”这一句话描述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全球政治观念”的四个显著特征，分别是：命运与共、秩序共建、全员共治、成果共享。这是对“国强必霸”式国际政治思路的历史性超越。巴西共产党政治和国际关系书记若泽·雷纳尔多·卡瓦略认为：“与一些国家奉行霸权主义、谋求建立单极世界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光远大、以全人类利益为诉求的重要理念，致力于推动社会共融、利益共享、共同发展、共同受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推动者。”⑤
（二）超越零和博弈思维的新型全球安全观念
非赢即输的零和博弈思维在安全观上表现为严重的对抗性，动辄把别国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认为别国获得安全是对本国安全的损害。在这种零和博弈思维主导下，国际社会极易出现军备竞赛的情况。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在对抗中采取“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就是零和博弈思维的突出例证。后冷战时期，美国在对苏冷战中胜出，所以不愿轻易放弃零和博弈思维这种“制胜法宝”。然而这种零和博弈思维正是造成当今世界战乱频发、国家间恶性竞争加剧的祸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零和博弈思维的“新型全球安全观念”。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所刊登的学者雅各布·马德尔的评论文章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描述的是一个相互合作的世界，它以双赢为前提，是一种取代西方‘落后’模式（零和思维）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上将别国的安全视为自己的安全，各国都安全才能实现国际社会真正的安全，这就是普遍安全观。这是对零和博弈思维的批判性超越。
（三）超越国家利己主义狭隘性的新型全球经济观念
近年来，国际社会出现一股逆全球化思潮。英国公投脱欧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倒退，“美国优先”政策泛起贸易保护主义沉渣，等等。逆全球化思潮背后是国家利己主义在作祟。有学者指出了西方全球经济治理思想隐藏的价值观问题：“西方全球经济治理思想体现的是一元主义价值观，强调自身治理思想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是服务于发达国家的意志。”⑦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国家利己主义狭隘性的新型全球经济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是对西方全球经济治理思想的全面否定，而是在深刻批判和反思西方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实世界经济的新形势、新变化提出的思想，是全球经济治理思想的新发展。”⑧这是对国家利己主义狭隘性的辩证性超越。
（四）超越意识形态藩篱的新型全球文化观念 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造成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傲慢与偏见。这种傲慢与偏见表现为“长期以来，西方秉持‘文明优越论’，将西方个别国家的文明视为人类文明唯一形式，甚至采取质疑、否定、打压和污蔑等方式审视世界其他文明”。⑨从“历史终结论”到“新文化帝国主义论”，种种意识形态傲慢与偏见筑起了中西方国家文明之间的藩篱，阻碍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意识形态藩篱的新型全球文化观念，是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政治文化思想相结合的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大同世界观进一步现代化，又将西方政治文化思想的康德文化进一步体系化。在融通中西方文明精髓的角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康德文化，或者说是兼具西方康德文化思想的当代大同世界观。这是对意识形态藩篱的能动性超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⑩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共有观念的主要困难
在一超多强、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上的传播阻力重重，受制于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共有观念的主要困难在于西方关键少数国家的态度含糊和普遍多数国家的内化程度不够深。这两大难点的成因各不相同。
（一）西方关键少数国家的态度含糊
国际传播格局呈现一超多强、西强我弱的态势。美国、英国等西方关键少数国家虽然数量小，但却占据着国际传播格局中的传播超级大国和传播强国的地位。所以，西方关键少数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西方关键少数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態度含糊，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高级政治科学家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 Mazarr）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的讲话重申了北京对全球一体化的承诺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并阐述对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议程的看法。对这个声明的第一反应大多数都是持怀疑态度的。”11这种含糊的态度表现为既不愿公开支持，也不能公开反对。态度含糊的背后是复杂的成因。
西方关键少数国家不愿公开支持，因为这会颠覆他们西方国家自以为能统一天下的价值理念的正当性，他们不希望出现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取代西方的价值观。因为国际共有观念会建构国际规范，而国际规范是国际秩序的基石，所以西方关键少数国家担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上形成共有观念，会建构出新的国际规范，从而触动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有学者从美国媒体的表现上观察到这种担忧：“美国媒体不仅担心中国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所谓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从而对美国领导的既有自由秩序发起挑战，而且还担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全人类集体人权思想会对西方人权体系构成挑战。”12
西方关键少数国家不能公开反对，因为反对就会站在人类命运共同利益的对立面，失去道德制高点，陷入道德伦理危机。不公开支持，也不公开反对，但不表示西方关键少数国家无所作为。西方关键少数国家极力打压任何可能成为主流的中国价值观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例如，在美国媒体上就表现为“报道总体在‘战略竞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依然用霸权主义思维对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总体持警惕和怀疑态度，通过议程设置，一方面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又在唱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前景。”13
（二）普遍多数国家的内化程度不够深
亚非拉等普遍多数国家虽然数量众多，但却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共建共治共享思想指引下，普遍多数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可惜的是，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普遍多数国家的内化程度不够深，普遍多数国家只停留在“只说不做”的程度。
“只说”是为了获取中国或国际社会的援助支持。“不做”则是由于意愿和能力两方面的动因造成的。一方面，在意愿上会受利己主义的羁绊，主观上不愿付诸行动。亚历山大·温特教授指出：“利己主义在国际生活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国家之间成为‘朋友’的观点很容易被视为是幼稚的。”14另一方面，在能力上受国力的限制，客观上不能付诸行动。普遍多数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在综合实力上也难以支撑履行更多的国际义务。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共有观念的传播理路与策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具有中国智慧的世界方案。这种方案从被提出至今，已经实现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型世界观、内化为中国的自有观念两大跃升，正处于走向国际共有观念的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终能否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成为国际共有观念，关键在于是否有正确的传播逻辑理路和传播策略指引。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向国际共有观念的传播理路
1.从中国共产党的新型世界观内化为中国的自有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要素。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万隆会议召开六十周年讲话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的国际舞台上再次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随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通过2015年10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2016年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等方式，党内外思想不断统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党章为标志，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习近平的外交思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看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的新型世界观。从三个世界的划分，到构建和谐社会，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看法在不断与时俱进。以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为标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国共产党的新型世界观成为了全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即中国的自有观念。 2.从中国的自有观念走向国际共有观念
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教授曾总结出国际社会文化得以建构的三种路径是威迫、利诱和合法化。威迫和利诱只会影响国家一时的行为，但不会影响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只有合法化才会深度建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才是真正稳定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国的自有观念走向国际共有观念，依靠的就是合法化这一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别于2017年2月10日和3月17日两度载入联合国决议，这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国的自有观念开始走向国际共有观念。此外，联合国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委员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也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决议。“这种制度性的传播手段之所以效果较好，是因为理念一旦写入决议，即意味着其具有‘合法性’，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15有学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引发共鸣并最终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体现为一种全球意识，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16
应该清醒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处于向全球深度传播的阶段，由于西方关键少数国家的态度含糊和普遍多数国家的内化程度不够深，所以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只停留在联合国决议等文本上，还没有真正得到全面落实，仍处于向国际共有观念的演化阶段，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拓展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共有观念的传播策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成为国际共有观念，必须打通西方关键少数国家在国际传播中所形成的中阻梗这一关键环节，同时拓展国际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使普遍多数国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内化为指导国家行为的国家理念。
1.扩大国际传播“朋友圈”，建构国际传播统一战线
建构国际传播统一战线的目的在于联合一切友好力量，增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上的发声量。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和组织建立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等，与非洲建立了中非命运共同体、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了中阿命运共同体等。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密切，是中国需要巩固和可以借重的“老朋友圈”。同时，应该从“一带一路”国家、拉丁美洲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等方面拓展“新朋友圈”，壮大国际传播统一战线。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影响下，“不少西方国家媒体借疫情之由抹黑中国，而以《利雅得报》为代表的沙特主流媒体则倾向于坚持与中国并肩作战，共抗疫情。”17通过加强与“朋友圈”内国家的媒体交流与合作，不仅能增进圈内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而且能通过他们影响西方主流国家。借助圈内国家合作媒体力量实现第三方传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外国故事，以第三方的“故事讲解员”（Story-teller）讲述第三方案例，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产生“第三人效应”（the Third-person Effect），更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能更有效地引起受众共鸣共情。
2.提升分众化差异传播能力，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话語体系
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语言差异，不能用同一套传播模式、同一套传播话语无差别对待，必须建构完整的分众化差异传播总体框架，依托对象国的文化、语言特点，对目标定位、争取对象、路径手段等进行设计，提升传播的精准度和受众的认可度。不仅要通过主渠道、主平台、主声音进行对外传播，而且要善用智库合作、人员交往等民间交流的互动传播（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柔性传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中国故事，善用民间话语体系，消解西方民众对中国官方话语体系的刻板成见（Stereotype）。
3.优化中间力量的定向传播，促进价值观共识的形成
通过向中间力量定向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中间力量形成价值观共识。有学者指出：“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一种由数量众多的国家组成、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的中间力量层。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以所谓VISTA五国为代表的亚、非、拉一大批发展势头良好、潜力很大的中小发展中国家，以及欧、日、澳、加等发达国家，在一定意义上，都属于这种中间力量。”18中间力量是知华友华“同心圆”的重要争取对象，必须运用国际化话语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增进中间力量各国人民对中国概念、中国话语的精确理解，有效降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间力量国家传播的“信息熵”（Information Entropy）。通过强化信息流定向传播的“共识提示”（Consensus Heuristic），实现文化流、情感流的增强，促进价值观共识的形成。
4.营造发展中国家共有观念的“意见气候”，争取逐步被国际组织吸收运用并传播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通过议题设置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发展中国家共有观念在国际舞台上以理念共同体的传播态势集体展现，营造发展中国家共有观念的“意见气候”（Opinion Climate）。根据传播学家曼诺尔·诺依曼（Neumann E.N.）的观点，在“意见气候”影响下受众容易对“优势意见”采取从众行为，使舆论引导更易产生“共鸣效果”。通过发展中国家共有观念的“意见气候”，打破国际组织“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争取更多的国际组织逐步吸收运用并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5.运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化传播手段，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可视化传播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生态呈现出一条“文字不如图片、图片不如视频”的传播效果递增链。无论是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上播放《大道之行》短视频，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预热，还是《跟着大大走之俄罗斯篇》短视频为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的访问预热，都收到了很好的视觉说服（Visual Persuasion）效果。有学者剖析了视觉说服的机制：“视觉说服是依靠眼睛这一器官进行的，通过眼睛接收并加工视觉信息最终传达给大脑皮层形成情感态度。”19在人工智能时代，5G、AI、大数据、4K/8K超高清等新兴数字化传播技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可视化传播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应积极运用新兴数字化传播技术，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视觉叙事范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视频制作，用受众喜闻乐见的视频传播方式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能见度。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外交思想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运用研究”（课题编号：2018GZGJ48）的部分成果。
招春袖系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胡文涛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注释」
①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10页。
②Michael Cox.（2014）. Modern Disturbances to a long – lasting community– based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The Taos Valley Acequia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4（1）， pp.213-222.
③[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2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学回答人类前途命运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1/01/c_1126935769.htm，2021年5月3日访问。
⑤张继业、胡晓明等：《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共领导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19cpcnc/2017-10/21/c_129724378.htm，2021年5月3日访问。
⑥许启启、宁曙光：《国际舆论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外交季刊》，2018年第1期，第46页。
⑦倪沙、王永兴：《比较视野下全球经济治理思想中的中国贡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50页。
⑧同⑦，第52页。
⑨张继龙：《驳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第141页。
⑩《国内外专家学者热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日报网，http：//china.chinadaily. com.cn/2017-11/30/content_35133598.htm，2021年5月3日访问。
11Michale J. Mazarr： China’s Opportunity – and Ours， The Rand Blog， https：// www.rand.org/blog/2017/02/chinas-opportunity-and-ours.html.
12韩青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美国媒体上的舆论态势研究》，《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5页。
13同12，第18页。
14[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1頁。
15同⑥，第49页。
16同12，第11页。
17刘欣路、范帅帅：《沙特〈利雅得报〉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研究》，《对外传播》，2020年第10期，第46页。
18徐坚：《中间力量的兴起与世界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第2页。
19李佳蔚：《新媒体广告视觉说服的机制与策略》，《现代传播》，2019年第9期，第141页。
责编：谭震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共有观念 传播策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际社会面临不同的问题，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的价值观才有机会成为国际共有观念。而当现行国际共有观念不能有效回答时代关切问题时，国际社会就会重新选择新的价值观，以有效回答和应对问题。所以，一种价值观能成为国际共有观念，是各国选择和历史筛选的结果。尤其是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上存在着多种价值观，国际共有观念不能由少数掌握舆论权力的西方国家任意主宰和解读，只有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的观念才是真正的国际共有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一种被越来越多国家接受的观念，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指出：“2013年，我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我高兴地看到，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赞同，这一倡议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①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全球，引发国际社会对人类卫生健康安全危机、全球经济衰退危机等问题的忧虑和反思。有海外学者指出：“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提供的‘现代化方案’，既给人类带来了城市化和丰盈的生活，同時也引发了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能源枯竭、恐怖主义、南北发展失衡等全球性危机，现在是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审视现代化及其价值，化解全球性危机的最佳时机了。”②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需要一种能凝聚全球力量、应对全球问题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种新型全球治理观念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疫情肆虐、经济衰退等全球问题，提出了应对问题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博大精深，在全球政治、全球安全、全球经济、全球文化等方面都有历史性超越的深邃思想。
（一）超越“国强必霸”式国际政治思路的新型全球政治观念
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强必霸”被众多学者、政客视为是颠扑不破的“定律”。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英国、美国，每个世界霸主无不是从“国强必霸”的路子上成长起来的，所以每一代霸主都有根深蒂固的“国强必霸”式国际政治思路就不足为奇。但这并不代表所谓的“定律”就是铁律，因为“国强必霸”只是基于历史上的西方国家成为霸主的路径进行不完全归纳而得出的结论，忽视了东方国家的情况，所以解释力有很大局限性。在这种惯性思路的影响下，霸权国和新兴国家之间相互警惕，造成“面对共同威胁的国家，由于互不信任或充满敌意而无法合作抵抗威胁”的局面。③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国强必霸”式国际政治思路的新型全球政治观念。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④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全球政治观念”概括起来就是：“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享。”这一句话描述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全球政治观念”的四个显著特征，分别是：命运与共、秩序共建、全员共治、成果共享。这是对“国强必霸”式国际政治思路的历史性超越。巴西共产党政治和国际关系书记若泽·雷纳尔多·卡瓦略认为：“与一些国家奉行霸权主义、谋求建立单极世界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光远大、以全人类利益为诉求的重要理念，致力于推动社会共融、利益共享、共同发展、共同受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推动者。”⑤
（二）超越零和博弈思维的新型全球安全观念
非赢即输的零和博弈思维在安全观上表现为严重的对抗性，动辄把别国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认为别国获得安全是对本国安全的损害。在这种零和博弈思维主导下，国际社会极易出现军备竞赛的情况。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在对抗中采取“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就是零和博弈思维的突出例证。后冷战时期，美国在对苏冷战中胜出，所以不愿轻易放弃零和博弈思维这种“制胜法宝”。然而这种零和博弈思维正是造成当今世界战乱频发、国家间恶性竞争加剧的祸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零和博弈思维的“新型全球安全观念”。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所刊登的学者雅各布·马德尔的评论文章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描述的是一个相互合作的世界，它以双赢为前提，是一种取代西方‘落后’模式（零和思维）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上将别国的安全视为自己的安全，各国都安全才能实现国际社会真正的安全，这就是普遍安全观。这是对零和博弈思维的批判性超越。
（三）超越国家利己主义狭隘性的新型全球经济观念
近年来，国际社会出现一股逆全球化思潮。英国公投脱欧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倒退，“美国优先”政策泛起贸易保护主义沉渣，等等。逆全球化思潮背后是国家利己主义在作祟。有学者指出了西方全球经济治理思想隐藏的价值观问题：“西方全球经济治理思想体现的是一元主义价值观，强调自身治理思想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是服务于发达国家的意志。”⑦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国家利己主义狭隘性的新型全球经济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是对西方全球经济治理思想的全面否定，而是在深刻批判和反思西方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实世界经济的新形势、新变化提出的思想，是全球经济治理思想的新发展。”⑧这是对国家利己主义狭隘性的辩证性超越。
（四）超越意识形态藩篱的新型全球文化观念 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造成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傲慢与偏见。这种傲慢与偏见表现为“长期以来，西方秉持‘文明优越论’，将西方个别国家的文明视为人类文明唯一形式，甚至采取质疑、否定、打压和污蔑等方式审视世界其他文明”。⑨从“历史终结论”到“新文化帝国主义论”，种种意识形态傲慢与偏见筑起了中西方国家文明之间的藩篱，阻碍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意识形态藩篱的新型全球文化观念，是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政治文化思想相结合的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大同世界观进一步现代化，又将西方政治文化思想的康德文化进一步体系化。在融通中西方文明精髓的角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康德文化，或者说是兼具西方康德文化思想的当代大同世界观。这是对意识形态藩篱的能动性超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⑩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共有观念的主要困难
在一超多强、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上的传播阻力重重，受制于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共有观念的主要困难在于西方关键少数国家的态度含糊和普遍多数国家的内化程度不够深。这两大难点的成因各不相同。
（一）西方关键少数国家的态度含糊
国际传播格局呈现一超多强、西强我弱的态势。美国、英国等西方关键少数国家虽然数量小，但却占据着国际传播格局中的传播超级大国和传播强国的地位。所以，西方关键少数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西方关键少数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態度含糊，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高级政治科学家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 Mazarr）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的讲话重申了北京对全球一体化的承诺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并阐述对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议程的看法。对这个声明的第一反应大多数都是持怀疑态度的。”11这种含糊的态度表现为既不愿公开支持，也不能公开反对。态度含糊的背后是复杂的成因。
西方关键少数国家不愿公开支持，因为这会颠覆他们西方国家自以为能统一天下的价值理念的正当性，他们不希望出现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取代西方的价值观。因为国际共有观念会建构国际规范，而国际规范是国际秩序的基石，所以西方关键少数国家担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上形成共有观念，会建构出新的国际规范，从而触动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有学者从美国媒体的表现上观察到这种担忧：“美国媒体不仅担心中国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所谓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从而对美国领导的既有自由秩序发起挑战，而且还担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全人类集体人权思想会对西方人权体系构成挑战。”12
西方关键少数国家不能公开反对，因为反对就会站在人类命运共同利益的对立面，失去道德制高点，陷入道德伦理危机。不公开支持，也不公开反对，但不表示西方关键少数国家无所作为。西方关键少数国家极力打压任何可能成为主流的中国价值观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例如，在美国媒体上就表现为“报道总体在‘战略竞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依然用霸权主义思维对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总体持警惕和怀疑态度，通过议程设置，一方面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又在唱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前景。”13
（二）普遍多数国家的内化程度不够深
亚非拉等普遍多数国家虽然数量众多，但却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共建共治共享思想指引下，普遍多数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可惜的是，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普遍多数国家的内化程度不够深，普遍多数国家只停留在“只说不做”的程度。
“只说”是为了获取中国或国际社会的援助支持。“不做”则是由于意愿和能力两方面的动因造成的。一方面，在意愿上会受利己主义的羁绊，主观上不愿付诸行动。亚历山大·温特教授指出：“利己主义在国际生活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国家之间成为‘朋友’的观点很容易被视为是幼稚的。”14另一方面，在能力上受国力的限制，客观上不能付诸行动。普遍多数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在综合实力上也难以支撑履行更多的国际义务。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共有观念的传播理路与策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具有中国智慧的世界方案。这种方案从被提出至今，已经实现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型世界观、内化为中国的自有观念两大跃升，正处于走向国际共有观念的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终能否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成为国际共有观念，关键在于是否有正确的传播逻辑理路和传播策略指引。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向国际共有观念的传播理路
1.从中国共产党的新型世界观内化为中国的自有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要素。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万隆会议召开六十周年讲话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的国际舞台上再次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随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通过2015年10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2016年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等方式，党内外思想不断统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党章为标志，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习近平的外交思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看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的新型世界观。从三个世界的划分，到构建和谐社会，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看法在不断与时俱进。以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为标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国共产党的新型世界观成为了全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即中国的自有观念。 2.从中国的自有观念走向国际共有观念
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教授曾总结出国际社会文化得以建构的三种路径是威迫、利诱和合法化。威迫和利诱只会影响国家一时的行为，但不会影响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只有合法化才会深度建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才是真正稳定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国的自有观念走向国际共有观念，依靠的就是合法化这一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别于2017年2月10日和3月17日两度载入联合国决议，这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国的自有观念开始走向国际共有观念。此外，联合国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委员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也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决议。“这种制度性的传播手段之所以效果较好，是因为理念一旦写入决议，即意味着其具有‘合法性’，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15有学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引发共鸣并最终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体现为一种全球意识，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16
应该清醒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处于向全球深度传播的阶段，由于西方关键少数国家的态度含糊和普遍多数国家的内化程度不够深，所以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只停留在联合国决议等文本上，还没有真正得到全面落实，仍处于向国际共有观念的演化阶段，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拓展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共有观念的传播策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成为国际共有观念，必须打通西方关键少数国家在国际传播中所形成的中阻梗这一关键环节，同时拓展国际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使普遍多数国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内化为指导国家行为的国家理念。
1.扩大国际传播“朋友圈”，建构国际传播统一战线
建构国际传播统一战线的目的在于联合一切友好力量，增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上的发声量。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和组织建立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等，与非洲建立了中非命运共同体、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了中阿命运共同体等。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密切，是中国需要巩固和可以借重的“老朋友圈”。同时，应该从“一带一路”国家、拉丁美洲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等方面拓展“新朋友圈”，壮大国际传播统一战线。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影响下，“不少西方国家媒体借疫情之由抹黑中国，而以《利雅得报》为代表的沙特主流媒体则倾向于坚持与中国并肩作战，共抗疫情。”17通过加强与“朋友圈”内国家的媒体交流与合作，不仅能增进圈内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而且能通过他们影响西方主流国家。借助圈内国家合作媒体力量实现第三方传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外国故事，以第三方的“故事讲解员”（Story-teller）讲述第三方案例，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产生“第三人效应”（the Third-person Effect），更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能更有效地引起受众共鸣共情。
2.提升分众化差异传播能力，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话語体系
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语言差异，不能用同一套传播模式、同一套传播话语无差别对待，必须建构完整的分众化差异传播总体框架，依托对象国的文化、语言特点，对目标定位、争取对象、路径手段等进行设计，提升传播的精准度和受众的认可度。不仅要通过主渠道、主平台、主声音进行对外传播，而且要善用智库合作、人员交往等民间交流的互动传播（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柔性传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中国故事，善用民间话语体系，消解西方民众对中国官方话语体系的刻板成见（Stereotype）。
3.优化中间力量的定向传播，促进价值观共识的形成
通过向中间力量定向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中间力量形成价值观共识。有学者指出：“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一种由数量众多的国家组成、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的中间力量层。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以所谓VISTA五国为代表的亚、非、拉一大批发展势头良好、潜力很大的中小发展中国家，以及欧、日、澳、加等发达国家，在一定意义上，都属于这种中间力量。”18中间力量是知华友华“同心圆”的重要争取对象，必须运用国际化话语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增进中间力量各国人民对中国概念、中国话语的精确理解，有效降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间力量国家传播的“信息熵”（Information Entropy）。通过强化信息流定向传播的“共识提示”（Consensus Heuristic），实现文化流、情感流的增强，促进价值观共识的形成。
4.营造发展中国家共有观念的“意见气候”，争取逐步被国际组织吸收运用并传播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通过议题设置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发展中国家共有观念在国际舞台上以理念共同体的传播态势集体展现，营造发展中国家共有观念的“意见气候”（Opinion Climate）。根据传播学家曼诺尔·诺依曼（Neumann E.N.）的观点，在“意见气候”影响下受众容易对“优势意见”采取从众行为，使舆论引导更易产生“共鸣效果”。通过发展中国家共有观念的“意见气候”，打破国际组织“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争取更多的国际组织逐步吸收运用并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5.运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化传播手段，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可视化传播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生态呈现出一条“文字不如图片、图片不如视频”的传播效果递增链。无论是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上播放《大道之行》短视频，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预热，还是《跟着大大走之俄罗斯篇》短视频为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的访问预热，都收到了很好的视觉说服（Visual Persuasion）效果。有学者剖析了视觉说服的机制：“视觉说服是依靠眼睛这一器官进行的，通过眼睛接收并加工视觉信息最终传达给大脑皮层形成情感态度。”19在人工智能时代，5G、AI、大数据、4K/8K超高清等新兴数字化传播技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可视化传播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应积极运用新兴数字化传播技术，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视觉叙事范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视频制作，用受众喜闻乐见的视频传播方式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能见度。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外交思想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运用研究”（课题编号：2018GZGJ48）的部分成果。
招春袖系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胡文涛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注释」
①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10页。
②Michael Cox.（2014）. Modern Disturbances to a long – lasting community– based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The Taos Valley Acequia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4（1）， pp.213-222.
③[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2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学回答人类前途命运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1/01/c_1126935769.htm，2021年5月3日访问。
⑤张继业、胡晓明等：《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共领导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19cpcnc/2017-10/21/c_129724378.htm，2021年5月3日访问。
⑥许启启、宁曙光：《国际舆论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外交季刊》，2018年第1期，第46页。
⑦倪沙、王永兴：《比较视野下全球经济治理思想中的中国贡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50页。
⑧同⑦，第52页。
⑨张继龙：《驳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第141页。
⑩《国内外专家学者热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日报网，http：//china.chinadaily. com.cn/2017-11/30/content_35133598.htm，2021年5月3日访问。
11Michale J. Mazarr： China’s Opportunity – and Ours， The Rand Blog， https：// www.rand.org/blog/2017/02/chinas-opportunity-and-ours.html.
12韩青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美国媒体上的舆论态势研究》，《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5页。
13同12，第18页。
14[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1頁。
15同⑥，第49页。
16同12，第11页。
17刘欣路、范帅帅：《沙特〈利雅得报〉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研究》，《对外传播》，2020年第10期，第46页。
18徐坚：《中间力量的兴起与世界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第2页。
19李佳蔚：《新媒体广告视觉说服的机制与策略》，《现代传播》，2019年第9期，第141页。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