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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大方》等新型文学杂志的创刊，正在改变传统期刊所建立的规则，无论它们是否有“革命意识”，它们都是在发出一个革命信号—只有改变了这个陈旧的体制内生存，文学杂志才能向死而生。
“我今夜凌晨回到北京直接从机场去三里屯取书。”
４月１日下午，欧宁发出这样一条微博。当天是新文学杂志《天南》正式上市日，作为主编的欧宁匆匆从安徽飞回北京，抢睹杂志的新容。
他已经晚了。几个小时前，比他更兴奋的《天南》粉丝已通过微博发布了“抢到书”的信息。这之后，各地粉丝纷纷通报《天南》在各地铺货、断货的消息，兴奋而迅疾，仿佛一支一夜之间冒出的发行调查队。
充分利用新媒体和读者互动，是《天南》、《大方》和《文艺风赏》等新创文学杂志不约而同采取的推广方式。它们和读者的紧密程度，超过以往，《大方》官方微博粉丝数早已轻松过万，《天南》官方微博在3月21日发布了新杂志封面，其独行悠远的风格引发热捧，短时间内转发量已经达到1300多次。
接下来的路演造势，甚至一度使《天南》卖断货。文学杂志终于久违地出现在了报摊最显眼的位置，成为抢手货。
面对这样的阵势，老牌文学杂志《小说月报》的表态是最积极的，“我们最近也在跟踪《文艺风赏》、《大方》、《天南》等新兴刊物的动态，研究他们的办刊思路”。而《人民文学》对此反应冷淡，主编李敬泽依然认为，文学杂志还是要靠作品说话，装帧设计并非抓读者的核心。
李敬泽提到的装帧设计，颇具针对性，因为这恰恰是《天南》被褒扬最多的地方。
《天南》、《大方》的出现，成为国内文学杂志形象更新的一个重要信号，这被视为是一场革命—它们和体制内的文学杂志相比，不仅设计更漂亮，也更具活力，它们甚至一开始就有占领市场的势头和愿望。
《天南》的刺激
《人民文学》的官方微博平均每天发一条信息，而在他们发布这一条微博的当天，《天南》的微博已经进行了多次直播，关于《天南》的信息，已是鋪天盖地。
《天南》的团队成员频繁地往来于国内几个大城市，举办路演和签售活动，关于这些活动的信息，他们第一时间发布到了官方微博上，而读者发布的买不到《天南》的“苦恼”，也被他们转发，整个营造出来的感觉，就是这本杂志“卖疯了”！
这份全新的文学杂志，由艺术策划人欧宁担任主编。在此之前，他策划了大声展、深港建筑双年展等众多艺术项目。
在过去的这些展览上，欧宁与其他策展人最大的不同，即是充分利用新媒体，将自己的项目推出去，从而迅速建立影响力。
这位来自广东的“前诗人”，由于创办《天南》，被不少媒体称之为“回归文学”。他对文学的情感，以及作为职业策划人所掌握的策划、包装、推广能力，也全部体现在了《天南》的创办中。
杂志的封面设计稿最先在1月份亮相，后来经过和网友的讨论，最终的封面定为目前的这个“独行人”的设计，作者的名字，按照字母排列，罗列在封面的左侧，予以“突出”。《天南》封面的设计师，是欧宁的合作伙伴小马和橙子，在此之前，双方已有成功合作的先例，他们共同推出的深港建筑双年展的出版物《漫游：建筑体验与文学想象》，就在今年年初获评为“世界最美的书”。
长于艺术设计的欧宁，在杂志文章编排上，引入了策展的概念。他为首期的《天南》设计了一个独特的结构，一本杂志就相当于一个独特的建筑空间，柏桦和廖伟棠的诗歌，担当了“入口”和“出口”的功能，正文的“特别策划”和“自由组稿”，甚至全英文的“刊中刊”也借用了空间概念。
让人意外的是，《天南》的创刊号没有创刊词，扉页上是一篇类似于导览词的文章，像是引导读者怎样在这个文字的世界里参观。
这些形式的创新，是《天南》最为独特的地方，让人耳目一新，“他们有意在形式上和传统的文学杂志拉开距离”，一位读者形象地说，《天南》的出现，实际上是在用形式来激活文学杂志这个陈腐的肌体。
《天南》所带来的更大的刺激，并非是形式，而是他们一开始就有了奢侈品广告，这在传统的文学杂志上几乎是不可想见的。在此之前，文学杂志是高档广告的盲区，文学杂志的读者们，甚至天然地就意味着小圈子和低购买力。
“我当时提出这个想法后，整个公司也都觉得办文学杂志不太可能有市场，但现代传播的老板邵忠支持我实现这个想法，我已与之合作十几年，他总能把我的想法转变成商业上非常成功的产品，然后卖出去。”
《天南》的创刊号上有3个广告，“这三个广告，基本上把杂志成本费先赚回来了。”欧宁指着《天南》杂志上的万宝龙、轩尼诗等几个印制精美的广告，得意地说。
“邵忠做东西不是随大流的，”欧宁如此评价他的老板，“邵总善于做商业创新，相信文学杂志会有商业空间，目前关键的地方在于，我们应该怎样为它创造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而邵忠的言下之意是，文学杂志完全可以不仰赖于体制来生存。
编辑有话事权
传统的文学杂志大多挂靠在作协下面，由财政拨款来运营，它们和市场化杂志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们过的正是“体制内的生活”。
《天南》的前身，是下辖于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一本通俗文化杂志，主要刊载奇人异事、幽默故事，由现代传播集团租用刊号。从《天南》的版权页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份社址在广州，而编辑部设在北京的刊物。在现代传播集团的报刊序列中，“飞地编辑”一直是他们的特点。
“我们一出生就做了减法，我们不背靠作协或者文联，调动优秀作家的资源困难一些。但也没有了行政命令和人情的约束。”《天南》的执行主编阿乙对本刊记者这样描述体制外的好处。
在此之前，阿乙是一名体育版编辑，他出色的写作才华被欧宁看中。尽管阿乙也在传统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但他更多的作品是自由发布在牛博网自己的博客上。
作为一份新创刊物，《天南》的创刊号全部是约稿，并分为特别策划和自由组稿两部分。封面专题“亚细亚故乡”主要关注亚洲地区的农村历史和现实，以及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的社会运动浪潮，刊有《微物之神》作者阿兰达蒂·洛伊、作家李锐、台湾作家吴音宁等的作品。
《天南》的稿费则达到了千字四五百元，翻译的稿酬更高，达到了千字七八百元。欧宁个人觉得还是不够高，“文学这种劳动是智慧型的，很耗脑力，应该获得更高的报酬，作者的写作动力就更强。”
无论稿费还是封面专题的概念，都是与之前传统杂志的一个重大区别。几乎所有最新创办的文学杂志或杂志书，都采用了“本期主题”的形式。张悦然的《鲤》、笛安的《文艺风赏》、落落的《文艺风象》等，每期都有一个主打的“封面虚构”，类似于新闻类杂志的“封面报道”。
《鲤》曾做过“嫉妒”、“暧昧”、“孤独”等直击心灵的主题，最新一期主打的则是令人猝不及防的“来不及”。“《鲤》每期都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不是某个隐约、抽象、花哨的装饰性标题，而是一个明确的、和1980年代出生的人密切相关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我们做了采访，有许多人参与的讨论。”张悦然对本刊记者说。
为以合适的稿件精准地表现主题，这些“新杂志”初期采用的都是约稿制。《文艺风象》主打时尚、温暖的主题，主编落落介绍，计划于5月出刊的第三期，主题是“假妆”，把生活中的化妆品做成文艺化的解读。
“我们希望把杂志做得很缤纷，用小说、随笔、绘本等形式表现，但不是时尚杂志的那种介绍流行化妆品或者技巧。”落落说。
这种现实与虚构的跨界结合，让之前所有的文学分类标准都显得过时了。安妮宝贝3月份刚推出的《大方》，势头凶猛，开篇便是对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超长专访，其100多页的篇幅，彻底颠覆了人们脑中文学杂志的概念。
“市面上的杂志不能满足我们，我们就想搞一些创新”，笛安说，他们做杂志，就是要做一点“不一样”出来，“就这么简单”。
比起传统文学杂志的作协“包养制”，这些杂志的后面都有一个有资本背景的出版公司，张悦然《鲤》的背后，是沈浩波的磨鐵图书，安妮宝贝《大方》的背后则是陈明俊的新经典文化，而笛安、落落，不仅有出版人郭敬明的依托，更有在青春类图书领域驰骋多年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保驾护航。
这种合作关系更加自由，分工更明确。在《鲤》与磨铁的合作关系中，张悦然工作室负责主题策划、内容构成、作者选择、沙龙主办、装帧设计等众多内容，只要别出政治问题，出版方不会干涉内容。欧宁、笛安、落落都表示，他们对杂志的内容有“一票否决权”，出版方主要在营销上下工夫。
郭敬明就曾公开对外界表示，他希望旗下杂志的主编用自己的审美，用她们对文学的高标准的态度来打造杂志，而其中指向最为清楚的就是作为投资人对“独立编辑原则”的尊重。
枯黄的叶子掉了，还会长出新芽
作家曹寇之前在《收获》、《芙蓉》等传统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很多作品，《天南》创刊号上也有他的一篇小说《鞭炮齐鸣》。两相比较，他觉得老杂志一直有个重大失策，就是不把自己当媒体。“它们把杂志当成了小圈子内的作品集，仅仅面向部分爱好者、作协和文艺批评家。”
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杂志上发表作品，收获到的成就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少人买到了《天南》，看到了曹寇的新作，都会在微博上“@”给他，并且作品的阅读率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止庵所喜欢的一本文学杂志，20多年过去了，杂志编排从来没变过：先是上来一个长篇小说，然后两三个短篇小说，再加点评论。作家止庵就告诉本刊记者，“国内的几代文学编辑都在干这事，第一代人这么干，以后的还这么干。”
“中国传统类的文学杂志比较固步自封，画地为牢，比如中国的文学杂志很少登外国文学。此外，这些文学杂志还有两个要命的缺陷：一个是稿费低，一个是印刷和版式太旧，精致的图片没法印。”止庵也以“编委”的身份参与到了《大方》的编辑，在工作中他会和传统的文学杂志对比，比如《大方》里黄碧云这篇文章，配有黄碧云自己画的画，如果交给《收获》或《十月》，怎么登？虽然这些是小问题，但是限制了杂志的编辑，从而形成固化的编辑思路。
这些新杂志进入市场，对既有的文学杂志市场形成了有力的冲击。一本传统的文学杂志，能够卖过一万本已经非常不错了，而《文艺风赏》第一期25万册已销售一空，刚上市的《天南》在各地也传出了断货的消息，《大方》对外宣称首期发行量高达百万册。
在这个文学新杂志方阵中，执牛耳者仍非“老牌”的《最小说》莫属。杭州晓风书屋总经理姜爱军向媒体透露，《最小说》一呼百应，每期都能卖5万本左右，“笛安的《文艺风赏》也不错，刚来一周卖了1000多本。”
单从销售量来看，这批新创文学杂志就具有了强劲的市场开拓力，而它们与读者的紧密互动，以及以资本为后台的发展后劲，都是传统的文学杂志所不具备的。作为“传统文学杂志”的代表之一，《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近期就频繁接到各家媒体记者的采访电话，被追问同一个问题：新锐作家办新杂志是好事还是坏事？
“文学杂志不能靠照片、装帧和摆饰，说到底还是靠作品，抓住分众读者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李敬泽说。对这些新杂志铺天盖地的营销方式，他认为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因为杂志不是图书，“考验的不是一时的营销策略，还有综合能力”。
文学杂志的格局，会因此发生一些改变吗？
大部分人对此都持审慎态度。止庵说：“改变一部分是可能的，彻底改变不太可能。《大方》出来了，对《人民文学》、《收获》等当然不会有什么冲击，他们自个办得好好的，还会那么办的。”
“我认为新的文学杂志中，会有一些成为纯文学的呈现平台和发展空间。新的文学杂志和纯文学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张悦然说，纯文学有它自己的生命，枯黄的叶子掉了，还会长出新芽。
而欧宁希望，《天南》能逐步形成很稳定的作者群，通过他们的文体探索和文风探索，能形成文学流派一样的东西。在他的计划中，英文版的“刊中刊”将进一步扩大，在那里，外国读者和汉学家能看到最好的中国当代文学。
“我今夜凌晨回到北京直接从机场去三里屯取书。”
４月１日下午，欧宁发出这样一条微博。当天是新文学杂志《天南》正式上市日，作为主编的欧宁匆匆从安徽飞回北京，抢睹杂志的新容。
他已经晚了。几个小时前，比他更兴奋的《天南》粉丝已通过微博发布了“抢到书”的信息。这之后，各地粉丝纷纷通报《天南》在各地铺货、断货的消息，兴奋而迅疾，仿佛一支一夜之间冒出的发行调查队。
充分利用新媒体和读者互动，是《天南》、《大方》和《文艺风赏》等新创文学杂志不约而同采取的推广方式。它们和读者的紧密程度，超过以往，《大方》官方微博粉丝数早已轻松过万，《天南》官方微博在3月21日发布了新杂志封面，其独行悠远的风格引发热捧，短时间内转发量已经达到1300多次。
接下来的路演造势，甚至一度使《天南》卖断货。文学杂志终于久违地出现在了报摊最显眼的位置，成为抢手货。
面对这样的阵势，老牌文学杂志《小说月报》的表态是最积极的，“我们最近也在跟踪《文艺风赏》、《大方》、《天南》等新兴刊物的动态，研究他们的办刊思路”。而《人民文学》对此反应冷淡，主编李敬泽依然认为，文学杂志还是要靠作品说话，装帧设计并非抓读者的核心。
李敬泽提到的装帧设计，颇具针对性，因为这恰恰是《天南》被褒扬最多的地方。
《天南》、《大方》的出现，成为国内文学杂志形象更新的一个重要信号，这被视为是一场革命—它们和体制内的文学杂志相比，不仅设计更漂亮，也更具活力，它们甚至一开始就有占领市场的势头和愿望。
《天南》的刺激
《人民文学》的官方微博平均每天发一条信息，而在他们发布这一条微博的当天，《天南》的微博已经进行了多次直播，关于《天南》的信息，已是鋪天盖地。
《天南》的团队成员频繁地往来于国内几个大城市，举办路演和签售活动，关于这些活动的信息，他们第一时间发布到了官方微博上，而读者发布的买不到《天南》的“苦恼”，也被他们转发，整个营造出来的感觉，就是这本杂志“卖疯了”！
这份全新的文学杂志，由艺术策划人欧宁担任主编。在此之前，他策划了大声展、深港建筑双年展等众多艺术项目。
在过去的这些展览上，欧宁与其他策展人最大的不同，即是充分利用新媒体，将自己的项目推出去，从而迅速建立影响力。
这位来自广东的“前诗人”，由于创办《天南》，被不少媒体称之为“回归文学”。他对文学的情感，以及作为职业策划人所掌握的策划、包装、推广能力，也全部体现在了《天南》的创办中。
杂志的封面设计稿最先在1月份亮相，后来经过和网友的讨论，最终的封面定为目前的这个“独行人”的设计，作者的名字，按照字母排列，罗列在封面的左侧，予以“突出”。《天南》封面的设计师，是欧宁的合作伙伴小马和橙子，在此之前，双方已有成功合作的先例，他们共同推出的深港建筑双年展的出版物《漫游：建筑体验与文学想象》，就在今年年初获评为“世界最美的书”。
长于艺术设计的欧宁，在杂志文章编排上，引入了策展的概念。他为首期的《天南》设计了一个独特的结构，一本杂志就相当于一个独特的建筑空间，柏桦和廖伟棠的诗歌，担当了“入口”和“出口”的功能，正文的“特别策划”和“自由组稿”，甚至全英文的“刊中刊”也借用了空间概念。
让人意外的是，《天南》的创刊号没有创刊词，扉页上是一篇类似于导览词的文章，像是引导读者怎样在这个文字的世界里参观。
这些形式的创新，是《天南》最为独特的地方，让人耳目一新，“他们有意在形式上和传统的文学杂志拉开距离”，一位读者形象地说，《天南》的出现，实际上是在用形式来激活文学杂志这个陈腐的肌体。
《天南》所带来的更大的刺激，并非是形式，而是他们一开始就有了奢侈品广告，这在传统的文学杂志上几乎是不可想见的。在此之前，文学杂志是高档广告的盲区，文学杂志的读者们，甚至天然地就意味着小圈子和低购买力。
“我当时提出这个想法后，整个公司也都觉得办文学杂志不太可能有市场，但现代传播的老板邵忠支持我实现这个想法，我已与之合作十几年，他总能把我的想法转变成商业上非常成功的产品，然后卖出去。”
《天南》的创刊号上有3个广告，“这三个广告，基本上把杂志成本费先赚回来了。”欧宁指着《天南》杂志上的万宝龙、轩尼诗等几个印制精美的广告，得意地说。
“邵忠做东西不是随大流的，”欧宁如此评价他的老板，“邵总善于做商业创新，相信文学杂志会有商业空间，目前关键的地方在于，我们应该怎样为它创造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而邵忠的言下之意是，文学杂志完全可以不仰赖于体制来生存。
编辑有话事权
传统的文学杂志大多挂靠在作协下面，由财政拨款来运营，它们和市场化杂志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们过的正是“体制内的生活”。
《天南》的前身，是下辖于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一本通俗文化杂志，主要刊载奇人异事、幽默故事，由现代传播集团租用刊号。从《天南》的版权页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份社址在广州，而编辑部设在北京的刊物。在现代传播集团的报刊序列中，“飞地编辑”一直是他们的特点。
“我们一出生就做了减法，我们不背靠作协或者文联，调动优秀作家的资源困难一些。但也没有了行政命令和人情的约束。”《天南》的执行主编阿乙对本刊记者这样描述体制外的好处。
在此之前，阿乙是一名体育版编辑，他出色的写作才华被欧宁看中。尽管阿乙也在传统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但他更多的作品是自由发布在牛博网自己的博客上。
作为一份新创刊物，《天南》的创刊号全部是约稿，并分为特别策划和自由组稿两部分。封面专题“亚细亚故乡”主要关注亚洲地区的农村历史和现实，以及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的社会运动浪潮，刊有《微物之神》作者阿兰达蒂·洛伊、作家李锐、台湾作家吴音宁等的作品。
《天南》的稿费则达到了千字四五百元，翻译的稿酬更高，达到了千字七八百元。欧宁个人觉得还是不够高，“文学这种劳动是智慧型的，很耗脑力，应该获得更高的报酬，作者的写作动力就更强。”
无论稿费还是封面专题的概念，都是与之前传统杂志的一个重大区别。几乎所有最新创办的文学杂志或杂志书，都采用了“本期主题”的形式。张悦然的《鲤》、笛安的《文艺风赏》、落落的《文艺风象》等，每期都有一个主打的“封面虚构”，类似于新闻类杂志的“封面报道”。
《鲤》曾做过“嫉妒”、“暧昧”、“孤独”等直击心灵的主题，最新一期主打的则是令人猝不及防的“来不及”。“《鲤》每期都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不是某个隐约、抽象、花哨的装饰性标题，而是一个明确的、和1980年代出生的人密切相关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我们做了采访，有许多人参与的讨论。”张悦然对本刊记者说。
为以合适的稿件精准地表现主题，这些“新杂志”初期采用的都是约稿制。《文艺风象》主打时尚、温暖的主题，主编落落介绍，计划于5月出刊的第三期，主题是“假妆”，把生活中的化妆品做成文艺化的解读。
“我们希望把杂志做得很缤纷，用小说、随笔、绘本等形式表现，但不是时尚杂志的那种介绍流行化妆品或者技巧。”落落说。
这种现实与虚构的跨界结合，让之前所有的文学分类标准都显得过时了。安妮宝贝3月份刚推出的《大方》，势头凶猛，开篇便是对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超长专访，其100多页的篇幅，彻底颠覆了人们脑中文学杂志的概念。
“市面上的杂志不能满足我们，我们就想搞一些创新”，笛安说，他们做杂志，就是要做一点“不一样”出来，“就这么简单”。
比起传统文学杂志的作协“包养制”，这些杂志的后面都有一个有资本背景的出版公司，张悦然《鲤》的背后，是沈浩波的磨鐵图书，安妮宝贝《大方》的背后则是陈明俊的新经典文化，而笛安、落落，不仅有出版人郭敬明的依托，更有在青春类图书领域驰骋多年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保驾护航。
这种合作关系更加自由，分工更明确。在《鲤》与磨铁的合作关系中，张悦然工作室负责主题策划、内容构成、作者选择、沙龙主办、装帧设计等众多内容，只要别出政治问题，出版方不会干涉内容。欧宁、笛安、落落都表示，他们对杂志的内容有“一票否决权”，出版方主要在营销上下工夫。
郭敬明就曾公开对外界表示，他希望旗下杂志的主编用自己的审美，用她们对文学的高标准的态度来打造杂志，而其中指向最为清楚的就是作为投资人对“独立编辑原则”的尊重。
枯黄的叶子掉了，还会长出新芽
作家曹寇之前在《收获》、《芙蓉》等传统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很多作品，《天南》创刊号上也有他的一篇小说《鞭炮齐鸣》。两相比较，他觉得老杂志一直有个重大失策，就是不把自己当媒体。“它们把杂志当成了小圈子内的作品集，仅仅面向部分爱好者、作协和文艺批评家。”
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杂志上发表作品，收获到的成就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少人买到了《天南》，看到了曹寇的新作，都会在微博上“@”给他，并且作品的阅读率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止庵所喜欢的一本文学杂志，20多年过去了，杂志编排从来没变过：先是上来一个长篇小说，然后两三个短篇小说，再加点评论。作家止庵就告诉本刊记者，“国内的几代文学编辑都在干这事，第一代人这么干，以后的还这么干。”
“中国传统类的文学杂志比较固步自封，画地为牢，比如中国的文学杂志很少登外国文学。此外，这些文学杂志还有两个要命的缺陷：一个是稿费低，一个是印刷和版式太旧，精致的图片没法印。”止庵也以“编委”的身份参与到了《大方》的编辑，在工作中他会和传统的文学杂志对比，比如《大方》里黄碧云这篇文章，配有黄碧云自己画的画，如果交给《收获》或《十月》，怎么登？虽然这些是小问题，但是限制了杂志的编辑，从而形成固化的编辑思路。
这些新杂志进入市场，对既有的文学杂志市场形成了有力的冲击。一本传统的文学杂志，能够卖过一万本已经非常不错了，而《文艺风赏》第一期25万册已销售一空，刚上市的《天南》在各地也传出了断货的消息，《大方》对外宣称首期发行量高达百万册。
在这个文学新杂志方阵中，执牛耳者仍非“老牌”的《最小说》莫属。杭州晓风书屋总经理姜爱军向媒体透露，《最小说》一呼百应，每期都能卖5万本左右，“笛安的《文艺风赏》也不错，刚来一周卖了1000多本。”
单从销售量来看，这批新创文学杂志就具有了强劲的市场开拓力，而它们与读者的紧密互动，以及以资本为后台的发展后劲，都是传统的文学杂志所不具备的。作为“传统文学杂志”的代表之一，《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近期就频繁接到各家媒体记者的采访电话，被追问同一个问题：新锐作家办新杂志是好事还是坏事？
“文学杂志不能靠照片、装帧和摆饰，说到底还是靠作品，抓住分众读者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李敬泽说。对这些新杂志铺天盖地的营销方式，他认为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因为杂志不是图书，“考验的不是一时的营销策略，还有综合能力”。
文学杂志的格局，会因此发生一些改变吗？
大部分人对此都持审慎态度。止庵说：“改变一部分是可能的，彻底改变不太可能。《大方》出来了，对《人民文学》、《收获》等当然不会有什么冲击，他们自个办得好好的，还会那么办的。”
“我认为新的文学杂志中，会有一些成为纯文学的呈现平台和发展空间。新的文学杂志和纯文学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张悦然说，纯文学有它自己的生命，枯黄的叶子掉了，还会长出新芽。
而欧宁希望，《天南》能逐步形成很稳定的作者群，通过他们的文体探索和文风探索，能形成文学流派一样的东西。在他的计划中，英文版的“刊中刊”将进一步扩大，在那里，外国读者和汉学家能看到最好的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