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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志鹃1925年9月出生于上海，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快。她善于创作抒情心理小说，作品《百合花》《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等受到茅盾、冰心、侯金镜等老一辈作家的好评。有些作品被译成日、法、俄、英、越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茹志鹃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教育子女方面也很有方法，她的女儿王安诺说：“母亲给了我们一个快乐的童年。”
母亲对我们寄予很美好的期望
我10岁、妹妹王安忆7岁时，母亲费尽周折为我们请了一位英语家庭教师，每月拿出一笔在当时算是比较可观的学费，一星期两次抽空接送我们上下课，一心想让我们早些接受外语教育，将来做名翻译或外科医生。可是妹妹那时上一年级，贪玩、坐不住，老师在上面讲ABC，她却在下面偷偷画画，有时还跑到黑板跟前夺老师的粉笔。学了半年，妹妹还一脑子糊涂，“三毛流浪记”倒画了几十张。学期结束，老师上门告状，母亲看着眼泪汪汪的妹妹，把她搂进怀里向老师道歉说：“孩子太小，下学期就不学了，真劳你费心。”我想，当时母亲一定也很失望，但是她一定认为，让孩子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才是最最重要的。
我们在快乐中学习
回想起来，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应该说一直是在开开心心的气氛中进行的。几乎每个星期天，她都带我们去书店买书。她喜欢挑选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中国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等画册和连环画。回到家后，她就一页页翻着讲给我们听。母亲的故事讲得很动听、很有感情，并且很能抓住细节，这大概与她写小说有关。
听她讲《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的眼泪忍不住直落。后来我向她要求不要再讲伤心的故事，她笑了，还把我的话写进了—篇小说里。我们长大一些后，母亲每次买回书就要我们看着图画先讲给她听，她学着我们的口气说：“噢，怎么老是我讲的啊，我也喜欢听故事的呀。”不管我们的故事讲得如何，母亲总是听得很认真，总是表扬我们讲得好，并且耐心纠正讲错的地方，这样一直到我们能自己把书读懂为止。
母亲教我们学传统文化，但不强求
母亲也教我们背唐诗宋词。常常是她自己拿着书在读，我们在她膝边玩，读到好诗词她便激动不已，把我们叫到身边，边读边讲解，然后一句句教我们背。其中有—些朗朗上口的，我们一学就会，我记得的就有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长恨歌》、李白的《将进酒》、苏轼的《大江东去》、马致远的《秋思》等等。我们会背以后，母亲总是欣喜若狂，奖励我们一个吻，这激励了我们背诵的积极性。母亲的这种方法总能奏效，因为让她高兴和获得她的称赞，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当然也有积极性不高的时候，我和妹妹、弟弟有时会想玩，嫌背诗词太枯燥。每当这时母亲也不强迫，在我们屁股上拍一下说：“算了算了，去玩吧。”在她看来，背多少诗、学多少英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种适合孩子的学习气氛。
如果违背孩子天性，勉强他们学习，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破坏孩子童年的幸福。
母亲对我们严格要求
母亲爱我们，但决不溺爱。她在两点上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格，一是不许撒谎，二是不许乱花钱。我们长得很大了，她才给零用钱，每月3元。记得一次我想买一只口琴，价格是3元1角，去跟她说，想争取一点赞助，结果那月她就多给我1角钱。我一生中挨过母亲一次打，起因是撒谎。那次我的数学考糟了，离母亲的要求差得太远，我实在不忍心让她伤心，就伪造了一个分数交账。母亲没说话，仅用手背在我嘴上很轻很轻拍了一下。虽然我一点不觉得疼，但这一拍给我的震撼力却无与伦比。
我呆呆站在那里，耳朵嗡嗡直响，伤心、悔恨、羞辱充斥了我的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撒过谎。
母亲是我们的好榜样
我们家里一直气氛和谐，父母待邻居和同事诚恳有礼。我从没见父母吵过一次嘴，没听他们说过一句粗话。家里最常见的场景是人手一册各自埋头读书。现在我们姐弟三个，职业不同、成就不同，但是都无一例外地热爱读书，这完全是环境熏陶的结果。我家旧居有一间朝北的小房间，大约9平方米，曾是母亲的卧室兼书房，房内朝北的窗下放张写字台，窗外就是喧闹的弄堂。
那些年，每到夏天，母亲就用棉花堵住耳朵趴在桌上写东西，冬天则抱着一只热水袋趴在那里写，每晚的灯光都灭得很迟。每次放学，我们到那屋去见她，看到母亲从一张张写得密密麻麻、改得纵横交错的稿纸上抬起头，心里总有一种很不平常的感觉。
如果得了不理想的分数，虽然她只是亲切而严肃地关照我一句“学习要努力些”的话，我却格外惭愧和内疚。我觉得站在这间屋里向母亲汇报，应该是用最好的成績。后来，等我长大并读过母亲的作品后，才知道《百合花》等许多小说，就是她在那间9平方米的朝北的小屋里写成的。
母亲没有念过什么正规学校，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后，只是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她完全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慢慢写成一个作家的。她伏案的背影成了我童年最深的记忆。
我们姐弟三个，从小没被母亲强制着学什么，她也没成天向我们说教什么道理，就这么一个个顺其自然地长大成人。
如今，我们姐弟有蜚声海内外的，也有普普通通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做人做事都没有违背母亲的初衷。
母亲对我们寄予很美好的期望
我10岁、妹妹王安忆7岁时，母亲费尽周折为我们请了一位英语家庭教师，每月拿出一笔在当时算是比较可观的学费，一星期两次抽空接送我们上下课，一心想让我们早些接受外语教育，将来做名翻译或外科医生。可是妹妹那时上一年级，贪玩、坐不住，老师在上面讲ABC，她却在下面偷偷画画，有时还跑到黑板跟前夺老师的粉笔。学了半年，妹妹还一脑子糊涂，“三毛流浪记”倒画了几十张。学期结束，老师上门告状，母亲看着眼泪汪汪的妹妹，把她搂进怀里向老师道歉说：“孩子太小，下学期就不学了，真劳你费心。”我想，当时母亲一定也很失望，但是她一定认为，让孩子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才是最最重要的。
我们在快乐中学习
回想起来，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应该说一直是在开开心心的气氛中进行的。几乎每个星期天，她都带我们去书店买书。她喜欢挑选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中国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等画册和连环画。回到家后，她就一页页翻着讲给我们听。母亲的故事讲得很动听、很有感情，并且很能抓住细节，这大概与她写小说有关。
听她讲《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的眼泪忍不住直落。后来我向她要求不要再讲伤心的故事，她笑了，还把我的话写进了—篇小说里。我们长大一些后，母亲每次买回书就要我们看着图画先讲给她听，她学着我们的口气说：“噢，怎么老是我讲的啊，我也喜欢听故事的呀。”不管我们的故事讲得如何，母亲总是听得很认真，总是表扬我们讲得好，并且耐心纠正讲错的地方，这样一直到我们能自己把书读懂为止。
母亲教我们学传统文化，但不强求
母亲也教我们背唐诗宋词。常常是她自己拿着书在读，我们在她膝边玩，读到好诗词她便激动不已，把我们叫到身边，边读边讲解，然后一句句教我们背。其中有—些朗朗上口的，我们一学就会，我记得的就有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长恨歌》、李白的《将进酒》、苏轼的《大江东去》、马致远的《秋思》等等。我们会背以后，母亲总是欣喜若狂，奖励我们一个吻，这激励了我们背诵的积极性。母亲的这种方法总能奏效，因为让她高兴和获得她的称赞，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当然也有积极性不高的时候，我和妹妹、弟弟有时会想玩，嫌背诗词太枯燥。每当这时母亲也不强迫，在我们屁股上拍一下说：“算了算了，去玩吧。”在她看来，背多少诗、学多少英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种适合孩子的学习气氛。
如果违背孩子天性，勉强他们学习，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破坏孩子童年的幸福。
母亲对我们严格要求
母亲爱我们，但决不溺爱。她在两点上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格，一是不许撒谎，二是不许乱花钱。我们长得很大了，她才给零用钱，每月3元。记得一次我想买一只口琴，价格是3元1角，去跟她说，想争取一点赞助，结果那月她就多给我1角钱。我一生中挨过母亲一次打，起因是撒谎。那次我的数学考糟了，离母亲的要求差得太远，我实在不忍心让她伤心，就伪造了一个分数交账。母亲没说话，仅用手背在我嘴上很轻很轻拍了一下。虽然我一点不觉得疼，但这一拍给我的震撼力却无与伦比。
我呆呆站在那里，耳朵嗡嗡直响，伤心、悔恨、羞辱充斥了我的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撒过谎。
母亲是我们的好榜样
我们家里一直气氛和谐，父母待邻居和同事诚恳有礼。我从没见父母吵过一次嘴，没听他们说过一句粗话。家里最常见的场景是人手一册各自埋头读书。现在我们姐弟三个，职业不同、成就不同，但是都无一例外地热爱读书，这完全是环境熏陶的结果。我家旧居有一间朝北的小房间，大约9平方米，曾是母亲的卧室兼书房，房内朝北的窗下放张写字台，窗外就是喧闹的弄堂。
那些年，每到夏天，母亲就用棉花堵住耳朵趴在桌上写东西，冬天则抱着一只热水袋趴在那里写，每晚的灯光都灭得很迟。每次放学，我们到那屋去见她，看到母亲从一张张写得密密麻麻、改得纵横交错的稿纸上抬起头，心里总有一种很不平常的感觉。
如果得了不理想的分数，虽然她只是亲切而严肃地关照我一句“学习要努力些”的话，我却格外惭愧和内疚。我觉得站在这间屋里向母亲汇报，应该是用最好的成績。后来，等我长大并读过母亲的作品后，才知道《百合花》等许多小说，就是她在那间9平方米的朝北的小屋里写成的。
母亲没有念过什么正规学校，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后，只是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她完全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慢慢写成一个作家的。她伏案的背影成了我童年最深的记忆。
我们姐弟三个，从小没被母亲强制着学什么，她也没成天向我们说教什么道理，就这么一个个顺其自然地长大成人。
如今，我们姐弟有蜚声海内外的，也有普普通通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做人做事都没有违背母亲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