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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志鹃1925年9月出生于上海,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快。她善于创作抒情心理小说,作品《百合花》《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等受到茅盾、冰心、侯金镜等老一辈作家的好评。有些作品被译成日、法、俄、英、越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茹志鹃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教育子女方面也很有方法,她的女儿王安诺说:“母亲给了我们一个快乐的童年。”
母亲对我们寄予很美好的期望
我10岁、妹妹王安忆7岁时,母亲费尽周折为我们请了一位英语家庭教师,每月拿出一笔在当时算是比较可观的学费,一星期两次抽空接送我们上下课,一心想让我们早些接受外语教育,将来做名翻译或外科医生。可是妹妹那时上一年级,贪玩、坐不住,老师在上面讲ABC,她却在下面偷偷画画,有时还跑到黑板跟前夺老师的粉笔。学了半年,妹妹还一脑子糊涂,“三毛流浪记”倒画了几十张。学期结束,老师上门告状,母亲看着眼泪汪汪的妹妹,把她搂进怀里向老师道歉说:“孩子太小,下学期就不学了,真劳你费心。”我想,当时母亲一定也很失望,但是她一定认为,让孩子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才是最最重要的。
我们在快乐中学习
回想起来,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应该说一直是在开开心心的气氛中进行的。几乎每个星期天,她都带我们去书店买书。她喜欢挑选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中国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等画册和连环画。回到家后,她就一页页翻着讲给我们听。母亲的故事讲得很动听、很有感情,并且很能抓住细节,这大概与她写小说有关。
听她讲《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的眼泪忍不住直落。后来我向她要求不要再讲伤心的故事,她笑了,还把我的话写进了—篇小说里。我们长大一些后,母亲每次买回书就要我们看着图画先讲给她听,她学着我们的口气说:“噢,怎么老是我讲的啊,我也喜欢听故事的呀。”不管我们的故事讲得如何,母亲总是听得很认真,总是表扬我们讲得好,并且耐心纠正讲错的地方,这样一直到我们能自己把书读懂为止。
母亲教我们学传统文化,但不强求
母亲也教我们背唐诗宋词。常常是她自己拿着书在读,我们在她膝边玩,读到好诗词她便激动不已,把我们叫到身边,边读边讲解,然后一句句教我们背。其中有—些朗朗上口的,我们一学就会,我记得的就有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长恨歌》、李白的《将进酒》、苏轼的《大江东去》、马致远的《秋思》等等。我们会背以后,母亲总是欣喜若狂,奖励我们一个吻,这激励了我们背诵的积极性。母亲的这种方法总能奏效,因为让她高兴和获得她的称赞,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当然也有积极性不高的时候,我和妹妹、弟弟有时会想玩,嫌背诗词太枯燥。每当这时母亲也不强迫,在我们屁股上拍一下说:“算了算了,去玩吧。”在她看来,背多少诗、学多少英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种适合孩子的学习气氛。
如果违背孩子天性,勉强他们学习,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破坏孩子童年的幸福。
母亲对我们严格要求
母亲爱我们,但决不溺爱。她在两点上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格,一是不许撒谎,二是不许乱花钱。我们长得很大了,她才给零用钱,每月3元。记得一次我想买一只口琴,价格是3元1角,去跟她说,想争取一点赞助,结果那月她就多给我1角钱。我一生中挨过母亲一次打,起因是撒谎。那次我的数学考糟了,离母亲的要求差得太远,我实在不忍心让她伤心,就伪造了一个分数交账。母亲没说话,仅用手背在我嘴上很轻很轻拍了一下。虽然我一点不觉得疼,但这一拍给我的震撼力却无与伦比。
我呆呆站在那里,耳朵嗡嗡直响,伤心、悔恨、羞辱充斥了我的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撒过谎。
母亲是我们的好榜样
我们家里一直气氛和谐,父母待邻居和同事诚恳有礼。我从没见父母吵过一次嘴,没听他们说过一句粗话。家里最常见的场景是人手一册各自埋头读书。现在我们姐弟三个,职业不同、成就不同,但是都无一例外地热爱读书,这完全是环境熏陶的结果。我家旧居有一间朝北的小房间,大约9平方米,曾是母亲的卧室兼书房,房内朝北的窗下放张写字台,窗外就是喧闹的弄堂。
那些年,每到夏天,母亲就用棉花堵住耳朵趴在桌上写东西,冬天则抱着一只热水袋趴在那里写,每晚的灯光都灭得很迟。每次放学,我们到那屋去见她,看到母亲从一张张写得密密麻麻、改得纵横交错的稿纸上抬起头,心里总有一种很不平常的感觉。
如果得了不理想的分数,虽然她只是亲切而严肃地关照我一句“学习要努力些”的话,我却格外惭愧和内疚。我觉得站在这间屋里向母亲汇报,应该是用最好的成績。后来,等我长大并读过母亲的作品后,才知道《百合花》等许多小说,就是她在那间9平方米的朝北的小屋里写成的。
母亲没有念过什么正规学校,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后,只是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她完全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慢慢写成一个作家的。她伏案的背影成了我童年最深的记忆。
我们姐弟三个,从小没被母亲强制着学什么,她也没成天向我们说教什么道理,就这么一个个顺其自然地长大成人。
如今,我们姐弟有蜚声海内外的,也有普普通通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做人做事都没有违背母亲的初衷。
母亲对我们寄予很美好的期望
我10岁、妹妹王安忆7岁时,母亲费尽周折为我们请了一位英语家庭教师,每月拿出一笔在当时算是比较可观的学费,一星期两次抽空接送我们上下课,一心想让我们早些接受外语教育,将来做名翻译或外科医生。可是妹妹那时上一年级,贪玩、坐不住,老师在上面讲ABC,她却在下面偷偷画画,有时还跑到黑板跟前夺老师的粉笔。学了半年,妹妹还一脑子糊涂,“三毛流浪记”倒画了几十张。学期结束,老师上门告状,母亲看着眼泪汪汪的妹妹,把她搂进怀里向老师道歉说:“孩子太小,下学期就不学了,真劳你费心。”我想,当时母亲一定也很失望,但是她一定认为,让孩子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才是最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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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快乐中学习
回想起来,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应该说一直是在开开心心的气氛中进行的。几乎每个星期天,她都带我们去书店买书。她喜欢挑选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中国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等画册和连环画。回到家后,她就一页页翻着讲给我们听。母亲的故事讲得很动听、很有感情,并且很能抓住细节,这大概与她写小说有关。
听她讲《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的眼泪忍不住直落。后来我向她要求不要再讲伤心的故事,她笑了,还把我的话写进了—篇小说里。我们长大一些后,母亲每次买回书就要我们看着图画先讲给她听,她学着我们的口气说:“噢,怎么老是我讲的啊,我也喜欢听故事的呀。”不管我们的故事讲得如何,母亲总是听得很认真,总是表扬我们讲得好,并且耐心纠正讲错的地方,这样一直到我们能自己把书读懂为止。
母亲教我们学传统文化,但不强求
母亲也教我们背唐诗宋词。常常是她自己拿着书在读,我们在她膝边玩,读到好诗词她便激动不已,把我们叫到身边,边读边讲解,然后一句句教我们背。其中有—些朗朗上口的,我们一学就会,我记得的就有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长恨歌》、李白的《将进酒》、苏轼的《大江东去》、马致远的《秋思》等等。我们会背以后,母亲总是欣喜若狂,奖励我们一个吻,这激励了我们背诵的积极性。母亲的这种方法总能奏效,因为让她高兴和获得她的称赞,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当然也有积极性不高的时候,我和妹妹、弟弟有时会想玩,嫌背诗词太枯燥。每当这时母亲也不强迫,在我们屁股上拍一下说:“算了算了,去玩吧。”在她看来,背多少诗、学多少英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种适合孩子的学习气氛。
如果违背孩子天性,勉强他们学习,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破坏孩子童年的幸福。
母亲对我们严格要求
母亲爱我们,但决不溺爱。她在两点上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格,一是不许撒谎,二是不许乱花钱。我们长得很大了,她才给零用钱,每月3元。记得一次我想买一只口琴,价格是3元1角,去跟她说,想争取一点赞助,结果那月她就多给我1角钱。我一生中挨过母亲一次打,起因是撒谎。那次我的数学考糟了,离母亲的要求差得太远,我实在不忍心让她伤心,就伪造了一个分数交账。母亲没说话,仅用手背在我嘴上很轻很轻拍了一下。虽然我一点不觉得疼,但这一拍给我的震撼力却无与伦比。
我呆呆站在那里,耳朵嗡嗡直响,伤心、悔恨、羞辱充斥了我的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撒过谎。
母亲是我们的好榜样
我们家里一直气氛和谐,父母待邻居和同事诚恳有礼。我从没见父母吵过一次嘴,没听他们说过一句粗话。家里最常见的场景是人手一册各自埋头读书。现在我们姐弟三个,职业不同、成就不同,但是都无一例外地热爱读书,这完全是环境熏陶的结果。我家旧居有一间朝北的小房间,大约9平方米,曾是母亲的卧室兼书房,房内朝北的窗下放张写字台,窗外就是喧闹的弄堂。
那些年,每到夏天,母亲就用棉花堵住耳朵趴在桌上写东西,冬天则抱着一只热水袋趴在那里写,每晚的灯光都灭得很迟。每次放学,我们到那屋去见她,看到母亲从一张张写得密密麻麻、改得纵横交错的稿纸上抬起头,心里总有一种很不平常的感觉。
如果得了不理想的分数,虽然她只是亲切而严肃地关照我一句“学习要努力些”的话,我却格外惭愧和内疚。我觉得站在这间屋里向母亲汇报,应该是用最好的成績。后来,等我长大并读过母亲的作品后,才知道《百合花》等许多小说,就是她在那间9平方米的朝北的小屋里写成的。
母亲没有念过什么正规学校,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后,只是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她完全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慢慢写成一个作家的。她伏案的背影成了我童年最深的记忆。
我们姐弟三个,从小没被母亲强制着学什么,她也没成天向我们说教什么道理,就这么一个个顺其自然地长大成人。
如今,我们姐弟有蜚声海内外的,也有普普通通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做人做事都没有违背母亲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