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过么？我们已经是好几千万的富翁了。”那一天，魏德圣骑摩托车送老婆上班，在将安全帽递出时，他突然说了这句话。夫妻俩面对面微笑了起来。此时，《海角七号》在台湾的票房已经冲到3亿台币，魏德圣每天忙着受访、座谈，行程排得满满的，这是第一次与自己心爱的人分享有关金钱的喜悦。
　　微笑过后，魏德圣听见老婆说：“你不是又要拍《赛德克·巴莱》么？”话题突然就变得沉重起来。“我们又回归理性了。”
　　导演《海角七号》让魏德圣暴得大名，拍摄期间因借贷而产生的困扰也都成了回忆时会心的佐料。但魏德圣决定即刻投身下一部影片《赛德克·巴莱》的拍摄中去：“我要履行承诺。我并没有因为《海角七号》的成功，就忘了这件事。当初说要做，我就真的会做。”
　　2000年，魏德圣完成了《赛德克·巴莱》的剧本创作，获台“新闻局优良电影剧本奖”。为了吸引投资，魏德圣在老婆的鼓励下，于2004年斥资200万台币拍摄了《赛德克·巴莱》5分钟的试拍片。这部片子在网上流传，但终未能为他赢得上亿元的投资。
　　这一年，魏德圣35岁，他已经写了几部不错的剧本，也在著名导演陈国富执导的影片《双瞳》中担任策划兼副导演。他有拍摄电影的梦想，总跃跃然想要亲执牛刀。《海角七号》所带来的声望，让耗资巨大的《赛德克·巴莱》的拍摄成为可能。但这个过程仍然充满波折，资金链的断裂导致罢工，甚至在拍摄关键时刻连买子弹的钱都阙如。好在这一切都已过去。
　　这是一部有野心的历史影片。它要处理几个棘手问题，包括原住民部落内的相互仇杀和日本殖民时期的统治与反抗。它能获得大陆观众的认同么？
　　
　　走一个自己的身形出来
　　 《南风窗》：在谈到雾社事件时，您说“一个信仰彩虹的族群，跟一个信仰太阳的族群，他们在台湾的山区里面遭遇了，他们为了彼此的信仰而战，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信仰的，其实是同一片天空”，原住民是为了死后上彩虹桥，那日本人为了什么信仰而战呢？所谓“同属一片天空”，又是指代什么呢？
　　魏德圣：当时我是想用更大的宽容去看待整个历史。我会有一个想法，日本人崇拜的是什么？是樱花，是武士道的精神—樱花瞬间灿烂、瞬间结束，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一些理念自杀切腹。原住民与此其实是接近的。日本人是为了武士精神，原住民是为了信仰。
　　我不想在电影里面批判谁是绝对的对，谁是绝对的错。日本这个族群是信仰太阳的，原住民是信仰彩虹的，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去战斗—我指的是最后那一场战斗。如果他们信仰的是有不同表现方式的同一种精神，那为什么要不停地来报仇？最后的结果，是原住民杀了全部在雾社的日本男人、女人、孩子，一个都不留。日本派3000个军警来，不只是打死300个原住民而已，那些妇人、孩子也都以一种接近灭族的方式自杀，后来日本还煽动原住民部落去攻击剩下的妇人跟孩子。在所谓“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后，又要那些已经长大的幸存孩子到东南亚去打仗。
　　这个报复的意义在哪里？我希望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整个历史事件。
　　《南风窗》：您所谓的“和解”不只在原住民之间，也要在原住民跟日本之间，或者说台湾跟日本之间产生？
　　魏德圣：希望嘛。但也不能真正地叫做和解，应该说包容那段历史。历史的伤害已经产生了，我们能不能从更包容的角度去看待它？能不能从伤害里面去找到养分，而不是一直活在仇恨跟遗憾里面?和解的目的不是原谅日本，而是走出自己的骄傲，走一个自己的身形出来。我一辈子活在伤害跟恨别人上干什么？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不是带着罪恶出来的。
　　对于日本那块儿，我能够做的宽容就是不去丑化它。即使你是坏人，我给你个原因，这样而已。既然被日本统治是不得已的，我为什么要恨自己被日本统治过?一定要背负一个包袱？
　　
　　放下历史中的爱与恨
　　《南风窗》：《海角七号》放映后，就有人撰文说您亲日。
　　魏德圣：我为什么要亲日？日本给我钱吗？同样我为什么要仇日呢？日本人没有杀了我。我为什么一定要亲谁仇谁，我不能活出自己的样子吗？我不能讲述“请看我的表现，不要看我的出身”么？我一定要活在历史的这种罪恶里面才能够成长么？台湾人最大的矛盾就是在这里了。
　　我也不想反驳了。因为越描越黑。我心里说我没有就好了，但是你为什么要说我有呢？我也搞不懂。把人家的一个单纯的创作动机当成是好像有很多政治意图。我也不是搞政治的，我也没有政党的属性，我只是一个电影人。
　　《海角七号》跟《赛德克·巴莱》放映的时候，我有往哪边站吗？我靠到国民党那边了吗？我靠到民进党那边了吗？民进党来看我包场，我谢谢；国民党来看我包场，我谢谢。哪个政治活动要我出席，我什么时候出席过了？他们要我跟他们的党主席在一个场合对谈，我什么时候出席过了？全部拒绝啊。为什么要有人给我贴标签？他们去贴吧，我不在乎。
　　 《南风窗》：台湾一些政治人物给人的感觉很亲日，譬如李登辉。
　　魏德圣：李登辉亲日那是他家的事，不是李登辉亲日就表示全台湾都亲日。
　　我们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要活出自己的样子，不要老是活在过去，就是包容—包容了全部的历史。
　　全部都算了，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能不能从这个历史的伤害里，开出一朵漂亮的花来，而不是让历史变成我们永远的恶臭？我觉得台湾现在的意思是这样，尤其是台湾现在越来越文明，网络时代大家接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也是越来越宽容的。
　　《南风窗》：对于历史的宽容，在台湾，代际之间是不是有差异？
　　魏德圣：有啦，从日本时代走下来的台湾人，基本上还是活在那个历史里面，所以他的爱恨是很强烈的，是矛盾的。日本人给我们的就是这种矛盾啊。不能说爱也不能说恨。有些人一直被日本人处罚，那些人是很恨的。还有的人，举个例子，你原本在我家帮佣，我把你当奴隶来看待，对你很不好。帮佣做了那么多年，你对我是恨的。可是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所有的财产不能带走，就送给你了。无缘无故得到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多的资产，你该恨我以前对你不好，还是该爱我送给你这么多你这辈子再怎么努力也得不到的东西呢？
　　这就是台湾人矛盾的地方，心理层面跟生理层面的这种极度反差产生了矛盾，我到底是该顾我心理的感受还是我生理的感受？特别是在日本时代挣扎过的第一代，确实有些是极度的仇恨，有些是完全的接受，有些是在爱跟恨之间找不到平衡点的那种。第二代因为仍然听父母讲述，还是有一些解不开的爱恨。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应该用更远一点、更客观一些的角度去化解，或者说包容过去那些好与不好的事情，走出一个自己该走的样子。
　　《南风窗》：长辈们对您个人，是否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您对日本也是有爱有恨？
　　魏德圣：都有啊。因为我是第三代的，所以还是听故事的心理，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没有感觉到那种痛。再加上老人家在讲述的时候，有时也会把过去那些事讲成玩笑话。
　　《南风窗》：都已经被解构了？
　　魏德圣：当然会了。我就听有的老人家在讲，他跟谁在赌博时被日本警察抓到警察局打，一直打。一共三四人，打到大家都很痛。有一个人长得很好笑，每次被打的表情就很好笑，他看了就很想笑，他一笑就被警察踹，一下哭一下笑，就这样子。他都用这种角度去讲，我还能用什么角度？很惨的过程，都在里面找到可以娱乐自己的过程。他都宽容了，你干嘛还要在心里面装个仇人？
　　
　　有反省才有救
　　《南风窗》：《赛德克·巴莱》在台湾获得很大好评，但大陆的影评貌似批评更多一些，包括有评论说是“伪史诗”，还引发台湾媒体的反击。
　　魏德圣：大陆的影评是根据威尼斯的那个版本，那个版本我已经毁掉了。因为那时候完整版（4个半小时）还没有做好，威尼斯那边就入围进赛。入围进赛片要求剪成两个半小时，只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而已。整个故事的架构才刚弄完，也就剪得很突然，我们只能用删掉的方式而不是重组的方式来剪辑，很多情绪还没有到位。现在的版本解决了那些问题。
　　《南风窗》：就您的接触和观察，日本方面对《赛德克·巴莱》的反应如何？
　　魏德圣：我们原本就很希望在日本放映。今年3月份大阪电影节邀请我们去放上下集完整版。其实这部影片对日本的挑战更大，所以我很紧张的。
　　在台湾，因为做了很多的宣传，所以观众进去之后可以先放下武装，先听听电影想讲的是什么。但是在日本是没有做这个准备的。大家只是听过台湾有个《赛德克·巴莱》，好奇但不知道做成什么样子。观影时，满满的人。虽然说是在讲化解仇恨，可是我还是有些担心，不知道能不能走得出来，因为他们的角度毕竟跟我们不一样。
　　看完片之后，又选择一个白天做了一场座谈，面对观众。我其实是蛮感动的，他们可以接受，虽然也有尖锐的提问。讨论完了之后，我还问他们：先不要说你的那些评价，我就想知道，作为一个观众，你喜欢这部电影吗？他们说：身为一个日本人，我们是没有办法喜欢这部电影的，但是我觉得日本人其实都应该要看这部电影。
　　这个答案让我更感动。历史，当大家都愿意去思考去反省的时候，就有救了。
　　其实看过《赛德克·巴莱》之后，你就会了解我的想法，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复杂。影像的魅力就是可以用画面诠释想法，没有画面单纯用文字讲的话可能会造成误解。你可能会觉得我在批评一些什么东西，其实真的没有。我觉得有时候用作品来跟观众沟通是最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