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是一个复杂而带有强烈意识形态之争的研究领域。对这一时代的每一位思想家、每一个思想流派的评判都受到研究者本人的政治立场和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而这一学科的学术性自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人们几乎很难跳出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框框,做出所谓纯学术性的判断,这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面临的现实境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于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的研究,相对来说是一件更难把握的事。近三十年来,学者们打破禁区,实事求是地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重新加以研究,逐渐伸展学术的个性,構建新的学理框架,似乎都带有某种“纠偏”的性质。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具有三个基本层次:一、民族主义层次。民族主义是覆盖在各种思潮上的一种普遍选择。在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的、历史的情感,即阐明自身思想理论的民族主义属性,以与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由于近现代思想家们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认识有着极大的歧异,故他们的民族主义表现实在也有很大差异。换句话说,虽然大家都自认为是民族主义者,但内在的民族主义成分却有区别。在这一层面,我们很难说有哪一种民族主义握有绝对的真理。每一种民族主义选择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又可能因其偏见或个性带有某种局限性。二、国家意识层次。即在政体和国体上提出自己的国家建构理想目标,以与其他政治思想流派或政党相竞争,显然这是一种政治思想或政治意识。有关国家建构的争论,最初是在清朝末年革命派与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之间围绕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的选择展开争论;民国初年国民党人与北洋军阀主要表现为政党政治与军阀政治之间的斗争;1927年以后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争则以苏维埃政权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对抗为形式。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和搏斗中,现代国家架构的基本原则也越来越明确,包括国家统一、政党政治、权力制衡、人民民主等。围绕这些命题,各大政治思想流派、各大政党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理论。三、世界意识层次。即对国际政治、人类命运和世界前途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使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广阔的空间和时间背景中。在二十世纪,许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被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为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近代以来新的一波民族国家浪潮。中国由于充分吸取了十九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教训,顾忌到自身实力的不足,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表现出特别的谨慎。在国际政治集团的对抗中,中国的每次“选择”都遵循国家利益优先,兼顾国际政治力量平衡这一原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派出华工支持英、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美、苏结盟,再到冷战时期从联苏抗美,到联美抗苏,中国都是“赢家”,并逐步完成了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取得每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结局面前,中国又因实力不足不能真正充分享受作为一个战胜国所应得的胜利果实。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中国思想家的认识常常产生歧异,对国家的发展趋向和人类前途因此做出不同的判断。中国成为世界各种新兴政治思潮和政治利益集团竞相争夺和努力推广的“实验”基地。
　　国家主义的政治理论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在国家建设上,它提出“全民革命”和“全民政治”。在教育方针上,它提出“国家主义的教育学”,以“史地教育”和“伦理教育”建设中国国民的“新信仰”,以“军事教育”和国家主义式的“公民教育”培养卫国能力。它批评教会教育,呼吁收回教育权,反对党化教育。国家主义的确有它自己的一套构想,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正因为它有自己的理念,它才与同时存在的其他两大政党即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政治策略上有着深刻的歧异和争议。
　　在近代政治思潮或主义的竞争、角逐中,如果“以胜败论英雄”的话,国家主义这一思想流派自然属“失败者”这一类。正因为如此,围绕它的争议、贬议就一直伴随之,国家主义是一个“名声不太好”的思想流派。在1920年代的大革命浪潮中,国、共两党嫌其右,以“顽固、反动”视之,对之进行了批判。在1940年代的国共内战时期,中国青年党被当作国民党的尾巴,被在野的左派力量或民主人士诟骂。平心而论,这样一个政治思想派别在其兴起之初,的确也表现出活跃的思想发展势头,在知识界和青年群体中形成了自己的活动圈子,以其为理论指导的青年党作为第三势力,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亦曾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一种政治思潮、一个政党的兴起和隐退,有其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国家主义的局限也许首先并不在它的理论,而是它缺乏武力作为后盾。没有军队支撑的政党或政治思潮,不管其政治理论如何高超、缜密,其所持守的“主义”,不管是国家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近代中国都只能是昙花一现,这是国、共两党之外的其他政治党派不可逃避的政治归宿和命运劫数,也是这些政治思潮逐渐泡沫化的根源。
　　研究政治思想史,我以为首要的任务与一般思想史的要求并无区别,这就是“述学”。即廓清每一政治思想家、每一政治思想流派的思想原形,追溯其思想的渊源和流变,解剖形成其思想的内在成分,阐释其思想主张的独特个性和合理内核。在“述学”的层面上,研究者所持的基本立场应是客观、中立。在此基础上,对它的思想意义和历史作用做出评判,研究者的意向得以彰显。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将“述学”与“评判”截然分开,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述学”本身也包含着“评判”,所谓“述学”的客观性也只能是相对而言。
　　田嵩燕的博士论文《〈醒狮〉时期(1924-1930)国家主义派的民族国家建设构想》以国家主义派前期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这是国家主义最为活跃、也最有影响力的一段时期。该论文之长,首先表现在“述学”层面上,即围绕国家主义派的中心思想——民族国家建设(Nation?鄄state Building)的构想展开,对国家主义派关于民族国家构想的理论基础、民族国家建设方案和教育思想做了系统而到位的阐释,这是一件并不容易做的工作。在材料上,作者除了查阅全套的《醒狮》周报外,还搜集了国家主义派代表人物的文集、年谱、回忆录及其相关材料。通过对材料的整理、爬疏,作者形成了现有的论文框架。在解析国家主义理论时,作者能将国家主义思想的细微描述与她掌握的民族国家相关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论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对1920年代国家主义派对军阀的态度,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共产党的关系做了较为清晰的疏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政治思想的基本图景和复杂的互动关系。当然,对国家主义派的历史定位应如何把握,这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问题。以“民族国家建设”作为论文切入的主题,这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探索。选择国家主义派的前期思想作为讨论对象,也是为了能够较为稳定地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减少因争议所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学术生产日渐体制化的当今,获取博士学位已成为一个学人进入学术殿堂的一道重要门坎。我希望田嵩燕以自己的这篇博士论文为阶梯,继续向学术的深处掘进,在未来的道路上,创造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