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中国、埃及、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南非等12个国家约1000人进行的大规模调查显示，几乎三分之二（64%）的人表示知道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可能影响自身及家人，但是人们对影响的方式和解决办法并不十分清楚。例如，尽管事实上抗生素对感冒和流感病毒毫无作用，但61%的中国受调查者以为可用抗生素治疗普通感冒和流感，57%的中国受调查者称在过去6个月中使用过抗生素。
　　大部分中国人在抗生素知识上的无知，导致了抗生素在中国滥用的程度尤为严重，而对抗生素的无知又与中国人的科学素质有关。2015年9月19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的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了6.20%，比2010年的3.27%提高了近90%，完成了“十二五”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超过5%的目标。上海、北京和天津公民的科学素质最高，达到欧美在世纪之交时期的水平。公民科学素质指标（CSL）是反映群体公民科学素质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由了解科学知识、理解科学方法、理解科技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等三部分构成。
　　然而，从对抗生素知识的了解和使用情况来看，中国公众的科学素质并不高，否则，就不会有一大半的人频频滥用抗生素了。同时，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也显示，更多的人对抗生素的无知不仅体现在滥用抗生素上，而且更多地体现在对抗生素相关知识的无知上。
　　例如，约四分之三（76%）的受调查者认为，所谓“抗生素耐药性”是指“人体对抗生素的作用产生耐受”，从而使抗生素不再起作用。但事实上，是细菌而不是人（或动物）的机体，对抗生素的作用产生耐受，细菌耐药性的蔓延会导致难以治疗的感染。因此，很多人难以弄清疾病与药物的因果关系，也不清楚抗生素滥用导致的细菌耐药，将导致未来很多疾病和感染难以治疗，而替代性治疗则变得更加昂贵并带来更大的毒副作用，人们也将为此花费更长的治疗周期。
　　然而，仅仅把中国人滥用抗生素归咎于科学素质不高显然是不全面的，而且也掩盖了这个问题的某些更深层的原因。这次调查也显示，70%以上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抗生药物是由医生处方提供的。这个现象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一是，中国的医生和护士科学素质也不够高，有些医护人员甚至也不知道抗生素对感冒不管用。然而，对这一现象的另一个似乎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医院为了经济利益而对患者进行过度治疗和无效治疗，从而从中获取更大的利润。
　　大量的调查表明，由于医院依赖“以药养医”，各类医院过度用药的情况非常严重，形成了中国人看病治疗“三菜一汤”的“特色套餐”，即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的滥用。在一些医院，药品收入占医院收入的60%以上，其中抗生素则占了一半以上。
　　显然，中国公众滥用抗生素的原因并非仅仅是科学素质低，而是在于医护人员的主导下被动滥用抗生素，而医护人员的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驱驶的。此次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还表明，有三分之二（66%）的受调查者在回答使用抗生素有无发生耐药风险的问题时称，如果每个人按照处方规定使用抗生素便不会有发生耐药感染的风险。这说明，公众对专业人员的信任不只是他们滥用抗生素的原因，而且诱导了他们深信，只要是医护人员提出的治疗方案就是正确的。
　　抗生素滥用的背后是专业人员信用的缺失——医务人员利用公众对其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信赖而诱导和促使公众滥用抗生素，这一点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谈及中国的情况时非常明显，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不只是中国的抗生素滥用得不到遏制，而且中国的卫生专业人员将会普遍失去在社会上的威信。
　　正是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江苏省近日出台了新规定，要求到2016年底前，除儿童医院外，全省二级以上医院（包括460家大医院）全面停止门诊患者抗生素静脉输液，并且列出了53种不需要输液的疾病清单。而实际上，医院门急诊的输液治疗大多数使用的都是抗生素。
　　不过，这种强制性措施能否得到彻底执行尚有待观察。如果效果明显，显然值得国家卫计委向各地医疗机构推广。果真如此，也许可以对中国抗生素滥用的顽疾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