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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扼人工智能善恶手
英国数学家欧文·约翰·古德大概是清晰阐述人工智能未来图景的第一人，他于1965年指出：我们把超智能機器定义为具备超越所有聪慧人类智能活动的机器。一旦机器设计成为一项智能活动，那么，超智能机器就能设计出更好的机器。毫无疑问，肯定会出现诸如“智能爆发”这样的局面，人类智能会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因此，第一台超智能机器将是人类制造的最后一台机器，如果这台机器不是足够听话并告诉我们要怎样才能控制它的话。
当然，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未来所抱持的态度，并不都是忧心忡忡。美国未来学家约翰·黑文斯就提议，我们要以好奇心、笑声与欢乐去迎接未来，而不是恐惧、忧郁和害怕。前不久，李开复在为青年作家郝景芳的科幻小说集《人心彼岸》所作的推荐序中表示，他反对任何关于人工智能终将毁灭人类的说法。
李开复认为，在未来数十年，人工智能还不能独立进行“类人”的常识性推理、跨领域的理解、充满创造性和策划性的工作，它们也不会拥有自我意识、情感及人类的欲望。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人工智能距离拥有自我意志、能够对自身进行设计改造，进而奴役或征服人类，尚有天地之遥。
然而，不管怎么说，当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可以摧毁我们的世界和人类自身时，进步就过了头。就算能够预测到那些“邪恶”力量可能带来的影响，人类有能力对之实施监管并规避可怕的后果吗？
很有可能，未来的人们将能够把他们的思想加载到高级计算机中，以使自己可以永远生存下去。而在此之前的一幅图景则是：学会使用计算机与机器人，已成为未来人类接受文明的重要条件，就像过去人们要立足于社会，就必须学会读书、写字一样。
“基因歧视”争议
2009年，广东省佛山市的一次公务员招考，由于在体检上多了基因检测这一道“门槛”，导致三位笔试面试均名列前茅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最终被拒之门外。他们对此深表不满，遂将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这起由基因而引发的诉讼，在中国尚属首例。
相比在此之前也曾引发非议的“乙肝歧视”，“基因歧视”这个“新鲜”事物恐怕更具典型意义。可以预见，随着基因检测的普及乃至被滥用，与之相关的纠纷和官司也会越来越多。
从医学上讲，某种疾病的基因携带者通常不具有传染性，无需治疗，与常人无异。但是，“携带者”这一词汇，往往容易造成人们对疾病（基因）携带者和确诊病人之间的概念混淆，从而产生偏见，甚至导致许多意想不到的心理和社会问题。
比如，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施行的对于镰状细胞性状的强制性筛查，虽然立意良善，但造成的伤害却比带来的好处多，以致成了遗传筛检史上一个失败的范例。
从现实情况看，恐怕没有哪个科学领域会比行为遗传学带来的麻烦更多。不妨换个角度看“人以群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有产者和无产者、当权者和无权者、知识精英和劳动阶层之间的划分，各自都有其依凭。在不远的将来，如果出现一种更有“科学根据”、更合“内在机理”的划分方法比如基于基因型的方法呢？对此，人们有理由怀疑，试图以驾驭DNA来解决社会问题，无论如何都有造成“基因政治”的危险。
“超人时代”来临？
日本东京大学的稻见昌彦教授从小就痴迷科幻，他从《哆啦A梦》这类科幻作品中受到启发，研制出了“光学迷彩”——只要穿上一种特殊的外套，人就能像变色龙一样融入环境中。如今，身为人类增强工程研究第一线的科学家，稻见昌彦又将目标聚焦于“超人”。
稻见昌彦所定义的人类增强工程，简言之，就是利用器械和信息系统来增强人类原本就拥有的运动功能或感觉，创造出工程学上的“超人”。前些年，已有动力服、电动假肢、人造外骨骼以及各种可穿戴装置问世。它们都是将人体与科技相融合，增强人体的机能，突破身体的局限，给人们带来更大的方便。
然而，对人体或人类产生更大改变的，当是生物性改变：不止于体能改变或对身体的简单“改造”，甚至还将实现“改良性”治疗，以至于增强人类的智力、情感和精神，制造出“超级（优秀）儿童”“不会老化的身体”和“充满快乐的灵魂”等等。2003年在美国发表的一份引起很大反响的报告——《用以增强人类功能的技术的汇合：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及认知科学（NBIC）》，就描绘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它后来演变成了一种名为“超人类主义”的新意识形态。
超人类主义还有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它是一场解放运动，倡导人类从生物体形式中完全解放出来。它为用生产取代生育、摆脱疾病和衰老、“提升”智力的合法性提供了最好的保证。不过，这种“解放”可能带来的结果，亦引发了广泛而又强烈的质疑。一个忧虑是：人类势必会遭到技术的全面奴役。
再如脑机接口。将芯片植入人脑，免不了引发争议。有科学家表示，我们对人脑机理的探究是必要的，但这种技术路线是危险的，如果技术滥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实施不必要的侵入性手术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应该谨慎对待任何可能使他人解读或控制一个人的想法或行为的技术。
“人类世”省思
人类社会“大加速”发展所带来的裹挟着迷惘困惑、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巨变，催生了一个新词——“人类世”，以表明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巨大影响，开启了一个地质演化新时期。
但一些地质学家不认可人类世这一说法。他们认为，“一种只存在短暂时间的物种如今成为真正的地质作用力”的观点是荒谬的，亦否认我们已进入人类在地球环境演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时期。
正式定义一个新的地质年代，在学界历来纷争不断。而要确定由人类干预地球自然系统的第一个地质时代，亦非易事。人类世这一“官司”，还得等到2021年“人类世工作小组”向地质学界的权威机构——国际地层委员会提交正式提议后，才有望得到了断。尽管如此，人类世这个新词早已不胫而走，且已激发出某种省思与感悟。
科学家原来认为，进化是缓慢进行的，但事实却未必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进化也可以在短时间内迅猛发展，一些动物甚至能很快地适应被人类改变了的环境，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此乃人类的动物朋友身处人类世的无奈应对？
就人类自身而言，未来亦有诸如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等一些非常规的灾难要面对。甚至，当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到某种程度时，人类甚至难以及时做出反应，或在某种由复杂因素导致的、出乎意料的崩溃面前束手无策。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世不仅是种地质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形态。
寻找地外生命是否还需要
2017年的岁末，美国天文学家、搜寻地外文明活动计划的资深人士塞思·肖斯塔克声称：“我敢打赌，我们会在未来20年内发现外星生命。”仅在此前一年，从美国天文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传出的信息却是，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预测，地球可能要在大约1500年后才能跟某个外星文明取得联系。
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地外生命真的存在，但对当今天文学、行星科学和生物学的理解告诉我们，宇宙中生命普遍存在的想法或推测至少是合理的。没有发现证据不代表没有证据。
对地外文明的探讨持严谨态度的美国科普巨匠艾萨克·阿西莫夫，以一种科学的开放思维来看待这一极具思辨色彩和无穷魅力的古老话题。他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在太空中并不孤独，还有其他文明世界存在，他们也在寻找、探索。这些文明可能与我们相隔极其遥远，我们暂时还难以企及和联络……如果我们探测不到任何信号，那也不能就此证明那里什么也不存在。也许我们找错了地方;或者寻找的方式有误;或者所用技术不当;或是这三者兼而有之。
如今，探索和研究宇宙中的生命，已然催生了一个新兴的学科——太空生物学。它将天文学（对宇宙的研究）和生物学（对生命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关涉人类生存之最基础、最深刻的问题，对地外生命的探寻亦是其要旨之一。
（如夏摘自《环球》2021年第1期）
英国数学家欧文·约翰·古德大概是清晰阐述人工智能未来图景的第一人，他于1965年指出：我们把超智能機器定义为具备超越所有聪慧人类智能活动的机器。一旦机器设计成为一项智能活动，那么，超智能机器就能设计出更好的机器。毫无疑问，肯定会出现诸如“智能爆发”这样的局面，人类智能会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因此，第一台超智能机器将是人类制造的最后一台机器，如果这台机器不是足够听话并告诉我们要怎样才能控制它的话。
当然，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未来所抱持的态度，并不都是忧心忡忡。美国未来学家约翰·黑文斯就提议，我们要以好奇心、笑声与欢乐去迎接未来，而不是恐惧、忧郁和害怕。前不久，李开复在为青年作家郝景芳的科幻小说集《人心彼岸》所作的推荐序中表示，他反对任何关于人工智能终将毁灭人类的说法。
李开复认为，在未来数十年，人工智能还不能独立进行“类人”的常识性推理、跨领域的理解、充满创造性和策划性的工作，它们也不会拥有自我意识、情感及人类的欲望。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人工智能距离拥有自我意志、能够对自身进行设计改造，进而奴役或征服人类，尚有天地之遥。
然而，不管怎么说，当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可以摧毁我们的世界和人类自身时，进步就过了头。就算能够预测到那些“邪恶”力量可能带来的影响，人类有能力对之实施监管并规避可怕的后果吗？
很有可能，未来的人们将能够把他们的思想加载到高级计算机中，以使自己可以永远生存下去。而在此之前的一幅图景则是：学会使用计算机与机器人，已成为未来人类接受文明的重要条件，就像过去人们要立足于社会，就必须学会读书、写字一样。
“基因歧视”争议
2009年，广东省佛山市的一次公务员招考，由于在体检上多了基因检测这一道“门槛”，导致三位笔试面试均名列前茅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最终被拒之门外。他们对此深表不满，遂将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这起由基因而引发的诉讼，在中国尚属首例。
相比在此之前也曾引发非议的“乙肝歧视”，“基因歧视”这个“新鲜”事物恐怕更具典型意义。可以预见，随着基因检测的普及乃至被滥用，与之相关的纠纷和官司也会越来越多。
从医学上讲，某种疾病的基因携带者通常不具有传染性，无需治疗，与常人无异。但是，“携带者”这一词汇，往往容易造成人们对疾病（基因）携带者和确诊病人之间的概念混淆，从而产生偏见，甚至导致许多意想不到的心理和社会问题。
比如，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施行的对于镰状细胞性状的强制性筛查，虽然立意良善，但造成的伤害却比带来的好处多，以致成了遗传筛检史上一个失败的范例。
从现实情况看，恐怕没有哪个科学领域会比行为遗传学带来的麻烦更多。不妨换个角度看“人以群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有产者和无产者、当权者和无权者、知识精英和劳动阶层之间的划分，各自都有其依凭。在不远的将来，如果出现一种更有“科学根据”、更合“内在机理”的划分方法比如基于基因型的方法呢？对此，人们有理由怀疑，试图以驾驭DNA来解决社会问题，无论如何都有造成“基因政治”的危险。
“超人时代”来临？
日本东京大学的稻见昌彦教授从小就痴迷科幻，他从《哆啦A梦》这类科幻作品中受到启发，研制出了“光学迷彩”——只要穿上一种特殊的外套，人就能像变色龙一样融入环境中。如今，身为人类增强工程研究第一线的科学家，稻见昌彦又将目标聚焦于“超人”。
稻见昌彦所定义的人类增强工程，简言之，就是利用器械和信息系统来增强人类原本就拥有的运动功能或感觉，创造出工程学上的“超人”。前些年，已有动力服、电动假肢、人造外骨骼以及各种可穿戴装置问世。它们都是将人体与科技相融合，增强人体的机能，突破身体的局限，给人们带来更大的方便。
然而，对人体或人类产生更大改变的，当是生物性改变：不止于体能改变或对身体的简单“改造”，甚至还将实现“改良性”治疗，以至于增强人类的智力、情感和精神，制造出“超级（优秀）儿童”“不会老化的身体”和“充满快乐的灵魂”等等。2003年在美国发表的一份引起很大反响的报告——《用以增强人类功能的技术的汇合：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及认知科学（NBIC）》，就描绘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它后来演变成了一种名为“超人类主义”的新意识形态。
超人类主义还有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它是一场解放运动，倡导人类从生物体形式中完全解放出来。它为用生产取代生育、摆脱疾病和衰老、“提升”智力的合法性提供了最好的保证。不过，这种“解放”可能带来的结果，亦引发了广泛而又强烈的质疑。一个忧虑是：人类势必会遭到技术的全面奴役。
再如脑机接口。将芯片植入人脑，免不了引发争议。有科学家表示，我们对人脑机理的探究是必要的，但这种技术路线是危险的，如果技术滥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实施不必要的侵入性手术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应该谨慎对待任何可能使他人解读或控制一个人的想法或行为的技术。
“人类世”省思
人类社会“大加速”发展所带来的裹挟着迷惘困惑、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巨变，催生了一个新词——“人类世”，以表明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巨大影响，开启了一个地质演化新时期。
但一些地质学家不认可人类世这一说法。他们认为，“一种只存在短暂时间的物种如今成为真正的地质作用力”的观点是荒谬的，亦否认我们已进入人类在地球环境演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时期。
正式定义一个新的地质年代，在学界历来纷争不断。而要确定由人类干预地球自然系统的第一个地质时代，亦非易事。人类世这一“官司”，还得等到2021年“人类世工作小组”向地质学界的权威机构——国际地层委员会提交正式提议后，才有望得到了断。尽管如此，人类世这个新词早已不胫而走，且已激发出某种省思与感悟。
科学家原来认为，进化是缓慢进行的，但事实却未必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进化也可以在短时间内迅猛发展，一些动物甚至能很快地适应被人类改变了的环境，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此乃人类的动物朋友身处人类世的无奈应对？
就人类自身而言，未来亦有诸如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等一些非常规的灾难要面对。甚至，当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到某种程度时，人类甚至难以及时做出反应，或在某种由复杂因素导致的、出乎意料的崩溃面前束手无策。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世不仅是种地质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形态。
寻找地外生命是否还需要
2017年的岁末，美国天文学家、搜寻地外文明活动计划的资深人士塞思·肖斯塔克声称：“我敢打赌，我们会在未来20年内发现外星生命。”仅在此前一年，从美国天文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传出的信息却是，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预测，地球可能要在大约1500年后才能跟某个外星文明取得联系。
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地外生命真的存在，但对当今天文学、行星科学和生物学的理解告诉我们，宇宙中生命普遍存在的想法或推测至少是合理的。没有发现证据不代表没有证据。
对地外文明的探讨持严谨态度的美国科普巨匠艾萨克·阿西莫夫，以一种科学的开放思维来看待这一极具思辨色彩和无穷魅力的古老话题。他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在太空中并不孤独，还有其他文明世界存在，他们也在寻找、探索。这些文明可能与我们相隔极其遥远，我们暂时还难以企及和联络……如果我们探测不到任何信号，那也不能就此证明那里什么也不存在。也许我们找错了地方;或者寻找的方式有误;或者所用技术不当;或是这三者兼而有之。
如今，探索和研究宇宙中的生命，已然催生了一个新兴的学科——太空生物学。它将天文学（对宇宙的研究）和生物学（对生命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关涉人类生存之最基础、最深刻的问题，对地外生命的探寻亦是其要旨之一。
（如夏摘自《环球》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