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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塵：得知获郁达夫小说奖，您心情如何？
阿 来：当然很开心，因为这是在褒奖你。而且这个奖还不好拿，中篇大奖只给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
若 尘：在藏区，您常常去实地勘察一些自然的环境，这样就跟自然有了一个亲密接触的过程。您的作品里也经常呈现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部《蘑菇圈》就很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关系。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样一部作品的？
阿 来：确实，这些年来，我有一些思考。今天我们中国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样一种严酷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里头，我们从大自然索取物品，消费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必须要考虑到让大自然还有再生和自我修复的那种能力，而不是我们今天做的竭泽而渔。同时，我们的消费行为，不管你消费任何一个东西，它都一定会增加我们环境的负担。比如在美国遇到的一件事就很触动我。我去买有机食品，发现美国的店里没有我们中国的那么多，我问店员为什么，他说因为有机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比如拉丁美洲的有机香蕉很好，生产当然是有机的，但把它运输到中国去，因为运输过程太长，引起了大量的碳排放，这也就不对了。《蘑菇圈》这部作品，实际上是我自然系列作品“山珍三部”中的第二部，我想到了自然环境，尤其是想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一个探讨，做一种思考。
若 尘：很多人是通过《舌尖上的中国》，意识到松茸原来是一种很金贵的食材，了解到它是自然的馈赠。当外界一介入，一捕捉到商机，松茸就热卖到外边去了。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有像您这本书中阿妈斯烱的角色。一些读者认为她是一个被时代浪潮裹挟的、很底层的小人物，也有很多人认为她是一个有策略的理想主义者。应该怎样解读这个人物？
阿 来：这就得说到中国的乡村。过去的中国乡村也是从大自然里头适当地索取。比如说家里有需要，人们就到山上去，但那时候有自然形成的伦理或者说规矩，这就是，不光是我这一代，我儿子也会留在这个村子，我孙子也会留在这个村子，他们还得仰仗这一片山林来生活。所以索取是有度的，人们不会让它枯竭。但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到了今天，突然就变成一公斤500块人民币的计算方式，消费的力量很快就把乡村过去自然形成的伦理和观念瓦解掉了。其实我在小说里头写的阿妈斯烱，就是一个比较固执的老太婆，她说我不要钱，我要守住老祖宗的规矩，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愿意坚守这种老规矩的人总是越来越少。
若 尘：您刚刚讲的其实是一个特别宏大的命题，如果只是用一支笔去撬动，会不会觉得很难？《蘑菇圈》承载了哪些东西？
阿 来：这是个直接关乎我们每个人生存质量、生存前景的问题，我相信，关注到这个问题、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行动的人，可能不在少数，但是一定要有人先站出来。我不过可能是在文学上对这方面问题发声比较早的人，但是媒体人可以在别的地方发声，政府可以在别的地方发声。我刚刚讲的有机无机这样小小的例子，就是指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对环境的承载能力形成压力，我并不认为我自己靠一本书、一支笔就能达到什么，今天不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负责任的公民，开始行动起来很重要。
我觉得中国文学当中（当然，不包括诗歌散文），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好像主要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国演义》是这样，《水浒传》是这样，《红楼梦》也是这样，这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但问题是我们还有一个更大概念的社会——世界，或者是中国人说的天地，天地间除了人跟人的关系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我觉得中国文学当中反映这个的就少了，尤其是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其实我们人跟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另外一种表述是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喝不到干净的水了，也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了。但即便是这种样子，人们一边在抱怨，另一边却依然我行我素，大多数人还没有想过要怎样保护环境。
若 尘：一边可能还在创造污染。
阿 来：对啊，尤其是我们普通的公众他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说这个跟我没有关系，这是那些工厂的责任。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择出来，觉得自己没有责任。但是其实爱护自然、尊重自然，与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不断从自然界当中索取，索取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提高物质层面的生活，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想过，不断索取的结果是什么。因为自然界里的资源，总有一天会枯竭，这对自然会造成一种不可修复的破坏，但是我们没有考虑这个关系。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应该写出来，用我笔下的这三种比较典型的东西来带出人与环境的问题。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是《三只虫草》，第二篇就是《蘑菇圈》，第三篇叫做《河上柏影》，都出版了。
《河上柏影》写的这个就更可笑了，你说虫草有药用价值，吃了身体健康，蘑菇大家也是这样认为，但崖柏树呢，崖柏树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就是现在人要戴手环，挖崖柏树做手环。你说戴手环不戴手环有什么要紧呢，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消费心理，人们对那种越稀少的东西越感兴趣，这样一来，就架不住中国人多啊，架不住我们对物质的狂热，也就造成了整个物种的濒临消失，事实上，崖柏树本身就已经濒危了，现在再加上我们这种疯狂的索取……所以其实这三篇小说都是表达我们在向自然界索取的时候，是否想过它会不会枯竭。更何况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需么？
若 尘：一直觉得您似乎对语言特别敏感。其实从您来讲，在写作上您的语言还有个跨度，就是藏族的故事要用普通话来讲述，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阿 来：其实这个有点难度，不光是说另外的文字要转移到这个民族的语言当中，就是哪怕这个语言本身是汉语，要用不同的方言去诠释，那也有点难度。其实大部分写作就是意味着你要把方言变成普通话，但是我们说话时经常有一个感觉，就是当我们把方言变成普通话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损失很多东西，如地方性的韵味，人的那种性格，那个地方独特的生活方式等，总之，那种文化感受或者说审美特征在转变的过程中都会有损失。所以很多时候，当你写成真正普通话的时候，你的地方性就消失了，因而在这种语言经验的转移当中，怎么样能够尽量充分地保持原来的民族方言，是一项很难的工作。 若 尘：有评论认为，《蘑菇圈》这部小说有一种特别诗意的表达，我也有同感。您之前也写过诗歌，您认为诗歌对您的小说写作有没有特别的帮助？
阿 来：现在大家一般认为，阿来这个人好像写小说以后还是愿意去锤炼他的语言，不管是多么现实多么残酷的题材，不管写成什么样子，他的语言还是非常优美的、有诗意的。我记得国外有一个记者，他读我的作品——都是翻译本，不是我的原本，他说从没有见过一个作家，即便是写生活当中的那种残酷、黑暗、丑陋，却还能用这样一种优雅的方式去传递，然后他就来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若 尘：对，所以您是怎么做到的？
阿 来：其实就是尊重语言，尊重人。过去的中国古典散文，很多传下来的东西，可能原来就是写的一封信，甚至是我一个朋友死了，我给他墓碑上写几句话，类似墓志铭，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应用文。他当时就是发自本心，这就是对于语言和文字的尊重。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对语言尊重不够。从古到今，从石器时代开始唐诗宋词一路下来，一路优雅下来，一路诗意下来，就这样走到今天。但是今天的我们似乎有些忘记了对语言的尊重。
若 尘：对了，郁达夫先生对您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阿 来：郁达夫先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尤其于白话文小说，他是开山祖师之一，而且积累了很好的经验，我们今天就靠他们创造的一种方式继续在写作。当然还要谈他的小说、诗歌当中所张扬的人的个性，虽然今天这个社会不再需要他当时的这种反抗精神，反抗的也不是他当时的那种东西，但是反抗精神也是文学最重要的精神，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持住。
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每个时代，都有些条条框框会限制一个时代的风气，会限制一个人。郁达夫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从封建社会过来的五四时期，而封建社会是否认个性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张扬个性。张扬个性既包括了内心的那种精神性的张扬，也包括了肉体性的释放。郁达夫先生的小说也是这样。看待任何作家，都应该把他放在他所处的那个历史阶段来看待。更重要的是，郁达夫先生是一个文学家，我们说文学家对语言尊重，你看他虽然挑戰社会的种种旧制，但是不管写什么样的内容，都用了一种相当诗意和优雅的语言来表达。这次得奖以后，主办方说这个奖项的评选标准之一，就是评出的作品也要像郁达夫先生的一样，要保持语言表达中的那种诗意。而今天的我们，对诗意有一个非常狭义的理解，就是觉得诗意只在诗歌当中。其实诗意应该在所有文学当中，也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内心当中，这才是诗意。
阿 来：当然很开心，因为这是在褒奖你。而且这个奖还不好拿，中篇大奖只给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
若 尘：在藏区，您常常去实地勘察一些自然的环境，这样就跟自然有了一个亲密接触的过程。您的作品里也经常呈现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部《蘑菇圈》就很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关系。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样一部作品的？
阿 来：确实，这些年来，我有一些思考。今天我们中国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样一种严酷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里头，我们从大自然索取物品，消费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必须要考虑到让大自然还有再生和自我修复的那种能力，而不是我们今天做的竭泽而渔。同时，我们的消费行为，不管你消费任何一个东西，它都一定会增加我们环境的负担。比如在美国遇到的一件事就很触动我。我去买有机食品，发现美国的店里没有我们中国的那么多，我问店员为什么，他说因为有机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比如拉丁美洲的有机香蕉很好，生产当然是有机的，但把它运输到中国去，因为运输过程太长，引起了大量的碳排放，这也就不对了。《蘑菇圈》这部作品，实际上是我自然系列作品“山珍三部”中的第二部，我想到了自然环境，尤其是想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一个探讨，做一种思考。
若 尘：很多人是通过《舌尖上的中国》，意识到松茸原来是一种很金贵的食材，了解到它是自然的馈赠。当外界一介入，一捕捉到商机，松茸就热卖到外边去了。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有像您这本书中阿妈斯烱的角色。一些读者认为她是一个被时代浪潮裹挟的、很底层的小人物，也有很多人认为她是一个有策略的理想主义者。应该怎样解读这个人物？
阿 来：这就得说到中国的乡村。过去的中国乡村也是从大自然里头适当地索取。比如说家里有需要，人们就到山上去，但那时候有自然形成的伦理或者说规矩，这就是，不光是我这一代，我儿子也会留在这个村子，我孙子也会留在这个村子，他们还得仰仗这一片山林来生活。所以索取是有度的，人们不会让它枯竭。但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到了今天，突然就变成一公斤500块人民币的计算方式，消费的力量很快就把乡村过去自然形成的伦理和观念瓦解掉了。其实我在小说里头写的阿妈斯烱，就是一个比较固执的老太婆，她说我不要钱，我要守住老祖宗的规矩，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愿意坚守这种老规矩的人总是越来越少。
若 尘：您刚刚讲的其实是一个特别宏大的命题，如果只是用一支笔去撬动，会不会觉得很难？《蘑菇圈》承载了哪些东西？
阿 来：这是个直接关乎我们每个人生存质量、生存前景的问题，我相信，关注到这个问题、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行动的人，可能不在少数，但是一定要有人先站出来。我不过可能是在文学上对这方面问题发声比较早的人，但是媒体人可以在别的地方发声，政府可以在别的地方发声。我刚刚讲的有机无机这样小小的例子，就是指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对环境的承载能力形成压力，我并不认为我自己靠一本书、一支笔就能达到什么，今天不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负责任的公民，开始行动起来很重要。
我觉得中国文学当中（当然，不包括诗歌散文），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好像主要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国演义》是这样，《水浒传》是这样，《红楼梦》也是这样，这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但问题是我们还有一个更大概念的社会——世界，或者是中国人说的天地，天地间除了人跟人的关系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我觉得中国文学当中反映这个的就少了，尤其是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其实我们人跟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另外一种表述是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喝不到干净的水了，也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了。但即便是这种样子，人们一边在抱怨，另一边却依然我行我素，大多数人还没有想过要怎样保护环境。
若 尘：一边可能还在创造污染。
阿 来：对啊，尤其是我们普通的公众他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说这个跟我没有关系，这是那些工厂的责任。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择出来，觉得自己没有责任。但是其实爱护自然、尊重自然，与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不断从自然界当中索取，索取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提高物质层面的生活，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想过，不断索取的结果是什么。因为自然界里的资源，总有一天会枯竭，这对自然会造成一种不可修复的破坏，但是我们没有考虑这个关系。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应该写出来，用我笔下的这三种比较典型的东西来带出人与环境的问题。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是《三只虫草》，第二篇就是《蘑菇圈》，第三篇叫做《河上柏影》，都出版了。
《河上柏影》写的这个就更可笑了，你说虫草有药用价值，吃了身体健康，蘑菇大家也是这样认为，但崖柏树呢，崖柏树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就是现在人要戴手环，挖崖柏树做手环。你说戴手环不戴手环有什么要紧呢，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消费心理，人们对那种越稀少的东西越感兴趣，这样一来，就架不住中国人多啊，架不住我们对物质的狂热，也就造成了整个物种的濒临消失，事实上，崖柏树本身就已经濒危了，现在再加上我们这种疯狂的索取……所以其实这三篇小说都是表达我们在向自然界索取的时候，是否想过它会不会枯竭。更何况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需么？
若 尘：一直觉得您似乎对语言特别敏感。其实从您来讲，在写作上您的语言还有个跨度，就是藏族的故事要用普通话来讲述，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阿 来：其实这个有点难度，不光是说另外的文字要转移到这个民族的语言当中，就是哪怕这个语言本身是汉语，要用不同的方言去诠释，那也有点难度。其实大部分写作就是意味着你要把方言变成普通话，但是我们说话时经常有一个感觉，就是当我们把方言变成普通话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损失很多东西，如地方性的韵味，人的那种性格，那个地方独特的生活方式等，总之，那种文化感受或者说审美特征在转变的过程中都会有损失。所以很多时候，当你写成真正普通话的时候，你的地方性就消失了，因而在这种语言经验的转移当中，怎么样能够尽量充分地保持原来的民族方言，是一项很难的工作。 若 尘：有评论认为，《蘑菇圈》这部小说有一种特别诗意的表达，我也有同感。您之前也写过诗歌，您认为诗歌对您的小说写作有没有特别的帮助？
阿 来：现在大家一般认为，阿来这个人好像写小说以后还是愿意去锤炼他的语言，不管是多么现实多么残酷的题材，不管写成什么样子，他的语言还是非常优美的、有诗意的。我记得国外有一个记者，他读我的作品——都是翻译本，不是我的原本，他说从没有见过一个作家，即便是写生活当中的那种残酷、黑暗、丑陋，却还能用这样一种优雅的方式去传递，然后他就来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若 尘：对，所以您是怎么做到的？
阿 来：其实就是尊重语言，尊重人。过去的中国古典散文，很多传下来的东西，可能原来就是写的一封信，甚至是我一个朋友死了，我给他墓碑上写几句话，类似墓志铭，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应用文。他当时就是发自本心，这就是对于语言和文字的尊重。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对语言尊重不够。从古到今，从石器时代开始唐诗宋词一路下来，一路优雅下来，一路诗意下来，就这样走到今天。但是今天的我们似乎有些忘记了对语言的尊重。
若 尘：对了，郁达夫先生对您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阿 来：郁达夫先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尤其于白话文小说，他是开山祖师之一，而且积累了很好的经验，我们今天就靠他们创造的一种方式继续在写作。当然还要谈他的小说、诗歌当中所张扬的人的个性，虽然今天这个社会不再需要他当时的这种反抗精神，反抗的也不是他当时的那种东西，但是反抗精神也是文学最重要的精神，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持住。
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每个时代，都有些条条框框会限制一个时代的风气，会限制一个人。郁达夫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从封建社会过来的五四时期，而封建社会是否认个性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张扬个性。张扬个性既包括了内心的那种精神性的张扬，也包括了肉体性的释放。郁达夫先生的小说也是这样。看待任何作家，都应该把他放在他所处的那个历史阶段来看待。更重要的是，郁达夫先生是一个文学家，我们说文学家对语言尊重，你看他虽然挑戰社会的种种旧制，但是不管写什么样的内容，都用了一种相当诗意和优雅的语言来表达。这次得奖以后，主办方说这个奖项的评选标准之一，就是评出的作品也要像郁达夫先生的一样，要保持语言表达中的那种诗意。而今天的我们，对诗意有一个非常狭义的理解，就是觉得诗意只在诗歌当中。其实诗意应该在所有文学当中，也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内心当中，这才是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