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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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性建构在“古今中西”问题域中显得异常复杂,亟需在厘清现代性自身属性及其合理形式的基础上,推进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路径的思考.现代性脱胎于西方文化传统,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但经过理性化论证以及资本主义扩展而具有普遍性维度.对于现代性需要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出发予以理解,在普遍的人的解放尚未实现以前,现代性属于趋向具体普遍性的文明论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作为现代性的合理形式出现,但资本主义形式必然产生“反现代性”的异化形式,使现代性运动表现为理性化话语与强制性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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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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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性建构在“古今中西”问题域中显得异常复杂,亟需在厘清现代性自身属性及其合理形式的基础上,推进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路径的思考.现代性脱胎于西方文化传统,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但经过理性化论证以及资本主义扩展而具有普遍性维度.对于现代性需要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出发予以理解,在普遍的人的解放尚未实现以前,现代性属于趋向具体普遍性的文明论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作为现代性的合理形式出现,但资本主义形式必然产生“反现代性”的异化形式,使现代性运动表现为理性化话语与强制性权力相结合的矛盾关系,而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形式则是一个既合乎历史必然性也合乎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合理结果.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在当代中国还处于实践和理论不断生成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两大问题:驾驭资本和再造传统,前者缘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后者缘于中华传统现代化目标,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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