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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6日,是魏巍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魏巍同志是2008年8月24日去世的,享年88岁。魏巍同志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忠诚学生和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毛泽东主席最忠诚的学生和战士
1999年,魏巍同志在《答〈当代民声〉杂志问》中,当问及“对您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毛泽东!”的确,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深深地融入他的血液里,刻在他的脑海中。
魏巍同志对毛主席的崇敬和忠诚,来自他对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史的深入学习、研究和他自己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的切身体验和深刻感悟。
《话说毛泽东》就是他捍卫毛主席的旗帜、反对非毛化的众多文章中的一部影响深远的力作。
在这本书中,他从大智、大勇、大功、大德几个方面,全面阐述、评价和歌颂了毛主席革命的一生。他在“开篇辞”中,颂扬毛主席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是“中国共产党的巍巍昆仑第一峰”,是“本世纪继列宁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中华第一人”,“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无疑是杰出人物中之最杰出者,是灿烂的群星中一颗最亮的巨星。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部分和一个发展阶段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其突出的表现。”
在书中,魏巍同志深刻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如何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出现的两种尖锐对立的现象:一种是,国内外一些敌对的反毛主席势力。他们一再掀起的“反毛”、“非毛化”的恶浪,动不动就拼命地来贬低他,否定他,辱骂他,甚至编造一些根本子虚乌有的私生活的谎言来诬蔑他。
另一种,就是人民群众的“毛泽东热”。他说:尽管有“非毛化”的起劲反毛,但“对毛泽东反而由冷变热,逐步升温了。这真是令人惊奇的事。”“可以肯定一点:对毛泽东这个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是敬佩还是厌恨,是爱之欲其生还是恶之欲其死,他都是一个客观存在。他是中国近代史和二十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这恐怕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他指出:“联系到近年来的一些情况,人们看到:凡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很厉害的,主张全盘西化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几乎没有不反对毛泽东的;而真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则是毛泽东热情的拥护者。后一种人要占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可以说,在肯定和否定毛泽东的问题上,实际上反映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他联系方励之反毛的话,提醒人们:“他(方励之)说:‘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绕开这个关键问题。’很明显,他所说的‘改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很明白,毛泽东思想才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也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思想对于革命的人民是如何值得珍贵了。因此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肯定或者否定的问题,决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久前东欧和苏联等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无一不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进一步否定列宁,否定马克思主义,最后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而达到全面崩溃的。殷鉴不远,值得我们铭记和警惕。”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与作家黄钢联手创办了当年最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时代的报告》。它的创刊号推出了黄克诚同志的著名讲话《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魏巍同志说:“这篇讲话,以无比的政治坚定性和强大的震撼力,宣告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毫不动摇,这无疑是我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关键时刻发出的宣言。”此后,从1990年开始,魏巍同志又联合林默涵同志创建了《中流》杂志。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在他们的主持下,《中流》始终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把批判和斗争的矛头指向非毛化、反毛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有这样几件事:
——批判李志绥污蔑毛主席。1995年,自称毛主席私人医生的李志绥在美国和台湾同时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书名为《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是美国和台湾反毛、反华、反共势力的操作下出笼的,该书编造了许多子虚乌有的谣言,污蔑和侮辱毛主席,在国内外流毒很广,影响很坏。对此书,魏巍同志怒不可遏,在他的主持下,迅速组织一批稿件,揭露和反击李志绥及其背后势力对毛主席的造谣中傷。魏巍同志还亲自起草了《辱华反共的丑恶表演——我们对李志绥及其回忆录的看法》的公开信,尔后他让杂志社副主编麦辛同志负责联络当年在毛主席身边的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一共有135名各界著名人士参加签名,除了毛主席身边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外,还有著名人士臧克家、欧阳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王震夫人王季青等。公开信发表后,影响甚为广泛。李志绥及其后台被所痛斥。不久,李志绥这个败类,在我国人民的正义之声中气绝身亡,一命呜呼。
——召开吴冷西同志的《十年论战》出版座谈会。1999年5月,吴冷西同志的这本书出版。魏巍同志认为,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当年领导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1999年10月10日,在魏巍同志的主持下,举办了这本书的出版座谈会。许多老同志、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魏巍同志发表了《喜读吴冷西〈十年论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赞扬毛泽东同志“是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最英勇的旗手。”他指出:这场斗争意义也是十分重大,不仅教育了我们党,而且教育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许多人通过这场斗争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的分歧所在比较清楚了,这就使他们能够进一步坚定自己的革命立场。
——在非毛化歪风愈演愈烈时,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1999年版的《辞海》,悍然删掉了原《词海》“毛泽东”条中的“伟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词句。据南通市委党校陈守礼同志撰写并出版的《革命历史与领袖不容歪曲和否定——评1999年版〈辞海〉对有关词条的删改》一书披露,《辞海》的删改与“为了搞好中美关系”,“无条件迁就美国”有关。中美“合编辞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是“依据国际惯例,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见”来修改关于中国的条目。这样一来,围绕1999年版《辞海》的斗争,就不仅表现在国内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上,而且也表现在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上。为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魏巍同志不顾这本《辞海》的总编辑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老资格”,但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中流》不能不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魏巍同志与大家商量后,决定组织稿件批判。2000年《中流》的1、2期先后组织、发表了栾宝俊、久焰、高为学、艾农等同志撰写的多篇批判文章。这组文章公开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98年开始,享有盛名的一位学者教授在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污蔑毛主席犯有所谓“民粹主义的错误”,“贬低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成就”,鼓吹“庸俗生产力论”和“资本主义回头路”,散布“社会主义悲观绝望论”。魏巍同志看了非常生气,他要《中流》组织一批文章,点名批判这些谬论。其中有沙健孙同志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许廷锴同志的《民粹主义的帽子戴不得》等文章。
魏巍同志,就是这样一位爱憎分明的人,他对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对反毛势力的斗争最坚决,处处都能体现出来。
据魏巍同志的子女回忆,魏巍同志当年在写三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每每写到毛主席,写到牺牲的战友的时候,写着写着他都要掉下眼泪来。
对共产主义无限忠诚
魏巍同志的长女魏欣说:“爸爸就是这种人,他永远也不能停止斗争,而且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一直奋斗下去,不管周围环境如何变换,不管自己身体、心脏多么不配合他,他还是不灰心,坚信一个人就是要奋斗,哪怕失败,哪怕自己可能看不到胜利的时刻。他显得是那么执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了,他仍然战斗着,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的信仰,坚信共产主义,坚信共产党就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坚信工农大众的觉悟迟早会到来。”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代表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还是推行私有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魏巍同志是比较早地站出来批判私有化这股歪风的。
魏巍和林默涵主持《中流》的12年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包括私有化在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坚定不移的。12年来《中流》几乎每期都有宣传公有制反对私有化的文章。《中流》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告别革命”论、“马克思主义失败”论、“人间正道私有化论”、“市场经济万能论”和“股份制是公有制论”,还批判了一些人公开发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在批判私有化的宣传中,《中流》还注意抓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经验和教训。如宣传了南街村、华西村、周家庄公社等一批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先进事迹,揭露和批判了两极分化的坏典型。
至于敌对势力对《中流》的冷嘲热讽、造谣中伤、甚至攻击和谩骂,用魏巍同志的话说:“这应当是对我们工作取得成绩的证明,相反,如果他们说我们的好话,赞扬我们的话,那倒是说明我们的事情办糟了。”
魏巍同志不仅在主持《中流》的宣传导向上,批判和抵制私有化,做了大量工作,而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亲自动笔,写了大量的批判文章。
2004年魏巍同志的另一篇《評当前的私有化浪潮》,进一步批判了私有化这股反动浪潮。他指出:“经济基础的改变是根本的改变。它立刻影响到上层建筑——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尤其明显。” 对于私有化的严重后果。文章从两个方面作了分析:“第一,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一旦这个基础没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存在了。第二,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农大众及劳动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人。这个主人不是空的,它是由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来保障的。如果这个基础丧失了,那么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也就不存在了。也就从国家主人的地位变成资本的雇佣奴隶了。只能老老实实为资本家干活了。不管给它戴多少民主的花冠都是骗人的,没有任何意义的。由此可知,公有制的存亡得失,同我国人民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以及个人的命运关系是何等重大!”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魏巍同志还是念念不忘地嘱咐我们:“我们要公有制为基础的真社会主义!”“我们提出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崭新的更加美好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贯彻巴黎公社的原则,要高度发扬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
看透帝国主义并同它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魏巍同志从参加革命开始,就战斗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第一线。他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并且创作了许多反帝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和政论文章。那篇享誉海内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既是对志愿军英雄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扬和赞美,又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罪行的揭露和鞭挞。
魏巍同志的三部长篇小说,都是反映战争题材的。《东方》反映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地球的红飘带》反映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壮举——红军长征;《火凤凰》是反映八年抗战的。这三部作品,两部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一部是反对帝国主义扶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内战争。
魏巍同志晚年还针对国内、国际的诸多重大事件和问题,撰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时评、杂文等政论文章。
他一生中所创作的500多万言的作品中,反对帝国主义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重。他的晚期作品,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与反帝、反修联系起来。
一是紧密联系现实国际上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主权国家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这是美国和北约明显的侵略行为。不久,美帝侵略者的导弹就落到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头上,把侵略战火烧到我国身上。对此,全中国人民愤怒了,魏巍同志更是怒火冲天,按他的要求,《中流》杂志发表了本刊编辑部的文章《强盗与奴才》,选登了来稿:《“仁慈帝国”还是世界无赖》《战火中挺立的塞尔维亚兄弟——致拉多萨夫列维奇的一封信》等多篇文章,严厉批判和声讨了美国和北约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与罪行。
1999年5月8日,也就是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当天,魏巍同志写了一首长诗:《世界恶霸》。他在诗中愤怒地写道: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恶霸。
它,面带微笑,内藏奸诈。
它,满嘴的人权人道,干的是强盗生涯。
它,说制裁谁就制裁谁,说搜查就到谁家里搜查。
不管哪国的事,似乎都是它的家事;好像整个地球,都归它的国务院管辖。
它,真是一个恶霸,世界恶霸!
……
“我们的驻南使馆也遭到了轰炸。顿时,中国人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新血债,旧血债,都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诗的最后一句是:“总有一天,我们要像审判希特勒那样,来审判这个世界恶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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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紧密联系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严重威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交往多了起来,有些人,就忘记了帝国主义吃人的本性,他们视敌为友,认贼作父,似乎中国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魏老提醒人们,这是十分危险的倾向。他说:美帝国主义是不会放过中国的。不管你是搞社会主义或是搞资本主义,它都是不会容忍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的。尽管它非常善于使用两面手法,偶露笑脸蒙骗我们。中国人不要再幻想了。幻想帝国主义的本性会改变,会对中国发善心,是不切实际的。魏巍同志向人们大声疾呼:“如不放弃这种幻想,迟早是要吃大亏的。让我们还是专心地学习毛泽东吧,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及其风格吧!”
三是紧密联系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魏巍同志逝世前的20年,正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共运进入低潮的时期。从魏巍同志那个时期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政策的重视和警惕,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担忧,几乎在每一篇评论帝国主义的文章中,总是不忘告诫人们,对帝国主义千万不能抱有幻想,千万不能放弃斗争。
四是紧密联系我国反侵略战争的历史经验。魏巍同志亲历过多场战争,这种亲临战场的丰富阅历,使他对帝国主义的本性既有实际体验,又有理性认识,这就使他的批判文章比一般的批判文章更为凝练、生动、深刻。
魏巍同志在《不可淡忘历史经验——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回顾》一文谈到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时,指出:“中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一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终于以胜利而告终,使我们新生的祖国在东方巍然屹立,以其强大的生命力继续蓬勃发展。回顾这一胜利,可谓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帝斗争史上最辉煌的纪念碑。……这一个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并削弱了美帝国主义,维护了朝鲜的独立,赢得了世界和平,且使我国雄踞东方,立于不败之地。其历史意义是巨大的和不可磨灭的。”
他说:“对待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侵略,必须具有起码的硬骨头精神,也就是说至少要有‘不怕’二字。既不怕帝国主义的恐吓,也不受帝国主义的欺骗。……从战略上要敢于藐视它,从战术上又要重视它。在这方面毛泽东无疑是最光辉的典范。我可以说,没有毛泽东那样惊人的胆略,没有毛泽东那样雄伟的气魄,是不可能做出出国作战那样的英明决定的。而毛泽东的不凡之处,不仅在于他具有惊人的胆略,还在于他具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他不是仅仅从武器装备上想问题,也不是用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看问题,而是用辨证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当时我们在野兽面前表现了丝毫的怯懦,怯战,畏战,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我们的锐气被敌压倒,那就完全是另一种结果了。”
如果说《谁是最可爱的人》曾经鼓舞了几代人,教育了几代人,那么,此后幾十年来,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一直没有停止思考,没有停止脚步,没有停止写作,没有停止战斗。可以说,他的每一篇反帝、反修的文章,同《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样,都是鼓舞人民战斗的号角。
甘为人民的“孺子牛”
李成瑞同志在纪念魏巍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评价魏巍同志的话:“他深深地热爱劳动人民,时刻把劳动人民的遭遇和命运放在心上。”
的确,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魏巍同志都把劳动人民视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像焦裕禄所说的“心里装着群众”,始终与劳动人民心连心。
魏巍同志常讲希腊神话“安泰的故事”。他说:“安泰一但离开大地,他就会死亡了,只要他不离开大地,他就力大无穷,战无不胜。我们共产党人就像安泰不能离开大地一样,永远不能离开群众。我们办《中流》,也要经常与工人、农民和各方面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要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随着《中流》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来稿越来越多,群众来信也越来越多。有些群众直接给魏巍同志写信,魏巍同志都是来者不拒,认真阅读,及时答复,妥善处理,魏巍同志还亲自给读者写回信,亲自接待来访的群众。一次魏巍同志非常动情地说:“我抓《中流》为什么?还不是为了革命嘛!凡是革命的同志和群众给我来信,我都写回信,这要占用我很多时间,我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也是为了革命嘛!我们要从这个大局出发来考虑问题。”
魏巍同志除了经常参加各种座谈会、研讨会、纪念会,接待来访群众外,仍然笔耕不辍,为维护和捍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出最强音。
例如,他为农民工的不幸呼吁。他听说山西黑砖窑事件后,撰写了《惊闻山西“黑砖窑”事件》一文,他在列举了大量农民工遭受各种非人待遇后,愤怒地写道:“亲爱的读者,你们谁能想到,这种只有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才有的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奴隶劳动,会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呢?会出现在二十一世纪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呢?正像鲁迅当年说的‘我疑我在的并非人间’。”他指出:要解决这类坏事,“根本问题,就是要从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迷津中解放出来,在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前进,这才是中国人民之幸、之福,也才符合党心民意,其它的道路是没有的。”
魏巍同志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和命运,除了写文章为劳动人民伸张正义,为维护他们的生存权利而呼吁和呐喊外,在深入群众上,他身体力行,还动员大家深入到工农中去。他曾多次与原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同志座谈,了解工人阶级的情况,特别是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的情况,并建议他们多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做工作。他在为全国总工会原候补书记兼宣传部长韩西雅的诗集写的序言 “我感到近年来诗歌上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逃避现实、绕开矛盾,远离劳苦大众的悲欢,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相当一部分诗歌已经与人民群众远远地离开了。”“西雅同志,让我们遵循当年的初衷和誓言,永远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为社会主义的前途,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命运,而挥动黄钺吧!”
有一个杂志的记者采访魏巍同志时问他:“您教育子女常说的一句话是啥?”他的回答是:“我常说的话就是要他们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不要搞投机取巧。也常说不要羡慕资本主义,对帝国主义不抱任何幻想。” 这是他对自己儿女的要求和希望,也可说是对广大青年的要求和希望。
魏巍同志曾经是新中国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来,他不是“代表”了,但他所做的工作,他写的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都“代表”着人民的意愿和根本利益。应该说,他一生都是人民的“代表”,并且永远是人民的“代表”!他临终的遗言是 :“继续革命,永不投降!” 正如贺敬之同志的《致魏巍短歌》所云:“群山巍巍耸群峰,魏巍矗立势峥嵘。百年人民文学史,君在亿万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