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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長篇小说人物塑造上，乔伊斯虽然十分肯定非理性，但并未完全否定理性，他只是因人的洞察力不可检验，才让非理性因素在叙事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他通过鬼斧神工般的人物刻画技巧，揭示出多种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意识形态，展示出现代人那自由而开放的心灵，并表现了艺术家对人的认识和经验、抑或对人所特有的性质的洞察，从而体现出20世纪的“非理性转向”。
关键词：乔伊斯 长篇小说 人物塑造 非理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作为文学的一大样式，小说以叙述为主，它不仅可以侧重表现人物的性格，而且还可以侧重描述事件的作用，并且能从多种角度来反映客观世界的生活或主观世界的感受。因为小说中的人物不仅被认为是永恒的人类生存状态和生理冲动的象征，而且还被认为是一般真理的具体体现，所以对人物描写的成功与否，是小说创作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是一位新的文学方式的探路者，其长篇小说既直接描写了各色人物的特征，又间接表现了诸多人物的瞬间形象，艺术地表现出理性的潜能，强调了理性远不足以处理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探究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既是从一个角度对小说的叙事艺术的分析，也是从一个方面对文学运动中“主义”的探讨，更是以一个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为切入点，对人类生活奥秘的探索。因此，研究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既有助于进一步认识长篇小说技巧在文本中的地位，也有助于洞悉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验与创新手法的价值取向，还有助于深入了解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描写艺术对读者的阅读心理产生的影响。
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体现了20世纪叙事文学创作艺术的发展趋势。作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杰出代表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乔伊斯越来越侧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他艺术地再现了人的直觉、无意识和意识流等非科学、非理性和非逻辑的心灵活动，从而可信地凸显了人的本质力量中的非理性因素，体现了20世纪的“非理性转向”。同时，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体现出的是非感越来越弱，这似乎在暗示：人的价值观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当然，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的身份特征越来越难以确定，从而表现了人物的多重特征和多重象征含义。通过人物塑造，乔伊斯越来越注重表现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开放性，注重不同文体的结合，注重不同语言的混合，注重幽默、调侃、反讽、夸张等手法的巧妙运用，从而使多种文学因素有机地融合起来。
为了摒弃逻各斯中心主义，乔伊斯在塑造人物时，既采用理性化思维结构，又采用非理性化思维结构；既注重描写人物的外在言行，又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在意识；既表达理性，又避开逻辑性的直接干预而再现非理性。他以艺术的丰富内涵，体现了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辩证规律，表现出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兼精神病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特征：
“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一千个人的声音说话。他吸到、压倒，并且与此同时提出了他正在寻找着加以表现的观念，使这些观念超出了偶然的和暂时的意义，进入永恒的王国。”
乔伊斯长篇小说既直接描写了诸多人物的个性特征，又间接表现了各色人物的瞬间形象，巧妙地表现出理性的潜能，暗示了在处理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方面的局限性。乔伊斯通过对语言的实验性运用，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他以新的方式描写出人物的年龄、阅历、身份、教养和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物性格特征和意识形态；他通过大胆的语言实验，不但艺术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还直接或间接表现了语言、文化、种族之间的联系；他按照各种塑造形象和不同主题的需要，运用了多种叙事手法，把诸多人物、事件、意象等合理地加以组织和安排。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整体叙事结构有助于原型的情景发生，而原型的情景发生则有助于揭示主题，主题决定了人物的特性，人物的特性影响着轴线的设计。总之，乔伊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叙事结构以及神话原型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这位世界文坛巨擘的长篇小说的叙事手法表明：不仅要适度地运用理性，而且要敢于超越理性，以便从更加广泛的领域去理解生命的价值。可以肯定，传统的人物塑造手法已经不足以表现这位爱尔兰艺术家希望表达的内容。他在长篇小说人物塑造方面，通过大胆运用各种实验与创新手法，具体地体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中独辟新径、致力于艺术实验与创新的坚定信念。
乔伊斯对非理性因素的重视是他追求艺术创新的必然结果。《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1916）既继承了英语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具有现代主义英语小说的特点，体现出对传统小说的传承与超越；在人物描写艺术方面，《尤利西斯》（Ulysses,1922）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继续和发展。《尤利西斯》的叙事艺术凸显出现代主义作家创作的两大倾向：重视历时性文学体裁；注重采用原型移位。《尤利西斯》虽被许多学者誉为现代主义长篇小说的丰碑，但又包含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个别特征，“是一本人人都能从中得到启示而无从回避的作品”。在人物塑造上，《为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1939）可谓《尤利西斯》的延续和发展。这部小说在小说叙事艺术上的革新极为明显，被许多学者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声。当然，也可以认为它“不是关于某种东西，其本身就是某种东西。”乔伊斯在《为芬尼根守灵》中，通过表现解构、去中心以及多元论等后现代主义审美特征，来书写“世界历史”，他试图通过语言游戏来打破生活与艺术的界线，并挖掘出“不确定性”的美学价值；他通过看似破碎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支离破碎的视角，展示了艺术家眼中破碎的世界，表达了艺术家对人、自然以及看似属于神学其实属于文学和美学的有关超自然力量的多方位的观察与思考，表现了重大变革时代中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乔伊斯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既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语言的约定俗成性，又不受传统的散文叙事模式的限制。他或者根据情节需要，或者为了进一步表现人物的象征意义，采用了新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扩展了文字的符号功能，并取得了新的艺术效果。《为芬尼根守灵》的叙事手法表现了原始意象和人类精神共相之间的联系，表现了梦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关系，表现了自然界的循环规律以及和人类历史的循环观，体现了艺术家的另一大创作倾向：从认识论创作观向本体论创作观的发展。
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之间的人物联系密切。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和剧作家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曾这样评论乔伊斯：“乔伊斯前期小说的人物描写艺术需要通过后期小说的人物塑造技巧来深入理解，反之亦然。”《为芬尼根守灵》中绰号为“芸芸众生都来了”的汉弗莱·钦普登·埃里克既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整天吹捧自己过去的人”的西蒙·代达罗斯的艺术变形，也是《尤利西斯》中“现代奥德修斯”利奥波德·布卢姆的艺术变形；《为芬尼根守灵》中的利菲河的化身安娜·利维娅·普卢拉贝勒既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那位“像一只奇怪而美丽的海鸟”的涉水少女的艺术变形，同时，她还是《尤利西斯》中“现代珀涅罗珀”摩莉·布卢姆的艺术变形；《为芬尼根守灵》中的“文人舍姆”是出现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尤利西斯》中有志于艺术创新并富于美学思想的青年斯蒂芬·代达罗斯的艺术变形；《为芬尼根守灵》中的“邮差肖恩”既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克兰利的艺术化身，又是《尤利西斯》中马拉奇·马利根的艺术变形。这些人物形象的艺术变形是一种艺术的重构，体现了乔伊斯长篇小说在艺术手法上的多样性。
随着乔伊斯创作的进展，我们可以发现，乔伊斯小说人物塑造逐渐向喜剧化方向发展，而这也体现出他一贯坚持的审美理念：喜剧优于悲剧。乔伊斯小说人物的喜剧化主要表现在语言的滑稽和性格的滑稽上。语言上的滑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小说人物呆板的行动与其刻板的语言相对应，从而产生喜剧效果；另一方面，小说人物所采用的双关语、反语、同音异义以及夸张等也使得文本产生了幽默效果。性格上的滑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某些人物表现出的不适应社会的能力，使其“僵硬”地“孤独无助”，从而产生了喜剧或滑稽效果；二是在描写人物时，乔伊斯把读者的注意力导向姿势，而不是导向行为，人物那自发而盲目的体态和动作阻止了读者认真地看待事物，从而使故事产生了一种喜剧效果；三是在乔伊斯的长篇小说中，某些人物总是“机械地”说话做事，表现出一种僵硬态度和“心不在焉”的特征，从而形成了另一种喜剧效果。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的喜剧特征体现了他对幽默感的重视。乔伊斯令人信服地再现了生活的游戏色彩，他用“人为的法则代替了自然的规律”，从而为世界文学喜剧理论增添了依据。
在小说人物塑造上，乔伊斯长篇小说或与被认可的叙事模式相一致，或另辟蹊径而展现出创新特点。在总体上，乔伊斯长篇小说具有如下现实主义文学特征：其一，“让事实说话”和“模仿自然”；其二，完整性与典型性的有机结合。乔伊斯长篇小说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作品强调了作者的主观体验；第二，作品揭示了人物的內心秘密；第三，作品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人的孤独感、异化感、焦虑感和绝望感。乔伊斯长篇小说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主要表现为开放性、多元性、非中心性、无序性、解构性、重构性和语言的游戏性。
乔伊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乔伊斯并不着重赋予小说人物以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而是通过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塑造，艺术地表现了作为个体的人所独有的东西，其长篇小说中的个体不是周期性出现的单元，而是既单一、又独特的存在。因为，个人一旦作为一个平均单元出现，就有了抽象的画面，而在这抽象之中，个体的特征将消失殆尽。正是个体的个性特征，才对理解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乔伊斯通过其鬼斧神工般的人物刻画技巧，展示了现代人那自由而开放的心灵，表现出艺术家对人的认识和经验、抑或对人所特有的性质的洞察，而人们对人的特性的洞察则构成了关于人类总体的普遍知识的先决条件。
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是艺术性、思想性、欣赏性的高度统一。通过对这位作家笔下的人物描写艺术的分析，可以感到：他的长篇小说具有明显的反传统特征，其意义或许不在于是不是对现实主义的挑战，也不在于其挑战是否成功，而在于他的力作本身的实验与创新。乔伊斯在其长篇小说人物的描写中，并没有完全否定理性，他只是因人的洞察力不可检验，才让非理性因素在叙事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没有纯粹非理性哲学，也没有一种美学思想完全与理性无关。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描写艺术表明：虽然情感、意志、欲望和本能等非理性因素并非万能，但20世纪人本主义美学理念中的非理性在人性中占有主导地位。从总体上看，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可谓非理性主义之歌。
注：本文系上海市教委第五期重点学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项目（A-3102-06-000）。
参考文献：
[1] Joyce,James.Letters of James Joyce.Ed.Stuart Gilbert.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57.
[2]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3] 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七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 李维屏：《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冯建明，男，1963—，河北邯郸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爱尔兰文学、英美文学、圣经文学，工作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关键词：乔伊斯 长篇小说 人物塑造 非理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作为文学的一大样式，小说以叙述为主，它不仅可以侧重表现人物的性格，而且还可以侧重描述事件的作用，并且能从多种角度来反映客观世界的生活或主观世界的感受。因为小说中的人物不仅被认为是永恒的人类生存状态和生理冲动的象征，而且还被认为是一般真理的具体体现，所以对人物描写的成功与否，是小说创作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是一位新的文学方式的探路者，其长篇小说既直接描写了各色人物的特征，又间接表现了诸多人物的瞬间形象，艺术地表现出理性的潜能，强调了理性远不足以处理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探究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既是从一个角度对小说的叙事艺术的分析，也是从一个方面对文学运动中“主义”的探讨，更是以一个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为切入点，对人类生活奥秘的探索。因此，研究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既有助于进一步认识长篇小说技巧在文本中的地位，也有助于洞悉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验与创新手法的价值取向，还有助于深入了解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描写艺术对读者的阅读心理产生的影响。
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体现了20世纪叙事文学创作艺术的发展趋势。作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杰出代表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乔伊斯越来越侧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他艺术地再现了人的直觉、无意识和意识流等非科学、非理性和非逻辑的心灵活动，从而可信地凸显了人的本质力量中的非理性因素，体现了20世纪的“非理性转向”。同时，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体现出的是非感越来越弱，这似乎在暗示：人的价值观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当然，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的身份特征越来越难以确定，从而表现了人物的多重特征和多重象征含义。通过人物塑造，乔伊斯越来越注重表现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开放性，注重不同文体的结合，注重不同语言的混合，注重幽默、调侃、反讽、夸张等手法的巧妙运用，从而使多种文学因素有机地融合起来。
为了摒弃逻各斯中心主义，乔伊斯在塑造人物时，既采用理性化思维结构，又采用非理性化思维结构；既注重描写人物的外在言行，又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在意识；既表达理性，又避开逻辑性的直接干预而再现非理性。他以艺术的丰富内涵，体现了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辩证规律，表现出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兼精神病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特征：
“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一千个人的声音说话。他吸到、压倒，并且与此同时提出了他正在寻找着加以表现的观念，使这些观念超出了偶然的和暂时的意义，进入永恒的王国。”
乔伊斯长篇小说既直接描写了诸多人物的个性特征，又间接表现了各色人物的瞬间形象，巧妙地表现出理性的潜能，暗示了在处理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方面的局限性。乔伊斯通过对语言的实验性运用，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他以新的方式描写出人物的年龄、阅历、身份、教养和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物性格特征和意识形态；他通过大胆的语言实验，不但艺术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还直接或间接表现了语言、文化、种族之间的联系；他按照各种塑造形象和不同主题的需要，运用了多种叙事手法，把诸多人物、事件、意象等合理地加以组织和安排。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整体叙事结构有助于原型的情景发生，而原型的情景发生则有助于揭示主题，主题决定了人物的特性，人物的特性影响着轴线的设计。总之，乔伊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叙事结构以及神话原型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这位世界文坛巨擘的长篇小说的叙事手法表明：不仅要适度地运用理性，而且要敢于超越理性，以便从更加广泛的领域去理解生命的价值。可以肯定，传统的人物塑造手法已经不足以表现这位爱尔兰艺术家希望表达的内容。他在长篇小说人物塑造方面，通过大胆运用各种实验与创新手法，具体地体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中独辟新径、致力于艺术实验与创新的坚定信念。
乔伊斯对非理性因素的重视是他追求艺术创新的必然结果。《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1916）既继承了英语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具有现代主义英语小说的特点，体现出对传统小说的传承与超越；在人物描写艺术方面，《尤利西斯》（Ulysses,1922）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继续和发展。《尤利西斯》的叙事艺术凸显出现代主义作家创作的两大倾向：重视历时性文学体裁；注重采用原型移位。《尤利西斯》虽被许多学者誉为现代主义长篇小说的丰碑，但又包含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个别特征，“是一本人人都能从中得到启示而无从回避的作品”。在人物塑造上，《为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1939）可谓《尤利西斯》的延续和发展。这部小说在小说叙事艺术上的革新极为明显，被许多学者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声。当然，也可以认为它“不是关于某种东西，其本身就是某种东西。”乔伊斯在《为芬尼根守灵》中，通过表现解构、去中心以及多元论等后现代主义审美特征，来书写“世界历史”，他试图通过语言游戏来打破生活与艺术的界线，并挖掘出“不确定性”的美学价值；他通过看似破碎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支离破碎的视角，展示了艺术家眼中破碎的世界，表达了艺术家对人、自然以及看似属于神学其实属于文学和美学的有关超自然力量的多方位的观察与思考，表现了重大变革时代中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乔伊斯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既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语言的约定俗成性，又不受传统的散文叙事模式的限制。他或者根据情节需要，或者为了进一步表现人物的象征意义，采用了新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扩展了文字的符号功能，并取得了新的艺术效果。《为芬尼根守灵》的叙事手法表现了原始意象和人类精神共相之间的联系，表现了梦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关系，表现了自然界的循环规律以及和人类历史的循环观，体现了艺术家的另一大创作倾向：从认识论创作观向本体论创作观的发展。
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之间的人物联系密切。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和剧作家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曾这样评论乔伊斯：“乔伊斯前期小说的人物描写艺术需要通过后期小说的人物塑造技巧来深入理解，反之亦然。”《为芬尼根守灵》中绰号为“芸芸众生都来了”的汉弗莱·钦普登·埃里克既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整天吹捧自己过去的人”的西蒙·代达罗斯的艺术变形，也是《尤利西斯》中“现代奥德修斯”利奥波德·布卢姆的艺术变形；《为芬尼根守灵》中的利菲河的化身安娜·利维娅·普卢拉贝勒既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那位“像一只奇怪而美丽的海鸟”的涉水少女的艺术变形，同时，她还是《尤利西斯》中“现代珀涅罗珀”摩莉·布卢姆的艺术变形；《为芬尼根守灵》中的“文人舍姆”是出现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尤利西斯》中有志于艺术创新并富于美学思想的青年斯蒂芬·代达罗斯的艺术变形；《为芬尼根守灵》中的“邮差肖恩”既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克兰利的艺术化身，又是《尤利西斯》中马拉奇·马利根的艺术变形。这些人物形象的艺术变形是一种艺术的重构，体现了乔伊斯长篇小说在艺术手法上的多样性。
随着乔伊斯创作的进展，我们可以发现，乔伊斯小说人物塑造逐渐向喜剧化方向发展，而这也体现出他一贯坚持的审美理念：喜剧优于悲剧。乔伊斯小说人物的喜剧化主要表现在语言的滑稽和性格的滑稽上。语言上的滑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小说人物呆板的行动与其刻板的语言相对应，从而产生喜剧效果；另一方面，小说人物所采用的双关语、反语、同音异义以及夸张等也使得文本产生了幽默效果。性格上的滑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某些人物表现出的不适应社会的能力，使其“僵硬”地“孤独无助”，从而产生了喜剧或滑稽效果；二是在描写人物时，乔伊斯把读者的注意力导向姿势，而不是导向行为，人物那自发而盲目的体态和动作阻止了读者认真地看待事物，从而使故事产生了一种喜剧效果；三是在乔伊斯的长篇小说中，某些人物总是“机械地”说话做事，表现出一种僵硬态度和“心不在焉”的特征，从而形成了另一种喜剧效果。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的喜剧特征体现了他对幽默感的重视。乔伊斯令人信服地再现了生活的游戏色彩，他用“人为的法则代替了自然的规律”，从而为世界文学喜剧理论增添了依据。
在小说人物塑造上，乔伊斯长篇小说或与被认可的叙事模式相一致，或另辟蹊径而展现出创新特点。在总体上，乔伊斯长篇小说具有如下现实主义文学特征：其一，“让事实说话”和“模仿自然”；其二，完整性与典型性的有机结合。乔伊斯长篇小说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作品强调了作者的主观体验；第二，作品揭示了人物的內心秘密；第三，作品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人的孤独感、异化感、焦虑感和绝望感。乔伊斯长篇小说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主要表现为开放性、多元性、非中心性、无序性、解构性、重构性和语言的游戏性。
乔伊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乔伊斯并不着重赋予小说人物以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而是通过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塑造，艺术地表现了作为个体的人所独有的东西，其长篇小说中的个体不是周期性出现的单元，而是既单一、又独特的存在。因为，个人一旦作为一个平均单元出现，就有了抽象的画面，而在这抽象之中，个体的特征将消失殆尽。正是个体的个性特征，才对理解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乔伊斯通过其鬼斧神工般的人物刻画技巧，展示了现代人那自由而开放的心灵，表现出艺术家对人的认识和经验、抑或对人所特有的性质的洞察，而人们对人的特性的洞察则构成了关于人类总体的普遍知识的先决条件。
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是艺术性、思想性、欣赏性的高度统一。通过对这位作家笔下的人物描写艺术的分析，可以感到：他的长篇小说具有明显的反传统特征，其意义或许不在于是不是对现实主义的挑战，也不在于其挑战是否成功，而在于他的力作本身的实验与创新。乔伊斯在其长篇小说人物的描写中，并没有完全否定理性，他只是因人的洞察力不可检验，才让非理性因素在叙事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没有纯粹非理性哲学，也没有一种美学思想完全与理性无关。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描写艺术表明：虽然情感、意志、欲望和本能等非理性因素并非万能，但20世纪人本主义美学理念中的非理性在人性中占有主导地位。从总体上看，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可谓非理性主义之歌。
注：本文系上海市教委第五期重点学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项目（A-3102-06-000）。
参考文献：
[1] Joyce,James.Letters of James Joyce.Ed.Stuart Gilbert.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57.
[2]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3] 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七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 李维屏：《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冯建明，男，1963—，河北邯郸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爱尔兰文学、英美文学、圣经文学，工作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