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在《三块钱国币》“人物形象分析”中这样写道：“杨长雄有极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是和吴太太相对照的人物形象。他随学校从沦陷区来到内地，火热的民族斗争熏陶的他，能言善辩，见义勇为，有年轻人爱管闲事之美德。”话虽这样说，我还是就杨长雄的性格谈几点不同的看法。
　　其一，杨长雄初善终悖，南辕北辙，有“善”之名，而无“善”之实。吴太太与李嫂的矛盾，本来与杨无关，就跟群众一样，置身事外，也无大错；但他参与其中，反映出他同情弱者，打抱不平的可贵特点，应该值得肯定。随着情节的发展，言辞激烈交锋之后，杨并没有从实际行动上援助李嫂。在吴太太通过警官逼迫李嫂当包裹的情形下，杨还是不为所动，最后还是当铺的少奶奶可怜李嫂，不仅没当包裹，反而资助了她三块钱帮她解决了难题。杨呢，还不依不饶，砸碎另一只花瓶，奉上三块钱，他自己反正出了三块钱，就是不愿施舍给李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一看杨真的有同情心吗？
　　一方面为李嫂的事，他与吴太太大吵特吵，一个要不赔，一个要赔，场面煞是热闹好看，在人们的心里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觉得杨是一个“爱管闲事”的好青年，而忽略了真正的结果。另一方面李嫂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口袋里只有三毛钱，要不是在吴太太家做佣人，本身生存就有问题，现在又被逼当衣物，真是雪上加霜。杨如果真正为李着想，就不要在“赔”与“不赔”的问题上做形而上的论争，而是要真正解决李嫂眼前的困难——怎样生存，而非庄子笔下的典故“涸辙之鲋”那样，话说得好听。
　　其二，固执已见，强加于人，满足私欲，无理取闹。李嫂打破主人的花瓶，从道理上讲侵犯了别人的私有财产，应该要赔，这是大道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李嫂不具备赔偿的能力，可以原谅。吴太太只讲大道理，不考虑实际情况，未有半点妥协通融的余地，行为可恶可鄙；杨长雄同样只认死理，不赔，从情感上完全偏向李嫂；更主要的是，与吴太太针尖对麦芒，非要吴太太顺从自己的意愿不可。这不是一个大学生和调解者的所作所为，其实，杨并不比吴太太高明多少。
　　最为可笑的是，杨为发泄一己之火，故意打破另一只花瓶，奉上三块钱。照这样发展，杨还可以打碎其他财物，奉上几块钱呢！吴太太又不是汉奸家属，她家的财物可以随意毁坏？有人说，吴只是为了钱。花瓶不在了，赔几块钱也只是获得安慰而已；且原价赔偿，又没有巧取豪夺，敲诈勒索。李嫂是无心之过，可以原谅，但杨却是有点为难，赔十块、八块也不为过。按理说，吴连李嫂都不放过，怎么会放过杨长雄？我猜想，恐怕是吴太太男人不在家，她看到杨胆敢打破另一只花瓶，如果再纠缠下去，花瓶事小，自己被打事大，吴太太只好哑口无言，被迫接受“屈辱”的“和棋”。
　　其三，出言无格，引火烧身；调解无以，伤人害己。吴太太是个泼妇，可杨长雄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怎能说出“姨娘有打破花瓶的机会，有打破花瓶的权利，而没有赔偿花瓶的义务”，“这样的女人，除了拳头的教训，没有别的方法。我想给她几拳，打一个痛快再说”，“你说丢人罢？……这样的一个无耻的泼妇！”等等话语。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本来一件小事，如果处理得当，就能小事化了，皆大欢喜，相反，恶语相向，就会小事变大，以致不可收拾。说话要得体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杨长雄不但没把好事做好，自己出了钱不说，就连当事人李嫂对他的言行也不置可否，一言不发。是不是李嫂也看清了杨先打雷，不下雨的伪相？
　　总之，性格即冲突，杨长雄性格的缺陷正好导致了本戏剧矛盾的激烈冲突。在冲突之中，我们更能看清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生旦净丑栩栩如生，善恶黑白昭然若揭。
　　
　　黄明锋，雷克云，教师，现居湖北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