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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虞，生于1872年，字又陵，号黎明老人，四川新繁人。1905年留学日本，学习法政。1907年回国后，在成都担任教职。虽偏居西南一隅，却在《新青年》《女界报》《甲寅》《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非儒排孔、非孝平权的言论，痛斥“圣贤误人深”“孔尼空好礼”，得到胡适、陈独秀、柳亚子等人的肯定。他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是提出“吃人的礼教”观点的第一人，更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但在研究者眼中，他更是那个时代中“中国社会的病人”。
吴虞的家庭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女性权利、家庭和婚姻等问题上的看法，这也是他日后著文抨击孔教制度的重要内容。他那些决绝反抗儒家封建制度的观点，与这些新思潮媒体的立场一拍即合。1917年6月，吴虞假妻吴曾兰之名发表《女权评议》。吴虞的女权思想，正是社会转型期新旧女权思潮交汇的写照。
吴虞幼时上过私塾，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后去日本留学，虽所学不丰，但多少沾了点洋气。他利用1911年至1918年的消沉期，广泛阅读中西典籍，尤其是他作为封建家庭的“不孝子”，需要从《进化要论》《群学肆言》《民约论》《社会学》《太西学案》《大美国史略》《女权发达史》《东洋伦理学史》等西学经典中寻找精神支持，又在四书五经寻找批驳对象。他借妻子吴曾兰之名所著的《女权平议》就是典型的吴式文风。
在《女权平议》一文中，吴虞先放眼全球，从西方哲学大家谈起：“欧洲自卢梭、福禄特尔，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诸鸿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再以美洲的女性受教育、参政议政举例：“美洲男女同校，自小学至于大学，学科一律；女子之成绩，反优于男子。立法，司法，行政，女子皆得为之。”随后，他以进化论的思想，指出女性地位的低落的历史原因：“由渔猎生活之平等夫妻时代，入于耕牧生活之专制夫妻时代，则妇女失其自由，为男子之财产，为男子之奴隶矣。……是故女权之重，男权之优，乃自有其先后，而非同时见其优重。进化之迹，不可诬也”，同时，又引用旧学文章中压抑女权的经典篇章：“吾国儒教，素主宗法社会之阶级制度，故尊卑、贵贱，上下之义，均由《易》发其凡，文字具存，勿能深讳，儒教恒以君比父，化家为国，此亦其一端，不得皆指为汉儒之瞽说。”
吴虞并不是最早撰文提倡女权观念之人，也不是唯一一个。早在19世纪末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就受西方传教士和洋务派的影响，接纳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带有近代人权观念的妇女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称：“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除了提倡女子权利，禁缠足、兴女学、提倡女子参政、办女报更是维新派具体的女权实践。1889年7月24日，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创刊，主编和主笔均为女性，其中包括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和《无锡白话报》创始人裘毓芳等。维新人士的妇女观以中西共融为主，虽吸取西方女权思想精华，但因其改良派的立场，始终跳不出维护孔教的窠臼，对封建礼仪的推崇和遵守是其推崇女权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吴虞的观点比维新派先进，他并不认为封建礼教是需要尊重和恪守的。
20世纪初，留洋运动兴起，留学生们从海外带回西方女权学说，并翻译成中文，对中国女权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02年，马君武就将斯宾塞的《女权篇》翻译成中文，这是西方女权思想的第一本译著。1903年，马君武又介绍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和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书》进入中国，这都为吴虞的妇女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1903年金天翮的《女界钟》更是中国本土男性文人撰写的第一本明确宣扬女子权利的经典文本。金天翮的女性观，强调女性在教育、经济、婚姻和参政等社会各方面享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利。尤其是在“女子议政之权”上，金一翮主张暴力争取，他认为女子权利“终不可以向圣贤郡主之手乞而得焉”，即便是牺牲四万万同胞之鲜血也在所不辞。
吴虞的女权观，虽不像金天翮那样全面和极端，但他们女权思想的缘起，均来自于他们作为新国民面对西方时的文化羞耻感。例如吴虞在《妇女平议》中写道：“吾国专重家族制度，重名分而轻人道，藐视国家之体制，道德法律并为一谈。此西人所由讥吾为三等国，而领事裁判权卒不能收回，贻国家莫大无穷之耻也。故考礼刑之所出，其义悉根本于儒教”，他将西人把中国斥为“三等国”、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皆归罪于儒教制度。金天翮也在《女界钟》的开篇部分直言不讳他对西方男性在伦敦、巴黎、华盛顿的大道上“肩随细君，挚带幼子，昂头掉臂”的艳羡之情，正是出于这种对于西方一夫一妻制的羡慕，再看看身边那些旧式婚姻和儒教规范下的旧女性，男性文人意识到了在政体上除旧革新的同时，更要在家庭生活上迎头赶上的紧迫感。近代男性知识分子们，试图通过“兴女学”“倡女权”来催生符合他们西方想象的新女性。在这一点上，吴虞和金天翮的立场是一致的。
当然，与吴虞同时期的新派学人，陈独秀、胡适、柳亚子、瑟庐、向警予等人也著文宣扬女性权利。他们的女权诉求则更具有实践价值，对于封建礼教的革命也更深入。他们争取女权的核心集中在女子教育、婚姻和家庭、妇女经济独立和职业问题以及儿童公共教育等方面。
和陈独秀等新派男性文人不同的是，吴虞并没有从封建文人彻底的转变为一个近代知识分子，他不关心国民革命如何具体的实行女子权益，更多的是利用西学来争取和维护个人的家庭利益和权利，自始至终都不能算做一个彻底“资产阶级改革派”。
吴虞虽反对封建礼教，但他并没有什么新的女权主张。他也反对蓄奴妻，主张男女平权，但在个人生活中，他依然娶妻纳妾、寻欢问柳。在他看来阻碍女性平权的根源在于孔教，只要推翻孔教，男女平权即可到来，而他的父亲即是这个孔教的象征。当他对父亲的“反封建”取得了全面胜利，他的革命之旅也就戛然而止了。
吴虞的家庭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女性权利、家庭和婚姻等问题上的看法，这也是他日后著文抨击孔教制度的重要内容。他那些决绝反抗儒家封建制度的观点，与这些新思潮媒体的立场一拍即合。1917年6月，吴虞假妻吴曾兰之名发表《女权评议》。吴虞的女权思想，正是社会转型期新旧女权思潮交汇的写照。
吴虞幼时上过私塾，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后去日本留学，虽所学不丰，但多少沾了点洋气。他利用1911年至1918年的消沉期，广泛阅读中西典籍，尤其是他作为封建家庭的“不孝子”，需要从《进化要论》《群学肆言》《民约论》《社会学》《太西学案》《大美国史略》《女权发达史》《东洋伦理学史》等西学经典中寻找精神支持，又在四书五经寻找批驳对象。他借妻子吴曾兰之名所著的《女权平议》就是典型的吴式文风。
在《女权平议》一文中，吴虞先放眼全球，从西方哲学大家谈起：“欧洲自卢梭、福禄特尔，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诸鸿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再以美洲的女性受教育、参政议政举例：“美洲男女同校，自小学至于大学，学科一律；女子之成绩，反优于男子。立法，司法，行政，女子皆得为之。”随后，他以进化论的思想，指出女性地位的低落的历史原因：“由渔猎生活之平等夫妻时代，入于耕牧生活之专制夫妻时代，则妇女失其自由，为男子之财产，为男子之奴隶矣。……是故女权之重，男权之优，乃自有其先后，而非同时见其优重。进化之迹，不可诬也”，同时，又引用旧学文章中压抑女权的经典篇章：“吾国儒教，素主宗法社会之阶级制度，故尊卑、贵贱，上下之义，均由《易》发其凡，文字具存，勿能深讳，儒教恒以君比父，化家为国，此亦其一端，不得皆指为汉儒之瞽说。”
吴虞并不是最早撰文提倡女权观念之人，也不是唯一一个。早在19世纪末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就受西方传教士和洋务派的影响，接纳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带有近代人权观念的妇女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称：“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除了提倡女子权利，禁缠足、兴女学、提倡女子参政、办女报更是维新派具体的女权实践。1889年7月24日，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创刊，主编和主笔均为女性，其中包括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和《无锡白话报》创始人裘毓芳等。维新人士的妇女观以中西共融为主，虽吸取西方女权思想精华，但因其改良派的立场，始终跳不出维护孔教的窠臼，对封建礼仪的推崇和遵守是其推崇女权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吴虞的观点比维新派先进，他并不认为封建礼教是需要尊重和恪守的。
20世纪初，留洋运动兴起，留学生们从海外带回西方女权学说，并翻译成中文，对中国女权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02年，马君武就将斯宾塞的《女权篇》翻译成中文，这是西方女权思想的第一本译著。1903年，马君武又介绍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和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书》进入中国，这都为吴虞的妇女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1903年金天翮的《女界钟》更是中国本土男性文人撰写的第一本明确宣扬女子权利的经典文本。金天翮的女性观，强调女性在教育、经济、婚姻和参政等社会各方面享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利。尤其是在“女子议政之权”上，金一翮主张暴力争取，他认为女子权利“终不可以向圣贤郡主之手乞而得焉”，即便是牺牲四万万同胞之鲜血也在所不辞。
吴虞的女权观，虽不像金天翮那样全面和极端，但他们女权思想的缘起，均来自于他们作为新国民面对西方时的文化羞耻感。例如吴虞在《妇女平议》中写道：“吾国专重家族制度，重名分而轻人道，藐视国家之体制，道德法律并为一谈。此西人所由讥吾为三等国，而领事裁判权卒不能收回，贻国家莫大无穷之耻也。故考礼刑之所出，其义悉根本于儒教”，他将西人把中国斥为“三等国”、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皆归罪于儒教制度。金天翮也在《女界钟》的开篇部分直言不讳他对西方男性在伦敦、巴黎、华盛顿的大道上“肩随细君，挚带幼子，昂头掉臂”的艳羡之情，正是出于这种对于西方一夫一妻制的羡慕，再看看身边那些旧式婚姻和儒教规范下的旧女性，男性文人意识到了在政体上除旧革新的同时，更要在家庭生活上迎头赶上的紧迫感。近代男性知识分子们，试图通过“兴女学”“倡女权”来催生符合他们西方想象的新女性。在这一点上，吴虞和金天翮的立场是一致的。
当然，与吴虞同时期的新派学人，陈独秀、胡适、柳亚子、瑟庐、向警予等人也著文宣扬女性权利。他们的女权诉求则更具有实践价值，对于封建礼教的革命也更深入。他们争取女权的核心集中在女子教育、婚姻和家庭、妇女经济独立和职业问题以及儿童公共教育等方面。
和陈独秀等新派男性文人不同的是，吴虞并没有从封建文人彻底的转变为一个近代知识分子，他不关心国民革命如何具体的实行女子权益，更多的是利用西学来争取和维护个人的家庭利益和权利，自始至终都不能算做一个彻底“资产阶级改革派”。
吴虞虽反对封建礼教，但他并没有什么新的女权主张。他也反对蓄奴妻，主张男女平权，但在个人生活中，他依然娶妻纳妾、寻欢问柳。在他看来阻碍女性平权的根源在于孔教，只要推翻孔教，男女平权即可到来，而他的父亲即是这个孔教的象征。当他对父亲的“反封建”取得了全面胜利，他的革命之旅也就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