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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阳光从宽敞的窗户投射下来。
摇椅旁炉水微沸，壶中的茶叶随着水波上下翻腾。
老人的身子陷在摇椅里，眼睛微眯，口中轻哼着。
低矮的茶几上放着—本打开的书和一只茶色的老花镜。
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剪辑师都会把期望发生的事情在脑内默默地预演一遍，精细到每个镜头或是每一帧，在见到傅老师之前我脑内的景象就是如此。但是当我随着摄影团队来到傅老师的家里时，眼前的景象却并非如此。
傅正义老师别名傅显幼，从事电影剪辑工作七十多年，被业内誉为“中国的第一把剪刀”，在2011年更是被授予中国电影金鸡百花终身成就奖，如今已经91岁高龄。
傅老师的家不大，站进四五个人去更加显得局促。虽然已经提前预约过采访，事前也确认过很多次，但是傅老师对我们的到来还是一副有些吃惊的样子，脸上也有一些疲态，可能是人上了年纪的原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傅老师家半壁都是书籍的一间斗室里简单地架了些设备开始了采访。
“您那个年代用的是什么方法剪辑影片？”记者大声将问题复述了两遍傅老师才听清问题。他的眼中仿佛有某种光芒闪过，一扫方才的疲态，打开了话匣子。
在那个年代，中国电影尚处于草创阶段，电影剪辑也并非被称为剪辑而是剪接，因为那时的剪辑工作就是使用剪刀和胶水完成对电影胶片的切割和重新组合，前期拍摄回来的大量胶片都需要剪辑师仔细地辨认比对。相对于现在可以使用众多的非线性编辑软件来进行的剪辑而言，那时的电影剪辑工作无疑是庞杂且需要极端的耐心的，而这样的工作，傅老师一干就是七十多年。
剪辑师实际上是在进行一个证实导演所拍的素材是不是像他所想的那样，是不是完成了他还没有完成的任务的这样一个工作。
有经验的剪辑师，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好镜头，剪辑点在哪里，如何能够生动地讲好一个故事，表达编剧和导演的意愿，而导演也愿意和这样的剪辑师合作。那么这些经验从何而来？当然是靠日常的积累，从他人的片子里吸取经验，总结教训。傅老师从15岁开始接触剪辑，没有经验的他主要是靠自己摸索，一帧一帧的，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看，去学，去对比，丝毫不曾马虎。从最初的剪辑助理，到独立剪辑电影，再到后来的首席剪辑师，他贯秉承的原则是“天道酬勤”，这也是后来他在终身成就奖颁奖礼上对自己的总结和对后辈的寄望。
接片机是从电影资料馆借出来的老古董，已经年久失修到俨然坨铁块了。
采访快结束时，我们请傅老师为我们演示—下那个年代的电影剪接是如何实现的，他坐到书桌前熟练地操作着这台我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机器，双手扯着胶片迎着光亮辨认画面的内容，剪下多余的胶片，将两条胶片对在接片台上，用力压下接片杆，一套动作气呵成，完全看不出耄耋之年的老迈。
采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的母亲曾经说过句话：‘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我记住了，就去学了一门剪辑的手艺。”傅老师一直以一名手艺人自居，从来不提及自己是位艺术家。
他说，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作为电影工作者，其实就是门学习的学问。
年青就该多读书
场忙碌，影片拍摄结束，自然就是素材整理，剪辑包装了。
我比较庆幸，自己在入行之初就遇到了批技艺高超的导师们。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我始终笃信这个领路人决定了你通过自我修炼能够达到的高度。
这一波导师，他们是活跃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批电视包装人。那个时候国内大量使用的还是线性编辑设备，虽然较之传统的接片剪辑方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本质上是将影像声音由一盘磁带转录到另外一盘磁带上，设备庞杂，工艺繁琐。而这些前辈们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完成了早期电视片的精美包装，同时从国外引入了先进的非线性编辑设备，为“十二五”期间非编设备在国内的推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他们能够完成如此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古典诗词到现代波普艺术，从洛可可风格到电子音乐，从钟爱人体的提香到《戴尔福特》的极致构图，从平行蒙太奇到纪实的影像风格，艺术都是相通的。剪辑中也蕴含着诗歌的韵律、绘画的构图和文学的推进方式等，精其专业者众，而集大成者少，但剪辑师需要做这样的集大成者。
那个年代网络技术并不像如今这般发达，当时身为学徒的他们受到的干扰少些，静得下心，耐得住性子钻到各个领域中去，年青就该多读书，读得多了，懂得多了，自然水到渠成，信手拈来。
如果把电影电视的制作过程比喻成裁缝衣服，那么编剧的工作就相当于量体、打版，导演的工作就相当于选料、配色，而剪辑的工作就相当于裁剪、缝制。制衣的方式有很多种，穿在身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剪辑的手法也有很多种，观众看到后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立体裁剪或者平面裁剪决定了衣服的风骨，平行剪辑或是交叉剪辑决定了影像的风格。好的裁缝针脚细腻，做出来的衣服就像是从身上长出来的一样和谐，而好的剪辑师会让观众感觉不到剪辑的痕迹，给观众一种“一镜到底”的舒适感。
剪辑师就像导演的影子一样，默默用自己的技巧与素养支撑起整个片子的灵魂，而又静水流深，不露痕迹。
一个小学徒
不需要操作庞杂的线编设备，不需要搬着动辄几公斤的胶片上下接片架，如今的剪辑软硬件设备已经相当完善，我们这一代剪辑师能够通过简单的操作方便地完成一些高深的剪辑。但很难说这使得剪辑工作变得更加简单或复杂了，操作的便捷化带来的影响是，在影像风格上进行创新变得更需要动脑筋不断地探索。
随着网络大时代的到来，自媒体对传统媒介的冲击似乎造成了剪辑准入门槛降低了的假象，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更加开放的平台鞭策着剪辑师拥有更突出的专业水平以及更加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实际上，剪辑师是在导演之后唯一一个能把握作品艺术风格的人了，所以作品的灵魂、故事的逻辑性，节奏的流畅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剪辑师的艺术修养水平。因此，剪辑师有时候相当于第二导演，而并不只是一把剪刀那么简单。从格里菲斯提出并实际应用蒙太奇到如今，剪辑的主要目的一直是使影片“去剪辑化”，如何能够在原有的叙事意义上为剪辑增添新的意义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最后无论说现在我们掌握了多少电影理论，剪辑的技巧到了何种水平，我们都是名微不足道的学徒而已，老一辈影人的工匠精神和先辈电视人的钻研与开拓精神都是需要我们用 辈子传承和发扬的。
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还是这样。
摇椅旁炉水微沸，壶中的茶叶随着水波上下翻腾。
老人的身子陷在摇椅里，眼睛微眯，口中轻哼着。
低矮的茶几上放着—本打开的书和一只茶色的老花镜。
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剪辑师都会把期望发生的事情在脑内默默地预演一遍，精细到每个镜头或是每一帧，在见到傅老师之前我脑内的景象就是如此。但是当我随着摄影团队来到傅老师的家里时，眼前的景象却并非如此。
傅正义老师别名傅显幼，从事电影剪辑工作七十多年，被业内誉为“中国的第一把剪刀”，在2011年更是被授予中国电影金鸡百花终身成就奖，如今已经91岁高龄。
傅老师的家不大，站进四五个人去更加显得局促。虽然已经提前预约过采访，事前也确认过很多次，但是傅老师对我们的到来还是一副有些吃惊的样子，脸上也有一些疲态，可能是人上了年纪的原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傅老师家半壁都是书籍的一间斗室里简单地架了些设备开始了采访。
“您那个年代用的是什么方法剪辑影片？”记者大声将问题复述了两遍傅老师才听清问题。他的眼中仿佛有某种光芒闪过，一扫方才的疲态，打开了话匣子。
在那个年代，中国电影尚处于草创阶段，电影剪辑也并非被称为剪辑而是剪接，因为那时的剪辑工作就是使用剪刀和胶水完成对电影胶片的切割和重新组合，前期拍摄回来的大量胶片都需要剪辑师仔细地辨认比对。相对于现在可以使用众多的非线性编辑软件来进行的剪辑而言，那时的电影剪辑工作无疑是庞杂且需要极端的耐心的，而这样的工作，傅老师一干就是七十多年。
剪辑师实际上是在进行一个证实导演所拍的素材是不是像他所想的那样，是不是完成了他还没有完成的任务的这样一个工作。
有经验的剪辑师，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好镜头，剪辑点在哪里，如何能够生动地讲好一个故事，表达编剧和导演的意愿，而导演也愿意和这样的剪辑师合作。那么这些经验从何而来？当然是靠日常的积累，从他人的片子里吸取经验，总结教训。傅老师从15岁开始接触剪辑，没有经验的他主要是靠自己摸索，一帧一帧的，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看，去学，去对比，丝毫不曾马虎。从最初的剪辑助理，到独立剪辑电影，再到后来的首席剪辑师，他贯秉承的原则是“天道酬勤”，这也是后来他在终身成就奖颁奖礼上对自己的总结和对后辈的寄望。
接片机是从电影资料馆借出来的老古董，已经年久失修到俨然坨铁块了。
采访快结束时，我们请傅老师为我们演示—下那个年代的电影剪接是如何实现的，他坐到书桌前熟练地操作着这台我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机器，双手扯着胶片迎着光亮辨认画面的内容，剪下多余的胶片，将两条胶片对在接片台上，用力压下接片杆，一套动作气呵成，完全看不出耄耋之年的老迈。
采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的母亲曾经说过句话：‘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我记住了，就去学了一门剪辑的手艺。”傅老师一直以一名手艺人自居，从来不提及自己是位艺术家。
他说，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作为电影工作者，其实就是门学习的学问。
年青就该多读书
场忙碌，影片拍摄结束，自然就是素材整理，剪辑包装了。
我比较庆幸，自己在入行之初就遇到了批技艺高超的导师们。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我始终笃信这个领路人决定了你通过自我修炼能够达到的高度。
这一波导师，他们是活跃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批电视包装人。那个时候国内大量使用的还是线性编辑设备，虽然较之传统的接片剪辑方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本质上是将影像声音由一盘磁带转录到另外一盘磁带上，设备庞杂，工艺繁琐。而这些前辈们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完成了早期电视片的精美包装，同时从国外引入了先进的非线性编辑设备，为“十二五”期间非编设备在国内的推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他们能够完成如此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古典诗词到现代波普艺术，从洛可可风格到电子音乐，从钟爱人体的提香到《戴尔福特》的极致构图，从平行蒙太奇到纪实的影像风格，艺术都是相通的。剪辑中也蕴含着诗歌的韵律、绘画的构图和文学的推进方式等，精其专业者众，而集大成者少，但剪辑师需要做这样的集大成者。
那个年代网络技术并不像如今这般发达，当时身为学徒的他们受到的干扰少些，静得下心，耐得住性子钻到各个领域中去，年青就该多读书，读得多了，懂得多了，自然水到渠成，信手拈来。
如果把电影电视的制作过程比喻成裁缝衣服，那么编剧的工作就相当于量体、打版，导演的工作就相当于选料、配色，而剪辑的工作就相当于裁剪、缝制。制衣的方式有很多种，穿在身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剪辑的手法也有很多种，观众看到后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立体裁剪或者平面裁剪决定了衣服的风骨，平行剪辑或是交叉剪辑决定了影像的风格。好的裁缝针脚细腻，做出来的衣服就像是从身上长出来的一样和谐，而好的剪辑师会让观众感觉不到剪辑的痕迹，给观众一种“一镜到底”的舒适感。
剪辑师就像导演的影子一样，默默用自己的技巧与素养支撑起整个片子的灵魂，而又静水流深，不露痕迹。
一个小学徒
不需要操作庞杂的线编设备，不需要搬着动辄几公斤的胶片上下接片架，如今的剪辑软硬件设备已经相当完善，我们这一代剪辑师能够通过简单的操作方便地完成一些高深的剪辑。但很难说这使得剪辑工作变得更加简单或复杂了，操作的便捷化带来的影响是，在影像风格上进行创新变得更需要动脑筋不断地探索。
随着网络大时代的到来，自媒体对传统媒介的冲击似乎造成了剪辑准入门槛降低了的假象，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更加开放的平台鞭策着剪辑师拥有更突出的专业水平以及更加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实际上，剪辑师是在导演之后唯一一个能把握作品艺术风格的人了，所以作品的灵魂、故事的逻辑性，节奏的流畅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剪辑师的艺术修养水平。因此，剪辑师有时候相当于第二导演，而并不只是一把剪刀那么简单。从格里菲斯提出并实际应用蒙太奇到如今，剪辑的主要目的一直是使影片“去剪辑化”，如何能够在原有的叙事意义上为剪辑增添新的意义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最后无论说现在我们掌握了多少电影理论，剪辑的技巧到了何种水平，我们都是名微不足道的学徒而已，老一辈影人的工匠精神和先辈电视人的钻研与开拓精神都是需要我们用 辈子传承和发扬的。
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