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视角】
　　中国出版入除做出版、宣传、推广、营销之外，是否也能够引导作者从创作之初就有意识地写一些外向型的作品呢?比如外国人关心的故事，外国人讲故事的方式，尝试着用外国读者的眼光和角度来“结构”我们的故事。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却要从细微末节说起。
　　自从开始推介中国图书以来，时常会碰到中外出版人问到同一个问题：中国的什么主题会受到外国人的欢迎?有人会说，外国人为什么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就像我们说不清楚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外国图书一样，外国人也很难说清楚什么样的中国书会受到欢迎。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即外国的畅销书中国一定会引进，比如《达·芬奇密码》和《哈利·波特》。近些年，中国翻译出版的外国畅销书几乎可以与国外同时出版。有些写中国的书甚至先出中文版而后才在国外出版，比如《中国大趋势》。而中国的畅销书也越来越受到国外出版机构的关注和青睐，比如《狼图腾》、《于丹(论语)心得》。
　　在经济全球化对社会的影响日趋显著的今天，中国的出版机构、出版人能够为世界做点什么?从大的方面说，应该将中国的哲学思想、悠久历史、优秀文化乃至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图书介绍给世界。
　　记得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曾经说过：“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撒切尔的话自然很不中听，但是，她说出了一个事实。无疑，只出口电视机的国家，当然成不了超级大国。我们虽然并不想成为超级大国，不想“推进自己的权利”，不想通过“削弱别人”来强化自己。我们希望世界了解中国，这种了解，不只是中国的产品，也应该有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世界。因此，中国不能只满足于出口电视机，不能只满足于出口“MADE IN CHINA”，我们还应该出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出口我们的文化产品，出口中国人的价值观。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但是，在推广中国图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出版社和出版集团推荐给国外的图书，多数内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悠久历史。而缺少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原创作品。对外国人关心和热议的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我们还拿不出既让人听得懂又能认可的作品。
　　譬如林语堂的《中国人》写予1934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能与之匹敌、够分量、能反映当代中国人风貌的书。当代中国人大致是个什么样子?不是还有人以为中国人是梳辫子、裹小脚的吗?还有人到中国来还带着卫生纸和洗衣粉吗?当代中国人的大致风貌、大致轮廓是怎样的?据说当年布什总统访华时曾寻过此类图书而不得。我也曾经与若干出版社和出版人谈过这个选题，出版社也尝试着约稿，几经反复，谈过若干中外作者，最终都因“题目太大，中国人太复杂不易把握”而却步，偃旗息鼓。想想也是，如果好写，也许场券早已成书了。
　　再譬如对和谐社会的阐述，这实际上是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应该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向往与追求，理应得到全人类的响应和认可。但是，在西方的语境下，“和谐”却意味着没有矛盾。意味着要压制不同意见，从而消除矛盾。这就与我们的初衷相悖，就需要我们要用西方听得懂的语言阐述我们的思想，中国出版人有责任向世界说明和阐述，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中国出版人除做出版、宣传、推广、营销之外，是否也能够引导作者从创作之初就有意识地写一些外向型的作品呢?比如外国人关心的故事，外国人讲故事的方式，尝试着用外国读者的眼光和角度来“结构”我们的故事。
　　另外，中国的版权代理人，各个出版集团和出版社的版权经理们，在中国尚未形成作家经纪人制度的情况下，能否先充当一把“经纪人”的角色呢?除研究作品，是否可以与作者建立密切的关系，以至于可以全方位地向外国出版机构推荐和包装我们的作品和作者。使读者在吃“鸡蛋”的同时，了解“下蛋的鸡”，这对推介中国图书大有益处。国外的经纪人制度已经相当成熟，中国演艺界的经纪人制度也日趋成熟。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出版界也应该尽快发展经纪人制度，使中国图书及作者的推广逐步国际化、专业化。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指出，世界和平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大国势力均衡，二是大国有共同的价值观。当今的世界，大国势力正朝着均衡的方向发展，而我们要做的，是把中国的价值观告知世界，并逐步得到世界的认可。
　　中国出版人任重道远，我们将努力为之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