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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这个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绝密史实，是从采访杨延修、张平、舒自清、朱祖贤等当年战斗在这条战线里的老同志开始的。
因为秘密工作的严格纪律，复杂凶险的白区环境，没有文字资料留传下来。只能依据当事人的回忆、文革时的交待材料、个人档案、信件、日记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给他们作出的集体结论，来了解历史真相。
为了使其更加准确、完整，我又访问了一些有关人士及当事人的亲属，收集了大量背景史料。于是，中共党史上这段鲜为人知、惊心动魄的曲折历程，便逐渐清晰地展现出来，令人激动、感悟，思绪万千。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第三线秘密机构，完全是迫于当时的环境。1939年到1941年，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制造了“平江惨案”、“綦江战干团惨案”等一系列血腥暴行，使党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大减。
面对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文章中，提出了白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40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一天内两次急电周恩来，指出“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
11月3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要求“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已经着手重新安排国统区党的组织。准备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
经过审慎、周密的考虑，选中了有较好的社会地位、经济基础和遍及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点和便于掩护党的交通、情报及经济工作的“广大华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大华行)为三线机构的载体，特别是因为它的领导人卢绪章、杨延修、张平都是优秀的中共党员。
广大华行诞生在抗战初期，是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五人为了使抗日活动有固定的经费，准备靠经商赚钱而创立的。取名“广大华行”，就是要区别于上海滩上大批的外国洋行。
广大华行的组织者都曾是外商公司的高级职员，熟谙资本主义的经营之道。他们抓住国内西药短缺的商机，采取开源节流、赊欠贷款、周转资金、吸收长期存款等办法，开展函购邮寄西药、医疗器材的业务。
在激烈的商战中，他们对外以三个公司的面目出现，把握市场，拓展客源，很快从一个只有300元股本的小皮包公司，变成资本达20万元的正式西药商行。到1941年，总资本上升到250万元，形成了从上海到中南、西南四通八达的商贸网点。
卢绪章、杨延修、张平都在1938年前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按中央指示改组了公司，由卢绪章担任总经理及广大华行特别支部书记，杨延修、张平为协理。工作中心转移到重庆，又陆续调来了舒自清、朱祖贤等同志。
广大华行作为备用的三线机构，归南方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支部成员杨延修、张平、舒自清、朱祖贤、张先成等由书记单线联系。各人完成自己份内的任务，严禁打听别人的事情，也不发展新党员。他们平时独立作战，只有在开董事会的时候才能适当地过过组织生活。除了公司七八位领导是中共党员外，其他和一般的商贸企业毫无不同。
周恩来指示他们“要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不与左派人物来往，多交各方面的朋友，以提高社会地位。要以灰色的面目长期隐藏下来，对至亲好友也不能暴露身份。在商言商，当好‘资本家’，但又要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把广大华行做实做大，成为党最隐密的地下掩体和经济支柱。
于是，这些战斗在第三条秘密战线的同志，凭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对党的无比忠诚，以“大老板”、“财神爷”的面目出现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为了取得政治保护伞和发展业务的方便条件，他们与国民党上层党、政、军、警、特打得火热，利用军统和中央银行的关系大量贷款，转手高息放出；依靠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美钞，大获其利；拉拢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摇身变成国民党的少将、上校；通过孙科太子系与苏联做生意，获取高额利润……。
他们多次掩护中央领导和地下党领导来往于国统区；向根据地秘密输送情报和大批急需物资，一些特殊的需求如刘伯承元帅的假眼睛，也是他们想方设法弄到的；尤其是给党的一线、二线机关和延安送去了大量经费，都是用麻袋装好，夜里由秘密交通员取走。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周恩来指示广大华行停止其他工作，只作为党的地下经济实体和绝密的三线备用机构隐藏下来。
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提升社会地位，广大华行与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合作，创建了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000万元(法币)。卢作孚担任董事长，卢绪章任总经理，杨延修、张平、舒自清为董事。凭借民生公司的几十艘轮船，很快成为保险界的后起之秀。
1944年，又与全国商会会长王晓籁、中国工矿银行经理包玉刚等人一起组建民孚企业公司，增资1000万元(法币)，营业范围扩展到运输、保险、药材、布匹、日用百货、五金电料、进出口贸易、房地产买卖等领域，还投资纺织、制药、造纸等各项实业，并雄心勃勃地准备进军国际贸易。
这时，法西斯国家已成强弩之末，国际局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对战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作出了科学的分析。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驻华使馆二秘约翰·S·谢伟思时，首次提出中美经济合作的设想。他坦诚地说：“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通过中国自由实业家和外资的援助，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中美利益是相互联系的，有共同的地方。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政治、经济上合作共事。”为了适应战后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批准广大华行派人去美国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计划。广大华行选派舒自清带着20万美元去纽约建立分行。
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困难条件下，纽约分行按照总公司的指示，广交华侨富豪、工商巨头、社会名流、国际政客，成为美国第二大药厂施贵宝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总代理；并与杜邦、摩根等财团做成了进口化工、钢材、五金等大笔生意；还向美国出口大豆、桐油、猪鬃、肠衣等土特产。公司声名大振，搬到华尔街120号。
广大华行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继而开拓东京、伦敦、印度、香港、南洋等地，做到花小钱，钓大鱼。为中共党参加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提供了宝贵的外汇，并进口了大批根据地需要的药品和其他短缺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日本投降后，广大华行利用国府高官抢先东进，在上海外滩扎下营盘，与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争夺市场。他们迅速新建了南京、广州、青岛、沈阳、吉林、长春等分公司；开辟海外保险业务；新组“民益运输公司”，推行海陆空联运，取得良好的经济回报。
为了避免树大招风，他们紧紧抓住四大家族作掩护。1947年4月，与陈果夫合作，创办上海中心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陈果夫任董事长，卢绪章为总经理。同时准备与宋子文共组中国皮毛公司。在1946年至1947年广大华行的全盛时期，总资本高达119亿元(法币)。上海地下党组织曾经一次就提款1亿元(法币)。
广大华行如日中天的名声和实力，还是招来了各方敌特的眼红与注意。国民党内政部、国防二厅、上海警察局等处都曾借私通共匪为名派特务监视、侦察，并对广大华行的领导人进行威胁。但在这些同志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和政治靠山，机警灵活的巧妙应对下，没有得逞。
随着国民党战场兵败如山倒，国统区政治迫害日益严重，财政金融一片混乱。广大华行决定把大量资金南移香港，逃过了币制改革的劫掠和恶性通货膨胀的打击，保住了党和人民的财产。
1947年6月，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刘少文的秘书赵平夫妇被捕，其妻在严刑拷打下叛变，敌人开始大搜捕，刘少文也差点遇险。因为赵平曾任广大华行的联络员，为防不测，中央指示行内党员迅速撤退香港。
广大华行一直运营到1949年3月，按中央指令与党在香港的华润公司合并，张平任董事长，舒自清任总经理。其他人北上随军接管上海，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经贸干部。公司资产清理后，上交组织近200万美元，圆满结束了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瑶池)
因为秘密工作的严格纪律，复杂凶险的白区环境，没有文字资料留传下来。只能依据当事人的回忆、文革时的交待材料、个人档案、信件、日记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给他们作出的集体结论，来了解历史真相。
为了使其更加准确、完整，我又访问了一些有关人士及当事人的亲属，收集了大量背景史料。于是，中共党史上这段鲜为人知、惊心动魄的曲折历程，便逐渐清晰地展现出来，令人激动、感悟，思绪万千。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第三线秘密机构，完全是迫于当时的环境。1939年到1941年，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制造了“平江惨案”、“綦江战干团惨案”等一系列血腥暴行，使党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大减。
面对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文章中，提出了白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40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一天内两次急电周恩来，指出“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
11月3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要求“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已经着手重新安排国统区党的组织。准备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
经过审慎、周密的考虑，选中了有较好的社会地位、经济基础和遍及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点和便于掩护党的交通、情报及经济工作的“广大华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大华行)为三线机构的载体，特别是因为它的领导人卢绪章、杨延修、张平都是优秀的中共党员。
广大华行诞生在抗战初期，是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五人为了使抗日活动有固定的经费，准备靠经商赚钱而创立的。取名“广大华行”，就是要区别于上海滩上大批的外国洋行。
广大华行的组织者都曾是外商公司的高级职员，熟谙资本主义的经营之道。他们抓住国内西药短缺的商机，采取开源节流、赊欠贷款、周转资金、吸收长期存款等办法，开展函购邮寄西药、医疗器材的业务。
在激烈的商战中，他们对外以三个公司的面目出现，把握市场，拓展客源，很快从一个只有300元股本的小皮包公司，变成资本达20万元的正式西药商行。到1941年，总资本上升到250万元，形成了从上海到中南、西南四通八达的商贸网点。
卢绪章、杨延修、张平都在1938年前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按中央指示改组了公司，由卢绪章担任总经理及广大华行特别支部书记，杨延修、张平为协理。工作中心转移到重庆，又陆续调来了舒自清、朱祖贤等同志。
广大华行作为备用的三线机构，归南方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支部成员杨延修、张平、舒自清、朱祖贤、张先成等由书记单线联系。各人完成自己份内的任务，严禁打听别人的事情，也不发展新党员。他们平时独立作战，只有在开董事会的时候才能适当地过过组织生活。除了公司七八位领导是中共党员外，其他和一般的商贸企业毫无不同。
周恩来指示他们“要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不与左派人物来往，多交各方面的朋友，以提高社会地位。要以灰色的面目长期隐藏下来，对至亲好友也不能暴露身份。在商言商，当好‘资本家’，但又要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把广大华行做实做大，成为党最隐密的地下掩体和经济支柱。
于是，这些战斗在第三条秘密战线的同志，凭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对党的无比忠诚，以“大老板”、“财神爷”的面目出现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为了取得政治保护伞和发展业务的方便条件，他们与国民党上层党、政、军、警、特打得火热，利用军统和中央银行的关系大量贷款，转手高息放出；依靠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美钞，大获其利；拉拢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摇身变成国民党的少将、上校；通过孙科太子系与苏联做生意，获取高额利润……。
他们多次掩护中央领导和地下党领导来往于国统区；向根据地秘密输送情报和大批急需物资，一些特殊的需求如刘伯承元帅的假眼睛，也是他们想方设法弄到的；尤其是给党的一线、二线机关和延安送去了大量经费，都是用麻袋装好，夜里由秘密交通员取走。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周恩来指示广大华行停止其他工作，只作为党的地下经济实体和绝密的三线备用机构隐藏下来。
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提升社会地位，广大华行与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合作，创建了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000万元(法币)。卢作孚担任董事长，卢绪章任总经理，杨延修、张平、舒自清为董事。凭借民生公司的几十艘轮船，很快成为保险界的后起之秀。
1944年，又与全国商会会长王晓籁、中国工矿银行经理包玉刚等人一起组建民孚企业公司，增资1000万元(法币)，营业范围扩展到运输、保险、药材、布匹、日用百货、五金电料、进出口贸易、房地产买卖等领域，还投资纺织、制药、造纸等各项实业，并雄心勃勃地准备进军国际贸易。
这时，法西斯国家已成强弩之末，国际局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对战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作出了科学的分析。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驻华使馆二秘约翰·S·谢伟思时，首次提出中美经济合作的设想。他坦诚地说：“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通过中国自由实业家和外资的援助，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中美利益是相互联系的，有共同的地方。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政治、经济上合作共事。”为了适应战后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批准广大华行派人去美国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计划。广大华行选派舒自清带着20万美元去纽约建立分行。
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困难条件下，纽约分行按照总公司的指示，广交华侨富豪、工商巨头、社会名流、国际政客，成为美国第二大药厂施贵宝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总代理；并与杜邦、摩根等财团做成了进口化工、钢材、五金等大笔生意；还向美国出口大豆、桐油、猪鬃、肠衣等土特产。公司声名大振，搬到华尔街120号。
广大华行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继而开拓东京、伦敦、印度、香港、南洋等地，做到花小钱，钓大鱼。为中共党参加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提供了宝贵的外汇，并进口了大批根据地需要的药品和其他短缺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日本投降后，广大华行利用国府高官抢先东进，在上海外滩扎下营盘，与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争夺市场。他们迅速新建了南京、广州、青岛、沈阳、吉林、长春等分公司；开辟海外保险业务；新组“民益运输公司”，推行海陆空联运，取得良好的经济回报。
为了避免树大招风，他们紧紧抓住四大家族作掩护。1947年4月，与陈果夫合作，创办上海中心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陈果夫任董事长，卢绪章为总经理。同时准备与宋子文共组中国皮毛公司。在1946年至1947年广大华行的全盛时期，总资本高达119亿元(法币)。上海地下党组织曾经一次就提款1亿元(法币)。
广大华行如日中天的名声和实力，还是招来了各方敌特的眼红与注意。国民党内政部、国防二厅、上海警察局等处都曾借私通共匪为名派特务监视、侦察，并对广大华行的领导人进行威胁。但在这些同志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和政治靠山，机警灵活的巧妙应对下，没有得逞。
随着国民党战场兵败如山倒，国统区政治迫害日益严重，财政金融一片混乱。广大华行决定把大量资金南移香港，逃过了币制改革的劫掠和恶性通货膨胀的打击，保住了党和人民的财产。
1947年6月，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刘少文的秘书赵平夫妇被捕，其妻在严刑拷打下叛变，敌人开始大搜捕，刘少文也差点遇险。因为赵平曾任广大华行的联络员，为防不测，中央指示行内党员迅速撤退香港。
广大华行一直运营到1949年3月，按中央指令与党在香港的华润公司合并，张平任董事长，舒自清任总经理。其他人北上随军接管上海，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经贸干部。公司资产清理后，上交组织近200万美元，圆满结束了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