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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豆；畸形；改造]
毕飞宇的《推拿》《青衣》和《雨天的棉花糖》让人读来感觉自己在现实中跌跌撞撞，探寻着这个世界。三位主人公都与所谓的“正常人”有些区别，算是“异化”的人物。《推拿》的主人公是一群残疾人，《青衣》的筱燕秋有着疯狂地对“嫦娥”的热爱，《雨天的棉花糖》中的红豆也是一个“畸形儿”，这些异常的人，与我们每个人一样，都生活在破碎的现实中，毕飞宇通过这些作品来探寻“他们”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困境。
《雨天的棉花糖》的叙事手法很有特点，常常加入评论性的文字，顺序也较为混乱，一会儿是红豆去世，进行倒叙，一会儿是红豆归来，还穿插红豆在战场上的回忆和红豆父亲英雄生活的回忆，好像是作者在与读者聊一个他的老朋友，用平淡地表达一个悲剧故事。读起来像鲁迅的《祝福》，主人公都是被社会鄙视的角色，而“我”是叙述的看客，什么都无法改变。
红豆是个与一般男性不同的男孩，他腼腆害羞，有着女性化的一面，但他也是健康的男孩，他爱拉二胡，想进音乐学院，可被强迫参军，又当了俘虏，成为一个失败的军人。归来后又饱受歧视，最后精神分裂，在二十八岁这个男人最好的年华中孤独、悲哀地死去。他一开始就被认定是“畸形”，于是不停地被改造，成为了一个更加畸形的人。
这种畸形，首先体现在性别上。文章中说，少年红豆女孩子一样如花似玉，所有老师都喜欢他。红豆为此苦闷，但他的苦闷绝对不是男孩的骄傲受到了伤害，恰恰相反，他清醒地意识到他希望安安稳稳娇娇羞羞地长成姑娘。可老天开了个玩笑，红豆的灵魂与肉体并不吻合，“自己不是妹妹，他长着女孩子万万长不得的东西。”传统观念中的男孩是英姿勃发而不是委婉腼腆的，是大气而不是悲伤阴郁的。彩排《英雄赞歌》时，他哭了；在所有人都为红豆父亲的英雄事迹沉醉时，他感到难过。红豆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他关注的是个体的命运，关注的是王成叔叔死了，父亲少了一只手臂。
这样的红豆，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大家都妄想改造他，校长叫红豆不要哭，因为牺牲是伟大的；大龙扒掉了红豆的裤子嘲笑他是“上甘岭”，因为他的“关键部位如古老的玉门关一样春风不度”；他的英雄父亲强迫他参军，即使他知道红豆并不适合，但他期盼去了部队红豆就会被改造成一个他想要的儿子。
红豆似乎无法达到他们的期望，从偏女性化的名字“红豆”，到他的生理特征，再到他情感的细腻，这一切仿佛注定了红豆的悲剧命运。
红豆是个心思细腻的人，喜爱拉二胡想成为音乐家。这种理想在当时应该是“低等理想”，而“高等理想”是参军入伍，保卫国家。不仅他父亲希望他参军，实现“虎父无犬子”的理想，就连他的妹妹也希望他能参军，为的是让红豆穿上那一身军装满足她的虚荣心。红豆参了军，最开始大家以为他牺牲了，成为了烈士。亲人朋友并无悲伤之感，觉得是值得喜庆的事情。当红豆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惊恐的，红豆的母亲说：“豆子，妈看你活着，心像是用刀穿了，比听你去了时还疼豆子。”没有人希望他还活着，大家都希望他能作为烈士死掉。即使他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不是汉奸的俘虏，可这个社会好像已经容不下这个失败者了。社会希望他的理想是为国献身，可是他想活着。这种最基本的人生追求好像也要被剥夺了，他的家人宁愿供奉着不知是谁的骨灰，希望红豆在外默默地消失，也不愿意跟一个“失败者”产生联系。
只有“我”说“你不欠别人什么，你谁也不欠，你得到的生命本来就是你自己的，本来就这样。”但，只有“我”这么认为。
这种畸形体现在对战争和英雄的态度上。红豆上了战场，并没有他父亲说的那样豪情万丈，也没有曹美琴说的电影里的浪漫，而是在阴冷的壕沟里不停地等待命令，此间，大蟒蛇将他们吓破了胆，就连排长也受到了惊吓。无尽的、没有结局的等待让人发了疯，就像那个南京士兵一样，他无法等待，发了狂被射击，成了一具烈士的尸体。他觉得不是父亲疯了，就是自己疯了。作品中曾提到“红豆的父亲心中涌起了豪情万丈，只有他们这一代人才理解视死如归。他们用生命坦然地一次又一次解释这个词：走向死亡，就像回家一样。”还包括那个本不用死却死了的三班长。这种不必要的牺牲，红豆无法理解；这种只要死了就成为了英雄的看法，也令我难以理解。当然，在那个年代，一切都高于生命。所有人只看到了英雄，烈士，却并未关心处于战争中人的内心创伤，红豆不愿杀鸡，不愿提起过往。现在有个词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许多参与过战争的士兵都会有这种疾病，士兵是人，英雄也是人，但当时的社会将英雄抬到了一种无所不能的高度，神化了英雄这个词。这种心态影响了红豆，让他产生了精神分裂，想要杀掉那个成为俘虏的归来的红豆，他觉得这样他就能回归正常的生活。
红豆是特殊的，这种特殊让他与社会格格不入，他跟曹美琴发生了关系，他不爱她，他只是从她身上寻找安全感，因为曹美琴的乳房让他有一种母亲的感觉，是抽象的母亲给予的安全感，而并不是那个希望他死掉的母亲。
他们想改变红豆，使这个独特的个体成为被机器铸成的模板，他们没成功，红豆还是那个畸形儿，并且在被改造过程中变得愈发畸形，只能悲哀地死去。但畸形的真的是红豆吗？并非如此。畸形的是那个年代。那个年代不允许个性、特殊的出现，女性化的红豆正是那个世界的靶子。
作品最后以奧地利诗人莱纳·马里亚·里尔克的哲理诗《严重的时刻》结尾——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在夜间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这将红豆的命运上升到了全体人类的命运中，社会想给每个个体命名，却不关注个体内心的需求。每个人都该做理想的自己，而不是被制约，被束缚。
红豆不仅是红豆，他是我们每一个人。
毕飞宇的《推拿》《青衣》和《雨天的棉花糖》让人读来感觉自己在现实中跌跌撞撞，探寻着这个世界。三位主人公都与所谓的“正常人”有些区别，算是“异化”的人物。《推拿》的主人公是一群残疾人，《青衣》的筱燕秋有着疯狂地对“嫦娥”的热爱，《雨天的棉花糖》中的红豆也是一个“畸形儿”，这些异常的人，与我们每个人一样，都生活在破碎的现实中，毕飞宇通过这些作品来探寻“他们”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困境。
《雨天的棉花糖》的叙事手法很有特点，常常加入评论性的文字，顺序也较为混乱，一会儿是红豆去世，进行倒叙，一会儿是红豆归来，还穿插红豆在战场上的回忆和红豆父亲英雄生活的回忆，好像是作者在与读者聊一个他的老朋友，用平淡地表达一个悲剧故事。读起来像鲁迅的《祝福》，主人公都是被社会鄙视的角色，而“我”是叙述的看客，什么都无法改变。
红豆是个与一般男性不同的男孩，他腼腆害羞，有着女性化的一面，但他也是健康的男孩，他爱拉二胡，想进音乐学院，可被强迫参军，又当了俘虏，成为一个失败的军人。归来后又饱受歧视，最后精神分裂，在二十八岁这个男人最好的年华中孤独、悲哀地死去。他一开始就被认定是“畸形”，于是不停地被改造，成为了一个更加畸形的人。
这种畸形，首先体现在性别上。文章中说，少年红豆女孩子一样如花似玉，所有老师都喜欢他。红豆为此苦闷，但他的苦闷绝对不是男孩的骄傲受到了伤害，恰恰相反，他清醒地意识到他希望安安稳稳娇娇羞羞地长成姑娘。可老天开了个玩笑，红豆的灵魂与肉体并不吻合，“自己不是妹妹，他长着女孩子万万长不得的东西。”传统观念中的男孩是英姿勃发而不是委婉腼腆的，是大气而不是悲伤阴郁的。彩排《英雄赞歌》时，他哭了；在所有人都为红豆父亲的英雄事迹沉醉时，他感到难过。红豆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他关注的是个体的命运，关注的是王成叔叔死了，父亲少了一只手臂。
这样的红豆，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大家都妄想改造他，校长叫红豆不要哭，因为牺牲是伟大的；大龙扒掉了红豆的裤子嘲笑他是“上甘岭”，因为他的“关键部位如古老的玉门关一样春风不度”；他的英雄父亲强迫他参军，即使他知道红豆并不适合，但他期盼去了部队红豆就会被改造成一个他想要的儿子。
红豆似乎无法达到他们的期望，从偏女性化的名字“红豆”，到他的生理特征，再到他情感的细腻，这一切仿佛注定了红豆的悲剧命运。
红豆是个心思细腻的人，喜爱拉二胡想成为音乐家。这种理想在当时应该是“低等理想”，而“高等理想”是参军入伍，保卫国家。不仅他父亲希望他参军，实现“虎父无犬子”的理想，就连他的妹妹也希望他能参军，为的是让红豆穿上那一身军装满足她的虚荣心。红豆参了军，最开始大家以为他牺牲了，成为了烈士。亲人朋友并无悲伤之感，觉得是值得喜庆的事情。当红豆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惊恐的，红豆的母亲说：“豆子，妈看你活着，心像是用刀穿了，比听你去了时还疼豆子。”没有人希望他还活着，大家都希望他能作为烈士死掉。即使他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不是汉奸的俘虏，可这个社会好像已经容不下这个失败者了。社会希望他的理想是为国献身，可是他想活着。这种最基本的人生追求好像也要被剥夺了，他的家人宁愿供奉着不知是谁的骨灰，希望红豆在外默默地消失，也不愿意跟一个“失败者”产生联系。
只有“我”说“你不欠别人什么，你谁也不欠，你得到的生命本来就是你自己的，本来就这样。”但，只有“我”这么认为。
这种畸形体现在对战争和英雄的态度上。红豆上了战场，并没有他父亲说的那样豪情万丈，也没有曹美琴说的电影里的浪漫，而是在阴冷的壕沟里不停地等待命令，此间，大蟒蛇将他们吓破了胆，就连排长也受到了惊吓。无尽的、没有结局的等待让人发了疯，就像那个南京士兵一样，他无法等待，发了狂被射击，成了一具烈士的尸体。他觉得不是父亲疯了，就是自己疯了。作品中曾提到“红豆的父亲心中涌起了豪情万丈，只有他们这一代人才理解视死如归。他们用生命坦然地一次又一次解释这个词：走向死亡，就像回家一样。”还包括那个本不用死却死了的三班长。这种不必要的牺牲，红豆无法理解；这种只要死了就成为了英雄的看法，也令我难以理解。当然，在那个年代，一切都高于生命。所有人只看到了英雄，烈士，却并未关心处于战争中人的内心创伤，红豆不愿杀鸡，不愿提起过往。现在有个词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许多参与过战争的士兵都会有这种疾病，士兵是人，英雄也是人，但当时的社会将英雄抬到了一种无所不能的高度，神化了英雄这个词。这种心态影响了红豆，让他产生了精神分裂，想要杀掉那个成为俘虏的归来的红豆，他觉得这样他就能回归正常的生活。
红豆是特殊的，这种特殊让他与社会格格不入，他跟曹美琴发生了关系，他不爱她，他只是从她身上寻找安全感，因为曹美琴的乳房让他有一种母亲的感觉，是抽象的母亲给予的安全感，而并不是那个希望他死掉的母亲。
他们想改变红豆，使这个独特的个体成为被机器铸成的模板，他们没成功，红豆还是那个畸形儿，并且在被改造过程中变得愈发畸形，只能悲哀地死去。但畸形的真的是红豆吗？并非如此。畸形的是那个年代。那个年代不允许个性、特殊的出现，女性化的红豆正是那个世界的靶子。
作品最后以奧地利诗人莱纳·马里亚·里尔克的哲理诗《严重的时刻》结尾——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在夜间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这将红豆的命运上升到了全体人类的命运中，社会想给每个个体命名，却不关注个体内心的需求。每个人都该做理想的自己，而不是被制约，被束缚。
红豆不仅是红豆，他是我们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