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贩子千方百计唆使女性出走。他们通常到自己家乡附近地区，这样他们能相对容易地获得信息，查到哪些家庭最穷困，然后与家长谈话，或者更普遍的方式是直接和女孩子聊天。人贩子利用乡亲关系拉近距离，编织美好的梦想，吹嘘新加坡和香港的新兴欧亚都市如何具有异域风情，在有钱人家做佣人如何幸福。
　　1904年，一位名叫“南春”的少女遇到人贩子，人贩子告诉这位17岁的天草姑娘，她如果去国外做酒吧侍女，每月可以挣得将近7日元。她自己解释了去异地闯荡的原因：“那时候女人一个月连挣1日元都很困难。我父亲是打短工的，家里除了我，还有5个小孩。所以我接受了那人的建议。我乘小船跟他来到口之津的港口，被送上一艘外国船。在货舱里我还见到大约20个女孩。我们坐了29天船，每天只能吃一点面包，终于到达新加坡。”
　　人贩子和皮条客常常成群结队作案，各司其职：有的负责接触女性，有的负责将她们从乡下运到港口，然后把她们塞进煤船或商船。由于每次装载的女人都不少（每次大概运送50个人），所以人贩子必须全程陪同，以防她们逃跑或报警求救。这套绑架手段大概是日本人贩子的创新举措。这些陪伴者驯服女性忍受严酷环境（通常煤船上能装人的地方靠近火炉，酷热难当）的方法包括甜言蜜语、强奸以及谋杀。
　　外务省档案中有若干份报告，描述的情况是，妇女在船上试图自救，被船长发现了。加藤久胜报告了一起发生于长崎至香港航线的事件：“我的工程师去检查一根水管水压降低的故障，然后他发现一群女孩子，几乎快缺氧而死，原来是她们咬开了水管想喝水。旁边埋在煤堆下面的是一具伤痕累累的尸体，死者是绑匪，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她们对他采取了疯狂的报复。”
　　学术界对绑架事件中女性的参与度和主动性还没有达成一致结论。在几位研究这一问题的日本学者中，女性主义者森崎和江的意见尤其引人注目，她认为不能低估女性希望逃离贫穷家庭、通过卖身汇钱回国养家的欲望。虽然我尊重森崎女士的立場，但我更相信森克己和山崎朋子的估计数字，即大约90%被绑架和偷渡的女性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
　　这些男性人贩子的主体性应当被视为一种自由放任的生命形式，一种日本资本积累急需的生命政治生产，而贫穷的日本男性希望在亚洲大陆寻求殖民发展，他们的致富心理为生命政治生产火上浇油。日本的人贩子，如村冈和松尾，正体现了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过程的隐匿真理：它只能通过暴力产生，其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奇异的、猎奇的。具体以日本西部的贫困女性为例，15世纪以来季节性或永久性的移民风俗被奇异化得面目全非，而罪魁祸首即资本主义对满怀憧憬的移民的形式吸纳。
　　马克思认为，形式吸纳作为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借助于资本与劳动力的直接联系，其特点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边缘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国家的文化支柱和习俗网络土崩瓦解。虽然工人依靠的是资本家，但在边缘地区，这种“依靠关系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换言之，一种崭新的（性别的）支配和剥削结构必须在日本的殖民边缘建构出来。人贩子与皮条客的主体性正是从资本的需求中脱胎而来，以协助巩固这种新的宰制模式。
　　经过村冈伊平治和其他日本人贩子的苦心经营，村冈1887年在满洲所目睹的境况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逐年改变。渐渐地，中国男人和女人开始为日本人买卖人口。《满洲日日新闻》的一份报道揭露，许多中国夫妇在为日本人贩子工作，把女性从长崎带到满洲来，这种状况以前在满洲从未发生过。这些由日本人控制的人口买卖网络也依靠中国人拐卖中国女性，以发展他们在东北的生意，将原来中国人雇佣日本人拐卖日本女性的模式完全颠倒了过来。作为战争之延续的资本主义商业，由新一代满洲地区的日本人贩子（例如内海岩男）发展壮大，这些人贩子中有许多曾经在村冈手下干活，从他那里学来肮脏的经营手段。因而资本主义商业的快速发展还是要归功于生命政治主体性的欲望生产的关键一环：边缘地区的皮条客。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详见本期“本刊荐书”。本文摘自该书第二章，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