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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的军事文化显现出的是一种内敛的发展模式，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将自己的发展史展现成一种对外暴力扩张的模式。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本文就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军事发展战略的影响作一分析研究。
关键词：外兵内儒；地缘文化；非暴力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2
中国的古代军事与儒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外兵内儒”。军事重实力，言军事必谈征战，专攻杀伐；而儒家重教化，注重仁义礼智，道德修行。两者不合不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儒家影响军事发展的地缘文化基础
中国几千年文明中，无论是孔孟的儒家思想，做仁义之邦，行中庸之道。还是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墨家的“非战”思想乃至法家的严刑峻法，都很少有哪一家思想流派是积极好战的、富有侵略性的。因此，当西方大国都有过大肆向外扩张的历史时，中国大陆却总是在为谁“入主中原”而争斗，很少为扩张而分心。甚至为了坐稳江山、维持统治，不惜割地求和。这主要是由于中西方的地缘文化差异所造成的。
1.1中国农耕文明的自足性
中国人自古话语中有“天下”一词，主要是指中华文明发源地和东亚地区。从地理上看，其东、南两面是海洋，西面是高原和沙漠，北面是冻土和荒原，因此，这是一个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区域。从文明类型来看，蕴育中华文明的黄河和长江流域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地区，这使中华民族拥有强烈的保守性。较早发达的农业文明使中国人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意识形态上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保护自己而不是侵犯他人，重守土观念而轻扩张意识。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的实质是，它开创了2000年大一统的农业帝国的政治局面。国家的大部分精力用于了发展维持内部秩序的协调与整合上；因为是农耕文明，所以中国文明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给自足的，无需依赖外部，因而也难以产生对外扩张的动机。对于这样一种文明而言，只要能够保证文明内部的平衡、稳定与秩序，保证人和土地的结合，文明就可以得到生存、发展与繁荣。这是中国得以两千年来保持疆土大致不变的原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版图的扩大往往也是通过民族的融合或内部的争斗而获得，而不是靠对外使用战争和武力来扩张。在历史上可以检验这一说法的例子很多。秦统一中国后，“使蒙恬将兵以北攻强胡，辟地进境。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结果是“行十余年，丁男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
1.2西方富强文明的扩张性
返过头来再看西方的近现代史，那就是一部“竞逐富强”的历史。对“富强”的追求，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军事文化的强权主义的本质，但同时也确实使得西方军事文化表现为一种进取的、变革的、充满活力的军事战略。商业扩张的需要，为西方的军事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剧烈的军事与政治竞争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也迫使西方各国必须不断地变革。
与之相比，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大一统的格局中，不是富强，而是内部的文化与社会的稳定，才是封建王朝所关注的重心所在，也是儒家思想的价值重心所在。受其影响，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军事战略明显表现出了消极、内向、保守、安于现状的性格。中国人所关注的更多的是王朝在时间意义上延续与再生，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征服与扩张。中华民族强调“和”的和平思想两千多年来是贯穿始终的。在封建王朝“家天下”和“中央大国”的思想主导下，中国的主流地缘政治是防卫性的，是以“和为贵”的。这是一个不需要对外掠夺的文明，对外扩张对于这个文明来说，只能意味着生产力的破坏，乃至文明的重心失去平衡，和整个社会的崩溃。
正如美国学者德克·卜德指出的那样：“中国毕竟有过著名的将领，有过它的军事上辉煌的时代。中国的版图从它最初的发祥地扩大了许多倍，到公元前1世纪，它拥有的领土比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的疆域还要大。”然而卜德接着指出：“不过，中国人的黩武和扩张举措与欧洲不同。中国的对外战争多是反抗来自亚洲腹心地带的部落的似乎无休止的进入的战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的对外战争致力于像西班牙的征服者那样，夺取珍贵的战利品，或者建立像一些欧洲人的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商业据点。很可能正像一些儒家士大夫批评者指出的那样，那些战争带来的损失比它们以贸易或朝贡方式带回的东西多得多。”
2儒家思想对军事战略的影响
孔、孟是早期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理论奠定了儒家非暴力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突出了儒家的天下情怀与道德意识。不难看出，在儒家这里，天下情怀与道德理性都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场景事件，升华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儒家的价值追求从深层次上契合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王朝的生存需求。
2.1儒家的军事观点
孔子对军旅之事并不一概排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他只反对一种战争，即乱臣贼子犯上作乱，认为这是属于无道的行为，不可能延续很久。武力在社会生活里起什么作用，孔子给出了公允的评价，他认为“足兵”是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之一。把粮食充足、兵力充足和人民信任三项看作支撑一个国家大厦的鼎立三足。孔子不是从根本上排斥战争，而是强调区分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战争，并进而探求其大道大本。他所提出的“慎战”、“尚谋”思想，是对中国军事文化的重要贡献。
《论语》：“子之所慎，斋、战、疾。”即是在孔子看来，对战争也应像对待祭祀和疾病那样，持慎而又慎的态度。儒家的另一部经典《大学》有一段话，叫做“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的止、定、静、安本来是用来指个人的修养而言的，然而也未尝不可用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模式。在大一统的农业帝国的主导形态必然是“知足”“知止”，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对军事发展所产生的深层次的导向。
自汉代以后，儒家从孔孟所确立的价值体系出发，一方面继续肯定必要的“义战”，一方面则明确将“广德”与“广地”对立了起来，并以前者来否定后者：“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 春秋时期齐国的谋略家管子特别强调“德盛义尊”，不强加于人，不恃强惹事生非。他还提出了一些处理军事外交的原则，如要求对强国应诚恳而有道义，对弱国应恭敬而有感情；不动武和不以武力相威胁，不进行扩张，他指出“先王不以勇猛为边境，则边境安；边境安则邻国亲”，“诸侯之君，不贪于土。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从这一立场出发，正统的儒家一方面不断伸张道德理性的地位，一方面对统治者的“不务德而勤远略”给予了强烈的抨击。 在以天下兴衰为主题的历史背景中，强调将王朝的军事战略放在以协调与整合内部关系为主的“广德”上，这是儒家最现实的一面。陆贾在总结秦王朝失败的历史经验时说：“夫酒池可以运舟，糟丘可以远望，岂贫于财哉？统四海之权，主九洲之众，岂弱于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贫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义不加于下也。故察于利而昏于道者，众之所谋也；果于力而寡于义者，兵之所图也。”
2.2儒家非暴力思想
儒家思想所强调的是道德的力量而不是暴力的力量，是协调与整合内部关系的“近政”，而不是以武力开疆拓土的“远略”。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为尚，则鲜明地代表了儒家在道德与文化上的自信与自律。儒家对于道德与德化的力量充满了信心，而强制性的“力”，也就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权力”，在儒家的价值观中只能处于边缘性的地位，被抑制在防御性的目的之中。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扩张型与暴力型的军事战略是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育的。
一般说来，在每个朝代里，作为中国政治和文化核心准则的载体，儒吏的影响都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历时长久的政权中期，其影响甚至占据着支配地位。在许多情况下，这加强了选择非强制性措施这个总趋势；在使用武力时，也都避免了进行旷日持久的扩张主义的战争。
从战国开始，“兵以义动”的思想便逐渐在中国军事文化中凸现出来。对“义”而非“利”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儒家从战争层次对军事的影响。随着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思想，“义兵”思想也就成为了中国军事战争观上的主体思想；对暴力的道德合法性的强调，也就成为中国军事文化区别于西方军事文化的一大特色。
从汉代开始，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实际上也就构成了整个文化包括军事文化的基本特征，道德主义传统也由此形成了军事文化的强势传统，从而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军事文化的基本面貌。
2.3儒家思想与军事战略的应用结合
儒家思想和军事战略原则的广泛应用是中国得以生存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西方，需要面对的是一个随着一次次的战争而得以发展或者遭到破坏的文明和一种多元的政体。然而在东亚，却可以发现一个持续发展的文明和统一的帝国。分裂是不正常的和暂时的。然而对西方而言，这种统一的政体和文化是不可思议的。在西方，一种不受控制的力量驱使着军队去征服、去占领、去取胜。在中国，侵略和征服却被谴责为野蛮和残暴，胜利的获得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
对于中国历代王朝而言，“巩固帝国，较少的是一个军事上的难题，而较多的是民事统治方面的问题”。儒家为大一统帝国的生存提供了一种着眼于内部协调与整合的意识形态，从而为王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长远的行为规范。换而言之，儒家的道德理性，恰恰是代表了封建王朝的长远利益。这是明智的统治者表现出对儒家的价值取向的自觉认同的现实基础。当中国所要解决的根本的军事问题，主要是内部秩序的瓦解问题的时候，统治者的军事思考，是必须始终围绕着这个中轴来进行的。一旦偏离这个中轴，便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是中国历史的逻辑。
从历史上看，儒家是最猛烈地反对任何穷兵黩武行为的群体；而统治者的几乎所有对外用兵，尤其是有扩张之嫌的对外用兵，几乎都要受到儒生的抵制。迈克尔·斯温对儒家思想与军事战略之间的关系曾有过这样的论述：
从政治上看，在帝制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根据儒家思想建立的国家制度与信仰以及领导集团狭隘的利益，通常强调国内安定比发展更重要，强调保持国内和睦、稳定和繁荣比攻取和吞并国外领土更为重要。
3结论
在传统中国，是儒家为现实社会提供了中心价值。儒家的重道德而轻事功的价值取向，必然对现实中的军事战略造成直接的影响。它使中国军事文化形成了非暴力、非扩张的主导倾向，突出了和平主义的文化性格；它使得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它使得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是非观念，这对于培育民族节气无疑是一种正面的价值导向。具体来说，就是宋代以后，包括军事力量发展在内的富强的追求始终无法获得主流文化的价值支持，从而被排除在主要的国家目标之外，而降为一种次要的、边缘性的目标。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军事并非专攻杀戮，儒家也并非修德以废兵。中国的古代军事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哪一个朝代是赤裸裸地主张以武力兼并天下的，更不必说鼓吹穷兵黩武和灭绝种族的法西斯主义；相反，“自古言兵而非好战”是中国军事的一大特色。这应归因于儒家文化对军事的强大制约和影响。中国古代军事中虽也不乏力主进攻的强硬战略，但更多的却是主张刚柔相济的战略思想，其理由是“能柔能刚，其国弥光；纯刚纯强，其国必亡”。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儒家为什么对以协调社会关系为要务，奉行“中庸之道”，以及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实施的军事战略的大智慧。这些对于中国的完整和统一来说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的确，这是一种“内部优先”的文化。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可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然而空间意识却可能是最缺乏的。直到19世纪，这个延续了5000年的文明，还不了解自己在整个世界中的真实位置。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一方面使得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军事战略从总体上来说是不扩张的，而另一方面，也是缺乏活力的，缺乏一种进取的精神。这就使得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陷入了特有的文化困境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09.
[2]李土生.中国传统文化散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3]彭澎.和平崛起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4][波兰]高利科夫斯基.《红楼梦》中战略思想与中国传统军事文化[M].中译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外兵内儒；地缘文化；非暴力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2
中国的古代军事与儒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外兵内儒”。军事重实力，言军事必谈征战，专攻杀伐；而儒家重教化，注重仁义礼智，道德修行。两者不合不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儒家影响军事发展的地缘文化基础
中国几千年文明中，无论是孔孟的儒家思想，做仁义之邦，行中庸之道。还是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墨家的“非战”思想乃至法家的严刑峻法，都很少有哪一家思想流派是积极好战的、富有侵略性的。因此，当西方大国都有过大肆向外扩张的历史时，中国大陆却总是在为谁“入主中原”而争斗，很少为扩张而分心。甚至为了坐稳江山、维持统治，不惜割地求和。这主要是由于中西方的地缘文化差异所造成的。
1.1中国农耕文明的自足性
中国人自古话语中有“天下”一词，主要是指中华文明发源地和东亚地区。从地理上看，其东、南两面是海洋，西面是高原和沙漠，北面是冻土和荒原，因此，这是一个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区域。从文明类型来看，蕴育中华文明的黄河和长江流域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地区，这使中华民族拥有强烈的保守性。较早发达的农业文明使中国人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意识形态上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保护自己而不是侵犯他人，重守土观念而轻扩张意识。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的实质是，它开创了2000年大一统的农业帝国的政治局面。国家的大部分精力用于了发展维持内部秩序的协调与整合上；因为是农耕文明，所以中国文明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给自足的，无需依赖外部，因而也难以产生对外扩张的动机。对于这样一种文明而言，只要能够保证文明内部的平衡、稳定与秩序，保证人和土地的结合，文明就可以得到生存、发展与繁荣。这是中国得以两千年来保持疆土大致不变的原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版图的扩大往往也是通过民族的融合或内部的争斗而获得，而不是靠对外使用战争和武力来扩张。在历史上可以检验这一说法的例子很多。秦统一中国后，“使蒙恬将兵以北攻强胡，辟地进境。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结果是“行十余年，丁男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
1.2西方富强文明的扩张性
返过头来再看西方的近现代史，那就是一部“竞逐富强”的历史。对“富强”的追求，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军事文化的强权主义的本质，但同时也确实使得西方军事文化表现为一种进取的、变革的、充满活力的军事战略。商业扩张的需要，为西方的军事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剧烈的军事与政治竞争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也迫使西方各国必须不断地变革。
与之相比，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大一统的格局中，不是富强，而是内部的文化与社会的稳定，才是封建王朝所关注的重心所在，也是儒家思想的价值重心所在。受其影响，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军事战略明显表现出了消极、内向、保守、安于现状的性格。中国人所关注的更多的是王朝在时间意义上延续与再生，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征服与扩张。中华民族强调“和”的和平思想两千多年来是贯穿始终的。在封建王朝“家天下”和“中央大国”的思想主导下，中国的主流地缘政治是防卫性的，是以“和为贵”的。这是一个不需要对外掠夺的文明，对外扩张对于这个文明来说，只能意味着生产力的破坏，乃至文明的重心失去平衡，和整个社会的崩溃。
正如美国学者德克·卜德指出的那样：“中国毕竟有过著名的将领，有过它的军事上辉煌的时代。中国的版图从它最初的发祥地扩大了许多倍，到公元前1世纪，它拥有的领土比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的疆域还要大。”然而卜德接着指出：“不过，中国人的黩武和扩张举措与欧洲不同。中国的对外战争多是反抗来自亚洲腹心地带的部落的似乎无休止的进入的战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的对外战争致力于像西班牙的征服者那样，夺取珍贵的战利品，或者建立像一些欧洲人的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商业据点。很可能正像一些儒家士大夫批评者指出的那样，那些战争带来的损失比它们以贸易或朝贡方式带回的东西多得多。”
2儒家思想对军事战略的影响
孔、孟是早期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理论奠定了儒家非暴力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突出了儒家的天下情怀与道德意识。不难看出，在儒家这里，天下情怀与道德理性都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场景事件，升华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儒家的价值追求从深层次上契合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王朝的生存需求。
2.1儒家的军事观点
孔子对军旅之事并不一概排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他只反对一种战争，即乱臣贼子犯上作乱，认为这是属于无道的行为，不可能延续很久。武力在社会生活里起什么作用，孔子给出了公允的评价，他认为“足兵”是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之一。把粮食充足、兵力充足和人民信任三项看作支撑一个国家大厦的鼎立三足。孔子不是从根本上排斥战争，而是强调区分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战争，并进而探求其大道大本。他所提出的“慎战”、“尚谋”思想，是对中国军事文化的重要贡献。
《论语》：“子之所慎，斋、战、疾。”即是在孔子看来，对战争也应像对待祭祀和疾病那样，持慎而又慎的态度。儒家的另一部经典《大学》有一段话，叫做“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的止、定、静、安本来是用来指个人的修养而言的，然而也未尝不可用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模式。在大一统的农业帝国的主导形态必然是“知足”“知止”，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对军事发展所产生的深层次的导向。
自汉代以后，儒家从孔孟所确立的价值体系出发，一方面继续肯定必要的“义战”，一方面则明确将“广德”与“广地”对立了起来，并以前者来否定后者：“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 春秋时期齐国的谋略家管子特别强调“德盛义尊”，不强加于人，不恃强惹事生非。他还提出了一些处理军事外交的原则，如要求对强国应诚恳而有道义，对弱国应恭敬而有感情；不动武和不以武力相威胁，不进行扩张，他指出“先王不以勇猛为边境，则边境安；边境安则邻国亲”，“诸侯之君，不贪于土。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从这一立场出发，正统的儒家一方面不断伸张道德理性的地位，一方面对统治者的“不务德而勤远略”给予了强烈的抨击。 在以天下兴衰为主题的历史背景中，强调将王朝的军事战略放在以协调与整合内部关系为主的“广德”上，这是儒家最现实的一面。陆贾在总结秦王朝失败的历史经验时说：“夫酒池可以运舟，糟丘可以远望，岂贫于财哉？统四海之权，主九洲之众，岂弱于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贫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义不加于下也。故察于利而昏于道者，众之所谋也；果于力而寡于义者，兵之所图也。”
2.2儒家非暴力思想
儒家思想所强调的是道德的力量而不是暴力的力量，是协调与整合内部关系的“近政”，而不是以武力开疆拓土的“远略”。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为尚，则鲜明地代表了儒家在道德与文化上的自信与自律。儒家对于道德与德化的力量充满了信心，而强制性的“力”，也就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权力”，在儒家的价值观中只能处于边缘性的地位，被抑制在防御性的目的之中。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扩张型与暴力型的军事战略是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育的。
一般说来，在每个朝代里，作为中国政治和文化核心准则的载体，儒吏的影响都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历时长久的政权中期，其影响甚至占据着支配地位。在许多情况下，这加强了选择非强制性措施这个总趋势；在使用武力时，也都避免了进行旷日持久的扩张主义的战争。
从战国开始，“兵以义动”的思想便逐渐在中国军事文化中凸现出来。对“义”而非“利”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儒家从战争层次对军事的影响。随着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思想，“义兵”思想也就成为了中国军事战争观上的主体思想；对暴力的道德合法性的强调，也就成为中国军事文化区别于西方军事文化的一大特色。
从汉代开始，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实际上也就构成了整个文化包括军事文化的基本特征，道德主义传统也由此形成了军事文化的强势传统，从而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军事文化的基本面貌。
2.3儒家思想与军事战略的应用结合
儒家思想和军事战略原则的广泛应用是中国得以生存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西方，需要面对的是一个随着一次次的战争而得以发展或者遭到破坏的文明和一种多元的政体。然而在东亚，却可以发现一个持续发展的文明和统一的帝国。分裂是不正常的和暂时的。然而对西方而言，这种统一的政体和文化是不可思议的。在西方，一种不受控制的力量驱使着军队去征服、去占领、去取胜。在中国，侵略和征服却被谴责为野蛮和残暴，胜利的获得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
对于中国历代王朝而言，“巩固帝国，较少的是一个军事上的难题，而较多的是民事统治方面的问题”。儒家为大一统帝国的生存提供了一种着眼于内部协调与整合的意识形态，从而为王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长远的行为规范。换而言之，儒家的道德理性，恰恰是代表了封建王朝的长远利益。这是明智的统治者表现出对儒家的价值取向的自觉认同的现实基础。当中国所要解决的根本的军事问题，主要是内部秩序的瓦解问题的时候，统治者的军事思考，是必须始终围绕着这个中轴来进行的。一旦偏离这个中轴，便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是中国历史的逻辑。
从历史上看，儒家是最猛烈地反对任何穷兵黩武行为的群体；而统治者的几乎所有对外用兵，尤其是有扩张之嫌的对外用兵，几乎都要受到儒生的抵制。迈克尔·斯温对儒家思想与军事战略之间的关系曾有过这样的论述：
从政治上看，在帝制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根据儒家思想建立的国家制度与信仰以及领导集团狭隘的利益，通常强调国内安定比发展更重要，强调保持国内和睦、稳定和繁荣比攻取和吞并国外领土更为重要。
3结论
在传统中国，是儒家为现实社会提供了中心价值。儒家的重道德而轻事功的价值取向，必然对现实中的军事战略造成直接的影响。它使中国军事文化形成了非暴力、非扩张的主导倾向，突出了和平主义的文化性格；它使得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它使得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是非观念，这对于培育民族节气无疑是一种正面的价值导向。具体来说，就是宋代以后，包括军事力量发展在内的富强的追求始终无法获得主流文化的价值支持，从而被排除在主要的国家目标之外，而降为一种次要的、边缘性的目标。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军事并非专攻杀戮，儒家也并非修德以废兵。中国的古代军事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哪一个朝代是赤裸裸地主张以武力兼并天下的，更不必说鼓吹穷兵黩武和灭绝种族的法西斯主义；相反，“自古言兵而非好战”是中国军事的一大特色。这应归因于儒家文化对军事的强大制约和影响。中国古代军事中虽也不乏力主进攻的强硬战略，但更多的却是主张刚柔相济的战略思想，其理由是“能柔能刚，其国弥光；纯刚纯强，其国必亡”。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儒家为什么对以协调社会关系为要务，奉行“中庸之道”，以及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实施的军事战略的大智慧。这些对于中国的完整和统一来说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的确，这是一种“内部优先”的文化。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可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然而空间意识却可能是最缺乏的。直到19世纪，这个延续了5000年的文明，还不了解自己在整个世界中的真实位置。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一方面使得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军事战略从总体上来说是不扩张的，而另一方面，也是缺乏活力的，缺乏一种进取的精神。这就使得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陷入了特有的文化困境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09.
[2]李土生.中国传统文化散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3]彭澎.和平崛起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4][波兰]高利科夫斯基.《红楼梦》中战略思想与中国传统军事文化[M].中译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