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貌定义历史
女性的面孔既可以象征一种特定的美——年轻、纯真、精致、妩媚，也可以传达某种流行的社会价值观——现代作风、力争上游、玩世不恭，服务家庭……对于杂志这种大众媒介形式来说，封面女郎所要代表的意义，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
杂志是美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大众媒介形式，作为一种传播途径，它代表了时代向前进步的声音，它要向读者传达的，不仅是现实，更是理想。很大程度上，杂志是个为普通人造梦的机器，通过封面及内页的图像与文字，理想的生活呼之欲出。
20世纪早期，纽约的社会精英们都是名人，历史学家洛伊丝·班纳用了这样的一段文字回忆彼时的情景：“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在富人们的宫殿坐落的第五大道上，聚集着大量的百姓欲瞥这些美国贵族们一眼。当举行一场隆重的上流社会婚礼时，不得不出动警察到教堂外好奇的人们中间维持秩序。女人占据着这个世界的关键地位，美丽是她们最主要的资产：富人们的妻女们——特别是女儿们——在杂志的版面上得到了极大关注。对占据了支配地位的美人们的相关报道，接近于政治或艺术领域中公众人物的报道。”女性社会学家玛丽·P·莱恩也写道，在杂志上：“女性比其他任何形象都更加频繁地得到重现。男人们经常以他们自己、以个体的形式出现，但女性的出现还证明着别人的身份或其他事情的价值”，“女性作为形象，成为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她们气质的不同类型标记了美国从农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步骤。”而杂志的封面女郎，就是向读者传递这些信息的“第一元素”：“封面女性必须取悦巨大数量的人，不管如何做到：使他们发笑、启发他们、赞美他们……她们必须有直接、迅速的影响，人们不用费力猜测封面的含义。”
20世纪的头30年，美国女性的身份和社会角色发生了诸多改变：新旧世纪的交替，诞生了第一批“现代”女性；由于弗洛伊德著作的流行，女性对于性自由的要求逐渐升温；随着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第十九修正案》的通过，女性获得了选举权；1917年，美国成为一战参战国后，不少女性又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了战争中；战后，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和社会的逐步稳定，社会给予了女性放纵享乐的机会，同时，也将她们固定在了“家庭主妇”的角色中。
以上所列举的女性的每一步改变，都通过杂志封面女郎形象的变更被逐一记录了下来：
“吉布逊女郎(Gibson girl)”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通过《时代》和《克里尔》的封面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这个满是贵族风度、头发上梳的高个女郎象征着上层趣味，引领着大众的生活方式。她是第一位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国女郎”，随着她的风靡，其形象发展到了更加广阔的物质领域：她的头像被印制在银器、枕头套、椅子、火柴盒、烟灰缸、领带和墙纸上。随后的“菲舍女郎(Fisher girl)”，由哈里逊菲舍为《星期六晚邮报》、《女士家庭杂志》和《大都会》绘制；“克里斯蒂女郎(Christie girl)”则是《斯格瑞布勒》等杂志的主角。和“吉布逊女郎”相比，“菲舍女郎”不那么傲慢，更加漂亮羞涩，常常显得既端庄又肉欲；而“克里斯蒂女郎”看起来要友好、自信、平易近人得多。“吉布逊女郎”都出身贵族阶层，似乎不必为钱发愁，所以也无需寻找任何谋生的手段。而跟她一脉相承的“菲舍女郎”和“克里斯蒂女郎”则走人大学成为了新潮的女学生，并主张通过运动塑造健康的身体。但不论怎样。这三种女郎都身处家庭之外，她们是现代女性获得社会身份的开始。
在20世纪的前20年，美国曾出现过一种叫“男性危机”的现象，它是指男性们被侵入他们教育和社会权力领域的女性们威胁。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女性开始极力主张性自由，男人们对女人的支配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导致男人痛苦的“坏女人”形象在当时的杂志领域占据着主要地位，“她们是男性可以欣赏却无法信任的卖弄风情的美丽女人”，而围绕在她们身边的男性们则被描绘成是她们捕获于网中的小虫、背着礼物的渺小求爱者等微不足道的“小东西”，随着美国加人一战行列，杂志封面上的女性又以拯救国家的“女英雄”为主角，她们无私地为前线献出自己的儿子、丈夫或男友，还有无数的漂亮女孩亲自到战争前线成为勇敢的战士或圣洁的女护士。从“坏女人”到“女英雄”，美国女性因为战争的爆发经历了地狱和天堂的两重天。
随着战后美国经济的复苏，男性们庆幸从战争中死里逃生，女人们也高兴地迎接着胜利者，整个社会似乎都陷入了狂欢和享乐的泥沼。这时候，“轻佻女郎”在杂志封面上隆重登场了，她们除了喝杜松子酒，与人在汽车后座上热情亲吻和通宵跳舞之外，无事可干。然而，极致的繁华注定是短命的，随之，安稳的生活要求时髦女郎回归家庭，于是，在家相夫教子的“新妇女”应运而生：这些女性继承了前辈“轻佻女郎”的美貌和良好的时尚品味，但性格却稳重、温柔得多，除了是伟大丈夫“背后的女人”，更是聪明孩子们的好妈妈。她们中有的人尝试着家庭与事业兼顾，却不甚成功，即便在今天，这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在30年的时间内，美国女性的形象在杂志的封面上逐渐变化着，她们作为时代的“典型”标准，代表着美丽，也象征着社会向前发展的潮流。
现代“美国女郎”诞生
20世纪初期，在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虔诚、纯洁，顺从、专注于家庭生活的女性标准开始动摇。随着吉布逊先生用钢笔第一次为现代“美国女郎”描绘出了蓝图和“菲舍女郎”、“克里斯蒂女郎”的逐渐加入，真正的美国新世纪女郎出现了。她们开启了美国女性的新生活。
“典型”的力量
“吉布逊女郎”填补了一个空白。在吉布逊合成他的理想女郎之前， “美国女郎”是模糊不清，无可名状，尚未成形的，没有一种类型的女人可以被人们指着说： “那就是典型的美国女郎。”“吉布逊女郎”自信、大胆、自由地去做取悦自己的事情，她们在封面上召唤着无数美国女孩的心。
19D3年2月，《女士家庭杂志》成为美国第一本销量达百万的刊物，为它带来如此好声誉的就是它的封面形象：“吉布逊女郎”。她有时候是一个完整的人，有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头像，她在每一期杂志上的亮相看起来都很相似，这种连贯性浇灌出了美国大众媒介中的第一个统一的视觉形象。
“吉布逊女郎”最早出现在1890年的某期《生活》封面上： “一个高挑，容光焕发的人物，她的凝视清晰、无畏、直接，鼻子淘气地微微上翘。她的嘴唇形状姣好，妩媚诱人。她柔软的头发覆盖在恬静的前额上，并在头顶形成一个造型优美的发髻。她优雅的脖颈从那件几乎不能掩住她美好胸部的低胸衣服里探出。礼服的紧身剪裁突出了它纤细的腰部，细弱的脚踝上覆盖着线条流畅的裙摆。”在接下来的20年里，画家吉布逊为他的女郎只做出了一些微小的调整—— 她穿上了更为舒适的服装，她的发型看起来将不那么高耸而是更加实用，特别是在她从事自行车、高尔夫球、网球和游泳等运动时。当然，她总是穿着讲究，冷静沉着。此外，虽然她仍旧很少微笑，但是她的美丽却是永恒不变的。
自第一次亮相后，“吉布逊女郎”开始出现在更多广受欢迎的期刊上，包括《世纪》、《斯格瑞布勒》、《哈泼》、《大都会》、《女士家庭杂志》、《好家政》、 《麦克科尔》、《莱斯利周刊》。但是，她最长亮相的杂志是《生活》和《克莉尔》。1903年，《克莉尔》杂志社与吉布逊签约，用每张1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他的100幅插图。随着杂志的畅销，“吉布逊女郎”成为潮流。
许多评论者不仅把具体描绘“理想美国妇女”的功劳归功于吉布逊，还认为他通过“直觉地吸收对时代的向往，并通过迷人的图画偶像将其明确下来，从而定义了整个时代”。
“吉布逊女郎”的图象随处可见，她“轮廓分明的面孔和贵族化的风度”被复制到瓷器、银器等等高档的器皿上，她还出现在唱片封面上及为她写作的歌曲和戏剧的海报上。她所穿着的服装也带动了仿男士女衬衫、裙子、束腰和鞋、帽子的大量生产和畅销。“吉布逊女郎”的海报披挂在“得克萨斯佛特沃斯戏院化妆室、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这样相距遥远且互不相干的地方”，而在纽约街头，人们随处可见数不清的来自“波士顿、大湍流市、苏族城市”的、穿着和发型类似“吉布逊女郎”的年轻女性。“吉布逊女郎”的外表和举止启迪“上升中”的阶级在外观方面如何模仿上层社会的风尚；对切实的物件来说，这些画像能够让读者们把这种风尚直接带入家中：《生活》和《克莉尔》杂志社都通过邮购提供以“吉布逊女郎”为主角的供咖啡桌摆设的豪华画册及带有画框的翻印品。在磁碟和客厅墙上的“吉布逊女郎”头像，起着中产阶级“护身符”的功用，是主人内在品质和审美情趣的象征。
“吉布逊女郎”出身富有，对政治经济上的独立没有需求或渴望，她的问题在于，因为过于坚强的意志和自我，她常常与男人存在冲突：当她们在街上从男人身旁飘然走过，或者噘着嘴从被激怒的男友身边离开时， “这些女郎们几乎都能让男人们心脏病突发。一个就够难对付了，一旦这些自信的年轻女人们联合起来，则会让男人们气概尽失”。
在“吉布逊女郎”的身边，总是站着一位高个、宽肩、外表好看的求爱者，这位情郎被誉为“吉布逊小子”。他以画家吉布逊自己及他的作家好友理查德·哈丁·戴维斯为原型，这个形象既具有侠义精神又很摩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从来不蓄胡须(脸部毛发是理想的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男人的身份标志)， “吉布逊小子”不再需要它来显示身份了： “正是吉布逊的画笔让胡子过了时，并使裁缝们为剪裁合身的外套在肩膀部位加上了衬垫。”一家20世纪早期的报纸做了这样的报道。
“吉布逊女郎”是最引人注目的。如同她所诞生的那个世纪，她很年轻，富于朝气；她是中产阶级向上流动的典范： “除了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吸引力，自信是她最令人羡慕的品质。对许多人而言，她看起来像是来自一个更好也并不遥远的世界的优越人种。通过努力和一点运气，其他女孩们就有可能上升到她的水平。”
“女郎的日子”
画家哈里逊菲舍和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在美国的杂志封面史上共同开创了一个被称作“女郎的日子”的时期。他们的女郎比吉布逊的女郎更加时髦，她们上大学，开汽车，热衷运动。
“吉布逊女郎”出现后不久， “菲舍女郎”也开始登上杂志封面，她也有同前者相似的上梳发型和心型脸蛋，但面部特征却更加柔和、圆润；她的表情不像前者那样桀骜不逊，而是风情万种的；她显然带有性暗示，但同时是健康有益的。她的模样就像刚刚意识到自己魅力的邻家女孩那种吸引人的样子。
菲舍和前辈吉布逊相比，更加清楚笔下女郎的商业价值，他对记者解释说：“有许多女郎们的头部和全身画像，已经被用于某本杂志的封面。但我并没有彻底地把它们卖出，因此它们还会回到我手上。自它们第一次被使用后，它们还可以出现在礼品书和日历上。它们中的一些将被用于制作纸牌里的王后和明信片，随后，它们将进入第二版的礼品书中。还有人会以它们为模板，印刷复制品用于海报和装饰性图案。最后，原作本身会被卖掉。”
菲舍非常注重实际，他了解大众品味的变化无常，也知道特定种类的女性形象会变得时髦也会过时。他说： “菲舍女郎追求今天。她会成为明天吗，或者说，谁又知晓她能存在多长时间呢?”“菲舍女郎”流行时，获得了大量露面的机会——大概从1905年到1915年的10年间，她出现在若干本大销量杂志的封面上，其中两本，《女士家庭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当时每月的销量都超过100万本。另外两本， 《大都会》和《妇女家庭伴侣》每月也各自拥有75万名读者。
菲舍在杂志封面的绘制上，给予了他笔下女郎非常多的户外道具，比如，一位女郎在马匹旁手握马鞭摆着姿势；另一位戴着游泳帽。第三位手里拿着观鸟用的双目望远镜。此外，她们都穿着制服——她们是女大学生。在1 908年全年，《女士家庭杂志》刊登了一系列名为“哈里逊‘菲舍的女大学生”的插图，赞美了在20世纪初期，占据了大学生总数40％的年轻女性们。“菲舍女郎”一边享受着高等学府的教育，一边打着篮球、挥舞着船桨。
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也赞同女性上大学和热爱户外运动。在他为《斯格瑞布斯》、《菜斯利周刊》和《哈泼》月刊创作的封面画作中，他把大学设想为一个这样的地方，在那里，女郎们缔结友谊，参与运动，共同塑造健康的身体：“今天的美国女郎在户外活动中，找到了健康和魅力的真正秘密。要获得健康美丽，再没有比从事户外活动更加安全的办法了。”克里斯蒂认为女孩时期是一个女性生命里最美好的瞬间，那时作为一个整体的“她”对社会而言最有趣也最意味深长。“要真正了解她，我们必须在她所有的美丽、力量、优雅和美德成熟的早期，就开始注视她。”他这种对待年轻女性的“哲学”，让他的“克里斯蒂女郎”在声望方面把“菲舍女郎”抛在了后面。
“克里斯蒂女郎”的帽子、鞋和礼服都以此命名，她最初是作为1 9世纪90年代晚期“士兵的梦想”登上舞台的： “因为她首先作为男人的梦想而出现，所以她也很快成为了他的朋友。她是个让人愉快的好伙伴。她根据天气穿着得体，如果头发被风吹乱也不会担扰。她经常以诚实乐观的方式向外直视读者。她纯粹的友善，也许是能够比一战前其他版本美国女郎更加持久的原因之一。”
不管是作为上层阶级的代言人，还是既饱读诗书又擅长运动的女性，这个时期的封面女郎们都处于家庭之外，这是一个承认了女性社会角色真正变革的标志。在这三种女郎风行的同时，美国社会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就在出 版吉布逊、菲舍和克里斯蒂画作的同时，《大都会》杂志还先后在1906年和1907年刊登了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系列故事，谈论那些专门诱捕没有保护擅自离开父母或者丈夫家的年轻女性的陷阱。其中两部分讲述了一个孤身乘火车旅行的年轻漂亮女郎，不断被好色的男人搭话，并被与丈夫一同旅行的已婚妇女责骂的故事；第三部分则讲述了一个被迫自谋生路的单身女郎的凄惨经历，评论说“这是一条充满身体危险和名誉受损诱惑的道路”。
从“坏女人”到“女英雄”
“荡妇”一词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的大众媒介中，她不但从感情上报复男性，更要在社会权力上与其平分秋色。随着大量美国男性被征召到一战前线，女性形象发生了180度大逆转。她们开始作为“爱国英雄”被歌颂。
“坏女人”和“女英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然而，这看似不调和的两者竟前后紧密地出现在女性杂志封面上，毕竟，在那10年里，发生了太多不寻常的大事件。
早在杂志出现之前，画家和小说家们就把女性描绘成为“好”和“坏”两种。在这种两分法里，好女人让男人变得更强大，坏女人则使他们毁灭。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以来，“坏女人”逐渐盛行干美国大众文化中。这样的女性，被杂志历史学家帕翠西娅·弗兰兹·克瑞称为“新的顽皮女人”，而插图画家詹姆斯·蒙哥马利·弗兰格则用他最著名的插图封面给了这种女性最形象的描绘，他把一个女大学毕业生放进一个带有刻度的、酒杯似的化学烧杯中。看起来，双脚无法在狭窄杯底站稳的她像是一剂等待饮用的麻醉剂，更像是一杯“危险的”烈酒。
如此可怕的“坏女人”至少有三种典型的视觉形象呈现在杂志封面上：第一种是穿着艳丽的派对女郎，喜爱在舞池中大展魅力，随意扭动身躯·第二种是弗兰格的独特创造物——“荡妇(vamp)”，她宣称要对那些“从女人身上夺走了一切——爱情、奉献、魅力，青春”的男人进行报复，V也代表复仇(vengeance)；第三种是诡计多端的蛇蝎美人，她们是令男人心碎的淘金者，让男人软弱无力。在这样一个社会评论家公开对男人生殖力和白人种族延续表示担忧的时代。这些女性都被描绘成将置男性于死地的“狠角色”。
“她能够和她希望见到的任何男人约会，各种身份地位的男人、被她的笑声和挑逗技巧引诱到她身边的男人……不断寻求刺激和堕落的猎手们。她对后果无所畏惧，运用机智与男人的欲望相抗衡，并用陷阱和幻灭来残酷地回敬他们。她喜爱危险的经历，却奇迹般的从未惹火烧身。”
1 911年，《生活》杂志的“风情女人专刊”的封面被命名为“进网之鱼”。在插画家柯勒斯·菲利普斯的这幅图中，4个小个儿男子被缠在一位漂亮女郎编织的貌似蜘蛛网的罗网上，一旁还有一张被丢弃的婚约书，它要向读者传达的信息是： “当女人能够吞噬男人时，为什么还要嫁给他们呢?”
这样的主题经常在菲利普斯为《生活》绘制的封面上出现。那些封面女郎们永远在思考着如何处置受她支配的小男人们。这些女人不但要在感情上报复男性，她们还要求享有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力。《妇女公民》的封面女郎经常以传说中的希腊神话人物形象出现，她们通过表情、身体的姿势传达着一种高尚的信念：以选举权事业的名义诉求“正义”与“解放”，这本杂志的评论专栏曾登载过一篇名为《我们为什么而战》的文章，该刊编辑写道：“服从权威的个体对自己政府享有发言权，那是正确的，然而，难道美国妇女为争取全国选举权的斗争不是正确的吗?不是世界范围内整体斗争的一部分吗?这场战争是为了民主而战。选举权正是民主的标识和印记。通过我们的战斗，美国民主装甲上的裂痕将得到修复。”如此一来，所谓“男性气质危机”的状况变得更加严重。
然而，随着美国加入一战队伍，女性的杂志封面形象走向了另一个侧面。一战时，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知名插画家都被政府“征召”，为战时宣传绘制海报和封面女郎。这一时期的女性封面人物，被描绘为勇敢的好战女神和纯洁的女护士。不可思议的是，其中最著名的插图画家居然也是“坏女人”的缔造者弗兰格。他笔下的爱国女性们，化身为鼓励男士入伍的漂亮女郎、支持男朋友或丈夫加入战斗的理性妇女，或者是为国家的未来献出儿子的母亲。那时的一幅征兵海报，也是《生活》的一期封面——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一位饱经沧桑但充满自豪的老妇人，她将唯一的儿子送到了征兵处的官员身边，嘴里果断地说着：“这就是他，先生。”
战时的杂志封面女郎们，简直渴望参战。她们穿上男装，随时准备奔赴前线：“当战争结束，她们也许仍然年轻，但是对她们而言，生活给予了她们这样的阅历，青涩将被成熟所替代，被这个世界的智慧、人民的智慧所填满。”
在《生活》的一期名为“战争中的妇女专刊”的封面女郎旁赫然写着这样的标题： “唉呀!我真希望我是个男人。”这本专刊内的插图里，妇女们为启程出发的战士送去香烟和巧克力；文章中的女性从事编织、园艺等劳动，或者是在小卖部出售自由公债。1918年的某期《好家政》杂志也特别赞扬从事男性职业的“妇女雇佣大军”。包括工厂工人、银行职员和农民。
一战中杂志封面女郎的变化——令人心动的美人、天使般的医护人员，复仇的战士、具有奉献精神的母亲、全力支持丈夫的妻子，不仅体现了女性的爱国热情，更使得美国社会中的男性气质得以复兴。
从威胁男性的“坏女人”到鼓舞男性入伍的“女英雄”，封面女郎的形象和使命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一次惊人的“蜕变”。
“轻佻女郎”和“新妇女”的融合
一战结束后的美国社会，经济逐渐复兴。随着大众对稳定生活的渴望，时髦的“轻佻女郎”开始大量地投入家庭。 “新妇女”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将自己的才智服务于家庭，但她们身上还保留着“轻佻女郎”的新潮观念，少数妇女一有机会，还是会投入到更广阔的职业领域。
道德革命的象征
赫尔德笔下的女郎是身材单薄的卡通式年轻女性。她们全神贯注于跳舞、喝酒，是20世纪20年代性问题，都市生活和现代主义最著名的符号之一。
是小约翰赫尔德让“轻佻女郎”形象在美国杂志封面上流行了起来。她是无所畏惧、酷爱跳舞、为性发狂的女子。对异性而言，她并非可怕的威胁，比“坏女人”有趣得多。她可以“被认作是住在隔壁、街角或者在同一办公室工作的女孩，她只是希望在安定下来开始婚姻生活前，度过一段快乐放肆的时光。”“轻佻女郎”是正在经历一段“不平凡时光的平凡女性”，战后享乐主义的青年文化和休闲产品使这类女性的存在成为可能。
赫尔德女郎发迹于《生活》杂志。此时，创作了首个“美国女郎”的吉布逊已经是它的老板了。按理说，轻浮、随意的“轻佻女郎”正是富有、端庄的“吉布逊女郎”的直接对立物，但随着战后《生活》发行量的骤降，吉布逊焦虑地 希望通过捕捉当时的时代精神使这本杂志脱离财政困境。那时，吉布逊本人的插图作品已经成为了“历史”，“‘吉布逊女郎’已经退位变成了轻佻女郎的母亲”。
随着吉布逊的大力推介，赫尔德绘制的封面女郎在全美国流行开来。作为一位视觉偶像，她的首要特征是竖线条。她的体型，几乎只有高度没有宽度；她是个卡通人物，是一种既不成熟又从不聪慧的女性，总是专注于自我且傻里傻气。她胸部扁平、瘦得皮包骨头，主要就是由手臂和双腿组成身躯；她身着无袖短女服，腿上常常穿着双滑落的短筒袜。1925年，《新共和》杂志这样形容她：“短发的19岁女孩，衣着暴露且化妆浓艳，在刚刚以30英里时速驾车狂奔两小时后。她停好汽车，悠闲地走过父母郊区房屋外的草坪。这个活泼自信的年轻女孩成功地拥有‘自由’，她能在衣着和举止方面作出大胆的选择，但是对那些仅仅容许男人完成的工作，她仍然只能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发出一声虚弱的 ‘好哇’!”
“轻佻女郎”的行为代表了战后美国的国民情绪。一位作家这样描述美国男人对战争终结的反应：“我们都酩酊大醉。我们历尽艰难，我们仍然活着……我们在街上跳舞……畅饮香槟酒，然后在某处睡着。第二天，当我们酒醒以后，我们无事可做，所以我们再次酩酊大醉。”当全美国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在跳舞、抽烟、畅饮非法的杜松子酒时，放纵狂欢就是这种状态的标志，是当时美国青年文化的主要特征，而“轻佻女郎”就是这种文化的卡通版代言人。此外，她还体现了现代艺术的若干特征：她不仅瘦得像支铅笔，还高得脱离实际。封面上的她们，非常容易辨识，脖子细长，手指像匕首、个子高挑。她们中部分女性的身体比例，暗示其身体高度超过了9英尺，她们尖头式的双脚和脚趾就像刚刚从铅笔刀中削出来似的。
这些女性们完全拒绝承担成人的责任和义务，她们从未照顾过孩童或者从事过某项工作。幸运的是，这种放纵是暂时的。 “轻佻女郎的大胆只是不成熟的标志，是她与男人们开的玩笑；她本人是孩子气的。她在性方面的大胆是戏剧性的，因为她的身体根本缺乏性特征。平胸无臀，瘦骨伶仃，她只是处于尴尬年龄阶段的女孩的描述。”“婚姻将是这些女性短暂放荡生活的终极目标，她们将把自由的特色带入新角色；作为妻子的她将继续物质女郎的身份，但更为重要的是，她将与丈夫和孩子组成新的生活模式”。
家庭主妇的快乐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美国现代夫妻对婚姻制度寄予厚望，他们希望成为彼此终身的伴侣。他们对亲子关系寄予更高的期望，当时中产阶级儿童几乎被估价为“一种日常商品，一种象征了家庭和睦，婚姻成功的生活消费品。”这种美国家庭的新模式，通过当时大销量的杂志所塑造的封面女郎得以传播。
“轻佻女郎”逐渐走入了家庭成为了“新妇女”，但她们还未忘却少女时代的新奇经历，并希望在婚姻中寻求某种程度的自由。她像“坏女人”一样期待性满足，像“轻佻女郎”一样追求时尚。
杰西·维尔科克斯史密斯是《好家政》御用的插图画家，她的作品主要是表现中产阶级妇女的家庭幸福生活。史密斯笔下的女性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是平静且讨人喜欢。她通常将她们置于与孩子们共同完成某件事情的过程中，似乎自然地捕捉了日常生活的一个瞬间。
史密斯封面画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她用儿童形象代替了女郎本身。《好家政》的读者们致信史密斯说，她们相信，史密斯实际上是以某种方式描绘了她们的孩子：“我惊讶地发现我亲爱的两个孩子出现在11月《好家政》的封面上。他们羞怯的表情像极了我的帕梅拉和小弗雷迪，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见过这些孩子?”
虽然史密斯没有孩子，但她却惯于使用“母亲”的概念，她将能把婚姻和职业女性身份兼顾称为“女性的理想生活”，这大概和她没有生养孩子有关。比她小26岁，同为女性插画师的内依莎’麦克梅恩(Neysa McMein)却看法完全不同： “如果选择成为家庭主妇和母亲，那这就是她的领域，此外别无其他。”
另一类“新妇女”
内依莎·麦克梅恩是“插图黄金时期”的著名女画师。她用自己的经历表达着另外一种“新妇女”的生活观念。
麦克梅恩第一次作为封面画家崭露头角是为《星期六晚邮报》创作插图，在20世纪伊始的前20年，她为该杂志绘制了60幅封面，同时，她也为《妇女家庭伴侣》和《女士世界》工作。1923年，麦克梅恩成为了《麦克科尔》的专栏画家，该刊在接下来的14年中每月支付1000美元购买她的一幅作品。
麦克梅恩是第一批为杂志封面绘制名人像的画家之一。而她本人就是一位名人——作家菲茨杰拉德组织的长岛北岸夏日社区的成员之一，也是著名的曼哈顿阿尔冈昆圆桌会议的作家和演员。麦克梅恩每周都会在位于纽约57大街的工作室举办热闹的沙龙，作为这项活动的中心人物，她除了要款待阿尔冈昆的圈中人士，还要招待来自音乐界、戏剧界和电影圈的名人们。她的好友诺埃尔·考沃德回忆说： “麦克梅恩在浴盆中架起一台琴酒蒸馏机，然后除了客人到达或离开时，她几乎对他们毫不理会。而迎接他们或送他们出门时，她会把画笔塞进嘴里，以一种零乱的优雅仪态与他们握手致意。”
这位画家曾在1926年对一位采访者如此解释事业成功的关键：“我只是一位优秀的售货员……研究什么适合这本或那本杂志，然后告诉它们!”麦克梅恩在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患有重病的母亲和抚养女儿。她本人的经历就好像她为《麦克科尔》创作的部分封面所描绘的那些在舞台和银幕上真实的、拥有光彩夺目事业的女性。麦克梅恩也是露西斯通联盟(一个倡导婚后保持娘家姓的女性组织)的成员，并为争取女性选举权积极奔走。在《第十九修正案》通过的5个月前，她为《星期六晚邮报》封面绘制了一位正在投票的女性。但是她笔下的大部分封面女郎跟政治毫不相关，她所描绘的自信非凡、穿着人时的女性既不冷漠也不做作。麦克梅恩的朋友亚历山大·伍尔科特说：“她笔下的每一个女孩都是真实的，有其现实的影子。她们尽管令人惊讶的漂亮，但至少她的美丽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是有迹可寻的。那种机智、轻松的风度，年轻女性都能具备，即使她们并不漂亮。”
在画作中，麦克梅恩通过少量道具和服饰来指明表现对象的社会地位或收入。读者们可以从她的封面女郎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她们是一群坚强，独立的另类“新妇女”，受过良好教育、善于社交，唯一遗憾的是，不能家庭与事业兼顾。
曾经有一位女教授为麦克梅恩给《好家政》封面绘制的毕业女郎配上了这样的文字说明： “人们忍不住有些好奇，这在冬日严寒中盛开的玫瑰，雪花在它周围旋转飘落，它的色泽、芳香和样子是否就是为了生命中的这一天被握在一位女郎的手中?花朵背后的这双眼睛向外望去，无所畏惧。在她的面前万事皆有可能。我想正是这样的目光让那位在一旁观看的高个男人喉头一紧。手握玫瑰昂首阔步的正是他的女儿。20世纪在她的眼中。两列长长的女孩队伍缓缓从校长身前走过……”显然，麦克梅恩笔下的时代女郎仍然具有选择权，她们的未来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女性的面孔既可以象征一种特定的美——年轻、纯真、精致、妩媚，也可以传达某种流行的社会价值观——现代作风、力争上游、玩世不恭，服务家庭……对于杂志这种大众媒介形式来说，封面女郎所要代表的意义，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
杂志是美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大众媒介形式，作为一种传播途径，它代表了时代向前进步的声音，它要向读者传达的，不仅是现实，更是理想。很大程度上，杂志是个为普通人造梦的机器，通过封面及内页的图像与文字，理想的生活呼之欲出。
20世纪早期，纽约的社会精英们都是名人，历史学家洛伊丝·班纳用了这样的一段文字回忆彼时的情景：“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在富人们的宫殿坐落的第五大道上，聚集着大量的百姓欲瞥这些美国贵族们一眼。当举行一场隆重的上流社会婚礼时，不得不出动警察到教堂外好奇的人们中间维持秩序。女人占据着这个世界的关键地位，美丽是她们最主要的资产：富人们的妻女们——特别是女儿们——在杂志的版面上得到了极大关注。对占据了支配地位的美人们的相关报道，接近于政治或艺术领域中公众人物的报道。”女性社会学家玛丽·P·莱恩也写道，在杂志上：“女性比其他任何形象都更加频繁地得到重现。男人们经常以他们自己、以个体的形式出现，但女性的出现还证明着别人的身份或其他事情的价值”，“女性作为形象，成为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她们气质的不同类型标记了美国从农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步骤。”而杂志的封面女郎，就是向读者传递这些信息的“第一元素”：“封面女性必须取悦巨大数量的人，不管如何做到：使他们发笑、启发他们、赞美他们……她们必须有直接、迅速的影响，人们不用费力猜测封面的含义。”
20世纪的头30年，美国女性的身份和社会角色发生了诸多改变：新旧世纪的交替，诞生了第一批“现代”女性；由于弗洛伊德著作的流行，女性对于性自由的要求逐渐升温；随着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第十九修正案》的通过，女性获得了选举权；1917年，美国成为一战参战国后，不少女性又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了战争中；战后，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和社会的逐步稳定，社会给予了女性放纵享乐的机会，同时，也将她们固定在了“家庭主妇”的角色中。
以上所列举的女性的每一步改变，都通过杂志封面女郎形象的变更被逐一记录了下来：
“吉布逊女郎(Gibson girl)”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通过《时代》和《克里尔》的封面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这个满是贵族风度、头发上梳的高个女郎象征着上层趣味，引领着大众的生活方式。她是第一位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国女郎”，随着她的风靡，其形象发展到了更加广阔的物质领域：她的头像被印制在银器、枕头套、椅子、火柴盒、烟灰缸、领带和墙纸上。随后的“菲舍女郎(Fisher girl)”，由哈里逊菲舍为《星期六晚邮报》、《女士家庭杂志》和《大都会》绘制；“克里斯蒂女郎(Christie girl)”则是《斯格瑞布勒》等杂志的主角。和“吉布逊女郎”相比，“菲舍女郎”不那么傲慢，更加漂亮羞涩，常常显得既端庄又肉欲；而“克里斯蒂女郎”看起来要友好、自信、平易近人得多。“吉布逊女郎”都出身贵族阶层，似乎不必为钱发愁，所以也无需寻找任何谋生的手段。而跟她一脉相承的“菲舍女郎”和“克里斯蒂女郎”则走人大学成为了新潮的女学生，并主张通过运动塑造健康的身体。但不论怎样。这三种女郎都身处家庭之外，她们是现代女性获得社会身份的开始。
在20世纪的前20年，美国曾出现过一种叫“男性危机”的现象，它是指男性们被侵入他们教育和社会权力领域的女性们威胁。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女性开始极力主张性自由，男人们对女人的支配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导致男人痛苦的“坏女人”形象在当时的杂志领域占据着主要地位，“她们是男性可以欣赏却无法信任的卖弄风情的美丽女人”，而围绕在她们身边的男性们则被描绘成是她们捕获于网中的小虫、背着礼物的渺小求爱者等微不足道的“小东西”，随着美国加人一战行列，杂志封面上的女性又以拯救国家的“女英雄”为主角，她们无私地为前线献出自己的儿子、丈夫或男友，还有无数的漂亮女孩亲自到战争前线成为勇敢的战士或圣洁的女护士。从“坏女人”到“女英雄”，美国女性因为战争的爆发经历了地狱和天堂的两重天。
随着战后美国经济的复苏，男性们庆幸从战争中死里逃生，女人们也高兴地迎接着胜利者，整个社会似乎都陷入了狂欢和享乐的泥沼。这时候，“轻佻女郎”在杂志封面上隆重登场了，她们除了喝杜松子酒，与人在汽车后座上热情亲吻和通宵跳舞之外，无事可干。然而，极致的繁华注定是短命的，随之，安稳的生活要求时髦女郎回归家庭，于是，在家相夫教子的“新妇女”应运而生：这些女性继承了前辈“轻佻女郎”的美貌和良好的时尚品味，但性格却稳重、温柔得多，除了是伟大丈夫“背后的女人”，更是聪明孩子们的好妈妈。她们中有的人尝试着家庭与事业兼顾，却不甚成功，即便在今天，这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在30年的时间内，美国女性的形象在杂志的封面上逐渐变化着，她们作为时代的“典型”标准，代表着美丽，也象征着社会向前发展的潮流。
现代“美国女郎”诞生
20世纪初期，在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虔诚、纯洁，顺从、专注于家庭生活的女性标准开始动摇。随着吉布逊先生用钢笔第一次为现代“美国女郎”描绘出了蓝图和“菲舍女郎”、“克里斯蒂女郎”的逐渐加入，真正的美国新世纪女郎出现了。她们开启了美国女性的新生活。
“典型”的力量
“吉布逊女郎”填补了一个空白。在吉布逊合成他的理想女郎之前， “美国女郎”是模糊不清，无可名状，尚未成形的，没有一种类型的女人可以被人们指着说： “那就是典型的美国女郎。”“吉布逊女郎”自信、大胆、自由地去做取悦自己的事情，她们在封面上召唤着无数美国女孩的心。
19D3年2月，《女士家庭杂志》成为美国第一本销量达百万的刊物，为它带来如此好声誉的就是它的封面形象：“吉布逊女郎”。她有时候是一个完整的人，有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头像，她在每一期杂志上的亮相看起来都很相似，这种连贯性浇灌出了美国大众媒介中的第一个统一的视觉形象。
“吉布逊女郎”最早出现在1890年的某期《生活》封面上： “一个高挑，容光焕发的人物，她的凝视清晰、无畏、直接，鼻子淘气地微微上翘。她的嘴唇形状姣好，妩媚诱人。她柔软的头发覆盖在恬静的前额上，并在头顶形成一个造型优美的发髻。她优雅的脖颈从那件几乎不能掩住她美好胸部的低胸衣服里探出。礼服的紧身剪裁突出了它纤细的腰部，细弱的脚踝上覆盖着线条流畅的裙摆。”在接下来的20年里，画家吉布逊为他的女郎只做出了一些微小的调整—— 她穿上了更为舒适的服装，她的发型看起来将不那么高耸而是更加实用，特别是在她从事自行车、高尔夫球、网球和游泳等运动时。当然，她总是穿着讲究，冷静沉着。此外，虽然她仍旧很少微笑，但是她的美丽却是永恒不变的。
自第一次亮相后，“吉布逊女郎”开始出现在更多广受欢迎的期刊上，包括《世纪》、《斯格瑞布勒》、《哈泼》、《大都会》、《女士家庭杂志》、《好家政》、 《麦克科尔》、《莱斯利周刊》。但是，她最长亮相的杂志是《生活》和《克莉尔》。1903年，《克莉尔》杂志社与吉布逊签约，用每张1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他的100幅插图。随着杂志的畅销，“吉布逊女郎”成为潮流。
许多评论者不仅把具体描绘“理想美国妇女”的功劳归功于吉布逊，还认为他通过“直觉地吸收对时代的向往，并通过迷人的图画偶像将其明确下来，从而定义了整个时代”。
“吉布逊女郎”的图象随处可见，她“轮廓分明的面孔和贵族化的风度”被复制到瓷器、银器等等高档的器皿上，她还出现在唱片封面上及为她写作的歌曲和戏剧的海报上。她所穿着的服装也带动了仿男士女衬衫、裙子、束腰和鞋、帽子的大量生产和畅销。“吉布逊女郎”的海报披挂在“得克萨斯佛特沃斯戏院化妆室、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这样相距遥远且互不相干的地方”，而在纽约街头，人们随处可见数不清的来自“波士顿、大湍流市、苏族城市”的、穿着和发型类似“吉布逊女郎”的年轻女性。“吉布逊女郎”的外表和举止启迪“上升中”的阶级在外观方面如何模仿上层社会的风尚；对切实的物件来说，这些画像能够让读者们把这种风尚直接带入家中：《生活》和《克莉尔》杂志社都通过邮购提供以“吉布逊女郎”为主角的供咖啡桌摆设的豪华画册及带有画框的翻印品。在磁碟和客厅墙上的“吉布逊女郎”头像，起着中产阶级“护身符”的功用，是主人内在品质和审美情趣的象征。
“吉布逊女郎”出身富有，对政治经济上的独立没有需求或渴望，她的问题在于，因为过于坚强的意志和自我，她常常与男人存在冲突：当她们在街上从男人身旁飘然走过，或者噘着嘴从被激怒的男友身边离开时， “这些女郎们几乎都能让男人们心脏病突发。一个就够难对付了，一旦这些自信的年轻女人们联合起来，则会让男人们气概尽失”。
在“吉布逊女郎”的身边，总是站着一位高个、宽肩、外表好看的求爱者，这位情郎被誉为“吉布逊小子”。他以画家吉布逊自己及他的作家好友理查德·哈丁·戴维斯为原型，这个形象既具有侠义精神又很摩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从来不蓄胡须(脸部毛发是理想的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男人的身份标志)， “吉布逊小子”不再需要它来显示身份了： “正是吉布逊的画笔让胡子过了时，并使裁缝们为剪裁合身的外套在肩膀部位加上了衬垫。”一家20世纪早期的报纸做了这样的报道。
“吉布逊女郎”是最引人注目的。如同她所诞生的那个世纪，她很年轻，富于朝气；她是中产阶级向上流动的典范： “除了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吸引力，自信是她最令人羡慕的品质。对许多人而言，她看起来像是来自一个更好也并不遥远的世界的优越人种。通过努力和一点运气，其他女孩们就有可能上升到她的水平。”
“女郎的日子”
画家哈里逊菲舍和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在美国的杂志封面史上共同开创了一个被称作“女郎的日子”的时期。他们的女郎比吉布逊的女郎更加时髦，她们上大学，开汽车，热衷运动。
“吉布逊女郎”出现后不久， “菲舍女郎”也开始登上杂志封面，她也有同前者相似的上梳发型和心型脸蛋，但面部特征却更加柔和、圆润；她的表情不像前者那样桀骜不逊，而是风情万种的；她显然带有性暗示，但同时是健康有益的。她的模样就像刚刚意识到自己魅力的邻家女孩那种吸引人的样子。
菲舍和前辈吉布逊相比，更加清楚笔下女郎的商业价值，他对记者解释说：“有许多女郎们的头部和全身画像，已经被用于某本杂志的封面。但我并没有彻底地把它们卖出，因此它们还会回到我手上。自它们第一次被使用后，它们还可以出现在礼品书和日历上。它们中的一些将被用于制作纸牌里的王后和明信片，随后，它们将进入第二版的礼品书中。还有人会以它们为模板，印刷复制品用于海报和装饰性图案。最后，原作本身会被卖掉。”
菲舍非常注重实际，他了解大众品味的变化无常，也知道特定种类的女性形象会变得时髦也会过时。他说： “菲舍女郎追求今天。她会成为明天吗，或者说，谁又知晓她能存在多长时间呢?”“菲舍女郎”流行时，获得了大量露面的机会——大概从1905年到1915年的10年间，她出现在若干本大销量杂志的封面上，其中两本，《女士家庭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当时每月的销量都超过100万本。另外两本， 《大都会》和《妇女家庭伴侣》每月也各自拥有75万名读者。
菲舍在杂志封面的绘制上，给予了他笔下女郎非常多的户外道具，比如，一位女郎在马匹旁手握马鞭摆着姿势；另一位戴着游泳帽。第三位手里拿着观鸟用的双目望远镜。此外，她们都穿着制服——她们是女大学生。在1 908年全年，《女士家庭杂志》刊登了一系列名为“哈里逊‘菲舍的女大学生”的插图，赞美了在20世纪初期，占据了大学生总数40％的年轻女性们。“菲舍女郎”一边享受着高等学府的教育，一边打着篮球、挥舞着船桨。
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也赞同女性上大学和热爱户外运动。在他为《斯格瑞布斯》、《菜斯利周刊》和《哈泼》月刊创作的封面画作中，他把大学设想为一个这样的地方，在那里，女郎们缔结友谊，参与运动，共同塑造健康的身体：“今天的美国女郎在户外活动中，找到了健康和魅力的真正秘密。要获得健康美丽，再没有比从事户外活动更加安全的办法了。”克里斯蒂认为女孩时期是一个女性生命里最美好的瞬间，那时作为一个整体的“她”对社会而言最有趣也最意味深长。“要真正了解她，我们必须在她所有的美丽、力量、优雅和美德成熟的早期，就开始注视她。”他这种对待年轻女性的“哲学”，让他的“克里斯蒂女郎”在声望方面把“菲舍女郎”抛在了后面。
“克里斯蒂女郎”的帽子、鞋和礼服都以此命名，她最初是作为1 9世纪90年代晚期“士兵的梦想”登上舞台的： “因为她首先作为男人的梦想而出现，所以她也很快成为了他的朋友。她是个让人愉快的好伙伴。她根据天气穿着得体，如果头发被风吹乱也不会担扰。她经常以诚实乐观的方式向外直视读者。她纯粹的友善，也许是能够比一战前其他版本美国女郎更加持久的原因之一。”
不管是作为上层阶级的代言人，还是既饱读诗书又擅长运动的女性，这个时期的封面女郎们都处于家庭之外，这是一个承认了女性社会角色真正变革的标志。在这三种女郎风行的同时，美国社会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就在出 版吉布逊、菲舍和克里斯蒂画作的同时，《大都会》杂志还先后在1906年和1907年刊登了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系列故事，谈论那些专门诱捕没有保护擅自离开父母或者丈夫家的年轻女性的陷阱。其中两部分讲述了一个孤身乘火车旅行的年轻漂亮女郎，不断被好色的男人搭话，并被与丈夫一同旅行的已婚妇女责骂的故事；第三部分则讲述了一个被迫自谋生路的单身女郎的凄惨经历，评论说“这是一条充满身体危险和名誉受损诱惑的道路”。
从“坏女人”到“女英雄”
“荡妇”一词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的大众媒介中，她不但从感情上报复男性，更要在社会权力上与其平分秋色。随着大量美国男性被征召到一战前线，女性形象发生了180度大逆转。她们开始作为“爱国英雄”被歌颂。
“坏女人”和“女英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然而，这看似不调和的两者竟前后紧密地出现在女性杂志封面上，毕竟，在那10年里，发生了太多不寻常的大事件。
早在杂志出现之前，画家和小说家们就把女性描绘成为“好”和“坏”两种。在这种两分法里，好女人让男人变得更强大，坏女人则使他们毁灭。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以来，“坏女人”逐渐盛行干美国大众文化中。这样的女性，被杂志历史学家帕翠西娅·弗兰兹·克瑞称为“新的顽皮女人”，而插图画家詹姆斯·蒙哥马利·弗兰格则用他最著名的插图封面给了这种女性最形象的描绘，他把一个女大学毕业生放进一个带有刻度的、酒杯似的化学烧杯中。看起来，双脚无法在狭窄杯底站稳的她像是一剂等待饮用的麻醉剂，更像是一杯“危险的”烈酒。
如此可怕的“坏女人”至少有三种典型的视觉形象呈现在杂志封面上：第一种是穿着艳丽的派对女郎，喜爱在舞池中大展魅力，随意扭动身躯·第二种是弗兰格的独特创造物——“荡妇(vamp)”，她宣称要对那些“从女人身上夺走了一切——爱情、奉献、魅力，青春”的男人进行报复，V也代表复仇(vengeance)；第三种是诡计多端的蛇蝎美人，她们是令男人心碎的淘金者，让男人软弱无力。在这样一个社会评论家公开对男人生殖力和白人种族延续表示担忧的时代。这些女性都被描绘成将置男性于死地的“狠角色”。
“她能够和她希望见到的任何男人约会，各种身份地位的男人、被她的笑声和挑逗技巧引诱到她身边的男人……不断寻求刺激和堕落的猎手们。她对后果无所畏惧，运用机智与男人的欲望相抗衡，并用陷阱和幻灭来残酷地回敬他们。她喜爱危险的经历，却奇迹般的从未惹火烧身。”
1 911年，《生活》杂志的“风情女人专刊”的封面被命名为“进网之鱼”。在插画家柯勒斯·菲利普斯的这幅图中，4个小个儿男子被缠在一位漂亮女郎编织的貌似蜘蛛网的罗网上，一旁还有一张被丢弃的婚约书，它要向读者传达的信息是： “当女人能够吞噬男人时，为什么还要嫁给他们呢?”
这样的主题经常在菲利普斯为《生活》绘制的封面上出现。那些封面女郎们永远在思考着如何处置受她支配的小男人们。这些女人不但要在感情上报复男性，她们还要求享有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力。《妇女公民》的封面女郎经常以传说中的希腊神话人物形象出现，她们通过表情、身体的姿势传达着一种高尚的信念：以选举权事业的名义诉求“正义”与“解放”，这本杂志的评论专栏曾登载过一篇名为《我们为什么而战》的文章，该刊编辑写道：“服从权威的个体对自己政府享有发言权，那是正确的，然而，难道美国妇女为争取全国选举权的斗争不是正确的吗?不是世界范围内整体斗争的一部分吗?这场战争是为了民主而战。选举权正是民主的标识和印记。通过我们的战斗，美国民主装甲上的裂痕将得到修复。”如此一来，所谓“男性气质危机”的状况变得更加严重。
然而，随着美国加入一战队伍，女性的杂志封面形象走向了另一个侧面。一战时，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知名插画家都被政府“征召”，为战时宣传绘制海报和封面女郎。这一时期的女性封面人物，被描绘为勇敢的好战女神和纯洁的女护士。不可思议的是，其中最著名的插图画家居然也是“坏女人”的缔造者弗兰格。他笔下的爱国女性们，化身为鼓励男士入伍的漂亮女郎、支持男朋友或丈夫加入战斗的理性妇女，或者是为国家的未来献出儿子的母亲。那时的一幅征兵海报，也是《生活》的一期封面——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一位饱经沧桑但充满自豪的老妇人，她将唯一的儿子送到了征兵处的官员身边，嘴里果断地说着：“这就是他，先生。”
战时的杂志封面女郎们，简直渴望参战。她们穿上男装，随时准备奔赴前线：“当战争结束，她们也许仍然年轻，但是对她们而言，生活给予了她们这样的阅历，青涩将被成熟所替代，被这个世界的智慧、人民的智慧所填满。”
在《生活》的一期名为“战争中的妇女专刊”的封面女郎旁赫然写着这样的标题： “唉呀!我真希望我是个男人。”这本专刊内的插图里，妇女们为启程出发的战士送去香烟和巧克力；文章中的女性从事编织、园艺等劳动，或者是在小卖部出售自由公债。1918年的某期《好家政》杂志也特别赞扬从事男性职业的“妇女雇佣大军”。包括工厂工人、银行职员和农民。
一战中杂志封面女郎的变化——令人心动的美人、天使般的医护人员，复仇的战士、具有奉献精神的母亲、全力支持丈夫的妻子，不仅体现了女性的爱国热情，更使得美国社会中的男性气质得以复兴。
从威胁男性的“坏女人”到鼓舞男性入伍的“女英雄”，封面女郎的形象和使命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一次惊人的“蜕变”。
“轻佻女郎”和“新妇女”的融合
一战结束后的美国社会，经济逐渐复兴。随着大众对稳定生活的渴望，时髦的“轻佻女郎”开始大量地投入家庭。 “新妇女”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将自己的才智服务于家庭，但她们身上还保留着“轻佻女郎”的新潮观念，少数妇女一有机会，还是会投入到更广阔的职业领域。
道德革命的象征
赫尔德笔下的女郎是身材单薄的卡通式年轻女性。她们全神贯注于跳舞、喝酒，是20世纪20年代性问题，都市生活和现代主义最著名的符号之一。
是小约翰赫尔德让“轻佻女郎”形象在美国杂志封面上流行了起来。她是无所畏惧、酷爱跳舞、为性发狂的女子。对异性而言，她并非可怕的威胁，比“坏女人”有趣得多。她可以“被认作是住在隔壁、街角或者在同一办公室工作的女孩，她只是希望在安定下来开始婚姻生活前，度过一段快乐放肆的时光。”“轻佻女郎”是正在经历一段“不平凡时光的平凡女性”，战后享乐主义的青年文化和休闲产品使这类女性的存在成为可能。
赫尔德女郎发迹于《生活》杂志。此时，创作了首个“美国女郎”的吉布逊已经是它的老板了。按理说，轻浮、随意的“轻佻女郎”正是富有、端庄的“吉布逊女郎”的直接对立物，但随着战后《生活》发行量的骤降，吉布逊焦虑地 希望通过捕捉当时的时代精神使这本杂志脱离财政困境。那时，吉布逊本人的插图作品已经成为了“历史”，“‘吉布逊女郎’已经退位变成了轻佻女郎的母亲”。
随着吉布逊的大力推介，赫尔德绘制的封面女郎在全美国流行开来。作为一位视觉偶像，她的首要特征是竖线条。她的体型，几乎只有高度没有宽度；她是个卡通人物，是一种既不成熟又从不聪慧的女性，总是专注于自我且傻里傻气。她胸部扁平、瘦得皮包骨头，主要就是由手臂和双腿组成身躯；她身着无袖短女服，腿上常常穿着双滑落的短筒袜。1925年，《新共和》杂志这样形容她：“短发的19岁女孩，衣着暴露且化妆浓艳，在刚刚以30英里时速驾车狂奔两小时后。她停好汽车，悠闲地走过父母郊区房屋外的草坪。这个活泼自信的年轻女孩成功地拥有‘自由’，她能在衣着和举止方面作出大胆的选择，但是对那些仅仅容许男人完成的工作，她仍然只能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发出一声虚弱的 ‘好哇’!”
“轻佻女郎”的行为代表了战后美国的国民情绪。一位作家这样描述美国男人对战争终结的反应：“我们都酩酊大醉。我们历尽艰难，我们仍然活着……我们在街上跳舞……畅饮香槟酒，然后在某处睡着。第二天，当我们酒醒以后，我们无事可做，所以我们再次酩酊大醉。”当全美国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在跳舞、抽烟、畅饮非法的杜松子酒时，放纵狂欢就是这种状态的标志，是当时美国青年文化的主要特征，而“轻佻女郎”就是这种文化的卡通版代言人。此外，她还体现了现代艺术的若干特征：她不仅瘦得像支铅笔，还高得脱离实际。封面上的她们，非常容易辨识，脖子细长，手指像匕首、个子高挑。她们中部分女性的身体比例，暗示其身体高度超过了9英尺，她们尖头式的双脚和脚趾就像刚刚从铅笔刀中削出来似的。
这些女性们完全拒绝承担成人的责任和义务，她们从未照顾过孩童或者从事过某项工作。幸运的是，这种放纵是暂时的。 “轻佻女郎的大胆只是不成熟的标志，是她与男人们开的玩笑；她本人是孩子气的。她在性方面的大胆是戏剧性的，因为她的身体根本缺乏性特征。平胸无臀，瘦骨伶仃，她只是处于尴尬年龄阶段的女孩的描述。”“婚姻将是这些女性短暂放荡生活的终极目标，她们将把自由的特色带入新角色；作为妻子的她将继续物质女郎的身份，但更为重要的是，她将与丈夫和孩子组成新的生活模式”。
家庭主妇的快乐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美国现代夫妻对婚姻制度寄予厚望，他们希望成为彼此终身的伴侣。他们对亲子关系寄予更高的期望，当时中产阶级儿童几乎被估价为“一种日常商品，一种象征了家庭和睦，婚姻成功的生活消费品。”这种美国家庭的新模式，通过当时大销量的杂志所塑造的封面女郎得以传播。
“轻佻女郎”逐渐走入了家庭成为了“新妇女”，但她们还未忘却少女时代的新奇经历，并希望在婚姻中寻求某种程度的自由。她像“坏女人”一样期待性满足，像“轻佻女郎”一样追求时尚。
杰西·维尔科克斯史密斯是《好家政》御用的插图画家，她的作品主要是表现中产阶级妇女的家庭幸福生活。史密斯笔下的女性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是平静且讨人喜欢。她通常将她们置于与孩子们共同完成某件事情的过程中，似乎自然地捕捉了日常生活的一个瞬间。
史密斯封面画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她用儿童形象代替了女郎本身。《好家政》的读者们致信史密斯说，她们相信，史密斯实际上是以某种方式描绘了她们的孩子：“我惊讶地发现我亲爱的两个孩子出现在11月《好家政》的封面上。他们羞怯的表情像极了我的帕梅拉和小弗雷迪，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见过这些孩子?”
虽然史密斯没有孩子，但她却惯于使用“母亲”的概念，她将能把婚姻和职业女性身份兼顾称为“女性的理想生活”，这大概和她没有生养孩子有关。比她小26岁，同为女性插画师的内依莎’麦克梅恩(Neysa McMein)却看法完全不同： “如果选择成为家庭主妇和母亲，那这就是她的领域，此外别无其他。”
另一类“新妇女”
内依莎·麦克梅恩是“插图黄金时期”的著名女画师。她用自己的经历表达着另外一种“新妇女”的生活观念。
麦克梅恩第一次作为封面画家崭露头角是为《星期六晚邮报》创作插图，在20世纪伊始的前20年，她为该杂志绘制了60幅封面，同时，她也为《妇女家庭伴侣》和《女士世界》工作。1923年，麦克梅恩成为了《麦克科尔》的专栏画家，该刊在接下来的14年中每月支付1000美元购买她的一幅作品。
麦克梅恩是第一批为杂志封面绘制名人像的画家之一。而她本人就是一位名人——作家菲茨杰拉德组织的长岛北岸夏日社区的成员之一，也是著名的曼哈顿阿尔冈昆圆桌会议的作家和演员。麦克梅恩每周都会在位于纽约57大街的工作室举办热闹的沙龙，作为这项活动的中心人物，她除了要款待阿尔冈昆的圈中人士，还要招待来自音乐界、戏剧界和电影圈的名人们。她的好友诺埃尔·考沃德回忆说： “麦克梅恩在浴盆中架起一台琴酒蒸馏机，然后除了客人到达或离开时，她几乎对他们毫不理会。而迎接他们或送他们出门时，她会把画笔塞进嘴里，以一种零乱的优雅仪态与他们握手致意。”
这位画家曾在1926年对一位采访者如此解释事业成功的关键：“我只是一位优秀的售货员……研究什么适合这本或那本杂志，然后告诉它们!”麦克梅恩在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患有重病的母亲和抚养女儿。她本人的经历就好像她为《麦克科尔》创作的部分封面所描绘的那些在舞台和银幕上真实的、拥有光彩夺目事业的女性。麦克梅恩也是露西斯通联盟(一个倡导婚后保持娘家姓的女性组织)的成员，并为争取女性选举权积极奔走。在《第十九修正案》通过的5个月前，她为《星期六晚邮报》封面绘制了一位正在投票的女性。但是她笔下的大部分封面女郎跟政治毫不相关，她所描绘的自信非凡、穿着人时的女性既不冷漠也不做作。麦克梅恩的朋友亚历山大·伍尔科特说：“她笔下的每一个女孩都是真实的，有其现实的影子。她们尽管令人惊讶的漂亮，但至少她的美丽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是有迹可寻的。那种机智、轻松的风度，年轻女性都能具备，即使她们并不漂亮。”
在画作中，麦克梅恩通过少量道具和服饰来指明表现对象的社会地位或收入。读者们可以从她的封面女郎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她们是一群坚强，独立的另类“新妇女”，受过良好教育、善于社交，唯一遗憾的是，不能家庭与事业兼顾。
曾经有一位女教授为麦克梅恩给《好家政》封面绘制的毕业女郎配上了这样的文字说明： “人们忍不住有些好奇，这在冬日严寒中盛开的玫瑰，雪花在它周围旋转飘落，它的色泽、芳香和样子是否就是为了生命中的这一天被握在一位女郎的手中?花朵背后的这双眼睛向外望去，无所畏惧。在她的面前万事皆有可能。我想正是这样的目光让那位在一旁观看的高个男人喉头一紧。手握玫瑰昂首阔步的正是他的女儿。20世纪在她的眼中。两列长长的女孩队伍缓缓从校长身前走过……”显然，麦克梅恩笔下的时代女郎仍然具有选择权，她们的未来充满了各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