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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融媒时代重新诠释了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内涵，并赋予了其新的高度。文章从融媒时代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的现状剖析出发，阐述了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的战略意蕴。分析认为，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应从培养观念、培养内容、培养模式上打造“全媒型”人才，如此才能助力中国国际话语权和传播影响力的提升。
关键词：融媒时代 对外传播 人才培养
融媒时代，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价值。从对外传播对象上看，其更立足于“文化适应”，力争寻找更为有效的传播对象，以发挥对外传播作用；从对外传播内容上看，其更落脚于挖掘双方共通点，以打造“文化认同”；从对外传播渠道上看，其更进阶至多元化整合传播渠道，以促进渠道融合畅通。因此，要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与传播更为有力的中国国家形象，就须认清当代形势，把握融媒时代机遇，更要有高瞻远瞩的总体战略和一以贯之、普世价值的传播理念，积极推进多领域、多层次的人文互鉴和对外传播人才培养。
一、融媒时代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的三个认知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传媒业态变化与媒体融合新格局催生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转型需求。认清融媒时代对外传播人才的新需求与紧迫性，有利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有效构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对外传播的能力，及在国际舆论场域中的地位与作用。
1.认清融媒时代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当今的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领土竞争，而是扩展到了包括国际话语权等在内的国家“软实力”的竞争。长期以来，以英语为载体的西方文化对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竞争诸多掣肘，中国的对外传播力、影响力、媒体实力、引导力都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在国际舆论场域中发挥的作用力度不够，对外传播实力与中国大国形象不相匹配，“西强我弱”格局长期存在。对外传播是通过目标语言实现对源文本材料“翻译-解码-转码-认同-接受-感染-传递”的正向循环过程。对外传播是通过共通的语言和符号，进行让他国认同的传播活动，是想表达自我的传播，是实现相同的理解与认知的传播活动，对外传播人才的水平影响着传播的效果，也具有鲜明的意图性。
因此，在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上，传统的培养只致力于纯语言、纯文学的“经院式”单科型培养，培养研究型、学术型语言人才，这显然无法满足对外传播人才的需求。尤其在融媒时代，渠道、内容、形式都成为影响传播的关键，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实用派”“复合型”的人才需求，教育方式逐步转变，复合型与实用型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成为必然。
2.认清媒体融合格局，明確对外传播人才培养转型方向。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传媒业态逐渐呈现三种形态：一是泛媒体，伴随信息技术裂变式发展，消融了万物边界，实现一切皆媒介化，呈现“万物皆媒，万物皆屏、万屏皆媒”；二是沉浸媒体，5G等新兴技术的实际应用，媒体的表达与价值实现可视化、虚拟化、立体化，呈现“万物互联、万物智联”；三是智媒体，云计算、算法推荐、用户分析、人工智能等日渐普及，呈现“万媒皆智、万智皆控、万控皆能、万能皆识”。这些都对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与表达形式带来了深刻变革，融媒时代，要求对外传播人才必须成为内容的一级生产者，成为对外传播内容的发起者，成为对外传播内容的发出者，因此，对外传播人才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对外传播内容的质量和数量、主导信息流量与流向的优劣，并深刻影响着对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也促进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转型。
3.认清融媒时代对对外传播人才的新需求。一是跨界复合人才的需求：掌握多项能力的高级人才。在当下愈加频繁的中国对外传播事务影响下，高质量对外传播人才并不是单纯地提升外语综合应用能力，而是要将国际文化差异、海外受众接受习惯、认知美学等的理解纳入其中，更要在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下功夫。只有精通外语、掌握多项专业知识的复合型高级对外传播人才，才能在服务国家对外发展的进程中彰显中国话语力量与国家价值。二是专门语言人才的需求：面向不同区域的对外传播人才。虽然中国目前已拥有为数不少的对外传播人才，但是英语语言人才占据过重比例，外语语言门类还没有全面覆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更需要数量庞大、能够实现“零障碍”交流、面向不同区域的语言人才，尤其是诸如波斯语、孟加拉语等“一带一路”语言人才。三是高端翻译人才的需求：一批“大师级”的特战人才。长期以来，翻译是对外传播的重要桥梁，而传统高校翻译人才更为注重在培养理念、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环节开展培养，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基本素养、工作能力和研究能力的职业翻译人员，但这些都是通用型常规培养，是对外传播队伍中的“常规军”。新形势下，要让“常规军”成为“特种兵”，这就要求培养一批能够打硬仗的“大师级”的“特战部队”，通过翻译理论融合实践翻译技巧的手段，服务对外传播。
二、融媒时代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策略
随着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对外传播战略全方位、多领域的实施，文化的对外宣传、企业的对外推广等对外传播工作的顺利展开，急需一批高素质复合型对外传播人才，他们既要同时掌握一门外国语言与其他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相关技能，也要进一步掌握媒体融合的趋势与变化，更要熟练地实现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传播活动。为满足当前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发展对复合型对外传播人才的迫切需求，人才的培养工作需要从观念、内容、模式等维度入手，生成人才培养的路径与策略。
1.培养观念：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对外传播人才培养观念。长期以来，培养与需求的“断层”迫切地要求从人才培养的观念上进行转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对外传播人才与市场接轨的应用能力打造作为培养核心。无论是将理论融合的实践技巧的“大师级”特战人才、还是面向不同区域的专门语言人才或“外语+专业”的高质量人才，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工作都应该从培养观念上进行转变，充分意识到传统方式培养出来的对外传播人才在面对媒体变化下的市场不适应性。“一专一能”的对外传播人才往往不能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不能做好对外传播工作。根据不同专业与社会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专业与课程的设置，加强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从而真正培育出适应市场需求、了解媒体发展态势的实用型对外传播人才。 不仅如此，国际市场不断扩大，对外传播事务不断增加，面对我国对外传播高质量人才极度匮乏的现实情况，高校更应遵从国家对外传播战略实施的需要，积极转变人才培养思路，打破固守传统的“单一外语语言能力培养”的局面，将对外传播人才培养从“语言功底培养”与“专业知识技能打造”进行相互叠加乃至“并行驱动”，重视人才培养结果与社会需求的“接轨”力度。事实上，只有高素质、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对外传播人才，才能在服务国家对外发展的进程中彰显中国话语力量与国家价值。
2.培养内容：构筑“核心素养+特色需求”的对外传播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一方面，对外传播人才培养应以外语培养为基石。在国际传播中，外语既是工具也是桥梁，这就要求国际事务交流中的外语应用能力应从“会讲”提升到“用好”。而要培养具有国际化能力的对外传播人才，就应不断改革与更新现行培养模式中的课程设置、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等。另一方面，在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的进程中，更要以专业能力培养为导向。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人才的专业知识掌握与技能运用提出更深刻要求，这就要求对外传播人才兼具外语能力与相关实务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以此不断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围绕人才核心素养打造必修课程。在对外传播人才培养中，应围绕人才的三大核心素养（外语语言素养、跨文化素养与对外传播素养）建设对应的必修课程群。具体来说，开设外语的听、说、读、写、译课程以提升学习者的外语语言素养；开设英美文化、中西文化比较、跨文化交际等课程以提升学习者的跨文化素养；开设国际传播实务、国际新闻理论、媒介融合概論等课程以提升学习者的对外传播素养。
其次，结合对外传播特色需求开设线上与线下的选修课程。对外传播是一项跨越文化障碍的传播活动，有效的对外传播应建立在对双方文化与流行传播形式的深入了解基础之上。因此，为更好地对接对外传播特色需求，还应该有针对性地建设系列线上与线下的选修课程。可以结合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开设中国文明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文经典等课程；也可以针对当前新媒体时代特征开设数字媒体技术与运用、跨媒体技术等课程；还可以结合对外传播的特点引入国内外知名慕课课程，为学习者提供更直观、准确、系统的知识信息。
3.培养模式：构建“协同育人”对外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对外传播人才属于典型的应用型人才，其必须具备较强的对外传播语言应用能力与业务实操能力。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以教师课堂面授为主，较难实现学习者的应用、实操能力的培养。而国际愈发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催生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外传播需求，高素质复合型的对外传播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对其“语言+专业”的能力塑造，不仅关注其外语与专业知识的掌握，更加重视其应用能力与操作技巧的培养。
当前，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已成为一项综合的国家战略。这就要求对外传播应立足于“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坚持“平等包容”文明观、实现“互惠共赢”经济观、落实“和平和谐”发展观、承诺“兼济天下”责任观、做到“求同存异”方法论，以在全球化机遇下构建完整的对外话语体系。同时，“软实力”体现还要善于运用“巧实力”，因为只有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和国家文化发展的层面去理解和规划对外传播，做好统筹规划，才能集中资源，把教育、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等战略结合起来，进而多渠道、多维度、多层次、多途径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这就要求在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中构建协同育人的培养机制，从而发挥不同阵地的培育优势。第一，以“校校协同”联合培养高层次、复合型的对外传播专业人才；第二，以“校行协同”推进媒体行业的参与性，根据行业发展需求，参与设置、研发或改造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的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实习方案、就业标准等；第三，对外传播人才培养所依托的师资团队和教学力量进行有计划的培训培养与优化完善，并共同建设打造实习基地和实践平台。
4.以融媒体为契机，打造“全媒型”对外传播人才。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技术不断融合，将整个时代政治、经济乃至于文化都打上了“融媒体”的印记，同时也将对外交流借媒体融合的契机推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新型市场中，不同的交流双方以各种媒体终端进行相互了解与深入沟通，而对外传播人才在此过程中扮演的更多的是对外传播内容的制造者角色，其素质本身可以影响对外传播的成效。
站在广度的视角来看，技术变革促使中国对外传播从传统的1.0宣传思路，走进了2.0传播思维，并迈向了3.0传播使命，这就要求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需要更具使命性和目标性。站在深度的视角来看，智能交互化、内容个性化、渠道移动化、形态多元化、时空虚拟化的智媒时代，催化着对外传播内容从传统讲道理转变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这就要求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需要更具内涵性和战略性。站在传播驱动的视角来看，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应积极打造“全媒型”人才，这就要求对外传播人才抓住融媒创新发展的契机，通过“手、脑、眼”并用等方式，对国际传播中的相关内容进行采集、分析等，并结合全媒体报道、分众化传播、用户画像、丰富可视化报道等形式和手段将其加工成国际传播内容，以顺应“全球、全民、全媒”的国际传播变局。站在国际传播教育的视角，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应将外语能力培养融入“国情教育+融合新闻业务+外语+媒体实习”之中，以助力“一带一路”推广、讲好“中国故事”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三、结语
融媒时代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关系着中国汇聚正能量的国际话语体系构建和基于“国家—地方—公民个体”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构筑，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的同时，更要增强“走出去”的“对外传播”“公共外交”“国家品牌行销”等能力，从而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作者单位 四川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郝雯婧，王雪梅.现代戏剧翻译新型转向研究[J].四川戏剧，2018（07）.
[2]许志强，徐瑾钰.基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构建及用户体验优化策略[J].中国出版，2019（06）.
关键词：融媒时代 对外传播 人才培养
融媒时代，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价值。从对外传播对象上看，其更立足于“文化适应”，力争寻找更为有效的传播对象，以发挥对外传播作用；从对外传播内容上看，其更落脚于挖掘双方共通点，以打造“文化认同”；从对外传播渠道上看，其更进阶至多元化整合传播渠道，以促进渠道融合畅通。因此，要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与传播更为有力的中国国家形象，就须认清当代形势，把握融媒时代机遇，更要有高瞻远瞩的总体战略和一以贯之、普世价值的传播理念，积极推进多领域、多层次的人文互鉴和对外传播人才培养。
一、融媒时代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的三个认知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传媒业态变化与媒体融合新格局催生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转型需求。认清融媒时代对外传播人才的新需求与紧迫性，有利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有效构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对外传播的能力，及在国际舆论场域中的地位与作用。
1.认清融媒时代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当今的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领土竞争，而是扩展到了包括国际话语权等在内的国家“软实力”的竞争。长期以来，以英语为载体的西方文化对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竞争诸多掣肘，中国的对外传播力、影响力、媒体实力、引导力都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在国际舆论场域中发挥的作用力度不够，对外传播实力与中国大国形象不相匹配，“西强我弱”格局长期存在。对外传播是通过目标语言实现对源文本材料“翻译-解码-转码-认同-接受-感染-传递”的正向循环过程。对外传播是通过共通的语言和符号，进行让他国认同的传播活动，是想表达自我的传播，是实现相同的理解与认知的传播活动，对外传播人才的水平影响着传播的效果，也具有鲜明的意图性。
因此，在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上，传统的培养只致力于纯语言、纯文学的“经院式”单科型培养，培养研究型、学术型语言人才，这显然无法满足对外传播人才的需求。尤其在融媒时代，渠道、内容、形式都成为影响传播的关键，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实用派”“复合型”的人才需求，教育方式逐步转变，复合型与实用型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成为必然。
2.认清媒体融合格局，明確对外传播人才培养转型方向。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传媒业态逐渐呈现三种形态：一是泛媒体，伴随信息技术裂变式发展，消融了万物边界，实现一切皆媒介化，呈现“万物皆媒，万物皆屏、万屏皆媒”；二是沉浸媒体，5G等新兴技术的实际应用，媒体的表达与价值实现可视化、虚拟化、立体化，呈现“万物互联、万物智联”；三是智媒体，云计算、算法推荐、用户分析、人工智能等日渐普及，呈现“万媒皆智、万智皆控、万控皆能、万能皆识”。这些都对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与表达形式带来了深刻变革，融媒时代，要求对外传播人才必须成为内容的一级生产者，成为对外传播内容的发起者，成为对外传播内容的发出者，因此，对外传播人才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对外传播内容的质量和数量、主导信息流量与流向的优劣，并深刻影响着对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也促进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转型。
3.认清融媒时代对对外传播人才的新需求。一是跨界复合人才的需求：掌握多项能力的高级人才。在当下愈加频繁的中国对外传播事务影响下，高质量对外传播人才并不是单纯地提升外语综合应用能力，而是要将国际文化差异、海外受众接受习惯、认知美学等的理解纳入其中，更要在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下功夫。只有精通外语、掌握多项专业知识的复合型高级对外传播人才，才能在服务国家对外发展的进程中彰显中国话语力量与国家价值。二是专门语言人才的需求：面向不同区域的对外传播人才。虽然中国目前已拥有为数不少的对外传播人才，但是英语语言人才占据过重比例，外语语言门类还没有全面覆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更需要数量庞大、能够实现“零障碍”交流、面向不同区域的语言人才，尤其是诸如波斯语、孟加拉语等“一带一路”语言人才。三是高端翻译人才的需求：一批“大师级”的特战人才。长期以来，翻译是对外传播的重要桥梁，而传统高校翻译人才更为注重在培养理念、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环节开展培养，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基本素养、工作能力和研究能力的职业翻译人员，但这些都是通用型常规培养，是对外传播队伍中的“常规军”。新形势下，要让“常规军”成为“特种兵”，这就要求培养一批能够打硬仗的“大师级”的“特战部队”，通过翻译理论融合实践翻译技巧的手段，服务对外传播。
二、融媒时代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策略
随着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对外传播战略全方位、多领域的实施，文化的对外宣传、企业的对外推广等对外传播工作的顺利展开，急需一批高素质复合型对外传播人才，他们既要同时掌握一门外国语言与其他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相关技能，也要进一步掌握媒体融合的趋势与变化，更要熟练地实现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传播活动。为满足当前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发展对复合型对外传播人才的迫切需求，人才的培养工作需要从观念、内容、模式等维度入手，生成人才培养的路径与策略。
1.培养观念：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对外传播人才培养观念。长期以来，培养与需求的“断层”迫切地要求从人才培养的观念上进行转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对外传播人才与市场接轨的应用能力打造作为培养核心。无论是将理论融合的实践技巧的“大师级”特战人才、还是面向不同区域的专门语言人才或“外语+专业”的高质量人才，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工作都应该从培养观念上进行转变，充分意识到传统方式培养出来的对外传播人才在面对媒体变化下的市场不适应性。“一专一能”的对外传播人才往往不能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不能做好对外传播工作。根据不同专业与社会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专业与课程的设置，加强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从而真正培育出适应市场需求、了解媒体发展态势的实用型对外传播人才。 不仅如此，国际市场不断扩大，对外传播事务不断增加，面对我国对外传播高质量人才极度匮乏的现实情况，高校更应遵从国家对外传播战略实施的需要，积极转变人才培养思路，打破固守传统的“单一外语语言能力培养”的局面，将对外传播人才培养从“语言功底培养”与“专业知识技能打造”进行相互叠加乃至“并行驱动”，重视人才培养结果与社会需求的“接轨”力度。事实上，只有高素质、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对外传播人才，才能在服务国家对外发展的进程中彰显中国话语力量与国家价值。
2.培养内容：构筑“核心素养+特色需求”的对外传播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一方面，对外传播人才培养应以外语培养为基石。在国际传播中，外语既是工具也是桥梁，这就要求国际事务交流中的外语应用能力应从“会讲”提升到“用好”。而要培养具有国际化能力的对外传播人才，就应不断改革与更新现行培养模式中的课程设置、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等。另一方面，在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的进程中，更要以专业能力培养为导向。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人才的专业知识掌握与技能运用提出更深刻要求，这就要求对外传播人才兼具外语能力与相关实务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以此不断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围绕人才核心素养打造必修课程。在对外传播人才培养中，应围绕人才的三大核心素养（外语语言素养、跨文化素养与对外传播素养）建设对应的必修课程群。具体来说，开设外语的听、说、读、写、译课程以提升学习者的外语语言素养；开设英美文化、中西文化比较、跨文化交际等课程以提升学习者的跨文化素养；开设国际传播实务、国际新闻理论、媒介融合概論等课程以提升学习者的对外传播素养。
其次，结合对外传播特色需求开设线上与线下的选修课程。对外传播是一项跨越文化障碍的传播活动，有效的对外传播应建立在对双方文化与流行传播形式的深入了解基础之上。因此，为更好地对接对外传播特色需求，还应该有针对性地建设系列线上与线下的选修课程。可以结合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开设中国文明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文经典等课程；也可以针对当前新媒体时代特征开设数字媒体技术与运用、跨媒体技术等课程；还可以结合对外传播的特点引入国内外知名慕课课程，为学习者提供更直观、准确、系统的知识信息。
3.培养模式：构建“协同育人”对外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对外传播人才属于典型的应用型人才，其必须具备较强的对外传播语言应用能力与业务实操能力。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以教师课堂面授为主，较难实现学习者的应用、实操能力的培养。而国际愈发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催生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外传播需求，高素质复合型的对外传播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对其“语言+专业”的能力塑造，不仅关注其外语与专业知识的掌握，更加重视其应用能力与操作技巧的培养。
当前，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已成为一项综合的国家战略。这就要求对外传播应立足于“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坚持“平等包容”文明观、实现“互惠共赢”经济观、落实“和平和谐”发展观、承诺“兼济天下”责任观、做到“求同存异”方法论，以在全球化机遇下构建完整的对外话语体系。同时，“软实力”体现还要善于运用“巧实力”，因为只有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和国家文化发展的层面去理解和规划对外传播，做好统筹规划，才能集中资源，把教育、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等战略结合起来，进而多渠道、多维度、多层次、多途径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这就要求在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中构建协同育人的培养机制，从而发挥不同阵地的培育优势。第一，以“校校协同”联合培养高层次、复合型的对外传播专业人才；第二，以“校行协同”推进媒体行业的参与性，根据行业发展需求，参与设置、研发或改造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的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实习方案、就业标准等；第三，对外传播人才培养所依托的师资团队和教学力量进行有计划的培训培养与优化完善，并共同建设打造实习基地和实践平台。
4.以融媒体为契机，打造“全媒型”对外传播人才。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技术不断融合，将整个时代政治、经济乃至于文化都打上了“融媒体”的印记，同时也将对外交流借媒体融合的契机推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新型市场中，不同的交流双方以各种媒体终端进行相互了解与深入沟通，而对外传播人才在此过程中扮演的更多的是对外传播内容的制造者角色，其素质本身可以影响对外传播的成效。
站在广度的视角来看，技术变革促使中国对外传播从传统的1.0宣传思路，走进了2.0传播思维，并迈向了3.0传播使命，这就要求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需要更具使命性和目标性。站在深度的视角来看，智能交互化、内容个性化、渠道移动化、形态多元化、时空虚拟化的智媒时代，催化着对外传播内容从传统讲道理转变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这就要求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需要更具内涵性和战略性。站在传播驱动的视角来看，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应积极打造“全媒型”人才，这就要求对外传播人才抓住融媒创新发展的契机，通过“手、脑、眼”并用等方式，对国际传播中的相关内容进行采集、分析等，并结合全媒体报道、分众化传播、用户画像、丰富可视化报道等形式和手段将其加工成国际传播内容，以顺应“全球、全民、全媒”的国际传播变局。站在国际传播教育的视角，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应将外语能力培养融入“国情教育+融合新闻业务+外语+媒体实习”之中，以助力“一带一路”推广、讲好“中国故事”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三、结语
融媒时代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关系着中国汇聚正能量的国际话语体系构建和基于“国家—地方—公民个体”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构筑，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的同时，更要增强“走出去”的“对外传播”“公共外交”“国家品牌行销”等能力，从而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作者单位 四川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郝雯婧，王雪梅.现代戏剧翻译新型转向研究[J].四川戏剧，2018（07）.
[2]许志强，徐瑾钰.基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构建及用户体验优化策略[J].中国出版，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