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37年9月，乔治·巴克使严重漏水的皇家海军惊恐舰得以在爱尔兰西海岸靠岸。他被困在福克斯海峡的海冰中，遭受强风扫荡，熬过了令人伤透脑筋的冬天。惊恐舰的舱壁翘起，甲板开裂，螺栓脱落，船头被火炉烤着——它遭受冰体如此强的挤压，以致松节油竟从船体的木头上滴落。查塔姆的修船工人说，在这样的挤压力下，其他任何船只可能早就碎裂沉船了。
　　柏克的这次历险，是被派去绘制从愤怒海峡和赫克拉海峡到肯特半岛的美洲北海岸的地图的，这在英国根本就不被看好。船上所有人员只是与死亡擦肩而过，这多亏有一艘坚固的船，和一个平易近人、处变不惊的船长。西北航道当时已经不再有诱惑力——帕里已经为捕鲸船探明了从彼得海德和敦提进入“北部水域”的航路，但捕鲸船能走此航道，原因是多数人当时在这些航行中看到了利益（且不说为了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以及国家荣誉）。另外，酿酒者菲利克斯·布斯这样的公共捐助者也在资助探险;哈得孙湾公司也派出探险者——议会打算让其为这次探险和可能获得的任何收益买单。
　　然而，巴罗巧妙而成功地争取到另一次航行机会，这次航行装备完好精良，目标明确，看似不可能失败。于是，1845年5月19日，皇家海军惊恐舰和幽冥舰从伦敦起航，船载一百三十四人，听命于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兰开斯特海峡和巴罗海峡，把帕里的航路和北美海岸连接起来，然后往西驶往白令海峡。从艾西角（库克1778年航行的最远地点）到布西亚半岛的整个海岸当时都已探明。对大多人来说，这次探险航行有敷衍之嫌。
　　除五人在惊恐舰和幽冥舰遇到海冰之前转船，富兰克林一行人于1845年与1946年之交在毕切岛过冬，三人死在那里，死因不明，被就地掩埋。1846年，富兰克林沿惠灵顿海峡向北航行到北纬77°，然后沿着康沃利斯岛的西海岸南下，穿过巴罗海峡进入皮尔海峡。他被困在充满多年浮冰的维多利亚海峡，1846年与1947年之交在那儿度过冬天。富兰克林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他选错了航道。他本该沿威廉王岛东岸的航道，经由詹姆斯？罗斯海峡、瑞伊海峡和辛普森海峡，进入毛德皇后湾，这样，他只会遭遇年度冰。而且，那是唯一行得通的航道。
　　这一悲剧性的错误是由詹姆士·罗斯的错误观察引发的，罗斯1831年曾在布西亚半岛西岸探寻航道。幽冥舰和惊恐舰从未从海冰中脱困，包括富兰克林在内的二十一个人在维多利亚海峡度过第二个冬天时死掉了。罗斯认为，威廉王岛与布西亚半岛是相连的，他把后来被命名为瑞伊海峡的地方在地图上标成了地峡。
　　到1848年，对失踪人员的关切不断上升，最终由于关切度太高，当局派出了搜救船。海军部持续搜救富兰克林——政府、私人机构和国际机构组织了大约四十次搜寻，持续了十年之久——直到1854年3月，当局正式宣告富兰克林和他的随行人员死亡。除了冬天在毕切岛宿营的证据外，没有发现这次探险的其他任何踪迹。1854年春，哈得孙湾公司的雇员约翰·瑞伊博士，在佩利湾附近遇见一群因纽特人。因纽特人告诉他，他们以前见过一群到威廉王岛的人，这些人放弃了船，还说，他们后来发现了这些人的尸体。瑞伊从因纽特人那里购买了这些人的一些遗物，其中包括刻有富兰克林名字的一个小银盘。英国政府奖励瑞伊一万英镑，因为他的这些发现揭示了探险队的命运。但约翰爵士的妻子富兰克林夫人对这个结论并不满意。她想知道，这装备精良的队伍（在她看来）是如何失败的，又为什么会失败。她继续花费自己很大一部分财产，并向公众筹资，资助个人探险队去寻找她丈夫的船只。其中最后一次探险，是由一个小型的、改装过的游艇完成，由弗兰西斯·麦克林托克率领;1859年春，他找到了有关这次灾难的原始记录，而且是被发现的唯一记录：在威廉王岛西海岸的两座锥形石堆纪念碑里的两册笔记，还有一捆因冰冻而损坏而无法阅读的信件。
　　对富兰克林的搜寻激发了英国的想象力，这在巴罗探寻西北航道时从未发生过。以英国和美国为出发点的数十次探险，搜寻了加拿大群岛所有未经探寻而有必要去探寻的地方，尤其是海岸线。这一方式标志着北极探险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前，探险目标仅仅是通过一条航道去往某个地方，此后则是准备在此地区过冬，并将该地自身作为其关注的焦点。春天，小分队带着人拉的雪橇，向各个方向进发，探寻数百英里，所到之处几乎都发现了新的岛屿、海峡、海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努力产生第一批涵盖范围广、精确度高的北极高纬度地区地图。然而，六年后，英国人不再抱幻想。1854年，凭直觉认为海军部对花费昂贵却没结果的探寻越来越不耐烦，愚蠢的统领爱德华·贝尔彻爵士草率地把皇家海军搜寻船坚毅舰、无畏舰 、援助舰和先锋舰丢弃在冰域中，离开北极。此刻，英国人的注意力是西克里米亚， 其腹地有英国人在丧命。
　　富兰克林的灾难终结了英国人，乃至几乎所有人，寻找西北航道的兴趣。约翰·理查德森爵士说，富兰克林的船员“用生命才促成了西北方向航道的打通”。麦克林托克写道，他们“死在执行任务途中”，而对他们来说，那次探险是一项“光荣使命”。这些评论被广为认可。海军部颁发了第一次成功通过这条航道的奖励，得主是罗伯特·麦克卢及调查者舰的船员——尽管对此不无异议。麦克卢一行人1850年穿过了白令海峡，1851年与1952年之交、1852年与1953之交两个冬天被困在班克斯岛，然后徒步穿过冰地来到位于迪利岛的坚毅舰，该岛正好在帕里曾用过的冬季港湾西边。下一个冬天，他们被困在巴瑟斯特岛附近，1854年9月与贝尔彻一起航行回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堅毅舰上的雪橇名曰约翰·巴罗，该舰曾到过停在默西湾的调查者舰，并于1853年春护送这些人回去。）
　　为了不贬损富兰克林已付出的努力，海军部奖给麦克卢一万英镑，只是原来为发现一条西北航道而设的两万英镑奖金的一半。 　　搜寻富兰克林的那些探险队，成功地测绘了帕里群岛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北极岛屿的海岸线。（阿蒙德森和史蒂芬森分别于1905年和1916年完成了对维多利亚岛东北海岸的勘察，这一地区最难到达）。帕特里克王子岛在这些岛屿里面最靠西，为铭记参与搜寻的爱尔兰人而命名。有几个岛屿以为这次搜寻提供资金的团体的名字命名，包括在富兰克林海峡一端的塔斯马尼亚群岛，该名称是为了铭记（富兰克林曾当总督的地方）为富兰克林夫人的探寻队捐助者。班克斯地和威廉王地被探明是岛屿。贝洛特海峡也被发现。所有这些勘察工作几乎都是通过雪橇小分队完成的，而雪橇勘察技术是由麦克林托克完善的，此人1853年在一百零五天内旅行一千三百二十八多里，创了一个纪录。
　　随着对富兰克林命运的兴趣开始衰减，人们的注意力慢慢转到了其他两个目标上：一是去发现有人宣称的无冰北极海洋，二是到达地理北极点。这两个目标主要是由美国人去完成的;实际上，通往这两个地方的主要通道——格陵兰岛和埃尔斯米尔岛之间的海峡，开始被称作美国通道，而且，这个地区本身也开始被一些人极其谬误地认为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尤其是皮里把此地区作为其探险基地的那些年。

二

　　到1850年，北美北部已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哈得孙湾公司继续出口加拿大亚北极地区的毛皮赚钱;一些北极勘察队宣告发现了煤矿;美国捕鲸船凭其“进取精神”在楚科奇海又获得新的成功——投资者认为，也许这个地区有巨大的深入勘察潜力。这也向任何可以帮助“拓展航海图”的人，向任何可以绘制帕里群岛以北地区的地图，或到达北极点的人，抛出了得名望及获声誉的承诺。1853年，由于到处弥散着这样的观点，美国船舶巨头亨利·格林内尔、慈善家乔治·皮博迪以及一些科学社团，决定赞助一个叫埃利萨·肯特·凯恩的美国探险家，此人性格坚定，名气不小。
　　事实上，在他向北航行时，凯恩本来要成为搜寻富兰克林的一员。但因为除了在毕切岛的宿营地，什么东西都没找到，凯恩觉得有必要朝一个不可能的方向上搜索——北上史密斯海峡，并进入凯恩湾。1853年与1854年之交，他在格陵兰岛西北部的伦斯勒港过冬，1854年至1855年，他的船又被困在那里。他的雪橇队沿格陵兰海岸向北推进到北纬80°。1855年春，凯恩一行人整理好日记和地图，吵吵嚷嚷，徒步走出了北极，一直到戈德港，在那里他们遇上了救援队。
　　在巴罗统领下的北极探险具有军事和科考特征，这是无私地为上帝和国家服务的。美国人进入北极却毫无这样的幻想。从凯恩到皮里，美国探险考察的特征既受其率队人个人的影响，又受其赞助人设想目标的影响。
　　凯恩身材小，体弱，痴迷于北极探险。加拿大北极历史学家L·H·尼特比评价说，他是“最后一批聪明、多才多艺的业余探险家之一”。他不寻常的表现，他的勇气和多愁善感，他的浪漫想象力和品德极具美国特点。他去世时年仅三十七岁，但他的葬礼在当时与林肯的葬礼一样隆重。正是他的虚弱才凸显了美国人非常崇拜的品质——干劲、毅力和勇气。由于凯恩的船在海冰中又被困了一年，他用船上的老鼠熬汤，烧掉船上的一些东西取暖，用镜子把阳光反射到船舱里——他的船员患上了坏血病，躺在那里。与偶遇的当地猎人交涉时（因纽特猎人去他的船上偷东西，他们遇到陌生人，往往试探对方，看有无可乘之机），他先是很严厉，然后有点报复心理，最后处理得很得体。他成功地和他们达成协议，要求他们为他的船员提供食物。
　　凯恩跟随英国探险家爱德华·英格尔菲尔德去过史密斯海峡，他重声了英格尔菲尔德早些时候的报告（1852年），该报告认为，凯恩海盆的海冰以北有无冰水域，这一信息激起了外界的极大兴趣。无冰北极海洋的理论在此以前的三百年里已经被提过很多次，但在地理学家约翰·柯特兰·莱特看来，19世纪支持这一理论的人“出于一厢情愿的商业目的，怀有民族主义的扩张野心”。人们有一些合理的理由去推测，遥远北方存在一大片无冰水域。早在1810年，俄罗斯探险家赫顿斯托姆已经描述了冰间湖。斯瓦尔巴群岛以西可以捕鲸的无冰水域，某些年份可延伸至北纬82°。海面结冰的范围，尤其是在格陵兰海，每一年的确有很大不同。但北极存在一片海洋的推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建立在一些零星的信息基础上——洋流形式，特定海域出现从遥远海岸飘来的浮木、海洋气温和陆地气温的级差分布、海洋哺乳动物的迁徙模式。即使按当时的标准来说，那也是不严密的科学推理。
　　19世纪末，随着较为严谨的科学的兴起，探寻无冰北极海洋的企图不再受到重视，但也并没遭到公开毁谤，因为公众不会接受这样的批评。从内战到一战伊始这段时间，美国受众极其渴望了解和阅读有关极地探险的经历的资料。凯恩和查尔斯·弗兰西斯·豪尔，以及稍晚的史蒂芬森和皮里，这些在远离美国产业工厂的异域旅行的人，成了受人追捧的英雄人物。尤其是皮里这一果断品质的化身，一直受到人们尊崇，直到他的贪婪、傲慢的品行体现得太过分，从而引起大众反感。
　　卡尔·魏普雷希特是一名奥地利军官，1873年，他和朱丽叶斯·冯·佩叶一起发现了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1875年9月，他促使一批科学家在奥地利的格拉茨会晤，以便对北極做一个同步的、从而也更有用的考察。魏普雷希特认为，近期前往北极的尝试只是一些噱头而毫无价值;他批评那些热衷到北极发现新岛屿的国际竞争。他想搞清楚：极地气候的特质是什么？它对欧洲的天气有何影响？是否能撇开沙文主义，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以便共同去解答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涉及北极的科学问题？他的同行认为，这些目标有可能实现。魏普雷希特的草案被修改完善，成为第一个国际极地年的计划方案。1882年，十一个国家建立了十二个考察期为一年的北极考察站。
　　最靠北的北极考察站是美国人在埃尔斯米尔岛的康吉堡建立的，由中尉阿道弗斯·格里利负责。根据一个历史学家的说法，格里利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普通指挥官，“一个不稳重的……脾气急躁的严峻军纪官”，并且没有北极经历。秉承美国传统，他选择的是博人眼球的探险而不是乏味的科学观察——派詹姆士·洛克伍德少尉沿格陵兰海岸北上，如果可能的话，超越当时英国人所创造的到达北纬83°20′的记录。1883年5月15日，洛克伍德和大卫·布雷纳德中士以及一个因纽特同伴，抵达北纬83°24′，比曾在同一海岸探险的内尔斯远征队多北进了四海里。“我们兴奋地互相握手，”布雷纳德后来写道，“甚至拥抱了因纽特人，他因莫名其妙而感到非常吃惊。”非常遗憾的是，在返回前，布雷纳德中士在岩石上刻了一些单词，来为知名的麦芽酒做广告。 　　格里利被派到埃尔斯米尔岛上去建造康吉堡考察站，进行气象和地磁观测，勘察埃尔斯米尔岛和格陵兰岛北部。原定于1883年夏把他们接回。那一年救助船没有出现，1884年夏天还没出现。格里利绝望了，他带领考察队沿着海岸南返，来到色宾角，希望能够发现一个地窖，要么是他们的施救者留下的，要么是1875年至1876年曾到过此地的内尔斯探险队留下的。（这两类地窖他们都找到了，可惜的是，前者储藏物不足，找到后者又费尽周折。）那年冬天，他们一行二十五人中有十六人在色宾角附近的皮姆岛上饿死，其中包括年轻可爱的爱德华·伊瑟雷尔。
　　格里利活了下来，但没有救出考察队中的所有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事件之一。1883年和1884年的两次援救活动既不专业，又没竭尽全力。也许最可悲的是，格里利遭到那些不愿支持认真救援行动的政客的频频毁谤。在美国，人们只看重成功，而无视采用的是何种手段，在这种大环境中，没有成功的英勇尝试显然是无足轻重的。没有绕过格陵兰岛的最北端，也没有发现新陆地，只比英国人多北进了四海里，这一结果是不够的。格里利竭尽全力去保护其考察队员的生命，却被贬为一个残忍的、没人性的人。对格里利谴责得最厉害的人之一就是罗伯特·皮里，后来他为自己的肆无忌惮深感自责。
　　截止1900年，北极探险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两个人的故事——弗里乔夫·南森和皮里的探险故事。两个人当中年长的罗伯特·皮里是一个精明的推销员，极其渴望得到赞誉。他的成就是名副其实的——多次勘探格陵兰岛北部，而且于1909年抵达北极点，这些艰难的旅程需要的决心超乎人们想象。然而，他的威吓风格和统领能力掩盖了他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而且他试图通过成就以及设法得到权势人物的青睐并与其交往，来缓解自己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西奥多·罗斯福是他的坚定支持者之一，皮里的气质，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他的理想，都与罗斯福相似。
　　南森是挪威的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他是另一类型的人——几乎和皮里一样有紧迫感，但不爱炫耀，处事低调。与皮里相比，他看待世界的胸怀比较豁达，对人类活动限度的理解比较恰切，在多个领域都做出了持久的贡献。他是第一个穿越格陵兰冰盖的探险家;他推断出并证明了极地漂移理论;他写了两卷关于北极早期探险的学术著作，总题目为《北方迷雾》。1923年，他因在一战后为难民争取权益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尽管皮里具有不求回报的探险爱好者这一光环，南森似乎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兼顾得比较理想。然而，南森没有经受皮里所遭遇的烦扰;皮里陷入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不幸之中，其中最不幸的是，他陷入了一场自我毁灭的争论——他与弗雷德里克·库克博士谁最先到达北极点。

三

　　1884年，南森读到一条信息，一艘名为珍妮特的船只的部分残骸出现在格陵兰岛西南海岸，由此，南森开始思索北冰洋的极地漂移现象。
　　南森和苏格兰船舶设计师科林·阿彻一起，建造了弗雷姆号三桅帆船，该船长一百二十八英尺，船幅较宽，以便能在极地浮冰区安然航行。弗雷姆号船配备了五年的给养，1893年6月24日，南森和11个同伴一起从挪威启航，他预定的航线与珍妮特船的航线相交叉。9月末，弗雷姆号不出所料，被困在德·隆岛北面的浮冰中。南森随浮冰安全地漂流了两年，做了大量的观测。该船被恰到好处地托举在浮冰表面;这种漂流尽管很慢，却如南森所预期的那样，从德·朗群岛附近开始，按顺时针方向西前进。厌倦了这种状态，且渴望奋力尝试一下，1895年3月14日，南森离开了船，和弗雷德里克·约翰森一起，带着二十六条狗，试图到达北极点。他们越过了北纬86°，但春天来了，他们不敢再往前走。结果，他们带回两条狗，勉强到达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他们在那里过冬，非常有幸地偶遇英国探险家弗雷德里克·杰克森，8月，他们一起驶向挪威。
　　1896年8月，弗雷姆号的船长奥托·斯弗德鲁普把船安全地驶出了浮冰区，并驶入格陵兰海。两年后，在另一次探险中，由于埃尔斯米尔岛东海岸的厚重积冰，斯弗德鲁普与弗雷姆船一起被迫进入可以过冬的地方。多疑的皮里突然出现在斯弗德鲁普的营帐里——他想知道斯弗德鲁普的意图。这位挪威人说，他是向西探索，而不是去北极点。皮里拒绝了该挪威人热情地端上来的咖啡，突然向他请辞。这是皮里将为之后悔的另一个怠慢之举。
　　1898年至1902年期间，斯弗德鲁普及其同伴勘察了埃尔斯米尔岛的南部和西部，并在西面发现了阿克塞尔·海伯格岛、阿蒙德·灵内斯岛、埃勒夫·灵内斯岛。自从帕里的首次探险以来，还没有人一次发现这么多新陆地、并将其绘制到地图上。这是次认真、非凡的勘察，但在美国却基本上未被预料到，丹麦人对东格陵兰的勘察也是如此。
　　有一年冬天，在西北地区的耶洛奈夫，气温一连七周都没超过华氏温度零下40°，我有大量的时间阅读。在我脑海中萦绕的，是我和理查德·戴维斯有关景观认知的对话，该对话发生在他位于卡尔加里的北美北极研究所的办公室。我向他解释了我对一些人的日记的迷恋，这些日记描写了在耶洛奈夫以北和以西的苔原上的旅行，其作者包括塞缪尔·赫恩、约翰·富兰克林、沃伯顿· 派克和厄内斯特·汤普森·西顿。赫恩在前往北部海洋的旅行（1770年至1772年）中，像斯拉维印第安人和契帕瓦印第安人旅伴一样，全靠在这片土地上就地取材维持生活。在他的日记里，这片土地既称不上是敌人，也并非毫无生机。富兰克林的日记对这片土地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其日记里，这块土地正如它此后的名字拜伦斯（the Barrens，荒漠）所反映的那样，是一片荒漠。（富兰克林在1819年至1822年期间的探险途中，不时目睹处决、饿死人、谋杀、食人等惨象）。在派克的日记中（1890年），苔原被理解成有待聪慧、坚忍不拔的人去征服，以便于其生存的荒野。对于西顿（1907年）来说，同一片苔原却是如此宽厚，有如此显著的经济潜力，他甚至试图把它的名字由“拜伦斯”改为“北极大草原”。
　　人们不难推测，来自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对同一片土地——包括该地区的植物、动物、矮树、天气、低丘、河流、湖泊，有不同看法。我和戴维斯思索了这些日记里相似的部分和截然不同的部分;此前，戴维斯写了一篇论文，比较了20世纪的旅行者在亚北极地区游历的日记。他说，通过比较这些日记可以看出，前人对这片土地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同一景观的描述。换句话说，确认像派克日记中描述的那一北方景观的存在——“地球表面上存在的最荒芜的地方”——部分地取决于在旅行出发之前，选择阅读哪一个作家的作品。
　　我坐在耶洛奈夫的住所里阅读时，非常注意这一点：要谨慎看待所阅读的任何日记，不要认为一个人对一片土地的动人描述，就能代表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所有体验，甚至能代替对这片土地的体验本身。我还感到一種优越感，因为我已经去过这些探险者曾走过的原野。尽管我并非总是在意人类心灵的结构，我可以感到这些探险者的体验一直在发挥作用。赫恩的日记描述了真实的细节，其中有一些描绘得细致入微。那一周我在耶洛奈夫一直在反思：我们阅读描述遥远地方的作品时，对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印象，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通过去同一地方旅行去证实这一印象;读了三四本涉及同一区域的日记，我们会更清晰地看到，人们对一些事情的认识存在一些空白，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缺漏。还有，人们想了解这片土地的本相，想知道它的本质;但又不可避免地对曾在这里旅行的人感兴趣，因而既想理解这片景观，又想理解到过这片景观的人。
　　19世纪的北极探险文献充满了巧合和戏剧性，包括最后一刻紧急救援，为了给快饿死的人弄到食物肆无忌惮地开枪，写给苦苦思念的挚爱的秘密信件。这些文献中描述了一些梦幻般的寂静时刻，正如帕里日记里所描述的，他听到大地上回荡着人类的声音;也描述了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时的温柔照料和静静忍耐的时刻。好像是维多利亚时期精彩小说的情节，船和人经常在意想不到的环境中重新出现——被困于摄政王湾的海冰中达四年之久后，约翰·罗斯爵士1831年为伊莎贝拉号船所救，自从成为捕鲸人之后，他1818年曾乘这艘船进入史密斯海峡。1837年，乔治·巴克乘特罗尔号船差点儿在福克斯海峡丧命，这近于灾难的事件差点儿结束了英国的极地探险活动，然而，同一艘特罗尔号船，1845年成了富兰克林探险的旗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