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如潮，苏文如海。”这句话说的是北宋两大文豪—欧阳修与苏东坡。
　　师父欧阳修的文章，澎湃如潮；弟子苏东坡的文章，开阔似海。
　　海里泛着清怡的酒气。
　　苏东坡一生嗜酒，但饮之有度。有酒为伴，精神自由而奔放，适度饮用，又维持着理智的存活。故而，不论为文作书，全都磅礴、超越，同时又意境深邃，心底澄明，从不离经叛道。
　　仕途的后半程，苏东坡在贬谪中度过。先贬黄州，再贬惠州，又贬儋州，从今天的行政区划看，就是“湖北—广东—海南”。
　　南宋以前，政治文化中心一直盘踞北方，越往南，便越被目为蛮荒之地，贬到广东、海南，相当于被从文明世界开除出去。
　　而且北方人普遍相信，南方满山瘴疬，遍野毒虫，戴罪之人几乎有去无还。所以最后贬到海南，离死刑只是一步之遥。
　　苏东坡活了下来，而且越活越豁达，物质的匮乏丝毫不能给他带来精神的困顿，“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唯一的问题在于，酒越来越难喝上了。
　　无妨，苏东坡自己就是个酿酒专家。在黄州，酿蜜酒；在惠州，酿桂酒；到儋州，酿“真一酒”。
　　传说中，这些酒都甘美无比，而且饮之能益寿延年，但不可信，这只是中国传说的套路。不可能有多好，只是聊胜于无。
　　苏东坡没有遗憾。
　　如果现代人一定要替他找点遗憾，那大概就是两点，一是没有生活在美酒唾手可得的21世纪小康中国，二是即便不玩穿越，也很可惜没有贬往贵州遵义，那里的美酒，像河一样流淌。
　　如果既生活在当代中国，又置身于遵义酒城，复有何求？习酒·窖藏1988，能酝酿出多少豪迈飘逸的文章？

中产为锚

　　自古饮酒不容易。
　　从客观上寻找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粮食不足，人均收入低；二是交通不便利，流通效率低。两者都让酒难以获取。
　　陶渊明想要饮酒，必须去当官，阮籍为了喝上酒，求做步兵校尉。名士尚如此，百姓更可知。
　　所以研究中国酒文化，首先得立足于中国经济史、社会史，这样才有根基，才有道理。单纯从诗文中去寻找酒的精神，看到的是镜中花水中月。
　　正如苏东坡，后期诗文，越来越多地出现酒这一意象，但越往后，其实他就越难获得酒。倘若误会为贬谪期间日日饮酒放歌，那就谬以千里了。
　　再看中国当代文学，你会发现，作家诗人们已经不那么热衷写酒，也更少在文本中看见酒所激发出来的精神超越性。
　　如果只有文艺这一种单纯视野，可能就會问：是因为中国文人越来越不爱饮酒了吗？
　　当然不是，我的作家朋友们，个个爱酒，甚至嗜酒如命。
　　真正的原因在于，酒已经成为了稀松平常之物。
　　缺什么，写什么，这是文学的规律。文人都喜欢写摸不到的明月，却很少写呼吸着的空气。
　　今天的中国，只要爱喝，一年喝不上几次酒的人，已经很难找到。各种档次的酒琳琅满目，总有一款适合你。
　　这是一个全面小康的社会，2020年年底的中国，已经摆脱了生存贫困。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对美好生活有盼头，有希望。
　　这是一个自有文明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历史图景。中国人相信，人的权利，最根本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今天中国的成就，是努力践行这一基本信念的结果。普遍的福祉增进，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它像杜甫，它不是用后天雕饰来成就的，而是用天然的骨架来支撑的。

　　对生存与发展的持续执着，造就了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中产阶层。
　　目前最为权威的数字，还是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所公布的：2017年，中国已有超过4亿中等收入人群。“以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中国有4亿人，有1.4亿个家庭，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
　　倏忽3年，这一数字肯定有所增长。
　　我们都知道，中产阶层在政治学、社会学视野内，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而在经济学视域内，则是一个社会的消费潜力所在。
　　中产阶层既有对生活相对满意，又保持社会稳定向上势头的心理诉求；中产阶层又是一个消费需求尚未饱和的阶层，他们不但有能力，而且更愿意花钱。因此宁吉喆总结说：“消费对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形成了有力支撑。”
　　他们的消费，不再是基于温饱诉求的消费，而是在消费之树上不断进行品质攀援。
　　这就给酒提出了新的期望。

毫不犹豫1988

　　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变化呢？
　　他们会塑造新的消费文化，其特征在于，一是逐步去除粗陋的消费习惯，二是更加注重消费过程中的心理享受，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消费者剩余。
　　所谓粗陋，不是贬义，意为粗放、简陋，这是人们在温饱线上下挣扎的时候，必然表现出来的消费形态。
　　中国自有文明以来主要呈现为一种匮乏状态，粗陋是对历史的回响。
　　改革开放以前甚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大部分人的生活是粗陋的，这毋庸置疑。
　　今天，中产阶层的壮大有一种示范意义—告别粗陋。中产自身在不断告别粗陋，同时作为社会中下层最为切近的榜样，他们的行为习惯也会形成一种带动作用—如果有条件，就应该追求品质。
　　从符号意义上说，品质生活就是典型的现代生活。
　　品质，首先是消费对象具有高质量，其次是这种高质量吻合我们的心理需求，让我们从中获得额外的享受。那种额外的享受往往是不可名状的，就是觉得这样好，这样才令人满足，这种感受让自己日常通过努力工作获得回报的行为变得更有意义。

　　中产阶层的规模变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十几年前，我们还在讨论中国货廉价而劣质，但今天基本听不到这种声音了，因为中国的国民自身就忍受不了劣质货物。
　　麥肯锡多年前的一份针对中国中产阶层崛起的分析文件指出，中国中产阶层正在迅速成为主体消费力量，“他们的消费行为更精明和成熟，更愿意为产品品质支付溢价，并且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占比越来越大”。
　　这里包含多个关键词：精明、成熟、溢价。
　　精明，是性价比；成熟，是品质底线；溢价，是心理享受。
　　得中产者得天下。
　　不说别的，把中产消费的这些关键词对应到酒类消费上来，我们看看，哪一种酒最符合中产需求？
　　中国人最喜饮白酒。从心理享受的角度来说，酱酒居首；在酱酒中坚守品质底线，就必须从寥寥可数的几个大品牌中选择；追求性价比，就是品质既要顶尖，价格又不要太高。
　　了解中国酱酒的读者，一定会迅速指向它—习酒·窖藏1988。
　　几天前，正好有个中产的朋友来询问，想要买一点酒，自饮和待客，一定要足够好，又要在经济能力承受范围之内，哪一种最合适？
　　毫不犹豫，习酒·窖藏1988。

自我低估

　　习酒·窖藏1988，是酱酒市场上一款自我低估的美酒。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那就是几款顶尖酱酒之间，几乎没有品质差别，只有风味差别。
　　习酒，有习酒的风味。
　　习酒的特点是身姿硬朗，风骨嶙峋，一入口就感觉到它的挺拔和坚强。所以我说它像杜甫，它不是用后天雕饰来成就的，而是用天然的骨架来支撑的。

“君子之品，东方习酒”，君子之品，孔夫子早已概而言之：温良恭俭让。

　　它给予饮用者一种力量感。听上去有点玄，但体会这一点不难，要么了解习酒的历史，要么能辨别习酒的风味。
　　习酒·窖藏1988，用同样品质的基酒，加入年份老酒，去塑造坚守品质底线、具有高性价比、能让人获得心理享受的产品，它自身要支付很多。
　　它要在利益方面退让。
　　利益退让，习酒一直遵守市场化原则。“君子之品，东方习酒”，君子之品，孔夫子早已概而言之：温良恭俭让。
　　光说大道理没用，落实到现实当中才是至理。
　　举一个例子：在中国酱香酒的几个顶级品牌当中，既具有高品质，又愿意俯就普通百姓的消费能力的，是谁？
　　只能想到老习酒。
　　风行数十年，品质从未降低，但它的价格变化甚微，今天在市场上买到老习酒，人们仍然会为它的性价比而惊叹。这是一款久经考验的大品牌老字号，它让消费者不必对品质有任何顾虑，又让大部分人都喝得起。
　　酱香酒本就以生产周期长、工艺复杂、储存时间长、投入的人力物力多而闻名，高品质酱香酒，生产、储藏、灌装、运输以及市场投入成本，是板上钉钉的，习酒出品的一些亲民型酱香酒，其实利润微薄。
　　我也曾发问：“那你们为什么还要供应呢？”
　　得到的回答十分质朴：老百姓喝习惯了。
　　作为一个资深饮者，我被这样的回应所感动。酒的好赖，我能区分，它与价格的对应关系，我也能辨别。习酒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一个词汇—品质伦理，所言不虚。
　　在这样一种情怀和文化的基础上，我们再回到习酒·窖藏1988，就能感知到里面的儒家内涵。
　　这是一款美酒，而且是一款谦逊的美酒，它的一切，都符合中国当下的中产阶层需求。
　　不是调侃古人，这是真心实意：东坡先生酿的那些酒，在今天的市场上都不入法眼，他作为一个爱酒之人，可惜没有遇上一个美酒时代。
　　我们拥有今天，应当毫不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