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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也谈“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的北平地下党》（《党史博览》2013年第4期，以下简称《也谈》）发表后，笔者陆续收到一些反馈信息，其中不乏独到见解，颇受启发。下面，仅就运动爆发前后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作用的阶段性特点这一问题，进一步谈谈个人观点，亦作为对《也谈》一文的修正和补充，以飨广大读者。
多年来，当事人的回忆抑或学者们的研究，但凡论及“一二·九”运动发生之缘由，无不将中共的工作和影响列为要素之一，而其施加主体则非当时活动于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北平临委”）莫属。不过，现在看来，仅仅将着眼点投向运动爆发之前的北平临委难免带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北平临委是在其前身——1935年初成立的北平市工作委員会（简称“北平工委”）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也即二者之间是前因与后果关系，若在探究与评价方面忽略前因显然有失全面、客观和公允。那么，这届北平市委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
有关史料表明，“1935年1月，中共河北省委派许子云到北平恢复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许子云任书记。市委设组织部、宣传部、工委、秘书长、发行部，并创办机关刊物《北平火线》，编印《北平实话报》《东方暨白》等刊物。市委下设北大、法大、清华、东大、民大、一中、五中、山东镜湖中学等七八个支部。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党的组织及团市委、反帝大同盟、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武卫会’）、文总、社联、左联、互济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团体逐步恢复”。另据“当时住过市委机关的吕瑛、赵迪之、黄云等同志回忆，以许子云为书记的北平市委，是在1934年底恢复建立的，1935年5月下旬市委遭到破坏，许子云等数十人被捕。后来黄云还与许子云等人被押解到南京。另据《北平晨报》1935年7月20日登载的消息：‘本局在5月25日开始至30日止，确获一共党市委组织案。在四五日内将本市共党上层组织，文总、左联、社联、反帝、民卫等附属组织，共三十四人（捕获）。’该报公布了20余人名单，其中就有许子云等人的名字和任职。关于这届市委遭破坏的情况，北京市档案的敌档中，也有案可查”。
如上所述，以许子云为书记的北平市委从建立到被破坏只存在了将近5个月时间，表面上看，它在中共的历史长河中似乎只是一瞬间，然而正是这一瞬间为党在北平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众所周知，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和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共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河北省委是全国硕果仅存的省级组织，其属下的北平市委亦屡遭破坏，但在一茬又一茬北平共产党人坚忍不拔的奋斗下，它成为当年少数几个打不烂、摧不垮的大城市党组织之一。
据笔者统计，自1933年4月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调到北平后，便会同北平市公安局加大了对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侦破力度，至1934年底，在一年零八个月时间内，北平市委先后7次遭到破坏甚至瘫痪，有5任市委书记被捕。在建立—破坏—再建立—再破坏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届市委不到4个月，最短的不满1个月。相比而言，许子云这届北平市委坚持时间最长久，组织机构最健全，开展工作最有成效。更重要的是，由于各级组织及成员虽铺得较开但也较为严实，以至敌人不能一网打尽，彻底摧毁，一些党团员也未遭逮捕而得以保存下来。如：团市委书记王学明及其联系的一部分党团员;清华大学何凤元、蒋南翔;武卫会杨子英、周小舟等。1935年六七月间，王学明到天津与省委联系上后随即成立了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随着形势变化，此后北平地下党未再遭敌大的破坏，这就为年底“一二·九”运动的发起和领导从组织上提供了保证，但溯本求源，应该说打下坚实基础的正是年初建立的北平市委。
1935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可谓天灾人祸不断，其中有两件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大事与北平临委的生存与发展直接相关。人祸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吞并华北的步伐，7月，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承诺将河北省的大部分主权拱手让给日本，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天灾方面，7月、8月，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黄河泛滥成灾，造成良田被淹，房屋被毁，大量灾民流离失所，北平街头王府井、前门等处也出现不少灾民。此时，恰逢北平临委刚刚成立不久，“何梅协定”中提出的所谓“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和“河北省一切党部之撤退”的条文，客观上削弱了北平国民党宪警的力量，有利于北平临委着力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及党的外围团体，使得武卫会、文总、左联能在一些大中学校积极开展活动。一些学校还建立了公开的群众团体，如诗社、读书会、世界语学会、新文字研究会等。正如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的郭明秋回忆的那样：“比起‘何梅协定’之前来，北平的统治力量就不那么严密了，比较地松了一点。我们利用了这个空子，开展活动，共产党和进步力量都壮大了。”
黄河大水灾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害，暴露出国民党政府在水利建设上的严重缺失和救灾工作的极不作为，但客观上给北平临委进一步拓展活动空间提供了契机，让坏事向好的方向转化。此时，中共河北省委一方面在党内刊物《火线》上发表《论黄河水灾与党的任务》《为江河大水灾告华北灾民劳苦群众书》等文件，号召灾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实行自救，推翻国民党统治;另一方面认为，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很困难，对国民党不宜从正面攻击，而可以从侧面攻击它，公开的场合，可以采用灰色团体，使国民党不认为它是革命组织。所谓“灰色团体”，当然不是指以往屡遭国民党破坏的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党团组织以及武卫会、文总等党的外围组织，而是指具有合法身份的，经政府有关部门备案或批准的公开性社会团体组织。1935年8月，北平临委抓住时机通过北平武卫会发起组织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黄河水灾赈济会”），并向北平社会局申请备案，取得了可对外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这是在北平临委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公开合法组织，其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以募捐、义演、慰问等赈灾实际行动博得社会各界的好评和民众支持，并筹集到一笔可观的活动经费，而且还通过各校赈济分会团结和联系了一批进步同学。用武卫会负责人之一的周小舟的话说，就是“为以后‘一二·九’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在赈灾救济阶段，河北省委、北平临委两级组织和党团员上下意志比较贯通，以王学明为书记的北平临委班子内部也比较团结。虽然当时党内还在坚定地执行一条偏左的反蒋抗日和打倒国民党的路线，但部分党员干部已从以往沉痛的经验教训中意识到，过去那种“没有合法的群众组织作外围，党员经常到街上游行、演说，一行动就暴露”的“左”的做法行不通了，“当时如果不用这种（水灾救济）组织形式，而用‘左’的面目出现，群众就更不好组织……采取这种组织形式是正确的”。接下来，北平临委又根据群众的要求，不失时机地在黄河水灾赈济会活动的基础上，于11月18日将该会转变成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顺理成章地将赈灾活动转变成政治活动，从而更有利于广泛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北平臨委在成立学联问题上是否存在争议，亲历者的回忆有所不同。“一二·九”运动重要领导人彭涛的回忆未涉及这一问题，但强调成立水灾赈济会的重要性，也谈到学联成立前各校学生之间的一些不同观点和矛盾;周小舟的回忆也未涉及这个问题，同样强调水灾赈济会的重要性;谷景生也未涉及这一问题。彭、周、谷三人均为当年参加北平临委会讨论的直接当事人。郭明秋的回忆与彭涛相似：“彭涛告诉我，水灾赈济会有些代表不赞成转。而我毫无顾忌地建议：‘他们不赞成，我们不可以自己发起吗？’”黄华则回忆：“燕大学生自治会倡议建立北平学生联合会，得到北平党组织的支持。”而姚依林追忆，成立学联的主张先是在临委会上遭到强烈反对，然后“是在北平市临委临时不起作用、分裂的状况下，自己搞起来的”。此说因其本人当时未参加过北平临委会议，消息来源属间接性质。
综上分析，在要不要成立北平学联问题上，一开始党内外确实存在一些争论，而此前早有部分学校率先成立了自己的学生自治会或救国会，接下来进一步由分到合、由弱变强成立集中统一的北平学联已在学生中形成主流共识。这种流程也符合“一二·九”运动之前历次学运的通行做法，大势所趋之下只是个时间问题。换言之，成立学联既有群众强烈要求的自主因素，也有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两者缺一不可，其过程中有争论亦属正常现象。其实，包括王学明本人在内的那一届临委成员的公开身份多为在校学生，他们懂得学运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至于有悖常理地去反对成立学联，使之成为党内矛盾的一个焦点。如此看，《也谈》一文中对北平临委内部就是否成立学联的问题形成两派对立意见的描述需作如上补充。
“核心小组”这一概念，是姚依林生前分别于1979年7月、1982年8月和1984年5月三次有关“一二·九”运动回忆的访谈中提出的。大意为：由于北平临委在开会讨论如何开展学生运动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意见分歧，无法达成统一，以致后来连会都开不起来了，并最终导致了北平临委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以彭涛为首组织了一个没有名义的核心小组，彭是组长，其他成员有黄敬、郭明秋和姚依林。他们四个志同道合的人经常在一起研究问题、运筹帷幄，从而起到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笔者以为，这一说法符合客观事实。
从北平临委分离出来的“核心小组”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名分，但在当时北平临委内部闹分裂且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总得有人出面挑头负起领导学运的责任来，“核心小组”的成立，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历史选择。“核心小组”的成立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和有关不成文规定。从中共地下党历史上看，在严酷的战争年代和白色恐怖时期，置于危急情况下或特殊环境中的二人或二人以上的党员，可根据实际需要未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即成立临时党小组的事例相当通行常见。“核心小组”就是在运动亟须发动，而北平临委处于内部闹意见，不能做出任何重大决定的特殊环境下自发成立的，其性质应属于一种党的最底层组织形式——党小组。另外，又因其活动主要通过北平学联展开，亦可视其为学联党团。
“核心小组”成员是个新老结合、战斗力很强的集体。彭涛是临委宣传部长，黄敬是暂未恢复组织关系的老党员，二人因年长一些，斗争经验也相对老到丰富;姚依林和郭明秋只有十八九岁，姚是入党不久的新党员，郭原为共青团市委组织部部长，亦稍迟于“一二·九”运动前夕入党，两人年轻有朝气，做事冲劲十足，且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这样一个二老带二新的阵容，加上有武卫会的周小舟、文总与左联的谷景生以及清华大学的何凤元和蒋南翔、北师大的王仁忱和曹国智、东大的宋黎等党团员的理解和支持，“核心小组”在北平地下党内并非势单力薄、孤立无援，所谓“彭涛成为在临委会上的极少数派”的说法缺乏根据。毋庸置疑，这个在特殊环境中诞生的党小组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一二·九”运动的发动组织阶段替代了临委发挥出基层党组织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也即领导核心作用。
现有史料表明，“核心小组”成立后，北平临委虽然组织机构形式尚存，但学运工作的实际领导权已逐步掌握在彭涛这一派手中，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一言以蔽之：机会总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而准备则包括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两个方面。组织准备方面，许子云健全组织打基础可圈可点，王学明承继、整合和重组功不可没。随着国内外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思想准备的重要性日显突出，如何引领广大爱国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是摆在北平临委成员和全体党员面前的一道重大课题。谁具备符合时代潮流的指导思想，谁就能出头领导学生运动并最终取得成功。反之，谁的思想因循守旧跟不上时代步伐，谁就是成事不足的落伍者。那么，双方的指导思想又分别是什么呢？这就必须从两派的意见分歧说起。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尚缺王学明、冷楚二人生前留下的回忆文字）看，北平临委内部王、彭两派的矛盾大致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北平临委成员职务安排、工作分工以及彼此间存在个人成见等问题;二是在“一二·九”运动的准备阶段，应运用何种斗争策略和方法，该提出何种口号和要求，从而将广大学生团结并发动起来的问题。前者属次要矛盾，后者属主要矛盾，它所映衬出的正是双方在指导思想上的较大差异。彭涛等人认为，应该搞一次公开的请愿游行活动，向政府要求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而王学明等人则不赞成向国民党请愿提什么要求，而是坚持要在学生中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和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口号。两种意见争论激烈，相持不下，用后来的总结性眼光看，这就是个路线分歧问题。彭涛在1960年11月的一次谈话中说： 北平党组织虽小，但是在中央指示下工作的。当然具体工作的指示是没有的，那时处于秘密状态，不好联系，但那时我们也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三五年以前拒绝合法斗争，党员不联系群众是不对的，虽然还不知道以前就叫“左”倾盲动主义，但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已有了。
结合历史事实便不难解读上述这段话的实质内涵，当时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共中央和在天津处于秘密状态下的河北省委都没有也不可能具体指示北平临委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一切要靠自己拿主意。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尚未在全党形成、部署和落实，党的各级组织还在执行反蒋抗日的路线，然而彭涛等人“思想却已有了”，是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的。如同姚依林在1982年8月的一次访谈中所言：“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斗争，就觉得你那口号不对，你提打倒国民党口号不对，不是说国民党不应该打倒，而是要团结广大人民不能提这个口号，要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尽可能团结大多数人起来行动，团结进步一点的教员、抗日学生，尽可能团结大多数人，当时是这样一个看法。”
彭涛等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还受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精神的重要影响，《宣言》中关于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正好与“核心小组”所提口号不谋而合，这给予他们极大的启发和鼓舞。有关过程和细节在周小舟、姚依林、黄华、蒋南翔等人回忆中都有较详细记录，此不赘述。需强调指出的是，由于身处中国文化教育最发达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大城市之一北平，诸如上述学运领导者文化水平高，外语好，思想解放，眼界开阔，在获取各方信息（如外国书籍报刊、外籍友人）方面更新更快。这些有利条件使得他们在当年第三国际与中央失去联系，中央与河北省委失去联系，北平临委与河北省委“不好联系”的严峻环境下，仍能通过不同渠道了解到第三国际有关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文件和《八一宣言》，而且时间上要早于中央和河北省委。实事求是地讲，在领会、贯彻和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方面，他们与时俱进，是一群思想的先知先觉者和实践的先行者。
“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夕，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调查临委的内部分歧情况，他曾多次找双方人员谈话，调解纷争。多年之后，当事人对此评价却各有不同。彭涛说，李“同意在北平搞运动，并指示要抓紧时机，发动学生，把学生团结起来”。周小舟回忆，“李决定改组临时市委，在解决此事中，李当时未做明确的结论”。而姚依林則认为，“李常青同志对我们的行动采取中间态度，既不热情支持也不反对。所以，‘一二·九’前两天他就来了，他跟北平市临委王学明、彭涛，找我和黄敬都谈过，他也不表示明确态度”。如何看待上述说法不一的现象，笔者在《也谈》一文中指出，这主要是由谈话对象因人而异造成的。比如对彭涛这样的重要角色，李常青就明确表态同意他们搞运动，由于李本人具有省委特派员的特殊身份，他的意见实际上也代表了省委的意见。可见，在运动已如弦上之箭的紧要关头，李常青并非仅采取中立，态度暧昧。
当然，这里还需指出的是，造成北平临委分裂的原因比较错综复杂，不仅有口号、路线之争方面的主要因素，也还存在着前已提及的职务安排、个人成见诸方面的问题。这些不大不小的矛盾显然双方都有过错，不能完全归咎于哪一方。李常青表面上的不偏不倚态度正是他在大事当前采取的一种明智之举，即搁置争议，不做结论，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搞运动。
另外，在口号之争的孰是孰非问题上，不要说李常青当时不好表态支持或否定哪一方，就连河北省委在运动开展起来后很长时间也未就此下结论，而只是采取组织手段将争论双方的主要角色彭涛和周小舟、王学明和冷楚调离北平重新分配工作。其原因在于中共中央当时尚未接受第三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确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瓦窑堡会议也未召开，河北省委仍在执行反蒋抗日、武装暴动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既往路线和政策。3个多月前（8月15日）发表在《火线》上的《中共河北省委为江河大水告华北灾民及劳苦大众书》这篇檄文结尾处的七条口号，第一条就是“打倒制造水旱灾荒的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可见，王学明等人只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李特派员即使在充分了解情况后同意了彭涛等人所提口号，也不可能马上就轻率地表态批评王学明等人所提出的口号，这是由当时客观情势和事物发展过程的逻辑所决定的，应予理解。
应该说李常青为弥合北平临委的分歧尽到了责任，起到了增进团结和稳定组织的积极作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震动中外的大示威游行后，为了加强北平地下党的领导，河北省委急调正在宣化教书的林枫赴北平担任市委书记，李则于12月下旬回天津向河北省委汇报工作。此时，抗日救亡运动嘹亮的号角已在华北大地吹响，并形成向全国扩散之势，而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即意味着地下党在白区的被动守势将得以扭转，且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从1935年初到年底不算长的一年时间里，北平地下党组织在准备、发动和领导“一二·九”运动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经受住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和实际斗争的磨炼，最艰难困苦的时刻已经过去，迎来的是巩固与发展的崭新阶段。
封底图片说明：1952年，朱德、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左起）在北京明十三陵
健全组织打基础的北平市委
多年来，当事人的回忆抑或学者们的研究，但凡论及“一二·九”运动发生之缘由，无不将中共的工作和影响列为要素之一，而其施加主体则非当时活动于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北平临委”）莫属。不过，现在看来，仅仅将着眼点投向运动爆发之前的北平临委难免带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北平临委是在其前身——1935年初成立的北平市工作委員会（简称“北平工委”）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也即二者之间是前因与后果关系，若在探究与评价方面忽略前因显然有失全面、客观和公允。那么，这届北平市委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
有关史料表明，“1935年1月，中共河北省委派许子云到北平恢复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许子云任书记。市委设组织部、宣传部、工委、秘书长、发行部，并创办机关刊物《北平火线》，编印《北平实话报》《东方暨白》等刊物。市委下设北大、法大、清华、东大、民大、一中、五中、山东镜湖中学等七八个支部。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党的组织及团市委、反帝大同盟、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武卫会’）、文总、社联、左联、互济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团体逐步恢复”。另据“当时住过市委机关的吕瑛、赵迪之、黄云等同志回忆，以许子云为书记的北平市委，是在1934年底恢复建立的，1935年5月下旬市委遭到破坏，许子云等数十人被捕。后来黄云还与许子云等人被押解到南京。另据《北平晨报》1935年7月20日登载的消息：‘本局在5月25日开始至30日止，确获一共党市委组织案。在四五日内将本市共党上层组织，文总、左联、社联、反帝、民卫等附属组织，共三十四人（捕获）。’该报公布了20余人名单，其中就有许子云等人的名字和任职。关于这届市委遭破坏的情况，北京市档案的敌档中，也有案可查”。
如上所述，以许子云为书记的北平市委从建立到被破坏只存在了将近5个月时间，表面上看，它在中共的历史长河中似乎只是一瞬间，然而正是这一瞬间为党在北平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众所周知，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和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共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河北省委是全国硕果仅存的省级组织，其属下的北平市委亦屡遭破坏，但在一茬又一茬北平共产党人坚忍不拔的奋斗下，它成为当年少数几个打不烂、摧不垮的大城市党组织之一。
据笔者统计，自1933年4月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调到北平后，便会同北平市公安局加大了对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侦破力度，至1934年底，在一年零八个月时间内，北平市委先后7次遭到破坏甚至瘫痪，有5任市委书记被捕。在建立—破坏—再建立—再破坏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届市委不到4个月，最短的不满1个月。相比而言，许子云这届北平市委坚持时间最长久，组织机构最健全，开展工作最有成效。更重要的是，由于各级组织及成员虽铺得较开但也较为严实，以至敌人不能一网打尽，彻底摧毁，一些党团员也未遭逮捕而得以保存下来。如：团市委书记王学明及其联系的一部分党团员;清华大学何凤元、蒋南翔;武卫会杨子英、周小舟等。1935年六七月间，王学明到天津与省委联系上后随即成立了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随着形势变化，此后北平地下党未再遭敌大的破坏，这就为年底“一二·九”运动的发起和领导从组织上提供了保证，但溯本求源，应该说打下坚实基础的正是年初建立的北平市委。
善于把握时机发动群众的北平临委
1935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可谓天灾人祸不断，其中有两件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大事与北平临委的生存与发展直接相关。人祸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吞并华北的步伐，7月，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承诺将河北省的大部分主权拱手让给日本，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天灾方面，7月、8月，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黄河泛滥成灾，造成良田被淹，房屋被毁，大量灾民流离失所，北平街头王府井、前门等处也出现不少灾民。此时，恰逢北平临委刚刚成立不久，“何梅协定”中提出的所谓“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和“河北省一切党部之撤退”的条文，客观上削弱了北平国民党宪警的力量，有利于北平临委着力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及党的外围团体，使得武卫会、文总、左联能在一些大中学校积极开展活动。一些学校还建立了公开的群众团体，如诗社、读书会、世界语学会、新文字研究会等。正如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的郭明秋回忆的那样：“比起‘何梅协定’之前来，北平的统治力量就不那么严密了，比较地松了一点。我们利用了这个空子，开展活动，共产党和进步力量都壮大了。”
黄河大水灾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害，暴露出国民党政府在水利建设上的严重缺失和救灾工作的极不作为，但客观上给北平临委进一步拓展活动空间提供了契机，让坏事向好的方向转化。此时，中共河北省委一方面在党内刊物《火线》上发表《论黄河水灾与党的任务》《为江河大水灾告华北灾民劳苦群众书》等文件，号召灾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实行自救，推翻国民党统治;另一方面认为，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很困难，对国民党不宜从正面攻击，而可以从侧面攻击它，公开的场合，可以采用灰色团体，使国民党不认为它是革命组织。所谓“灰色团体”，当然不是指以往屡遭国民党破坏的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党团组织以及武卫会、文总等党的外围组织，而是指具有合法身份的，经政府有关部门备案或批准的公开性社会团体组织。1935年8月，北平临委抓住时机通过北平武卫会发起组织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黄河水灾赈济会”），并向北平社会局申请备案，取得了可对外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这是在北平临委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公开合法组织，其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以募捐、义演、慰问等赈灾实际行动博得社会各界的好评和民众支持，并筹集到一笔可观的活动经费，而且还通过各校赈济分会团结和联系了一批进步同学。用武卫会负责人之一的周小舟的话说，就是“为以后‘一二·九’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在赈灾救济阶段，河北省委、北平临委两级组织和党团员上下意志比较贯通，以王学明为书记的北平临委班子内部也比较团结。虽然当时党内还在坚定地执行一条偏左的反蒋抗日和打倒国民党的路线，但部分党员干部已从以往沉痛的经验教训中意识到，过去那种“没有合法的群众组织作外围，党员经常到街上游行、演说，一行动就暴露”的“左”的做法行不通了，“当时如果不用这种（水灾救济）组织形式，而用‘左’的面目出现，群众就更不好组织……采取这种组织形式是正确的”。接下来，北平临委又根据群众的要求，不失时机地在黄河水灾赈济会活动的基础上，于11月18日将该会转变成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顺理成章地将赈灾活动转变成政治活动，从而更有利于广泛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北平臨委在成立学联问题上是否存在争议，亲历者的回忆有所不同。“一二·九”运动重要领导人彭涛的回忆未涉及这一问题，但强调成立水灾赈济会的重要性，也谈到学联成立前各校学生之间的一些不同观点和矛盾;周小舟的回忆也未涉及这个问题，同样强调水灾赈济会的重要性;谷景生也未涉及这一问题。彭、周、谷三人均为当年参加北平临委会讨论的直接当事人。郭明秋的回忆与彭涛相似：“彭涛告诉我，水灾赈济会有些代表不赞成转。而我毫无顾忌地建议：‘他们不赞成，我们不可以自己发起吗？’”黄华则回忆：“燕大学生自治会倡议建立北平学生联合会，得到北平党组织的支持。”而姚依林追忆，成立学联的主张先是在临委会上遭到强烈反对，然后“是在北平市临委临时不起作用、分裂的状况下，自己搞起来的”。此说因其本人当时未参加过北平临委会议，消息来源属间接性质。
综上分析，在要不要成立北平学联问题上，一开始党内外确实存在一些争论，而此前早有部分学校率先成立了自己的学生自治会或救国会，接下来进一步由分到合、由弱变强成立集中统一的北平学联已在学生中形成主流共识。这种流程也符合“一二·九”运动之前历次学运的通行做法，大势所趋之下只是个时间问题。换言之，成立学联既有群众强烈要求的自主因素，也有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两者缺一不可，其过程中有争论亦属正常现象。其实，包括王学明本人在内的那一届临委成员的公开身份多为在校学生，他们懂得学运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至于有悖常理地去反对成立学联，使之成为党内矛盾的一个焦点。如此看，《也谈》一文中对北平临委内部就是否成立学联的问题形成两派对立意见的描述需作如上补充。
思想和行动上与时俱进的“核心小组”
“核心小组”这一概念，是姚依林生前分别于1979年7月、1982年8月和1984年5月三次有关“一二·九”运动回忆的访谈中提出的。大意为：由于北平临委在开会讨论如何开展学生运动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意见分歧，无法达成统一，以致后来连会都开不起来了，并最终导致了北平临委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以彭涛为首组织了一个没有名义的核心小组，彭是组长，其他成员有黄敬、郭明秋和姚依林。他们四个志同道合的人经常在一起研究问题、运筹帷幄，从而起到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笔者以为，这一说法符合客观事实。
从北平临委分离出来的“核心小组”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名分，但在当时北平临委内部闹分裂且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总得有人出面挑头负起领导学运的责任来，“核心小组”的成立，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历史选择。“核心小组”的成立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和有关不成文规定。从中共地下党历史上看，在严酷的战争年代和白色恐怖时期，置于危急情况下或特殊环境中的二人或二人以上的党员，可根据实际需要未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即成立临时党小组的事例相当通行常见。“核心小组”就是在运动亟须发动，而北平临委处于内部闹意见，不能做出任何重大决定的特殊环境下自发成立的，其性质应属于一种党的最底层组织形式——党小组。另外，又因其活动主要通过北平学联展开，亦可视其为学联党团。
“核心小组”成员是个新老结合、战斗力很强的集体。彭涛是临委宣传部长，黄敬是暂未恢复组织关系的老党员，二人因年长一些，斗争经验也相对老到丰富;姚依林和郭明秋只有十八九岁，姚是入党不久的新党员，郭原为共青团市委组织部部长，亦稍迟于“一二·九”运动前夕入党，两人年轻有朝气，做事冲劲十足，且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这样一个二老带二新的阵容，加上有武卫会的周小舟、文总与左联的谷景生以及清华大学的何凤元和蒋南翔、北师大的王仁忱和曹国智、东大的宋黎等党团员的理解和支持，“核心小组”在北平地下党内并非势单力薄、孤立无援，所谓“彭涛成为在临委会上的极少数派”的说法缺乏根据。毋庸置疑，这个在特殊环境中诞生的党小组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一二·九”运动的发动组织阶段替代了临委发挥出基层党组织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也即领导核心作用。
现有史料表明，“核心小组”成立后，北平临委虽然组织机构形式尚存，但学运工作的实际领导权已逐步掌握在彭涛这一派手中，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一言以蔽之：机会总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而准备则包括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两个方面。组织准备方面，许子云健全组织打基础可圈可点，王学明承继、整合和重组功不可没。随着国内外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思想准备的重要性日显突出，如何引领广大爱国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是摆在北平临委成员和全体党员面前的一道重大课题。谁具备符合时代潮流的指导思想，谁就能出头领导学生运动并最终取得成功。反之，谁的思想因循守旧跟不上时代步伐，谁就是成事不足的落伍者。那么，双方的指导思想又分别是什么呢？这就必须从两派的意见分歧说起。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尚缺王学明、冷楚二人生前留下的回忆文字）看，北平临委内部王、彭两派的矛盾大致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北平临委成员职务安排、工作分工以及彼此间存在个人成见等问题;二是在“一二·九”运动的准备阶段，应运用何种斗争策略和方法，该提出何种口号和要求，从而将广大学生团结并发动起来的问题。前者属次要矛盾，后者属主要矛盾，它所映衬出的正是双方在指导思想上的较大差异。彭涛等人认为，应该搞一次公开的请愿游行活动，向政府要求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而王学明等人则不赞成向国民党请愿提什么要求，而是坚持要在学生中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和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口号。两种意见争论激烈，相持不下，用后来的总结性眼光看，这就是个路线分歧问题。彭涛在1960年11月的一次谈话中说： 北平党组织虽小，但是在中央指示下工作的。当然具体工作的指示是没有的，那时处于秘密状态，不好联系，但那时我们也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三五年以前拒绝合法斗争，党员不联系群众是不对的，虽然还不知道以前就叫“左”倾盲动主义，但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已有了。
结合历史事实便不难解读上述这段话的实质内涵，当时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共中央和在天津处于秘密状态下的河北省委都没有也不可能具体指示北平临委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一切要靠自己拿主意。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尚未在全党形成、部署和落实，党的各级组织还在执行反蒋抗日的路线，然而彭涛等人“思想却已有了”，是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的。如同姚依林在1982年8月的一次访谈中所言：“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斗争，就觉得你那口号不对，你提打倒国民党口号不对，不是说国民党不应该打倒，而是要团结广大人民不能提这个口号，要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尽可能团结大多数人起来行动，团结进步一点的教员、抗日学生，尽可能团结大多数人，当时是这样一个看法。”
彭涛等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还受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精神的重要影响，《宣言》中关于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正好与“核心小组”所提口号不谋而合，这给予他们极大的启发和鼓舞。有关过程和细节在周小舟、姚依林、黄华、蒋南翔等人回忆中都有较详细记录，此不赘述。需强调指出的是，由于身处中国文化教育最发达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大城市之一北平，诸如上述学运领导者文化水平高，外语好，思想解放，眼界开阔，在获取各方信息（如外国书籍报刊、外籍友人）方面更新更快。这些有利条件使得他们在当年第三国际与中央失去联系，中央与河北省委失去联系，北平临委与河北省委“不好联系”的严峻环境下，仍能通过不同渠道了解到第三国际有关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文件和《八一宣言》，而且时间上要早于中央和河北省委。实事求是地讲，在领会、贯彻和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方面，他们与时俱进，是一群思想的先知先觉者和实践的先行者。
弥合分歧重建北平市委
“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夕，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调查临委的内部分歧情况，他曾多次找双方人员谈话，调解纷争。多年之后，当事人对此评价却各有不同。彭涛说，李“同意在北平搞运动，并指示要抓紧时机，发动学生，把学生团结起来”。周小舟回忆，“李决定改组临时市委，在解决此事中，李当时未做明确的结论”。而姚依林則认为，“李常青同志对我们的行动采取中间态度，既不热情支持也不反对。所以，‘一二·九’前两天他就来了，他跟北平市临委王学明、彭涛，找我和黄敬都谈过，他也不表示明确态度”。如何看待上述说法不一的现象，笔者在《也谈》一文中指出，这主要是由谈话对象因人而异造成的。比如对彭涛这样的重要角色，李常青就明确表态同意他们搞运动，由于李本人具有省委特派员的特殊身份，他的意见实际上也代表了省委的意见。可见，在运动已如弦上之箭的紧要关头，李常青并非仅采取中立，态度暧昧。
当然，这里还需指出的是，造成北平临委分裂的原因比较错综复杂，不仅有口号、路线之争方面的主要因素，也还存在着前已提及的职务安排、个人成见诸方面的问题。这些不大不小的矛盾显然双方都有过错，不能完全归咎于哪一方。李常青表面上的不偏不倚态度正是他在大事当前采取的一种明智之举，即搁置争议，不做结论，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搞运动。
另外，在口号之争的孰是孰非问题上，不要说李常青当时不好表态支持或否定哪一方，就连河北省委在运动开展起来后很长时间也未就此下结论，而只是采取组织手段将争论双方的主要角色彭涛和周小舟、王学明和冷楚调离北平重新分配工作。其原因在于中共中央当时尚未接受第三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确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瓦窑堡会议也未召开，河北省委仍在执行反蒋抗日、武装暴动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既往路线和政策。3个多月前（8月15日）发表在《火线》上的《中共河北省委为江河大水告华北灾民及劳苦大众书》这篇檄文结尾处的七条口号，第一条就是“打倒制造水旱灾荒的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可见，王学明等人只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李特派员即使在充分了解情况后同意了彭涛等人所提口号，也不可能马上就轻率地表态批评王学明等人所提出的口号，这是由当时客观情势和事物发展过程的逻辑所决定的，应予理解。
应该说李常青为弥合北平临委的分歧尽到了责任，起到了增进团结和稳定组织的积极作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震动中外的大示威游行后，为了加强北平地下党的领导，河北省委急调正在宣化教书的林枫赴北平担任市委书记，李则于12月下旬回天津向河北省委汇报工作。此时，抗日救亡运动嘹亮的号角已在华北大地吹响，并形成向全国扩散之势，而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即意味着地下党在白区的被动守势将得以扭转，且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从1935年初到年底不算长的一年时间里，北平地下党组织在准备、发动和领导“一二·九”运动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经受住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和实际斗争的磨炼，最艰难困苦的时刻已经过去，迎来的是巩固与发展的崭新阶段。
封底图片说明：1952年，朱德、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左起）在北京明十三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