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冷战期间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所著《苏联行为的根源》成为美国决策者研究对苏政策的重要参考。二战后美苏没有携手共建世界最终走向冷战。今天，中美关系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如何看待“中国行为的根源”是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变量。基辛格是分析这个变量的代表人物。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认为，没有可兼容的价值观的赤裸裸的权力的均势是脆弱的。延续这样的逻辑，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探讨了中美两国价值观兼容的可能性。美国决策者应当注重中国行为的这一根源，避免《克劳备忘录》中的错误，与中国共建世界。
　　关键词：中美关系；可兼容价值观；价值观基因；中国传统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016-04
　　冷战期间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所著《苏联行为的根源》成为美国决策者制定对苏政策的重要参考。作为苏俄研究专家的凯南分析认为，苏联政权的政治特性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苏联的历史与地缘使得苏联“总是缺乏安全感，没有与对手共处的传统。苏联未曾受过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调和和折中传统的陶冶，所以他们特有的疯狂信念太强烈，猜疑心也特别，所以很难面对与他人长期分享权力的局面”[1]85-88。所以，苏联从民族心理上，对相互敌对的势力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抱怀疑态度。他们信任自己的教条“正确”，坚持认为必须降服或摧毁所有的竞争实力。苏联缺乏温和的与人合作的价值观基因，用凯南的话说，“在谋求保住自己的统治时，在使用什么方式方法的问题上，他们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不论是上帝还是人的限制”[1]88。意识形态教育了他们：“外部世界是敌视他们的，最终推翻他们国境以外的政治势力乃是他们的职责。苏俄历史和传统这双强有力的手使他们保持着这种思想感情”[1]89。这种思想感情的“牢固程度远远超过一般意识形态的束缚”，“已牢牢固定在苏联人的思想结构中”。
　　苏联的历史性格和价值观基因是否像乔治·凯南分析的那样，仍有待探讨。但乔治·凯南这篇《苏联行为探源》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美国决策者的对苏政策。美国决策者通过分析认为，由于其历史形成的价值观，苏联是无法合作的。这样的判断构成了美苏以冷战为特征的关系。今天，中美关系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如何看待“中国行为的根源”无疑是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变量。
　　亨利·阿尔佛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是美国前国务卿和国际关系学者。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基辛格的著作中有许多对中国行为根源的分析和判断。以基辛格在中国国内发行量最大的两本著作《大外交》与《论中国》为分析对象，归纳以基辛格为代表的一部分美国战略研究者对中国行为的历史思想根源的看法是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
　　一、《大外交》关于共同价值观的观点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认为：梅特涅恢复欧洲秩序主要靠的是价值观外交辅之以温和中庸的手段。没有可兼容的价值观的赤裸裸的权力的均势是脆弱的。
　　拿破仑的铁蹄搅动了欧洲，当他在滑铁卢被彻底击败之后，重建欧洲秩序变得非常急迫。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经历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持久和平。一般认为，这种秩序主要源于均势（各国权力的均衡）。但在《大外交》中，基辛格认为，这种国际秩序维持的力量恰恰不在于权力，而在于共同的价值观[2]70。换而言之，维也纳体系下的秩序，并不仅仅是因为“均势”降低了各国发动战争的能力，而是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和道义诉求降低了各国发动战争的意愿。基辛格进一步指出，如果仅仅是靠力量的均势，无法实现国际秩序，因为“国际秩序若被视为不公正，迟早会受到挑战”[2]70。基辛格随即列举了凡尔赛和约后的均势因缺乏共同价值观而迅速瓦解的根源：“胜利者在处置战败的敌人以及设计和平方案时，心态必须由获胜所必需的奋战到底的精神，调整到为达成持久和平所需要的妥协求全。惩罚性的谋和对国际秩序无益，因为它会使战争期间实力已大肆消耗的战胜国，还需要负责压制战败国对和约不满，决心抑制到底的反弹。凡有不服的国家几乎必定可以找到不满的战败国为盟友。”[2]72基辛格认为维也纳会议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一样，都构建了一个各方可接受的价值观基础，避免了凡尔赛和约的错误。梅特涅的功绩之一，就是以高明的外交手法构建更高远的共同价值观，让各大国在此框架下求同存异。基辛格引用了塔列朗的表述“唯有若干大国秉持中庸及公正之精神，此一平衡始得以持续”[2]73。
　　基辛格认为，梅特涅构建这一可兼容的共同价值观的关键词是“正统原则”，承载这一共同价值观的容器是“神圣同盟”。神圣同盟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出，梅特涅将亚历山大一世的设想由草案转变为现实的神圣同盟，用宗教巨大的精神感召力激发缔约国维持欧洲秩序的共同使命感。欧洲各国在某些层面相互竞争，唯有找到一个共同价值观才能让各方将局部的竞争置于对影响体系稳定的事务上的协调一致之下。
　　基辛格认为，梅特涅运用“正统原则”作为共同价值观，并非因为梅特涅本人反动保守，而是宗教正统原则是当时唯一可供选择的黏合剂，是唯一可以为各国君主找到的道德上的“最小公约数”。而实际上（如前一段所述），梅特涅是有启蒙主义情怀的，他本人并不天性守旧。当时的情况是，欧陆各国的统治者均以君权神授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石。但在梅特涅为各位皇帝找到这个共同价值基石以前，各个君主不但没有因为各自的神授君权而合作，与之相反，却往往由于各自对神授予的权力的自豪感而征战不断。共和政体的拿破仑法国对欧洲秩序的毁坏为各国君主建立共同价值观提供了催化剂。
　　梅特涅时代的奥地利在实力上非常式微，邻国普鲁士、俄国还有法国都对奥地利虎视眈眈。梅特涅无法依靠奥地利的物质实力达成均势，因为从根本上说，奥地利的实力与邻国根本就不均衡。梅特涅唯一可以运用的是道德共识这一“软工具”。梅特涅说服邻国的君主，让他们相信，革命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危险，远远大于地缘政治上他们乘机攫取奥地利部分领土的收益。例如，亚历山大一世始终无法忘怀自己的伟大使命，期望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并彰显其功德。梅特涅看透了亚历山大一世注重形式的性格特点[2]78，他尊重亚历山大的这种情愫，满足他的心理，在外交实践上成功地把沙皇的这种宗教狂热由对奥地利的威胁变成了对奥地利的保障。梅特涅将自己深怀戒心的俄罗斯，变成了基于保守利益而结合的朋友。基辛格这样描述：梅特涅以为对俄国的问题不在于如何防范其侵略野心，因奥国对此力不从心，而是如何缓和此种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