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1年5月，抗日战争进入到最困难的阶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的《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报头并撰写了发刊词。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本报之使命如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也是《解放日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办报的宗旨。
1942年年初，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决定对《解放日报》实行改版，由不完全的党报改为完全的党报。
为了办好《解放日报》，毛泽东提议，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毛泽东曾说过“博古善于鼓动”。确实，博古熟读马列论著，文思敏捷，能著能译，又办过报纸。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点将了他。
博古上任以后，从主观上讲，他也很想把这张党报办出大报的样子来。但是，由于他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时，曾在中央负总责，多年形成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没有彻底丢掉，不时在工作中表现出来，一段时间内，使《解放日报》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如在编辑部讨论研究如何把报纸办好的会议上，他定的调子是：报纸的每一期必须要有社论、新闻、通讯报道。他说，缺一便不成为报纸，过去《大公报》和苏联的《真理报》都是如此。他还主张《解放日报》要像《真理报》那样，每天都要有一篇社论。
在报纸栏目的安排上，用3/4的版面刊登国际国内新闻，而把党的一些重要文件、方针和政策刊登在不太重要的位置上。版面的安排是：第1、2版是国际新闻，第3版是国统区新闻，第4版是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和副刊。
这种安排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解放区军民斗争生活的实际，体现出教条主义倾向。读者看后纷纷反映并提出批评，《解放日报》“最大的毛病是立论空泛”，有不少文章是“重复毛泽东同志的报告”的内容。有位叫罗李王的读者曾来信批评说：“今后社论，务必使其每篇都值得读者去深思精读，不要拼大题目，做空文章……比如像《宣布党八股的死刑》那样的文章，使听过毛主席报告的人不想再去看，未听过的人又看不懂。这一类的社论，今后最好不写不登。”
此外，有些国际新闻的语言文白夹杂，咬文嚼字，晦涩难懂，不适合大众的口味。报纸还不时刊登一些散布小资产阶级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的东西，暴露出了我们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弱点。
全党整风初期，为了动员全党进行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工作，毛泽东提出要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而这次整风又首先是从宣传工作开始。
1942年3月31日，《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室举行，朱德、徐特立、谢觉哉、李鼎铭等7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毛泽东针对近来报纸出现的一些倾向指出：我们不是站在喜马拉雅山办报，既不属于这个阶级又不属于那个阶级的。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过程中，常常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但要达到此目的，只有集体行动、整齐步调，否则不能成功。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的报头
毛澤东在肯定了大家的发言后继续说：“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以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了。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地利用报纸。”
同时，毛泽东也对报纸刊登的一些不健康内容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了，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只是一种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就是将来也是很难办到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
最后，毛泽东诚恳地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1941年8月，即报纸创办3个多月后，毛泽东在看了《鲁忠才长征记》一文后，特加了按语并推荐报纸发表。他以高克林写的鲁忠才等人由富县到三边长途运盐的调查报告为例，来纠正报纸及党的工作中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毛泽东给这个调查报告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值得学习和推广。他说：“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他又说，高克林的报告“值得大家学习”，“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也不是那些党八股”。
全党整风开始以后，毛泽东于1942年3月8日亲笔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并在报上发表。
根据毛泽东的办报思想，博古认真地总结了办报10个月的经验教训。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去，我们总是习惯把最大的篇幅留给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少系统的记载”，“对于边区中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我们至多记载了一些片断，而没有能够全面地反映，更说不上推动和提高了”。
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发表了由博古起草的《致读者》的社论。宣布从当天起，对报纸的版面进行彻底改革，其目的要使《解放日报》能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改进。以此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随着《解放日报》的改版，编辑、记者的思想作风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成为报社的响亮口号。
《解放日报》在1941年发表的有关整风文章、社论、代论、重要参考资料等仅10篇，但到了1942年和1943年，发表的文章包括消息、通讯、杂文等共计250多篇，真正成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有力工具。
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博古撰写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文章总结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博就能与党的脉博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这标志着《解放日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和支持下，已经逐渐成熟起来了。
1942年年初，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决定对《解放日报》实行改版，由不完全的党报改为完全的党报。
整风应该从宣传工作开始
为了办好《解放日报》，毛泽东提议，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毛泽东曾说过“博古善于鼓动”。确实，博古熟读马列论著，文思敏捷，能著能译，又办过报纸。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点将了他。
博古上任以后，从主观上讲，他也很想把这张党报办出大报的样子来。但是，由于他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时，曾在中央负总责，多年形成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没有彻底丢掉，不时在工作中表现出来，一段时间内，使《解放日报》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如在编辑部讨论研究如何把报纸办好的会议上，他定的调子是：报纸的每一期必须要有社论、新闻、通讯报道。他说，缺一便不成为报纸，过去《大公报》和苏联的《真理报》都是如此。他还主张《解放日报》要像《真理报》那样，每天都要有一篇社论。
在报纸栏目的安排上，用3/4的版面刊登国际国内新闻，而把党的一些重要文件、方针和政策刊登在不太重要的位置上。版面的安排是：第1、2版是国际新闻，第3版是国统区新闻，第4版是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和副刊。
这种安排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解放区军民斗争生活的实际，体现出教条主义倾向。读者看后纷纷反映并提出批评，《解放日报》“最大的毛病是立论空泛”，有不少文章是“重复毛泽东同志的报告”的内容。有位叫罗李王的读者曾来信批评说：“今后社论，务必使其每篇都值得读者去深思精读，不要拼大题目，做空文章……比如像《宣布党八股的死刑》那样的文章，使听过毛主席报告的人不想再去看，未听过的人又看不懂。这一类的社论，今后最好不写不登。”
此外，有些国际新闻的语言文白夹杂，咬文嚼字，晦涩难懂，不适合大众的口味。报纸还不时刊登一些散布小资产阶级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的东西，暴露出了我们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弱点。
全党整风初期，为了动员全党进行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工作，毛泽东提出要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而这次整风又首先是从宣传工作开始。
“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地利用报纸”
1942年3月31日，《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室举行，朱德、徐特立、谢觉哉、李鼎铭等7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毛泽东针对近来报纸出现的一些倾向指出：我们不是站在喜马拉雅山办报，既不属于这个阶级又不属于那个阶级的。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过程中，常常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但要达到此目的，只有集体行动、整齐步调，否则不能成功。
毛澤东在肯定了大家的发言后继续说：“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以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了。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地利用报纸。”
同时，毛泽东也对报纸刊登的一些不健康内容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了，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只是一种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就是将来也是很难办到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
最后，毛泽东诚恳地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1941年8月，即报纸创办3个多月后，毛泽东在看了《鲁忠才长征记》一文后，特加了按语并推荐报纸发表。他以高克林写的鲁忠才等人由富县到三边长途运盐的调查报告为例，来纠正报纸及党的工作中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毛泽东给这个调查报告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值得学习和推广。他说：“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他又说，高克林的报告“值得大家学习”，“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也不是那些党八股”。
全党整风开始以后，毛泽东于1942年3月8日亲笔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并在报上发表。
根据毛泽东的办报思想，博古认真地总结了办报10个月的经验教训。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去，我们总是习惯把最大的篇幅留给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少系统的记载”，“对于边区中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我们至多记载了一些片断，而没有能够全面地反映，更说不上推动和提高了”。
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发表了由博古起草的《致读者》的社论。宣布从当天起，对报纸的版面进行彻底改革，其目的要使《解放日报》能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改进。以此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随着《解放日报》的改版，编辑、记者的思想作风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成为报社的响亮口号。
《解放日报》在1941年发表的有关整风文章、社论、代论、重要参考资料等仅10篇，但到了1942年和1943年，发表的文章包括消息、通讯、杂文等共计250多篇，真正成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有力工具。
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博古撰写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文章总结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博就能与党的脉博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这标志着《解放日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和支持下，已经逐渐成熟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