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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是西周末期各种社会矛盾总爆发前夕，从贵族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特定阶层。他们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使他们以诗歌为手段，对以周天子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由此而走上了时代政治、思想的前列，并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理想人格：忠贞无畏、正气直节以及道德精神的自觉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中国历史上广受崇敬的志士仁人，在道德精神和理想人格方面与这个作者群有着诸多联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视为他们为前驱。这个作者群的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不但赋予诗歌以全新的内容，使之具有新的时代观念特征，从而促进了文学领域思想观念的提升，而且对推动我国伦理道德和文化思想的发展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 《诗经》；“变雅”；理想人格；道德精神；社会责任感；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1－0129－06
一
文如其人，通过一定数量的具体作品来寻绎其作者的集体性人格特征和道德精神，当然是可以的，但对作品有比较严格的要求：除作品本身具有必要的相关内容可供考察之外，在最低限度上还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作品产生于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条件下并与之具有明显的直接联系；
二、作品具有大致相同的思想倾向和内容；
三、作品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足以说明它们的作者是一个作者群。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诗经》中的作品，大概只有“变风”、“变雅”比较符合条件。“变风”、“变雅”是西周末期王室衰微，朝纲废弛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批反映丧乱、针砭弊政，具有较强政治色彩和批判精神的诗歌。郑玄《诗谱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剌怨相寻……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这段话不但明确了“变风”、“变雅”产生的历史时期：起于西周后期的懿王时期以及所指的具体篇目，更为重要的是指出“变风”、“变雅”的“勃尔俱作”的特征：即于一段时间内(厉王、幽王时期)大量集中出现。这为我们确定“变风”、“变雅”所包括的具体篇目和寻绎其作者的理想人格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但对于本论题来说，以“变风”、“变雅”的全部作品为研究对象，仍显得过于宽泛，不便于准确把握，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集中和缩小作品范围。具体说来，本文是这样做的：在“变风”、“变雅”中限定于“变雅”；在“变雅”中又限定于《小雅》中的“变雅”，并且除去其中某些具有《风》诗特征的作品，如《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和《采薇》等。这样，最后所余的作品，即《小雅》“变雅”(以下简称“变雅”)中部分贵族的作品才是本文的考察对象，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诗篇：《节南山》、《正月》、《巧言》、《巷伯》、《十月之交》、《雨无正》等。如此不断集中和缩小作品范围，是在不知作品具体作者的情况下，为了准确把握作者群的集体性人格特征的必然要求。
集体性人格特征就是某些个人人格的共同的社会性特征，“一切人格都既是‘个体人格’，又是‘社会人格’，因为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具有社会性的。”这样看来，所谓寻绎“变雅”作者群的集体性人格特征，就是寻绎上述作品的作者人格的共同的社会性特征。在上述诗歌中，《节南山》为家父所作，《巷伯》为寺人孟子所作，因此，为了方便，本文称这些诗的作者为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作者群。
关于“三百篇”的作者，除极少数几篇之外绝大多数都已茫然无考：不但集体创作的“民俗歌谣”的《国风》是如此，连个体自觉创作的《雅》、《颂》也是如此。千百年来，《诗经》学术史上曾有不少学者力图改变这种只知作品而不知其作者的状况，曾做过很多探索，结果无不是徒劳而返。看来，如果在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方面没有突破性的重大发现，重开历史空间，这些作者将永远沉埋于不可复现的上古，与我们无缘相见了。
事实已然如此，令人无可奈何，而《诗经》研究又要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因此，我们有必要换一个角度来审视和处理这个问题：在作品的具体作者无法知道的情况下，不妨认识某些作者群的集体性人格特征。这样做，最后结果虽然还是不能知道某个作者姓甚名谁及其生平简历，但了解人的道德精神和人格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才是一个人的本质特征，把握了它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认识了这个人。
二
周王朝自中期以后即已显露出衰败的迹象，从昭王开始，“王道微缺”、“王室遂衰”的记载不绝于史。王室衰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一是周天子与王朝内部各阶级和阶层的矛盾不断加深。除此之外，周王朝与四邻之间的民族矛盾也日益加剧，西北“戎狄交侵，暴虐中国”(《汉书·匈奴传》)，东南与荆蛮、徐淮之间的战争也时断时续。战争虽互有胜负，却极大地削弱了周王朝的力量。在内忧外患交加，王朝摇摇欲坠形势下即位的幽王是一位昏聩无能的天子，他不但不思革新弊政，力挽狂澜，反而倒行逆施，沉溺享乐，更加深了王朝危机，再加上天灾频仍，广大人民沦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这一切都预示着自西周中期以后不断加剧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西周社会正处于矛盾总爆发的前夕。当时很多人都已强烈地感受到一场剧烈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朝廷内外弥漫着惶恐不安的气氛。这从当时广泛流传的预示王朝即将灭亡的童谣和传说，即足以看出这一点(参阅《国语·郑语》)。
即将来临的这场社会政治风暴正提前考验着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人，映射出他们的不同的灵魂和人格精神。
为了深刻认识“变雅”作者群的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有必要首先看一看这个作者群所属的贵族阶级在王朝末日来临前的一般心理状态及其所反映的道德精神。
原来，在国家危难，百姓涂炭的关键历史时刻，很多公卿贵族所思所想的既不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不是广大人民的灾难和痛苦，更不是如何尽个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而是另有一番心境和打算：大难临头，他们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谋划的只是个人如何躲避战乱，家财如何妥善保管，一切都在围绕着个人的私利转。
《诗经》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活的材料，《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覃侯多藏……择有车马，以居徂向。”顾炎武《日知录》卷三：“王室方骚，人心危惧。皇父以柄国之大臣而营邑于向，于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随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车马者随之而去矣……不顾君臣之义而先去以为民望，则皇父实为之首。”可以看出，这位朝中重臣皇父，在王朝危难之际，竞临阵 脱逃，不但自己出逃，保命保财，而且还带走了自己的下属，甚至连他们的家小和财产也一同转移。《小雅·雨无正》也有类似的记载：“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勚。”诗中虽有“周宗既灭”之句，但此诗确系作于西周末期，而不是东周时期。正大夫为六官(即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和司空)之长，属上大夫。可见，西周末期为保命、保财而四处逃散的正是那些朝廷重臣。
以上所引《诗经》的有关记载，受诗歌形式的限制，很多具体的历史细节无法提供，而有关的历史文献的记载则具体、详细得多。《国语·郑语》：
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日：“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公曰：“若周衰，诸姬其孰兴?”……公曰：“姜、赢其孰兴?”对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赢之俊也，且大，其将兴乎。”公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
这是关于西周覆灭前三年，即幽王八年的一段记事(实际是记言)。桓公即郑桓公，为宣王之弟，是郑国的开国之君，后又任周王朝的司徒。这样的王朝重臣和显赫贵族，在朝政混乱，大命将倾之际，与前面所说的皇父等人一样，也是置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百姓的灾难和痛苦于不顾，而处心积虑地谋划一己之私，不但要避难逃生，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而且还要转移藏匿财货：寄存一个地方还担心不保险，而分别寄存于十个地方；至于逃到什么地方，更是用心良苦：先要看看天下形势，哪国将兴，哪国将亡，也就是哪里最安全，以保证日后可以高枕无忧地继续养尊处优。这位桓公为自己打算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可悲的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像皇父、正大夫和郑桓公这样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心保命、保财，经营自己安乐窝的贵族高官十分普遍。看来，周王朝还没有寿终正寝，很多人就已经在谋划“后事”了。对于这种丑恶行径，王夫之有一段精彩的评论：“托于道以为名，避难恤私以为实；避难恤私以为名，而醉饱柔曼，寸丝粒米之保以为实。逮乎此，则虽畋尔田，宅尔宅，安寝行游，不逢恶怒，而亦难挽其弃君亲、捐廉耻之心。”(王夫之《诗广传》卷三之三十一)看来，不管如何为自己辩护，这些道德沦丧，寡廉鲜耻之徒已经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
然而，历史从来就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人间也还有另一面与皇父、正大夫和郑桓公之类的贵族高官生于同一历史时期、处于同一朝廷，并与之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另外一些人，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的作者群。与前者即皇父、正大夫和郑桓公之类在国难当头之际所表现出的卑微、自私和丑恶的内心世界相反，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在政治斗争的激流中展现出的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道德精神风貌。
在西周末期君王昏聩，小人当道，政治腐朽，朝廷黑暗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具有敢于向腐朽、黑暗势力抗争的精神和勇气，才能站立起来，成为顶天立地的人，换言之，这也是那个充满动乱和黑暗的时代对于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的最重要的要求。
然而，要实践时代的这些要求绝非易事，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作到：一是对于现实的清醒认识；一是必须具有道德精神的自觉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而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完全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先说第一个方面，即对现实的清醒认识。
所谓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指对当朝政治形势，特别是对于造成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百姓遭受痛苦和灾难的根源的正确认识。只有认清这个根源，其思想批判的锋芒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在这方面，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十月之交》第二章：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
同诗第七章：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第二章是说，国家没有善政，是由于君王疏远和打击忠良，相信和重用奸佞。显然，这里的责任是在君王。第七章正如陈奂《诗毛氏传疏》所说，下民之灾难，“不从天降，而主从人之竞为恶也”。“竞为恶”之人，就是凭仗权势肆意为恶之人，当然只能是受君王宠信的朝中权贵。从这两章可以看出，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明确认识到造成国家危难，生灵涂炭的原因就在于君王与朝中权贵的倒行逆施。这个认识是完全符合西周末年的历史实际的。这说明，面对黑暗、混乱而又复杂的现实，他们既没有被周天子的神威所迷惑，也没有被权贵的邪恶所吓倒，而是以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并得出了完全正确的认识。在宗教思想和王权至上观念占统治地位的西周时代，具有如此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种精神不但使他们建立起明确的是非、善恶观念，而且也为他们的道德人格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再说第二个方面，即道德精神的自觉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道德精神的自觉是指对于美好道德的自觉追求，体现着对于道德价值的充分肯定；社会责任感是指对于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体现着道德价值的实现。道德自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正是这种崇高的精神品质，使他们不但勇于承担起来与当朝邪恶势力抗争的历史责任(主要指对以周天子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的恶政和罪行的大胆揭露和批判，详后)，而且在履行这种历史责任时充满了正义感和自豪感。
例如，在此之前，诗歌(如《周颂》和《大雅》)的作者是从来不具名的，而“变雅”中有的作品却明确标明作者的身份和名字，如《巷伯》的结尾：“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可谓义正词严，敢作敢当。还有的诗歌，不但标明作者的名字，而且公开表明作诗的动机。《节南山》：
家父作诵，以究王凶。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这个充满光明磊落和千古正气的结尾，说明作者具有明确的创作目的：那就是要推究王政致凶之由，以使君王改从善政，天下归于太平。很显然，这无疑是郑重宣布自己对于当朝恶政的彻底否定态度和立场以及与邪恶、腐朽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昭示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善良与邪恶、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斗争，并关系王朝兴衰和百姓处境，因此，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厉王、幽王都是残暴无道的昏君，根本容不得诤言直谏，可以想见，将思想矛头直接指向以他们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那将要冒多么大的危险，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面对黑暗势力的猖獗，他们丝毫没有《大雅》一些诗篇所提倡的那种“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悉民》)的处世态度，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是非分明，态度坚决， 并勇敢地付诸于实践。这种对崇高和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精神的自觉。
由于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即道德精神的自觉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不怕冒犯至尊天子，更不怕开罪受他宠信的当朝权贵，就最迫切、最尖锐的现实问题，对以周天子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例如，《正月》直接指向君王，即直剌幽王(或厉王)，《节南山》通过揭露师尹刺君王，《十月之交》通过揭露皇父刺君王，而《巧言》则是君王和谗人兼刺。所谓“前三章刺王，后三章刺谗人。言‘乱’者十，言‘君子’(指君王——引者)者七，可见其中心思想所在”。这些诗歌揭露和批判了周天子放纵奸佞，宠信美姬，不辨善恶，昏聩无能和当朝权贵欺骗君王，排除异己，弄权朝中，各自为谋的恶行。这样，不但使最高统治集团腐朽、丑恶的面貌暴露无遗，而且反映出王朝危机四伏，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
在对幽王腐朽、黑暗统治的揭露中，作者以巧妙的笔触，特别写了这样一个历代朝廷中十分罕见的景象：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为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十月之交》)
《郑笺》：“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这七个人都是当朝颇受重用的权臣。又方，《郑笺》：“并也。”方处即并处，“有联手、朋党之意”。可见，诗中虽然只是列举七个权臣的字和姓氏，但却巧妙地揭露了幽王朝中奸佞擅权，有恃无恐，并与褒姒结党营私，狼狈为奸，一片乌烟瘴气的情景。
一连点了七个炙手可热的朝中重臣的名字，并画出其丑态，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胆识!
从上述对以周天子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不难看出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的凛然正气和忠贞无畏的品格。
尤其可贵的是，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在揭露和批判以周天子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恶政的同时，还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使诗人自己的形象树立起来。
面对危机四伏，国将不国的现实和腐朽、黑暗势力的猖獗，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内心不是没有矛盾和痛苦：他们本想尽力国事，扭转局面，但却遭受周王的疏远和奸佞谗小的排挤、打击，欲有所为而不能，因而陷入了极大的忧虑、痛苦和悲愤不平之中。其激荡而郁结的心理状态在很多诗篇都有所表现，例如《正月》：“心之忧矣，如或结之”、“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念我独兮，忧心殷殷”，可谓痛心疾首，情不可遏。《节南山》中更反复出现这样的非同寻常的诗句：“不吊吴天，不宜空我师”、“不吊昊天，乱靡有定”以及“吴天不佣”、“吴天不惠”和“昊天不平”等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使他们不仅呼天、祈天，进而怨天、责天，如此呼天呛地，不只是表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无可排解的悲愤和痛苦，更有对黑暗现实的愤激不平和无可奈何。
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通过下面的具体画面被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节南山》)
这是诗人驰骋原野，瞻望四方却不知路在何处，内心充满迷茫和惆怅的形象写照，反映了朝政昏暗，权贵当道之下，诗人虽有济世救民的远大抱负，却不能力挽狂澜，而只有眼见日落西山的无奈、伤怀和悲愤不平，所谓“欲驰骋而无从，颇有自伤不能展志之意”，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幅西周末期黑暗、动乱社会背景下，以天下为己任的诗人的理想人格的典型图画。
四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是西周末期多种社会矛盾总爆发前夕，从贵族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特定阶层。在王朝大厦将倾，危难来临之际，他们没有退缩和逃避，而是以进步的政治思想倾向、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勇敢地面向现实。他们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使他们以诗歌为手段，对以周天子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并由此而走在了时代政治、思想的前列。尽管他们的内心不无矛盾和痛苦，但激烈的斗争和严峻的现实却熔铸出了一种前所没有的新的理想人格：那就是忠贞无畏、正气直节以及道德精神的自觉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可以看出，在发生重大危难的历史转折时刻，真正忧国忧民，承担起天下兴亡责任的不是人间至尊的周天子，也不是手握重权，任意横行的上层贵族，而是那些真正具有道德自觉和人格理想的人。由于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承担起历史责任，因而成为天下命运的担当者，并把反对邪恶，维护正义与追求道德理想结合起来，把实践社会责任与捍卫人格尊严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个体生命和人格精神以全新的道德内涵。
与柄国大臣皇父和王朝司徒郑桓公等上层贵族谋私利、弃大义的丑恶灵魂相比，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的精神境界、道德情操是何等的崇高和美好!他们在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乱世之中所发出的正义的吼声，清晰而响亮地传达了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它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也已成为那个黑暗长夜里的一道闪亮的金光。
历史的发展说明，作为道德主体，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胜过他们的贵族身份，就是说，他们的贵族身份远远比不上其道德人格的价值。因为历史所看重的从来就是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而不是高贵身份和显赫地位，在很多情况下，身份和地位早已被人们忘记，而其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却永垂不朽。“‘君子’、‘小人’，本是贵族与平民之称；但《论语》上的‘君子’多半指的是‘成德之人’。而小人则多指的是‘无德之人’，这便是以人格代替身份的显明证据。”。这是就春秋时代以后而言，其实，人格代替身份，道德代替地位这个标志着时代重大进步的观念转换，在西周末期就已经开始了，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及其光辉诗篇就是有力的证明。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以后，君子、志士仁人成为道德精神和理想人格的符号，从孔子、孟子对他们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他们与上面说的那些第一批真正具有道德自觉和人格理想的人，即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在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方面有着多方面的联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他们的前驱。事实上，上面所说的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是富于时代特征的新的思想意识，体现着周代伦理道德观念的最新发展，而首先将它付诸实践的正是这个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由此不难看到，这个作者群以其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不但赋予诗歌以全新的内容，使之具有新的时代观念特征，从而促进了文学领域思想观念的提升，而且对推动我国伦理道德和文化思想的发展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而这个作者群及其作品，不但在文学史上应有其重要地位，而且在伦理道德思想史上同样应有其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杨立民
关键词 《诗经》；“变雅”；理想人格；道德精神；社会责任感；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1－0129－06
一
文如其人，通过一定数量的具体作品来寻绎其作者的集体性人格特征和道德精神，当然是可以的，但对作品有比较严格的要求：除作品本身具有必要的相关内容可供考察之外，在最低限度上还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作品产生于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条件下并与之具有明显的直接联系；
二、作品具有大致相同的思想倾向和内容；
三、作品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足以说明它们的作者是一个作者群。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诗经》中的作品，大概只有“变风”、“变雅”比较符合条件。“变风”、“变雅”是西周末期王室衰微，朝纲废弛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批反映丧乱、针砭弊政，具有较强政治色彩和批判精神的诗歌。郑玄《诗谱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剌怨相寻……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这段话不但明确了“变风”、“变雅”产生的历史时期：起于西周后期的懿王时期以及所指的具体篇目，更为重要的是指出“变风”、“变雅”的“勃尔俱作”的特征：即于一段时间内(厉王、幽王时期)大量集中出现。这为我们确定“变风”、“变雅”所包括的具体篇目和寻绎其作者的理想人格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但对于本论题来说，以“变风”、“变雅”的全部作品为研究对象，仍显得过于宽泛，不便于准确把握，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集中和缩小作品范围。具体说来，本文是这样做的：在“变风”、“变雅”中限定于“变雅”；在“变雅”中又限定于《小雅》中的“变雅”，并且除去其中某些具有《风》诗特征的作品，如《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和《采薇》等。这样，最后所余的作品，即《小雅》“变雅”(以下简称“变雅”)中部分贵族的作品才是本文的考察对象，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诗篇：《节南山》、《正月》、《巧言》、《巷伯》、《十月之交》、《雨无正》等。如此不断集中和缩小作品范围，是在不知作品具体作者的情况下，为了准确把握作者群的集体性人格特征的必然要求。
集体性人格特征就是某些个人人格的共同的社会性特征，“一切人格都既是‘个体人格’，又是‘社会人格’，因为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具有社会性的。”这样看来，所谓寻绎“变雅”作者群的集体性人格特征，就是寻绎上述作品的作者人格的共同的社会性特征。在上述诗歌中，《节南山》为家父所作，《巷伯》为寺人孟子所作，因此，为了方便，本文称这些诗的作者为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作者群。
关于“三百篇”的作者，除极少数几篇之外绝大多数都已茫然无考：不但集体创作的“民俗歌谣”的《国风》是如此，连个体自觉创作的《雅》、《颂》也是如此。千百年来，《诗经》学术史上曾有不少学者力图改变这种只知作品而不知其作者的状况，曾做过很多探索，结果无不是徒劳而返。看来，如果在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方面没有突破性的重大发现，重开历史空间，这些作者将永远沉埋于不可复现的上古，与我们无缘相见了。
事实已然如此，令人无可奈何，而《诗经》研究又要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因此，我们有必要换一个角度来审视和处理这个问题：在作品的具体作者无法知道的情况下，不妨认识某些作者群的集体性人格特征。这样做，最后结果虽然还是不能知道某个作者姓甚名谁及其生平简历，但了解人的道德精神和人格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才是一个人的本质特征，把握了它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认识了这个人。
二
周王朝自中期以后即已显露出衰败的迹象，从昭王开始，“王道微缺”、“王室遂衰”的记载不绝于史。王室衰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一是周天子与王朝内部各阶级和阶层的矛盾不断加深。除此之外，周王朝与四邻之间的民族矛盾也日益加剧，西北“戎狄交侵，暴虐中国”(《汉书·匈奴传》)，东南与荆蛮、徐淮之间的战争也时断时续。战争虽互有胜负，却极大地削弱了周王朝的力量。在内忧外患交加，王朝摇摇欲坠形势下即位的幽王是一位昏聩无能的天子，他不但不思革新弊政，力挽狂澜，反而倒行逆施，沉溺享乐，更加深了王朝危机，再加上天灾频仍，广大人民沦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这一切都预示着自西周中期以后不断加剧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西周社会正处于矛盾总爆发的前夕。当时很多人都已强烈地感受到一场剧烈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朝廷内外弥漫着惶恐不安的气氛。这从当时广泛流传的预示王朝即将灭亡的童谣和传说，即足以看出这一点(参阅《国语·郑语》)。
即将来临的这场社会政治风暴正提前考验着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人，映射出他们的不同的灵魂和人格精神。
为了深刻认识“变雅”作者群的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有必要首先看一看这个作者群所属的贵族阶级在王朝末日来临前的一般心理状态及其所反映的道德精神。
原来，在国家危难，百姓涂炭的关键历史时刻，很多公卿贵族所思所想的既不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不是广大人民的灾难和痛苦，更不是如何尽个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而是另有一番心境和打算：大难临头，他们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谋划的只是个人如何躲避战乱，家财如何妥善保管，一切都在围绕着个人的私利转。
《诗经》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活的材料，《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覃侯多藏……择有车马，以居徂向。”顾炎武《日知录》卷三：“王室方骚，人心危惧。皇父以柄国之大臣而营邑于向，于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随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车马者随之而去矣……不顾君臣之义而先去以为民望，则皇父实为之首。”可以看出，这位朝中重臣皇父，在王朝危难之际，竞临阵 脱逃，不但自己出逃，保命保财，而且还带走了自己的下属，甚至连他们的家小和财产也一同转移。《小雅·雨无正》也有类似的记载：“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勚。”诗中虽有“周宗既灭”之句，但此诗确系作于西周末期，而不是东周时期。正大夫为六官(即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和司空)之长，属上大夫。可见，西周末期为保命、保财而四处逃散的正是那些朝廷重臣。
以上所引《诗经》的有关记载，受诗歌形式的限制，很多具体的历史细节无法提供，而有关的历史文献的记载则具体、详细得多。《国语·郑语》：
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日：“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公曰：“若周衰，诸姬其孰兴?”……公曰：“姜、赢其孰兴?”对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赢之俊也，且大，其将兴乎。”公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
这是关于西周覆灭前三年，即幽王八年的一段记事(实际是记言)。桓公即郑桓公，为宣王之弟，是郑国的开国之君，后又任周王朝的司徒。这样的王朝重臣和显赫贵族，在朝政混乱，大命将倾之际，与前面所说的皇父等人一样，也是置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百姓的灾难和痛苦于不顾，而处心积虑地谋划一己之私，不但要避难逃生，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而且还要转移藏匿财货：寄存一个地方还担心不保险，而分别寄存于十个地方；至于逃到什么地方，更是用心良苦：先要看看天下形势，哪国将兴，哪国将亡，也就是哪里最安全，以保证日后可以高枕无忧地继续养尊处优。这位桓公为自己打算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可悲的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像皇父、正大夫和郑桓公这样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心保命、保财，经营自己安乐窝的贵族高官十分普遍。看来，周王朝还没有寿终正寝，很多人就已经在谋划“后事”了。对于这种丑恶行径，王夫之有一段精彩的评论：“托于道以为名，避难恤私以为实；避难恤私以为名，而醉饱柔曼，寸丝粒米之保以为实。逮乎此，则虽畋尔田，宅尔宅，安寝行游，不逢恶怒，而亦难挽其弃君亲、捐廉耻之心。”(王夫之《诗广传》卷三之三十一)看来，不管如何为自己辩护，这些道德沦丧，寡廉鲜耻之徒已经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
然而，历史从来就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人间也还有另一面与皇父、正大夫和郑桓公之类的贵族高官生于同一历史时期、处于同一朝廷，并与之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另外一些人，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的作者群。与前者即皇父、正大夫和郑桓公之类在国难当头之际所表现出的卑微、自私和丑恶的内心世界相反，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在政治斗争的激流中展现出的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道德精神风貌。
在西周末期君王昏聩，小人当道，政治腐朽，朝廷黑暗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具有敢于向腐朽、黑暗势力抗争的精神和勇气，才能站立起来，成为顶天立地的人，换言之，这也是那个充满动乱和黑暗的时代对于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的最重要的要求。
然而，要实践时代的这些要求绝非易事，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作到：一是对于现实的清醒认识；一是必须具有道德精神的自觉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而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完全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先说第一个方面，即对现实的清醒认识。
所谓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指对当朝政治形势，特别是对于造成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百姓遭受痛苦和灾难的根源的正确认识。只有认清这个根源，其思想批判的锋芒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在这方面，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十月之交》第二章：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
同诗第七章：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第二章是说，国家没有善政，是由于君王疏远和打击忠良，相信和重用奸佞。显然，这里的责任是在君王。第七章正如陈奂《诗毛氏传疏》所说，下民之灾难，“不从天降，而主从人之竞为恶也”。“竞为恶”之人，就是凭仗权势肆意为恶之人，当然只能是受君王宠信的朝中权贵。从这两章可以看出，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明确认识到造成国家危难，生灵涂炭的原因就在于君王与朝中权贵的倒行逆施。这个认识是完全符合西周末年的历史实际的。这说明，面对黑暗、混乱而又复杂的现实，他们既没有被周天子的神威所迷惑，也没有被权贵的邪恶所吓倒，而是以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并得出了完全正确的认识。在宗教思想和王权至上观念占统治地位的西周时代，具有如此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种精神不但使他们建立起明确的是非、善恶观念，而且也为他们的道德人格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再说第二个方面，即道德精神的自觉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道德精神的自觉是指对于美好道德的自觉追求，体现着对于道德价值的充分肯定；社会责任感是指对于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体现着道德价值的实现。道德自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正是这种崇高的精神品质，使他们不但勇于承担起来与当朝邪恶势力抗争的历史责任(主要指对以周天子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的恶政和罪行的大胆揭露和批判，详后)，而且在履行这种历史责任时充满了正义感和自豪感。
例如，在此之前，诗歌(如《周颂》和《大雅》)的作者是从来不具名的，而“变雅”中有的作品却明确标明作者的身份和名字，如《巷伯》的结尾：“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可谓义正词严，敢作敢当。还有的诗歌，不但标明作者的名字，而且公开表明作诗的动机。《节南山》：
家父作诵，以究王凶。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这个充满光明磊落和千古正气的结尾，说明作者具有明确的创作目的：那就是要推究王政致凶之由，以使君王改从善政，天下归于太平。很显然，这无疑是郑重宣布自己对于当朝恶政的彻底否定态度和立场以及与邪恶、腐朽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昭示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善良与邪恶、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斗争，并关系王朝兴衰和百姓处境，因此，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厉王、幽王都是残暴无道的昏君，根本容不得诤言直谏，可以想见，将思想矛头直接指向以他们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那将要冒多么大的危险，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面对黑暗势力的猖獗，他们丝毫没有《大雅》一些诗篇所提倡的那种“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悉民》)的处世态度，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是非分明，态度坚决， 并勇敢地付诸于实践。这种对崇高和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精神的自觉。
由于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即道德精神的自觉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不怕冒犯至尊天子，更不怕开罪受他宠信的当朝权贵，就最迫切、最尖锐的现实问题，对以周天子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例如，《正月》直接指向君王，即直剌幽王(或厉王)，《节南山》通过揭露师尹刺君王，《十月之交》通过揭露皇父刺君王，而《巧言》则是君王和谗人兼刺。所谓“前三章刺王，后三章刺谗人。言‘乱’者十，言‘君子’(指君王——引者)者七，可见其中心思想所在”。这些诗歌揭露和批判了周天子放纵奸佞，宠信美姬，不辨善恶，昏聩无能和当朝权贵欺骗君王，排除异己，弄权朝中，各自为谋的恶行。这样，不但使最高统治集团腐朽、丑恶的面貌暴露无遗，而且反映出王朝危机四伏，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
在对幽王腐朽、黑暗统治的揭露中，作者以巧妙的笔触，特别写了这样一个历代朝廷中十分罕见的景象：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为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十月之交》)
《郑笺》：“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这七个人都是当朝颇受重用的权臣。又方，《郑笺》：“并也。”方处即并处，“有联手、朋党之意”。可见，诗中虽然只是列举七个权臣的字和姓氏，但却巧妙地揭露了幽王朝中奸佞擅权，有恃无恐，并与褒姒结党营私，狼狈为奸，一片乌烟瘴气的情景。
一连点了七个炙手可热的朝中重臣的名字，并画出其丑态，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胆识!
从上述对以周天子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不难看出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的凛然正气和忠贞无畏的品格。
尤其可贵的是，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在揭露和批判以周天子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恶政的同时，还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使诗人自己的形象树立起来。
面对危机四伏，国将不国的现实和腐朽、黑暗势力的猖獗，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内心不是没有矛盾和痛苦：他们本想尽力国事，扭转局面，但却遭受周王的疏远和奸佞谗小的排挤、打击，欲有所为而不能，因而陷入了极大的忧虑、痛苦和悲愤不平之中。其激荡而郁结的心理状态在很多诗篇都有所表现，例如《正月》：“心之忧矣，如或结之”、“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念我独兮，忧心殷殷”，可谓痛心疾首，情不可遏。《节南山》中更反复出现这样的非同寻常的诗句：“不吊吴天，不宜空我师”、“不吊昊天，乱靡有定”以及“吴天不佣”、“吴天不惠”和“昊天不平”等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使他们不仅呼天、祈天，进而怨天、责天，如此呼天呛地，不只是表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无可排解的悲愤和痛苦，更有对黑暗现实的愤激不平和无可奈何。
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通过下面的具体画面被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节南山》)
这是诗人驰骋原野，瞻望四方却不知路在何处，内心充满迷茫和惆怅的形象写照，反映了朝政昏暗，权贵当道之下，诗人虽有济世救民的远大抱负，却不能力挽狂澜，而只有眼见日落西山的无奈、伤怀和悲愤不平，所谓“欲驰骋而无从，颇有自伤不能展志之意”，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幅西周末期黑暗、动乱社会背景下，以天下为己任的诗人的理想人格的典型图画。
四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是西周末期多种社会矛盾总爆发前夕，从贵族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特定阶层。在王朝大厦将倾，危难来临之际，他们没有退缩和逃避，而是以进步的政治思想倾向、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勇敢地面向现实。他们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使他们以诗歌为手段，对以周天子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并由此而走在了时代政治、思想的前列。尽管他们的内心不无矛盾和痛苦，但激烈的斗争和严峻的现实却熔铸出了一种前所没有的新的理想人格：那就是忠贞无畏、正气直节以及道德精神的自觉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可以看出，在发生重大危难的历史转折时刻，真正忧国忧民，承担起天下兴亡责任的不是人间至尊的周天子，也不是手握重权，任意横行的上层贵族，而是那些真正具有道德自觉和人格理想的人。由于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承担起历史责任，因而成为天下命运的担当者，并把反对邪恶，维护正义与追求道德理想结合起来，把实践社会责任与捍卫人格尊严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个体生命和人格精神以全新的道德内涵。
与柄国大臣皇父和王朝司徒郑桓公等上层贵族谋私利、弃大义的丑恶灵魂相比，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的精神境界、道德情操是何等的崇高和美好!他们在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乱世之中所发出的正义的吼声，清晰而响亮地传达了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它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也已成为那个黑暗长夜里的一道闪亮的金光。
历史的发展说明，作为道德主体，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胜过他们的贵族身份，就是说，他们的贵族身份远远比不上其道德人格的价值。因为历史所看重的从来就是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而不是高贵身份和显赫地位，在很多情况下，身份和地位早已被人们忘记，而其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却永垂不朽。“‘君子’、‘小人’，本是贵族与平民之称；但《论语》上的‘君子’多半指的是‘成德之人’。而小人则多指的是‘无德之人’，这便是以人格代替身份的显明证据。”。这是就春秋时代以后而言，其实，人格代替身份，道德代替地位这个标志着时代重大进步的观念转换，在西周末期就已经开始了，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及其光辉诗篇就是有力的证明。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以后，君子、志士仁人成为道德精神和理想人格的符号，从孔子、孟子对他们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他们与上面说的那些第一批真正具有道德自觉和人格理想的人，即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在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方面有着多方面的联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他们的前驱。事实上，上面所说的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是富于时代特征的新的思想意识，体现着周代伦理道德观念的最新发展，而首先将它付诸实践的正是这个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由此不难看到，这个作者群以其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不但赋予诗歌以全新的内容，使之具有新的时代观念特征，从而促进了文学领域思想观念的提升，而且对推动我国伦理道德和文化思想的发展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而这个作者群及其作品，不但在文学史上应有其重要地位，而且在伦理道德思想史上同样应有其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