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日两国缺少互信的态势中,日本还值得我们去“敬重”去“惜别”,甚至彬彬有礼地去“致”它一下吗?
　　
　　我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读了好几本与日本有关的书,除了《菊与刀》、《日本论》,还有妹尾河童的《窥视日本》、《杂记本》和吉本芭娜娜的《厨房》,中国作家写的《我所认识的鬼子兵》、《寻访东洋人》也看了,但这些都不如我读《敬重与惜别》时的“醍醐”(这是日本人爱用的词汇)。
　　《敬重与惜别》是张承志的新作,它还有一个副标题“——致日本”。在当下中日两国缺少互信的态势中,日本还值得我们去“敬重”去“惜别”,甚至彬彬有礼地去“致”它一下吗?
　　张承志之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是不容忽视的作家,在《黑骏马》和《心灵史》之后,他似乎淡出江湖,其实是去了日本,出任爱知大学法学部的助教(日本大学的教授远不如中国多,助教也就相当高级了),我也看过他几篇旅日印象之类的文章。但吃了几年“塞西米”,他就被“俘虏”过去了吗?
　　其实张承志也不是一开始就“敬重”起来的,有一个名叫服部幸雄的日本人使他产生了探究诸多秘密的冲动,服部曾经参加过关东军,在抗战爆发前就主动潜入中国东乌珠穆沁当密探,他是真诚地怀着做一名“蒙古的劳伦斯”的理想而来。但事态的发展给了他深刻教训,后来他娶了一个左翼的女演员做妻子,战后一直忏悔不止,并且来到青海,给贫困孩子发放助学金,直到去世,一贫如洗。是的,战后日本民众,包括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军人表示真诚忏悔的并不少见,但张承志的视野穿越更深的层面。
　　日本浪人宫崎滔天一直被视作右翼分子,但他全力支持在日本避难的清廷要犯孙中山搞革命。1917年,青年毛泽东也为他的“亚细亚主义”所倾倒,致信给他请求见上一面。但后来呢,“亚细亚主义”后来终于在昭和前后分流了,并被演绎为军国主义思想的理论依据。张承志叹息道:“一面热衷于对白人殖民世纪的揭露批判,一面却对自己祖国的野蛮侵略百年嘴硬……对一部分‘真诚的亚细亚主义者’而言,梦想与认同,都被粉碎了。”
　　张承志揭橥的题目很多,这里只能取一瓢解渴。你想想,“左翼思想的全球退潮,对中国崛起的警惕与不信、一百多年的狭隘民族主义,都助长着日本政客的运作。”后果呢,就是日本右翼近年来力图修改永远放弃宣战权的宪法。当然,半个世纪来日本主流社会一直没有放弃对和平的舍身捍卫。早在五十年前,就有一个名叫桦美智子的日本女性,在参加游行时死于警察的枪弹,年仅22岁。桦美智子的同志今天已白发苍苍,仍然行进在游行队伍的第一排。
　　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政治家和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付出相当多,日本老一辈民众对中国留学生照顾有加,艺术家在日本办画展,几乎都有他们的资助。这是事实。最近,鉴于中国的崛起和本国的衰退,日本取消对华经援,资金流向西邻印度。但许多信息,包括左翼人士维宪的不懈斗争,在国内似乎被遮蔽或被选择。以至有文化人说,冷战时期的“现实性”基础已不复存在,应该放弃“中日友好的乡愁”。
　　是的,在最敏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中日关系也许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需要大智慧和新思维,但前提仍是中日两国民众的了解与互信。近年来中国民众常在网络和球场、商场言行过激,“汉奸”两字仍是对同胞一剑封喉的“必杀技”,这不利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对日本左翼也难以呼应、声援。难道在高层帷幄之外,民众就只能将隔阂带到下一代吗?
　　我再说一个事吧,十年前,与一帮画家朋友吃饭,有一旅日画家姗姗来迟,说是去派出所办一个手续,与自己的生身父母脱离关系。而这样做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做他的长期资助人的义子,可以在日本永远呆下去。“认贼作父!”我当即掷杯而去。前不久他回沪探亲(探望已经脱离关系的年迈父母),我才知道他的日本义父死前将所有遗产都留给他,因为他认定义子很有艺术天分,慷慨扶助,条件只有一个:每年去广西某地扫墓。当年他是侵华日军中的“娃娃兵”,在那里欠下了一笔血债。
　　这个故事又如何解读呢?即使老愤青张承志也需要费点思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