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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美国学者拉塞尔·雅戈比在一九八七年出版其《最后的知识人》一书以来，西方学术界基本上一致接受了他提出的论点，即以自由撰稿为生的独立自由的知识人时代已经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知识人从此进入了一个日益专业化的时代，一个特定领域的博士文凭成了任职于任何学术机构不可或缺的敲门砖；那些以有教养的公众为生的白雪阳春刊物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之下，也日渐成了明日黄花。在雅戈比看来，导致美国文化中知识人衰落的致命因素是一切向钱看的商业文化，以及知识日益专业化的趋势：战后高等教育的“爆炸”把知识人的身份从独立的变成了依赖的，从自由撰稿人转变成了拿薪水的大学教师（参阅Russell Jacoby ： 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 1987， New York，14页）。
但雅戈比首次创用了“公共知识人”这一语词，来概括那些超出自己的专业之外，而向普通公众阐述一个民族国家的道义问题和公共关怀的文化。差不多与此同时，随着法国知识巨人萨特在一九八零年去世，福柯在一九八四年英年早逝，法国的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德（Lyotard）也发出了“知识人已经死去”的惊呼。当然，这样的知识人时代概括和惊呼只是一种文化隐喻，标志着那种像伯特兰·罗素和萨特那样代表“社会良心”，为“社会公正”和“世界和平”奔走呼吁，以及像丹尼尔·贝尔、欧文·克利斯托、莱昂内尔·特里林和加尔布雷斯这样解剖和批判美国社会的公共知识人，以及那些靠自由撰稿为生的独立知识人，不是寿终正寝，就是销声匿迹了，同时也标志着公共知识人拥有“一呼百应”影响的时代已经终结了，简言之，标志着“知识人的黄昏”。
作为一个小插曲，美国上世纪的知识巨人丹尼尔·贝尔在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仙逝，享年九十一岁。他的名著《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九六零）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九七六）影响了整整一代的西方学人。对中国读者来说，那本《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九八零）可能更有点像当年赫胥黎的《天演论》在中国的轰动：想当初，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学人看了贝尔的书之后，曾放言“小心被开除球籍”，也不知那种“忧患意识”究竟对今日中国的转型起过多少作用。那种意识今天看来，已经恍若隔世了。但贝尔在美国则是一位典型的“最后知识人”，最后一个不靠博士学位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做教授的独立学者。他的去世更标志着美国独立知识人时代的终结。
无独有偶，二零零一年，美国的一位上诉法院的法官理查德·波斯纳也写出了一本题为《公共知识人的衰落》的书。波斯纳沿袭了雅戈比所创用的“公共知识人”的界定，然后以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界惯用的实证方法，用一个知识人学术著作的被引用数、上媒体的频率和网页点击率，来衡量一个公共知识人的影响力。他以为现在公共知识人的主要社会作用与其说是为“社会公正”呼唤呐喊，还不如说是给公众提供“娱乐消遣”；公共知识人的头上早已失去了“道义良心”的金色光环，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力也愈益减弱；现在公共知识人出现在媒体上主要是提供专业知识方面的资讯，而不是社会应该如何运行的高见了。媒体之所以看重公共知识人，是因为知识人提供的娱乐和鼓舞作用要大于普通的记者（参阅Richard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s-A Study of Decline. 200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46页）。在波斯纳看来，这种公共知识人“娱乐化”和“知识化”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代学科专业的划分日益琐细和狭隘，任何知识人都难以跨越分工精细的专业鸿沟。
就社会商业化的总体趋势而言，雅戈比和波斯纳的分析基本上也适合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知识人命运的演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能还有不少靠稿费为生的文人学者，或者没有博士学位而当上大学教授的，但从新世纪开始，在社会商业化和学科专业正规化的大潮之下，上述两种昔日的知识人已经越来越像是凤毛麟角了。中国知识人的“道义良心”作用也正在逐渐丧失，而“娱乐消遣”的味道则愈益明显。从前国内流行的“报告文学”的体裁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不见了，代表“道义良心”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作者大都也改用了专业性比较强的现代新闻报道，而让“道义良心”的评判功能主要留给了读者和观众自身。知识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道义良心”的化身，而同样是充满“七情六欲”的世间凡人。在一个法律秩序趋于日渐正规运作的社会里，知识人与普通有教养的公众之间的距离愈益缩小了，而作为社会“道义良心”代言人的知识人已经是销声匿迹了。
但是自柏拉图和孔子的时代以来，“社会公正”和“道义良心”一直是知识人的核心关怀，或者说是知识人的乌托邦。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国”最好是由注重知识的哲学王统治的社会；对孔子来说，一位“贤君”则是“行天下之道者”。但是现代知识人的正式形成则要到十九世纪末法国的“德雷弗斯事件”，以作家左拉为代表的一批法国知识人纷纷挺身而出，抗议政府当局诬陷犹太人德雷弗斯。直至今日，文艺评论家爱德华·萨伊德对知识人的定义，仍然是“拥有自由精神的‘终身牛虻’”。他们的职责在于公开地提出令当局难堪的问题，抗拒正统和教条，以道德勇气对抗当局。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看来，知识人就是用激烈的辞藻为受到侵犯的权利辩护的人，他们也为受到压制的真理、被延误的社会进步而奋斗；他们的存在则有赖于一个能够随时回应，并且资讯充分的公共领域，以及那些得到人人确认的普世价值。按照卡尔·曼海姆的经典定义，知识人的职业是自由飘浮，独立不依的，他们属于社会秩序中相对无阶级的阶层，属于社会上不依附于人的阶层。
纽约大学的一位自由派历史学家托尼·贾特（Tony Judt）在二零一零年初出版的一本新著《沉疴遍地》中指出，美国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愈演愈烈的物质主义崇拜和贫富之间鸿沟的扩大，已经像一种病魔侵入了这块曾经是神显的国土。这种病魔便是物质主义的贪婪和丧失了公共美德的极端个人主义。它在侵蚀着美国社会的神经系统——体现社会公正和公平的种种机制；而且病魔早已使得美国社会在社会公平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的福利国家，也落后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贾特引用了诗人奥利佛·哥德斯密的一首“荒村”的小诗，来作为他全书命题的隐喻：
但雅戈比首次创用了“公共知识人”这一语词，来概括那些超出自己的专业之外，而向普通公众阐述一个民族国家的道义问题和公共关怀的文化。差不多与此同时，随着法国知识巨人萨特在一九八零年去世，福柯在一九八四年英年早逝，法国的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德（Lyotard）也发出了“知识人已经死去”的惊呼。当然，这样的知识人时代概括和惊呼只是一种文化隐喻，标志着那种像伯特兰·罗素和萨特那样代表“社会良心”，为“社会公正”和“世界和平”奔走呼吁，以及像丹尼尔·贝尔、欧文·克利斯托、莱昂内尔·特里林和加尔布雷斯这样解剖和批判美国社会的公共知识人，以及那些靠自由撰稿为生的独立知识人，不是寿终正寝，就是销声匿迹了，同时也标志着公共知识人拥有“一呼百应”影响的时代已经终结了，简言之，标志着“知识人的黄昏”。
作为一个小插曲，美国上世纪的知识巨人丹尼尔·贝尔在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仙逝，享年九十一岁。他的名著《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九六零）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九七六）影响了整整一代的西方学人。对中国读者来说，那本《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九八零）可能更有点像当年赫胥黎的《天演论》在中国的轰动：想当初，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学人看了贝尔的书之后，曾放言“小心被开除球籍”，也不知那种“忧患意识”究竟对今日中国的转型起过多少作用。那种意识今天看来，已经恍若隔世了。但贝尔在美国则是一位典型的“最后知识人”，最后一个不靠博士学位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做教授的独立学者。他的去世更标志着美国独立知识人时代的终结。
无独有偶，二零零一年，美国的一位上诉法院的法官理查德·波斯纳也写出了一本题为《公共知识人的衰落》的书。波斯纳沿袭了雅戈比所创用的“公共知识人”的界定，然后以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界惯用的实证方法，用一个知识人学术著作的被引用数、上媒体的频率和网页点击率，来衡量一个公共知识人的影响力。他以为现在公共知识人的主要社会作用与其说是为“社会公正”呼唤呐喊，还不如说是给公众提供“娱乐消遣”；公共知识人的头上早已失去了“道义良心”的金色光环，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力也愈益减弱；现在公共知识人出现在媒体上主要是提供专业知识方面的资讯，而不是社会应该如何运行的高见了。媒体之所以看重公共知识人，是因为知识人提供的娱乐和鼓舞作用要大于普通的记者（参阅Richard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s-A Study of Decline. 200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46页）。在波斯纳看来，这种公共知识人“娱乐化”和“知识化”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代学科专业的划分日益琐细和狭隘，任何知识人都难以跨越分工精细的专业鸿沟。
就社会商业化的总体趋势而言，雅戈比和波斯纳的分析基本上也适合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知识人命运的演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能还有不少靠稿费为生的文人学者，或者没有博士学位而当上大学教授的，但从新世纪开始，在社会商业化和学科专业正规化的大潮之下，上述两种昔日的知识人已经越来越像是凤毛麟角了。中国知识人的“道义良心”作用也正在逐渐丧失，而“娱乐消遣”的味道则愈益明显。从前国内流行的“报告文学”的体裁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不见了，代表“道义良心”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作者大都也改用了专业性比较强的现代新闻报道，而让“道义良心”的评判功能主要留给了读者和观众自身。知识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道义良心”的化身，而同样是充满“七情六欲”的世间凡人。在一个法律秩序趋于日渐正规运作的社会里，知识人与普通有教养的公众之间的距离愈益缩小了，而作为社会“道义良心”代言人的知识人已经是销声匿迹了。
但是自柏拉图和孔子的时代以来，“社会公正”和“道义良心”一直是知识人的核心关怀，或者说是知识人的乌托邦。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国”最好是由注重知识的哲学王统治的社会；对孔子来说，一位“贤君”则是“行天下之道者”。但是现代知识人的正式形成则要到十九世纪末法国的“德雷弗斯事件”，以作家左拉为代表的一批法国知识人纷纷挺身而出，抗议政府当局诬陷犹太人德雷弗斯。直至今日，文艺评论家爱德华·萨伊德对知识人的定义，仍然是“拥有自由精神的‘终身牛虻’”。他们的职责在于公开地提出令当局难堪的问题，抗拒正统和教条，以道德勇气对抗当局。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看来，知识人就是用激烈的辞藻为受到侵犯的权利辩护的人，他们也为受到压制的真理、被延误的社会进步而奋斗；他们的存在则有赖于一个能够随时回应，并且资讯充分的公共领域，以及那些得到人人确认的普世价值。按照卡尔·曼海姆的经典定义，知识人的职业是自由飘浮，独立不依的，他们属于社会秩序中相对无阶级的阶层，属于社会上不依附于人的阶层。
纽约大学的一位自由派历史学家托尼·贾特（Tony Judt）在二零一零年初出版的一本新著《沉疴遍地》中指出，美国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愈演愈烈的物质主义崇拜和贫富之间鸿沟的扩大，已经像一种病魔侵入了这块曾经是神显的国土。这种病魔便是物质主义的贪婪和丧失了公共美德的极端个人主义。它在侵蚀着美国社会的神经系统——体现社会公正和公平的种种机制；而且病魔早已使得美国社会在社会公平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的福利国家，也落后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贾特引用了诗人奥利佛·哥德斯密的一首“荒村”的小诗，来作为他全书命题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