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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正在迈入中国时代
所谓主流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是动态变化的概念，不是静态的概念。简单地说，大学讲台上老师们讲的经济学就是主流经济学。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大学教科书内容是新古典经济学，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现在流行的主流经济学。而主流经济学是变化的，它是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改变的。经济学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以来，从亚当·斯密开始，到今天的萨谬尔逊经济学，经济学经历了英国时代和美国时代，主流经济学也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变化。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主流经济学的大本营在英国。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英国，主流经济学的大本营也就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尽管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发展本身的地理中心变化不具有同步性，但是总体方向是一致的。同时，由于经济学理论需要经济实践的反复验证、证实，所以经济理论反映经济发展的经验可能要晚于经济本身的发展（美国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其经济总量超过英国50年后才取代了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但是这个趋势不可改变。
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下一步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根据2011年的测算，中国经济在2020年左右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现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美国经济在复苏向上，2020年超过美国不可能，要后延，估计2030年前会超过美国），中国将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未来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将从美国转移到中国。
二、中国要有自己的主流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们是学习苏联的，用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来指导经济实践，然而在实际上，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这种片面的经济学理论“拿来主义”都存在很大问题。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到80年代），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应该说是不明确的，学术界争论激烈，已意识到计划经济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改革，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发展商品经济，但发展商品经济的理论准备不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确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所以向西方学习，更多的是学习它的技术和发展经验，在理论上还没有一边倒。到了1992年后，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出现全盘西化的倾向，这个时候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慢慢简单化地直接等同于美国经济学，等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在那个时候得到大家的认可，基本上认为只要是现代经济学就应该是美国的。
但现代经济学是动态的，今天的美国不是过去的美国，今天的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世界经济的中心将转移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学中心为什么不能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呢？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经济理论，还没有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系统化地总结为规律性的经济学理论，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形成经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强，经济学理论才强；但一个国家经济强，经济学理论不一定强。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经济学随后取代之前的理论；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迅猛发展，却没有强大的经济理论支撑，所以日本只取得了短暂的繁荣，经济发展总是在不断折腾中。从另一个方面看，虽然印度也拥有个别著名经济学家，但由于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话语权，所以印度的经济一塌糊涂。因此，强大的经济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今天，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已经令世界瞩目，为什么没有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中国道路要用中国理论去支撑和阐释。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只停留在经验层面，上升不到理论高度，中国的道路能支撑多久？能走多远？因此，中国要有自己的经济学，要有完整的理论体系，道路自信要建立在理论自信的基础上，这正是我们当代学者的职责和重要使命。
三、中国经济学的创建及其话语体系
中国经济学要有历史感。历史感在于能够全面、正确、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崛起，看待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学一定要有历史感，没有历史就没有厚重，没有历史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走向哪里去。很显然，中国经济学应来自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要从中国的经验中找到规律性，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简单地说就是用经济学理论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经验怎么提炼？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化学说不是简单的事情，一个经济理论要有指导意义必须要经过实践不断地验证。从一般理论到中国问题，从中国问题再上升到一般理论，这个过程要经过不断的验证，才能成为完整的理论、完整的科学。当然经济学研究还要有国际视野，学习美国也是必要的，但是学完之后，关键还是要回到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
同时，中国经济学要有文化的支撑。有人认为西方的工业化和崛起是因为新教（基督教），这是从文化角度来阐释工业革命的兴起。我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比基督教文化更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现实感，而且儒家文化覆盖整个亚洲几十亿人口，占全球一半人口，影响面更广，更具有独特性，同时也有普遍性。文化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没有文化这个土壤，中国经济理论是支撑不起来的。文化是整个中国经济学的土壤，中国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根植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土壤，从中吸取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
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基础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不仅在于总量的增长，更在于道路的选择。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中心论神话的破灭，现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其逻辑体系背后支撑的就是西方中心论：理论上看，西方之所以繁荣强大，就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制度、完善的体系、高素质的人等；研究方法上看，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问题，裁决中国问题。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你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你就得向西方学习，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因此，西方的经济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教条，这就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而中国的道路选择其实一开始就打破了西方中心论，按照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国道路不入主流，中国必定是不成功的。然而，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学习，包括印度、南非、俄罗斯等，最后失败了（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的）；而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道路，反而成功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强，尤其是在减贫方面，世界90%的减贫贡献来自于中国。所以，今天的世界不再是过去的世界，今天的中国不再是过去的中国，美国衰落，欧洲衰落，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失败，而只有中国一枝独秀。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只是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不适合广大发展中国的发展道路选择，更不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同时，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潜在的发展能力和发展空间，预示着中国经济在未来仍是世界经济重要的引擎，没有中国经济发展作为支撑，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向会更加迷离。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和经验总结。可以这么讲，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部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历史，透过这个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认为，有了市场不能有政府，有了政府不能有市场，两者之间是相互替代的。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市场与政府是互补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总结，也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最好表述。中国的经济实践否定了西方经济学强调的市场与政府的替代关系，市场与政府应该是互补的关系，这是经济学成为完整体系三百多年以来，经济学说史上一个最大的理论贡献。基于此，我们可以说，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体系”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后，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上构建出“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当然，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富有中国元素、中国智慧的经济学理论和概念，如公有制主体理论、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理论、五大发展理念、对外开放理论等，这些都可以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提供理论支持。
经济学要用科学的话语表达。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我们基本上都是用中国概念，包括联产承包责任制、双轨制、经济特区这些概念，西方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但是我们这样的概念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而且这些概念和理论能够在实践中取得很大的成效。而当前国内经济学理论智慧不够，存在知识短缺，学者普遍使用西方概念，大量的教材，包括有的决策者头脑里都是西方的概念，经济学研究以及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概念西化、内容西化、理论方法西化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知道西方理论不足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在不断应用西方概念，这是矛盾的心态；同时，这些西化概念也带来了思想分歧和理解偏差等诸多问题。因此，不能一直是西方的概念，要解构西方的话语体系，重构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和话语体系。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应来源于中国经济实践，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应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应具有世界性，要让世界读懂中国经验，学习中国智慧。
中国经济学的文化基础在于延续5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国的崛起表明了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是连续不断的，而且中国是四大文明中唯一一个从辉煌走向衰落，又从衰落走向 辉煌的国家。中华文明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而且中国有辉煌的过去，1500年以前中国在世界遥遥领先；美国才两百多年的历史。我认为，真正能够支撑世界走向长时间的、长焦距的繁荣的只能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有很多优秀的文化，比如儒家文化，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广泛性、现代性和持续性，这样的文化，对中国经济学未来的走向有重要支撑作用，中国经济学提炼出的理论一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
一个国家话语的重量取决于经济体量，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和辉煌，中国经济学也必将对世界经济学说史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经济学应该是走向世界的，应该是能指导世界各国经济实践的经济理论，应该成为主流经济学。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经济学未来在世界经济学体系中一定具有强有力的话语权，并成为世界各国大学讲台上的经济学。
所谓主流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是动态变化的概念，不是静态的概念。简单地说，大学讲台上老师们讲的经济学就是主流经济学。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大学教科书内容是新古典经济学，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现在流行的主流经济学。而主流经济学是变化的，它是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改变的。经济学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以来，从亚当·斯密开始，到今天的萨谬尔逊经济学，经济学经历了英国时代和美国时代，主流经济学也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变化。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主流经济学的大本营在英国。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英国，主流经济学的大本营也就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尽管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发展本身的地理中心变化不具有同步性，但是总体方向是一致的。同时，由于经济学理论需要经济实践的反复验证、证实，所以经济理论反映经济发展的经验可能要晚于经济本身的发展（美国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其经济总量超过英国50年后才取代了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但是这个趋势不可改变。
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下一步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根据2011年的测算，中国经济在2020年左右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现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美国经济在复苏向上，2020年超过美国不可能，要后延，估计2030年前会超过美国），中国将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未来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将从美国转移到中国。
二、中国要有自己的主流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们是学习苏联的，用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来指导经济实践，然而在实际上，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这种片面的经济学理论“拿来主义”都存在很大问题。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到80年代），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应该说是不明确的，学术界争论激烈，已意识到计划经济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改革，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发展商品经济，但发展商品经济的理论准备不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确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所以向西方学习，更多的是学习它的技术和发展经验，在理论上还没有一边倒。到了1992年后，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出现全盘西化的倾向，这个时候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慢慢简单化地直接等同于美国经济学，等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在那个时候得到大家的认可，基本上认为只要是现代经济学就应该是美国的。
但现代经济学是动态的，今天的美国不是过去的美国，今天的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世界经济的中心将转移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学中心为什么不能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呢？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经济理论，还没有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系统化地总结为规律性的经济学理论，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形成经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强，经济学理论才强；但一个国家经济强，经济学理论不一定强。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经济学随后取代之前的理论；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迅猛发展，却没有强大的经济理论支撑，所以日本只取得了短暂的繁荣，经济发展总是在不断折腾中。从另一个方面看，虽然印度也拥有个别著名经济学家，但由于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话语权，所以印度的经济一塌糊涂。因此，强大的经济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今天，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已经令世界瞩目，为什么没有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中国道路要用中国理论去支撑和阐释。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只停留在经验层面，上升不到理论高度，中国的道路能支撑多久？能走多远？因此，中国要有自己的经济学，要有完整的理论体系，道路自信要建立在理论自信的基础上，这正是我们当代学者的职责和重要使命。
三、中国经济学的创建及其话语体系
中国经济学要有历史感。历史感在于能够全面、正确、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崛起，看待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学一定要有历史感，没有历史就没有厚重，没有历史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走向哪里去。很显然，中国经济学应来自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要从中国的经验中找到规律性，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简单地说就是用经济学理论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经验怎么提炼？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化学说不是简单的事情，一个经济理论要有指导意义必须要经过实践不断地验证。从一般理论到中国问题，从中国问题再上升到一般理论，这个过程要经过不断的验证，才能成为完整的理论、完整的科学。当然经济学研究还要有国际视野，学习美国也是必要的，但是学完之后，关键还是要回到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
同时，中国经济学要有文化的支撑。有人认为西方的工业化和崛起是因为新教（基督教），这是从文化角度来阐释工业革命的兴起。我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比基督教文化更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现实感，而且儒家文化覆盖整个亚洲几十亿人口，占全球一半人口，影响面更广，更具有独特性，同时也有普遍性。文化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没有文化这个土壤，中国经济理论是支撑不起来的。文化是整个中国经济学的土壤，中国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根植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土壤，从中吸取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
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基础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不仅在于总量的增长，更在于道路的选择。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中心论神话的破灭，现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其逻辑体系背后支撑的就是西方中心论：理论上看，西方之所以繁荣强大，就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制度、完善的体系、高素质的人等；研究方法上看，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问题，裁决中国问题。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你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你就得向西方学习，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因此，西方的经济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教条，这就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而中国的道路选择其实一开始就打破了西方中心论，按照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国道路不入主流，中国必定是不成功的。然而，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学习，包括印度、南非、俄罗斯等，最后失败了（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的）；而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道路，反而成功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强，尤其是在减贫方面，世界90%的减贫贡献来自于中国。所以，今天的世界不再是过去的世界，今天的中国不再是过去的中国，美国衰落，欧洲衰落，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失败，而只有中国一枝独秀。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只是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不适合广大发展中国的发展道路选择，更不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同时，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潜在的发展能力和发展空间，预示着中国经济在未来仍是世界经济重要的引擎，没有中国经济发展作为支撑，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向会更加迷离。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和经验总结。可以这么讲，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部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历史，透过这个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认为，有了市场不能有政府，有了政府不能有市场，两者之间是相互替代的。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市场与政府是互补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总结，也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最好表述。中国的经济实践否定了西方经济学强调的市场与政府的替代关系，市场与政府应该是互补的关系，这是经济学成为完整体系三百多年以来，经济学说史上一个最大的理论贡献。基于此，我们可以说，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体系”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后，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上构建出“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当然，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富有中国元素、中国智慧的经济学理论和概念，如公有制主体理论、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理论、五大发展理念、对外开放理论等，这些都可以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提供理论支持。
经济学要用科学的话语表达。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我们基本上都是用中国概念，包括联产承包责任制、双轨制、经济特区这些概念，西方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但是我们这样的概念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而且这些概念和理论能够在实践中取得很大的成效。而当前国内经济学理论智慧不够，存在知识短缺，学者普遍使用西方概念，大量的教材，包括有的决策者头脑里都是西方的概念，经济学研究以及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概念西化、内容西化、理论方法西化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知道西方理论不足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在不断应用西方概念，这是矛盾的心态；同时，这些西化概念也带来了思想分歧和理解偏差等诸多问题。因此，不能一直是西方的概念，要解构西方的话语体系，重构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和话语体系。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应来源于中国经济实践，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应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应具有世界性，要让世界读懂中国经验，学习中国智慧。
中国经济学的文化基础在于延续5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国的崛起表明了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是连续不断的，而且中国是四大文明中唯一一个从辉煌走向衰落，又从衰落走向 辉煌的国家。中华文明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而且中国有辉煌的过去，1500年以前中国在世界遥遥领先；美国才两百多年的历史。我认为，真正能够支撑世界走向长时间的、长焦距的繁荣的只能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有很多优秀的文化，比如儒家文化，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广泛性、现代性和持续性，这样的文化，对中国经济学未来的走向有重要支撑作用，中国经济学提炼出的理论一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
一个国家话语的重量取决于经济体量，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和辉煌，中国经济学也必将对世界经济学说史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经济学应该是走向世界的，应该是能指导世界各国经济实践的经济理论，应该成为主流经济学。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经济学未来在世界经济学体系中一定具有强有力的话语权，并成为世界各国大学讲台上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