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镜与融通——从“一多关系”反思中西形而上学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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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比较的视阈下探索中西哲学的特质,是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然而,比较方法的择取会影响其结论。鉴于“和而不同”共识下的同异方法之争所带来的哲学困境,当代比较路径旨在以互镜的模式澄清误解、以对话的方式共谋发展、以融通的宗旨范式创新。以中国哲学“一多不分”、西方哲学“一多二元”的研判为例,用旧的方法解读,中西很可能会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危机;用新方法则能挖掘出“一多关系”背后中西深层的形上关联及各自的理论倾向。在形而上学的论域内,中西均存在“不分”和“二元”的情况,只是中国侧重建构“感通的形而上学”,西方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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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研究一直存在“受益税”和“财产税”之争,对于房地产税应当归属于哪一级政府的问题也有所争论。从公共服务资本化和受益范围多样性理论出发,将房产价值界定为私人居住服务和不同受益范围公共服务资本化的结果。利用CHNS家庭数据进行了三阶段泰尔指数嵌套分解,将房产价值差异精确分解为省级公共服务差异、区县公共服务差异、社区公共服务差异和私人居住服务差异四部分,通过模拟测算得到如下基本结论:(1)房产价值差异主要是由省级公共服务差异和私人居住服务差异造成,其次是社区公共服务差异和区县公共服务差异;(2)省级公共服
近年来,斯宾诺莎的力量概念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首先,应该对potentia与potestas进行辨析,前者指力量,后者指能力或权力。其次,力量的首要特征是现实性。上帝的力量等于其本质的必然性,没有可能性模态。再次,现实性意味着上帝依据本性必然生产万物,万物均是上帝力量的表现。接着,上帝同时拥有行动力量与思想力量,而且二者是平行的,这解释了观念何以具有认识功能。最后,作为上帝力量的表现,一切样式都分有一定程度的力量,因而具有某种强度。存在者是什么,取决于它能做什么。力量概念不仅证明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批判有
结合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经济学、伦理学分析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介绍斯密的社会性理论与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的统一建构。斯密理论从个人的非餍足偏好(自爱)出发,以共情和习得的社会规则为基础,依靠个体自律,解释了人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更完美地解决了博弈中出现的合作现象。斯密的理论是一个人类社会互动行为模型,不采用效用最大化原则,不要求信息完备,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和个人自律是选择的基础,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受到情境和主观判断对方意图的影响,这个理论在承认个体行为具有不确定性的同时,提高了对人类行为判断的确定性
心灵与身体的关系问题是困扰哲学家的哲学问题之一。笛卡尔更是以悖论的方式突出了问题的困难性。斯密斯认为,胡塞尔在某种程度上以多面一元论克服了笛卡尔二元论的困难,达到了身心统一,即心灵与身体是同一个个体的两个方面。但这种解读不仅没有阐明胡塞尔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贡献,反而把胡塞尔的理论理解为一种斯宾诺莎式的一个实体的两个属性学说。这对我们理解胡塞尔的理论贡献而言,并非是有益的。相反,胡塞尔从构成性的现象学出发,更新了对身体概念的理解,因此对身心关系问题也有了新的回答。正是具有双重构成作用的身体,为理解心身的关系问
当前一些研究对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存有误解误用情况。首先,把恩格斯“合力”概念与“协力”“系统力”等混用。恩格斯“合力”概念不是人们由于协作而产生的“系统力”(即1+1>2的作用力),而是物理学意义上各力相互抵消后的合力(即1+1<2的作用力)。其次,把恩格斯的“合力”变成脱离人及其活动的抽象力,把历史合力抽空为一种“无主体”或“泛主体”的历史现象,丢掉了恩格斯借用物理学方法揭示历史规律的方法论特征。再次,将恩格斯“合力”与“历史动力”“历史发展方向”“历史必然性”等混为一谈,认为历史合力线方
利用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了财务背景和金融背景独立董事对企业高管薪酬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务背景独立董事会降低高管薪酬,营业成本率在其中起到正调节作用;金融背景独立董事提高了企业高管薪酬,营业成本率在其中起到负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财务背景独立董事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程度更深,金融背景独立董事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无显著不同。将国有企业样本按是否为资源垄断型行业划分后,发现金融背景独立董事在非资源垄断型行业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究竟什么是劳动解放?唯物史观与异化史观是两种不同的解释范式和理论立场,通过比较这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所阐释的劳动解放,可以深化唯物史观视域下对劳动解放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在唯物史观看来,劳动解放既不是所谓“人的本质的复归”,也不是劳动自身发展的结果;既不是指消灭劳动本身,也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主义;劳动解放实质上是指在消除了生产关系对抗性的基础上,消灭了对劳动者劳动的剥削与压榨,从而使人们一方面在物质生产领域即必然王国实现自由的劳动,另一方面在非物质生产领域即自由王国实现人的自由个性。从根本上说,劳动解放是
卡尔·巴特被视为“20世纪基督教教父”。这是因为巴特不仅在教会实践上以普世运动的方式促进新教和天主教的协和,而且在教义学上不断回归教父传统,发展出自己的“教会教义学”思想体系。然而,在罪的来源、人性本质以及意志自由的根本问题上,当前学界的一种新兴观点认为,巴特拒斥奥古斯丁主义的原罪说、人性观和“意志的捆绑”理论,认为奥古斯丁由于缺乏“天性及本质存有(Wesen)”与“存在存有(Sein/Dasein)”概念区分,其“天性的扭曲”的人性观、“善的缺乏”的罪恶观以及“无能力不犯罪”的意志决定论,误导了拉丁西方
《庄子·养生主》的主题可以理解为“如何实现养生全神并在此基础上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庄子认为,人的肉体生命是有限的,不能消耗在对于有形世界的知识把握上,也不能停留在经验和技术层面上来应对世界,更不能为形体的残缺、生存的困境以及人伦的礼法所限制,而应该顺任自然、由技进道、率性顺天,这样才能“养生全神”并彻底摆脱有限性的束缚,如同无形之火超越有形之薪的限制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天道的大化流行中去,从而获得超越意义上的无限体验。
儒家经学是围绕着“六经”或“四书五经”展开训释所形成的一整套学问,它的核心内容关乎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从国家社会群体到个人身心性命,均离不开人的活动的实践性和日常生活的处境化,这就决定了其本质是人学而非神学。同为解释经典,圣经释义学是以宗教信仰作为其重要基础的,在神圣向世俗过渡的进程中,《圣经》释义所积累的经验和问题线索成为现代诠释学产生的先导。儒家经典的解释史及其现代掘发,虽然与圣经释义学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境遇很不相同,但同样作为解经学,在其迈向现代学术体系的过程中,一定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通过对比与分析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