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工信部部长苗圩在会议报告中指出，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产能已达到峰值，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连续45个月下跌。苗圩表示，“亏损面达80%，利薄如纸，目前还看不到缓解迹象。”
　　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但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产能过剩背后，则是深刻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去产能并非单纯的“治标”之策，亦是
　　“治本”的一个重要抓手。
　　去产能的现实语境
　　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挤占了宝贵的经济社会资源，由此挤压了新兴产业的生存空间，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首先，“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产能过剩行业表现明显。因整个行业产品供过于求，产品价格回落，好企业的效益也难以保障，企业发展创新后劲不足，最终不景气波及到整个行业。
　　其次，过剩行业企业占用了大量的资源，使得有限的资源没法用到代表经济未来方向的新兴产业中去，而且还可能带来信用风险，并传导到其他领域。从深层次看，长时期的产能过剩不是经济周期性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矛盾。
　　在此轮去产能的大潮下，一个似乎早已为人忘却的年份被多次提及，那就是1998年。那一年我们也面临外需低迷、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困境，当时顶住压力，纺织业实行大规模限产压锭，才有了后来经济的强劲增长，才有了今天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因此，多位经济主管官员和专家评论道，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1998年中国经济所经历的，正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供给侧改革。
　　当时间推进到15年后，从2013年以来，会发现在政治经济领域，一系列新词汇、新概念的背后，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
　　首先是“三期叠加”明确了对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紧接着的“新常态”对“三期叠加”作了系统性理论论述，而最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了全链条部署。
　　站在1998年的过往经验和2013年以来的现实语境中，更能深刻理解为何将去产能列为2016年经济工作五大重点任务之首。由是观之，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战略行动的“当头
　　炮”“第一役”，将为后续战略举措赢得时间、空间和回旋余地。
　　去旧育新的辩证法
　　去产能的当务之急是斩钉截铁处置僵尸企业，让“僵尸”入土为安，腾出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应区别过剩产能与僵尸企业，产能过剩行业也有优质企业，过剩产能也有过剩优势产能和过剩劣势产能之分。因此，去产能应秉持分类有序、因地制宜的原则。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积极稳妥去产能》文章认为，化解产能过剩是一项技术活儿，宏观调控之手如果干预不当，也会“错杀”好企业。有些行业属于结构性过剩，即
　　“低端过剩、高端不足”，这类过剩行业中也有市场需求旺盛的好企业，如果一刀切式地用限贷、
　　“断粮”的办法推动化解产能过剩，反而会影响产业转型升级。
　　对此，应分批来解决，“一是管理提升一批；二是技术改造一批；三是兼并重组一批；四是对于扭亏无望的企业要关闭退出一批。”
　　对于如何去产能，2016年初李克强总理的山西之行，释放了多个政策信号，从中可观察未来的政策选项。
　　1月4日，李克强在太原主持召开座谈会时提到，“我们不会再通过‘强刺激’‘大水漫灌’的投资来扩大内需，而要继续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尽可能培育新动能、发展新业态。”他说，“这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也是为化解过剩产能创造条件。看起来是小产业，实际上是大就业。”
　　所谓新旧动能转换，有分析认为，一是通过新动能的增量来对冲传统动能的减弱；二是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等创造出新业态、新模式来改造传统动能；三是通过新动能创造的“战略纵深”为传统动能的升级以及去产能赢得空间。因此，不应狭隘地理解去产能，有破就有立，“去旧”的同时，新动能亦在孕育之中，“育新”也为去旧扫除障碍、开拓空间，这是去产能必须掌握的辩证法。
　　（摘自《决策》2016年第2期夏自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