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眼中，他们有神奇的能力，让当事人进入未能想象的时空。而在另一方面，催眠师在国内却是个没有任何官方认证的“职业”，有些人靠表演和开课名利双收，有些人却要靠其他经济来源维持诊所的生存。
　　香港弥敦道，一条几近密闭的细长楼道，格外闷热。尽头就是陆月明的私人诊所，一间有着玻璃墙的十平方米小房间。由于陆月明的双性人身份，她遇到的案例多数都是两性关系出现问题而来求助的。这也会让她面临催眠治疗的另一种争议：伦理。
　　陈志便是个典型的例子。五十出头，收入仅能保证三餐饱腹，却从没有女朋友。他每次都满怀希望赴约相亲。几次被委婉回绝后，他忐忑不安地上门寻求心理辅导，并且带着一个难以启齿的理由——从没和女性亲密接触过。“那很简单啊，你去一次红灯区就好了。”陆月明大胆提出建议（香港公娼是合法的）。“不，不，这样不行的。”陈志连忙摆手，从小接受的教育警告他：嫖妓等于堕落。陆月明想到了另一种方法：在催眠状态中，幻想自己跟女性产生亲密关系。陈志同意了。
　　这样的治疗手段，曾让她一度受到同行质疑“太没有底线”，“怎么可以在催眠状态，带案主嫖妓呢？”但她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逻辑：尊重案主道德价值观，且不能触碰法律底线。尽管虚拟空间不会产生实质后果。根据法例，“一楼一凤”即在一个住宅单位内只有一名妓女，是香港性工作者提供色情服务的经营方式，买卖双方不构成犯罪。
　　疗程结束一段时间后，陈志曾主动打电话联系陆月明，表示那次催眠对他的帮助很大。之后，陆月明再也没有听说陈志的消息。不主动联系受助人，是催眠师的专业守则。
　　在美国催眠师是一项独立的职业。然而，这个新鲜事物在国内还算不上一个职业。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可的职业目录里，是找不到“催眠师”这项职业名称的。刘一读研期间，他在北大临床心理学专业研究催眠，毕业后到瑞士深造，回国继续专注催眠研究曾是其人生方向之一。但几番权衡后，刘一最后转行，从事互联网行业。
　　收入和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是一个原因。每次课程前，催眠师需要为客户定制测试内容，双方至少进行三次咨洵，共十个小时的沟通，来充分了解患者家庭环境、成长路径和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朋友的看法也让她意识到，大部分人根本不懂催眠是怎么回事。她的微信上经常有人留言：“我这几天晚上失眠了，你现在能让我睡着吗”“每小时付你一千块钱，能让我发现自己的潜力，从此飞黄腾达吗？”
　　陆月明走上催眠师的道路更为偶然。从小就是虔诚基督徒的她，曾深信催眠是异端邪教，容易让人“鬼上身”。因为以前确有很多处理不当的催眠案例，导致意外发生。但后来在番禺祈福医院实习时，眼看许多癌症病人心理受到折磨，无法排解，让她开始寻找方法。
　　“一次逛书店时，我偶然翻到一本讲解催眠原理的书，才发现，原来跟想象的如此不同。”后来，她在网上查找到许多用催眠减轻患者病痛的案例，于是下定决心报读了催眠课程。但她受到了不少教友的斥责，还有人撂下绝交的狠话。如今，有些朋友因为她的职业，会有意无意地疏远，因为她“太懂人心”。因此她出了诊室后，会故意装出嘻嘻哈哈的姿态。
　　大众对催眠的认识，多数来自影视文学作品和催眠表演。作为一门心理治疗的技术手段，它在学科上受重枧的程度并不高。在高校心理系的教科书中，催眠只占一段或两个句子的篇幅。而在国外，许多心理学家并不赞同将催眠纳入心理学教育部分。圣弗朗西斯科赛布鲁克大学硏究生院准备制定临床催眠课程，负责人艾瑞克·韦尔麦夫博士认为如今的催眠产业非常混乱。“只要愿意交学费，周末去任何非专业的催眠学校，就能获得认证的催眠资格证”。
　　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