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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墓石刻是中国雕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作为其重要表现内容，石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时的艺术审美观念，反映那个时期人们的美好愿望。而汉、唐两个朝代的石狮雕刻艺术作品在当时甚至如今仍然大放异彩，本文以其陵墓石刻中的石狮为研究对象进行异同赏析，窥探和领略墓葬石刻文化的丰富内涵。
汉、唐两代拥有绚烂的艺术文明，陵墓石刻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汉代陵墓石刻大巧若拙，精练雄劲;唐代陵墓石刻精美博大，气势恢宏。二者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时人们的艺术审美。汉唐陵墓石刻是在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艺术，在我国雕刻史上占有独特的位置。我国至今保存较为丰富的汉、唐陵墓石刻，而石狮作为石刻艺术中大型石兽的典型代表，经历了灿烂、丰富的发展过程。所以，有必要对汉、唐两代的陵墓石狮雕刻进行异同分析。
《汉书·西域传》曰：“乌戈山离国，王去长安二千二百里……有桃拔、师子、犀牛。”当时未有“狮”字，而用“师”取而代之。这是中国史书关于狮子的最早记载。《本草纲目·兽部》曰：“狮子出西域诸国，状如虎而小，黄色，亦如黄金色猱狗，而头大尾长，亦有青色者。铜头铁额，钩爪锯牙，弭耳昂鼻，目光如电，声吼如雷。”其对狮子的来源和形状外貌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描述。由此可以看出，狮子不产于中原地区，而是由西域传入，此后，其形象逐渐融入石刻造像中。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石狮、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石狮和河南南阳博物馆收藏的宗资墓石狮为现存东汉陵墓石狮代表。
相较而言，汉代陵墓石兽体量不大，其中雕凿的石狮雄伟壮观、充满活力，造型多是立式行走状，狮身多有双翼，且注重力量和变化的协调性，表现出极强的运动感，与唐代石狮相较，汉代石狮的躯体纤瘦。其技法风格借鉴了前代保留的大型纪念碑式雕刻手法，往往在物象关键处施以斧凿，循石造型，粗犷豪迈，具有较强的整体感，这区别于后世精美写实类型的雕塑造型样式，反映了汉代独有的艺术审美风格和中华民族壮阔豁达的气概。汉代石狮作为汉代石刻艺术的重要代表，随时随刻展现着汉代人民神勇豪迈的精神特征。
位于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的一对石狮，规格相近，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狮子。其身体四肢健壮，情态生动庄重，可谓独具一格。这对石狮皆立足于石座之上，做昂首扭颈、张口怒目状。其整体保存基本完整，饱经沧桑，但主体造型甚至部分毛皮刻线均清晰可见。有石阙记录了这对石狮的雕刻时间：“建和元年太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绥宗、景兴、开明使石工孟孚、李弟卯造北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子，直四万。”建和是汉桓帝的年号，建和元年为公元147年。因此，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的石狮雕造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
四川雅安高颐墓的神道两侧摆放着一对石狮，其为东汉末年的石刻艺术作品。其通高为1.1米，长为1.6米。两石狮均张口怒吼，阔步向前，其体态采用S形造型，线条刻画苍劲有力，形象塑造逼真，由于年代久远，石狮的躯体已布满青苔。雕刻匠人在创作时以狮子造型为基础，进行艺术加工，其身体旁刻有两肥短羽翼，这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狮子。这件作品规格虽不大，但给人以壮伟之美，并在气势上强化狮子的雄强威武，具有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也体现了东汉时期人们顽强不屈、激扬向上的活力和气魄以及自强不息、刚健勇猛的精神和品格，是汉代石刻雕塑艺术的典型代表作品。
南阳宗资墓前也有一对石狮，其造型体态与四川高颐墓前石狮相同，也采用S形，只是相较略有夸张且躯体更为纤细，两座石狮均做仰首挺胸、阔步行进的动作，线条简练大方，瘦劲且有力，形象生动逼真，并刻有飞翼。目前留存的东汉石狮虽然大都残破，但仍掩盖不住那种极强的运动感，并在这运动变化中升华着神灵之气，体现出传统民族石像雕塑的博大气势。
纵观高颐墓石狮和宗资墓石狮这两组陵墓石刻，人们可以明显发现，其共有特征就是均有线刻羽翅，这大概是受部分向东传来的西方艺术的影响，再加之东汉时期得道成仙、羽化登天思想的盛行和追求，这样便使其成为东汉陵墓石狮雕刻最为突出且独有的特征，也是东汉神学思想在石刻艺术中的具体体现。大多数汉代陵墓石狮造型渐渐偏离真实世界中的狮子，而走向一种变体，以神兽的身份重新出现，究其原因，人们可以从当时的古籍记录中“天禄”“辟邪”的名字得到答案。由石狮专属名称可以看出，古人将中国传统的吉祥观念移植到狮子的本体中，并借助一些艺术创作加工，寄托情感，以达到精神世界的外化与物化。
唐代石狮在造型上出现了重大的变革，除了沿袭东汉时期行走式的造型外，出现大量的蹲坐式，蹲狮造型的出现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体量较汉代有所增加。蹲狮的侧面呈等腰三角形，浑厚饱满，稳若泰山，盛气凌人，给人以傲视群雄之感。这在侧面体现了唐代的艺术审美意趣，同时将自强、博大的民族情怀注入石狮艺术中，使其呈现出雄迈威猛、大气磅礴的精神气象，无时无刻不向世人展示那盛世耀眼的大唐。除此之外，唐朝视狮子为国力昌盛、民族富强的象征，无论是帝陵的神道守卫狮子还是佛教的石窟造像狮子，其目的都是为了宣扬统治者的权势威力，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同时，石狮逐渐开始成为庄户庭院等地的镇守之神，其守护范围从陵墓、寺庙扩大到宫室、官署。此后，唐代陵墓石狮艺术的样式就成为中国狮子造型的楷模，这使得中国狮子艺术在那时便已成为中华民族形象和东方艺术典范。
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陵墓石狮要数乾陵和顺陵。坐落于乾陵的石狮可谓是中国石狮造型艺术的典型代表，这两尊石狮全部为蹲姿，采用整块青石雕凿而成，造型呈金字塔状，昂首挺胸，四肢挺健，丰腴发达;巨头卷毛，如层层鳞披;突目阔鼻，宽口利齿，似闻隆隆吼声，其石狮底座均刻有奇花、异草等图案。整体造型生动传神，具有顶天立地之势，展现凶猛威武之神情。石狮置于陵中，使得整个陵区带有肃穆神圣、凛然不得侵犯之感，进而渲染了乾陵的威势和大唐的兴盛。顺陵石狮体形硕大，雕凿精美，雄强磅礴，逼真传神，胸肌高高突起，其形体塑造與乾陵石狮有些类似。它虽体形硕大，但细微处仍刻画到位，可谓神品，是现存唐代诸陵墓中体形最大且最具代表性的石刻之一。乾陵和顺陵两处石狮雕像均代表唐代精湛的石刻雕凿技艺水平，也较为集中地反映唐代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念和唐朝的博大胸襟。
纵观汉、唐两朝陵墓石狮，其运用范围不断扩大，从守卫帝皇陵墓到家宅庭院，不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专属物。汉代，人们对“乘石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的成仙得道思想有着强烈追求，期盼力量和生命能够得到无限延伸从而达到永恒不灭，然而现实与理想的尖锐冲突，让人们将这种境界追求转移到石狮等艺术作品中，因此那时的石兽雕刻多见“双翼”。而到了唐代，这种石刻装饰手法并不多见，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体强健硕、仰天怒吼的雄狮，以表达当时人们对避邪祈福、安居乐业美好愿望的追求。因此，人们至今还能在市井村落里找到它们的身影，其任凭风吹雨打，似乎都保留着时代的印记。
无论汉唐，人们都将美好的愿望寄托于陵墓石狮中，或是期盼得道成仙，或是祈福平安，或是歌功颂德。其本身也极具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成为陵墓石刻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对那些昂首向天、似发出隆隆吼声的陵墓石狮，人们不由追忆历史，思绪飞扬，对陵墓设计者和建造者生出无限崇敬之情，不禁感叹中华先民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民族英伟豪迈、气贯河山的民族气概。
（宝鸡文理学院）
作者简介：白金超（1994-），男，河北沧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山水画。
汉、唐两代拥有绚烂的艺术文明，陵墓石刻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汉代陵墓石刻大巧若拙，精练雄劲;唐代陵墓石刻精美博大，气势恢宏。二者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时人们的艺术审美。汉唐陵墓石刻是在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艺术，在我国雕刻史上占有独特的位置。我国至今保存较为丰富的汉、唐陵墓石刻，而石狮作为石刻艺术中大型石兽的典型代表，经历了灿烂、丰富的发展过程。所以，有必要对汉、唐两代的陵墓石狮雕刻进行异同分析。
《汉书·西域传》曰：“乌戈山离国，王去长安二千二百里……有桃拔、师子、犀牛。”当时未有“狮”字，而用“师”取而代之。这是中国史书关于狮子的最早记载。《本草纲目·兽部》曰：“狮子出西域诸国，状如虎而小，黄色，亦如黄金色猱狗，而头大尾长，亦有青色者。铜头铁额，钩爪锯牙，弭耳昂鼻，目光如电，声吼如雷。”其对狮子的来源和形状外貌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描述。由此可以看出，狮子不产于中原地区，而是由西域传入，此后，其形象逐渐融入石刻造像中。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石狮、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石狮和河南南阳博物馆收藏的宗资墓石狮为现存东汉陵墓石狮代表。
相较而言，汉代陵墓石兽体量不大，其中雕凿的石狮雄伟壮观、充满活力，造型多是立式行走状，狮身多有双翼，且注重力量和变化的协调性，表现出极强的运动感，与唐代石狮相较，汉代石狮的躯体纤瘦。其技法风格借鉴了前代保留的大型纪念碑式雕刻手法，往往在物象关键处施以斧凿，循石造型，粗犷豪迈，具有较强的整体感，这区别于后世精美写实类型的雕塑造型样式，反映了汉代独有的艺术审美风格和中华民族壮阔豁达的气概。汉代石狮作为汉代石刻艺术的重要代表，随时随刻展现着汉代人民神勇豪迈的精神特征。
位于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的一对石狮，规格相近，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狮子。其身体四肢健壮，情态生动庄重，可谓独具一格。这对石狮皆立足于石座之上，做昂首扭颈、张口怒目状。其整体保存基本完整，饱经沧桑，但主体造型甚至部分毛皮刻线均清晰可见。有石阙记录了这对石狮的雕刻时间：“建和元年太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绥宗、景兴、开明使石工孟孚、李弟卯造北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子，直四万。”建和是汉桓帝的年号，建和元年为公元147年。因此，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的石狮雕造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
四川雅安高颐墓的神道两侧摆放着一对石狮，其为东汉末年的石刻艺术作品。其通高为1.1米，长为1.6米。两石狮均张口怒吼，阔步向前，其体态采用S形造型，线条刻画苍劲有力，形象塑造逼真，由于年代久远，石狮的躯体已布满青苔。雕刻匠人在创作时以狮子造型为基础，进行艺术加工，其身体旁刻有两肥短羽翼，这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狮子。这件作品规格虽不大，但给人以壮伟之美，并在气势上强化狮子的雄强威武，具有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也体现了东汉时期人们顽强不屈、激扬向上的活力和气魄以及自强不息、刚健勇猛的精神和品格，是汉代石刻雕塑艺术的典型代表作品。
南阳宗资墓前也有一对石狮，其造型体态与四川高颐墓前石狮相同，也采用S形，只是相较略有夸张且躯体更为纤细，两座石狮均做仰首挺胸、阔步行进的动作，线条简练大方，瘦劲且有力，形象生动逼真，并刻有飞翼。目前留存的东汉石狮虽然大都残破，但仍掩盖不住那种极强的运动感，并在这运动变化中升华着神灵之气，体现出传统民族石像雕塑的博大气势。
纵观高颐墓石狮和宗资墓石狮这两组陵墓石刻，人们可以明显发现，其共有特征就是均有线刻羽翅，这大概是受部分向东传来的西方艺术的影响，再加之东汉时期得道成仙、羽化登天思想的盛行和追求，这样便使其成为东汉陵墓石狮雕刻最为突出且独有的特征，也是东汉神学思想在石刻艺术中的具体体现。大多数汉代陵墓石狮造型渐渐偏离真实世界中的狮子，而走向一种变体，以神兽的身份重新出现，究其原因，人们可以从当时的古籍记录中“天禄”“辟邪”的名字得到答案。由石狮专属名称可以看出，古人将中国传统的吉祥观念移植到狮子的本体中，并借助一些艺术创作加工，寄托情感，以达到精神世界的外化与物化。
唐代石狮在造型上出现了重大的变革，除了沿袭东汉时期行走式的造型外，出现大量的蹲坐式，蹲狮造型的出现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体量较汉代有所增加。蹲狮的侧面呈等腰三角形，浑厚饱满，稳若泰山，盛气凌人，给人以傲视群雄之感。这在侧面体现了唐代的艺术审美意趣，同时将自强、博大的民族情怀注入石狮艺术中，使其呈现出雄迈威猛、大气磅礴的精神气象，无时无刻不向世人展示那盛世耀眼的大唐。除此之外，唐朝视狮子为国力昌盛、民族富强的象征，无论是帝陵的神道守卫狮子还是佛教的石窟造像狮子，其目的都是为了宣扬统治者的权势威力，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同时，石狮逐渐开始成为庄户庭院等地的镇守之神，其守护范围从陵墓、寺庙扩大到宫室、官署。此后，唐代陵墓石狮艺术的样式就成为中国狮子造型的楷模，这使得中国狮子艺术在那时便已成为中华民族形象和东方艺术典范。
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陵墓石狮要数乾陵和顺陵。坐落于乾陵的石狮可谓是中国石狮造型艺术的典型代表，这两尊石狮全部为蹲姿，采用整块青石雕凿而成，造型呈金字塔状，昂首挺胸，四肢挺健，丰腴发达;巨头卷毛，如层层鳞披;突目阔鼻，宽口利齿，似闻隆隆吼声，其石狮底座均刻有奇花、异草等图案。整体造型生动传神，具有顶天立地之势，展现凶猛威武之神情。石狮置于陵中，使得整个陵区带有肃穆神圣、凛然不得侵犯之感，进而渲染了乾陵的威势和大唐的兴盛。顺陵石狮体形硕大，雕凿精美，雄强磅礴，逼真传神，胸肌高高突起，其形体塑造與乾陵石狮有些类似。它虽体形硕大，但细微处仍刻画到位，可谓神品，是现存唐代诸陵墓中体形最大且最具代表性的石刻之一。乾陵和顺陵两处石狮雕像均代表唐代精湛的石刻雕凿技艺水平，也较为集中地反映唐代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念和唐朝的博大胸襟。
纵观汉、唐两朝陵墓石狮，其运用范围不断扩大，从守卫帝皇陵墓到家宅庭院，不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专属物。汉代，人们对“乘石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的成仙得道思想有着强烈追求，期盼力量和生命能够得到无限延伸从而达到永恒不灭，然而现实与理想的尖锐冲突，让人们将这种境界追求转移到石狮等艺术作品中，因此那时的石兽雕刻多见“双翼”。而到了唐代，这种石刻装饰手法并不多见，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体强健硕、仰天怒吼的雄狮，以表达当时人们对避邪祈福、安居乐业美好愿望的追求。因此，人们至今还能在市井村落里找到它们的身影，其任凭风吹雨打，似乎都保留着时代的印记。
无论汉唐，人们都将美好的愿望寄托于陵墓石狮中，或是期盼得道成仙，或是祈福平安，或是歌功颂德。其本身也极具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成为陵墓石刻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对那些昂首向天、似发出隆隆吼声的陵墓石狮，人们不由追忆历史，思绪飞扬，对陵墓设计者和建造者生出无限崇敬之情，不禁感叹中华先民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民族英伟豪迈、气贯河山的民族气概。
（宝鸡文理学院）
作者简介：白金超（1994-），男，河北沧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山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