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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称为“穷人经济学家”，却很“富有”；
他，情系三农，却竭力反对农业保护政策；
他，曾经最大的愿望是当产业工人，却最终成为国家农业经济和就业问题智囊团成员……
他就是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十八大代表蔡昉。
一个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参谋部，蔡昉接受了笔者的专访。采访结束之时，一束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让人感受到缕缕春天的气息。
“文革”知青接到“天上掉下的馅饼”
1956年，蔡昉出生在北京。“小学有拉练、学农。我在农村上过高小一年，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郊区顺义插队过三年。”蔡昉说自己与农村结缘比较早。“文革”中，蔡昉的父亲在山西某镇中学教书。在小学的最后一年，蔡昉被送到了那里。他的同学大部分是农家子弟，在与同学的亲密接触中，他开始参与到农村生活中，割兔草、刨秸秆，每日放学后邀上三两知己，一起到很远的野地里割草，很有些云游四海、交游天下的感觉。
儿时的蔡昉从来都没有想过今后会成为一名学者，中学一毕业他就被派去插队。那时的蔡昉，惟一想的就是能够招工回城，最大的愿望是能当产业工人。
大城市的孩子初到农村，什么都不懂。蔡昉清晰地记得，一天他在田里看到一个玩伴赶着驴车得意洋洋地从同学们面前经过。于是蔡昉问周围的人，那是他家的驴？没想到引来哄然大笑。笑过后，有人告诉他：“那是生产队的驴，家里是不可能有驴的。”或许，这时的蔡昉有了关于所有制的第一个概念。
1977年，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当时参加高考报名的人很多，人潮不断地涌来涌去。看着报名处门口排起的长队，蔡昉心中不禁有些忐忑。这么多的考生，自己能够考上吗？
回到家里，在填写报考志愿时，蔡昉颇为踌躇。就自己本人的特长和爱好而言，应当报考大学的中文系。但是，当时全国上下充满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宣传，每一个有志青年无不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中贡献一份力量。蔡昉起初也认为，学习自然科学，毕业后当个工程师，可以用技术直接为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而学习社会科学，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贡献则是间接的，不那么直接。
经过认真思索、反复权衡自身，蔡昉最终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他说，之所以选择农业经济系，一是因为自己有些农村生活经验；二是征询了父母、亲友及老师的意见后，知道报考文科不能抱着中文、历史不放，因为今后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出于种种原因，蔡昉选择了农业经济学，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此就“上了这条船”。
紧张的高考复习开始了。为了解决没有课本、缺乏复习资料的问题，蔡昉找到昔日的高中老师和同学一起收集。常常是一个人拿到某科的复习资料，就用复写纸复写几份，分给众人，资源共享。回忆当时的情景，蔡昉说：“大家拿到手就背，回过头看，也有不少笑话。”
12月，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高考到来了，蔡昉作为570万考生的一员走进高考考场。而高考以后，又是一段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焦虑不安的日子。终于有一天，正在午休的蔡昉突然听到门外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急忙起床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录取通知书到了，得知自己即将成为“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蔡昉泪眼朦胧，“当时的感觉真像是接到了天上掉下的馅饼”。
从“生吞活剥”到“行万里路”
和所有步入大学殿堂的知青一样，蔡昉大学期间的学习十分认真、刻苦。尽管那时候他们接受的是传统经济学教学，但蔡昉仍然受益颇丰，因为那时人民大学有堪称当时最出色的经济学教师的于学儒、周志祥等，学校还经常请名人来做报告带来一次次思想解放的高潮。
蔡昉大学期间的学习一开始并没有目标，“兴之所至，生吞活剥”。后来，他对自己的专业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于是阅读了大量的农业经济学期刊和论文，接触了有关的争论，开始自觉地研究探索一系列农村经济问题。蔡昉认为，读书有两种，一种是狭义的读书，即读书人没有任何功利目标，仅仅是为了获取智力上的满足而徜徉于文山书海之中；另一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阅读活动，譬如为了了解某个领域的研究现状而查阅文献等。读书应该是阅读行为与思考行为的结合，蔡昉说他一段文字读下来，有时会在案头积累起一大堆相关的参考资料。
蔡昉认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读书是提高基本素质的手段之一，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还必须结合实地调查来相互印证。“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既是彼此补充的，又是相互等价的。
当时，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国共产党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二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积极性的高涨和农业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出现了“卖粮难”“卖麻难”等产品流通的阻碍，这使得学习农业经济学的蔡昉陷入了苦闷与沉思。
1982年，蔡昉考入被称为政府智囊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张思骞和刘文璞两位良师门下当助手。蔡昉说，导师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及乐于调研的“脚板精神”让他受益终生。
1983年假期，蔡昉和几位同学受当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委托，前往安徽、江苏进行“卖粮难”调查。调研中，蔡昉亲眼看到“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农民，仅仅因为包产到户这样简单的改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劳动表现，深刻地感受到了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制度力量。
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期间，蔡昉还分别到山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调研，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广泛地了解了农业、农村、农民。在农村广泛的调研接触中，蔡昉开始认真思索中国“三农”问题与农村發展的路径。后来，蔡昉有机会前往西班牙考察世界著名的蒙德拉贡合作企业，在中外比较中，他区别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合作组织与符合市场规律的成功合作组织两种形式，并比较两者在制度安排上的优劣。 农业保护政策反对者终成农业经济学家
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经界热衷于向政府解说农业的重要性，90年代则转向了呼吁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蔡昉是这种保护政策的反对者。他警告说，在中国农业人口仍然占巨大比重的情况下，搞农业保护只能是不彻底的，其结果是一个没有赢家的博弈：农民没有得到充分保护，消费者白白多掏了腰包，政府不堪财政负担和政策执行难度。
蔡昉的自信来自于他扎实的调研。90年代初，蔡昉曾经在中国的沿海、中部等地区对农业保护做过专门调查。其中每到一地必问的一个问题是：“粮价要多少钱，你会种地？”在沿海地区，蔡昉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即使每斤粮食能卖一两元也不种。 ”因为种粮食与其他非农产业相比，其收入的提高是微不足道的。在大量的调查之后，蔡昉得出结论：中国农业不具备比较优势，尤其是沿海地区。另外，由于中国农业自给自足的生产流通方式，使地区间的购销合作无法形成，也影响了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社科院为“八五”计划提供改革和发展思路的课题组中，蔡昉说服同事和领导，将这样的意思写进报告：中国粮食正在丧失比较优势，因此有必要借助于国际市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在学界的保护声中，蔡昉的声音似乎过于微弱。他1991年发表的《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市场机制的启动》，遭到了国内大多数同行的质疑。
随后不久，蔡昉出国进修。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食品研究所的图书馆里，蔡昉获得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对面是著名的胡佛塔楼。“夜深人静时，我结合在国内思考过的问题，凭着半生不熟的英文，读了一些著作和文章。当时主要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农业组织问题，一是农业比较优势问题。”
回国后，面对国内愈益加强的保护呼声以及中国农业比较优势的继续丧失，蔡昉直接以要不要农业保护为题，提出讨论。在受到多数人批评的情况下，蔡昉反而慢慢地把自己的思路理清了。同时他对中国整个农业问题的观点也逐渐清晰起来，并且渐成体系。
或许带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蔡昉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和研究人口与劳动问题上分别实现了大的突破。前者源于蔡昉和林毅夫、李周的合作，并于1994年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该书在1996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英文版，后来日文版、韩文版、法文版、越南文版纷纷面世，并被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采用为经济系学习中国经济和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而对于人口和劳动问题的研究起因于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一次征求出版选题，蔡昉完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一书，并因此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工作。
随着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日益成为各个学科关注的热点，蔡昉利用他的经济学背景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这仍然与农业、农民、农村有关。蔡昉笑言，自己是一个被锁定的农业经济学家，他把农业经济学看作是在农业经济问题领域做经济学研究。
无论是最初的农业、农村问题的研究，还是继而探讨的中国奇迹之谜，然后转向的贫富差距和劳动力转移及城市就业问题，蔡昉在每个领域都提出了独到见解。他敏感地意识到社会科学的现代学术规范化，即理论性与实证化相结合的倾向，并提早一步运用在自己的研究中。
1998年，蔡昉被任命为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当时，由于学界普遍缺少好的选题以及相关的课题资助，很多大学的人口研究所都撤销了，社科院人口所也一度人才流失严重。担任所长后，蔡昉开始进行改革，用了整整四年时间，实现了一个研究所的脱胎换骨。2002年，人口所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成为社科院最具声誉的研究所之一，在国内外有了广泛的影响力。2003年3月28日，蔡昉应邀为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讲解世界就业发展趋势与我国就业政策研究。
打“阵地战”的“穷人经济学家”
蔡昉是中国经济学家中少有的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经济学的人，早在1998他就写过《穷人的经济学》一书。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热点入手，把最现实的问题与一系列发展经济学的主题联系起来。从具体问题研究起，逐渐形成自己对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学理解，是蔡昉从事经济研究的基本脉络。在转轨中，蔡昉从“三农”出发，逐步扩展为关注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带动下，迁移到城市中的农民工以及在国企改革中下岗的城市贫困人口，继而延伸到对中国发展战略和改革路径的探索和研究。由此看来，他这位研究穷人的经济学者很“富有”。
在朋友的眼中，蔡昉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然而完美主义往往意味着比别人付出更多。蔡昉常常到凌晨一两点才睡，早晨七点就会起床，常年的睡眠不足令他的双眼透着血丝。多年来，蔡昉恪守学者本位，坚持把学术研究放在工作的第一位。他自豪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放下過研究工作，而且保证最基础的研究从来不断。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和任何人比。”
在蔡昉眼中，学者首先应该做扎实的工作，做详细的计量分析，为自己的结论提供依据。此后，还要让别人知道你的结论，也就是说要实现成果的转化。“我希望我自己，以及我们所里年轻的研究人员能够成为这类学者。”蔡昉认为，如果一项研究成果，老百姓看不到，大部分同行看不到，政策的制定者看不到，那么它的价值就被打了折扣。所以，他所主持研究的课题，大多都具备翔实的材料、大量的调查数据、精确的数量模型和可具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蔡昉说：“社科院研究所作为特殊的部门，为决策者服务是最合理的目标。但并不是他爱听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而是我们独立研究。”
很多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朋友选择了离开，而蔡昉留了下来，这成为他不断扩宽研究领域的原因之一。“大家都在变，我没有变。既然外面不变，里边研究的内容就要都变一点，要不很可能会出现审美疲劳。”蔡昉笑言自己在打“阵地战”。
如果以动、静来划分人的性格，蔡昉一定属于后者。他习惯于理性地思考问题，以心灵的平静来抵抗日渐喧嚣的世界，坚守自己的学术理想。而这两年来中国的现实却让他觉得难以平静。蔡昉的思考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就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但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加速累积，中国正在经历最不踏实的时期。”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便习惯于把经济学叫做沉闷的科学。如果从经济学不能像美术作品一样陈列于展览馆、像音乐一样演奏于殿堂、供普通人欣赏这一点来说，它固然是沉闷的。但把经济学与其他科学相比较而认为它尤其沉闷，则颇为冤枉了这门学问。一门学问区别于其他学问的特点，不在于人们是否以习惯的方式去欣赏它，而在于该领域的从业者是怎样思考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工作，以及如何进行讨论。蔡昉辩说：“经济学被好多人认为‘沉闷’，首先在于它思维方式的抽象性。然而，抽象的确是必要的，理论模型的意义在于，通过抽象来揭示最本质的东西。当然，有时过度的抽象也会妨碍我们观察事物的差异，所以需要适当的抽象。其实，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中不乏一些运用抽象法的经典之作。经济学被认为‘沉闷’，可能还在于经济学家貌似严肃的工作方式。”
的确，许多经济学人发表的文章充斥着复杂的公式和统计，这无异于挂起了一道“外行免进”的牌子，让离不开经济生活的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远离经济理论。在这方面，蔡昉无疑是一个创新的典范，给经济学的“沉闷”带来别样的清新。笔者读过蔡昉的一些经济随笔，他或用相对简洁的语言“推销”自己的学术观点，或叙述一处身边发生的事件阐述某种经济学道理，或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表述个人的经济思想，文章读起来很轻松，充满思辨性。蔡昉说得好，“做学问是一种职业，又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职业看待，要讲究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需要活得有情趣。经济学是学问，经济学家要讲职业道德，也要有情趣。”
蔡昉是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对此，他高兴地说：“作为经济学者，我愿意发挥自己的学术优势，积极献计献策，将学术成果转化为中央决策中需要的信息。”
他，情系三农，却竭力反对农业保护政策；
他，曾经最大的愿望是当产业工人，却最终成为国家农业经济和就业问题智囊团成员……
他就是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十八大代表蔡昉。
一个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参谋部，蔡昉接受了笔者的专访。采访结束之时，一束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让人感受到缕缕春天的气息。
“文革”知青接到“天上掉下的馅饼”
1956年，蔡昉出生在北京。“小学有拉练、学农。我在农村上过高小一年，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郊区顺义插队过三年。”蔡昉说自己与农村结缘比较早。“文革”中，蔡昉的父亲在山西某镇中学教书。在小学的最后一年，蔡昉被送到了那里。他的同学大部分是农家子弟，在与同学的亲密接触中，他开始参与到农村生活中，割兔草、刨秸秆，每日放学后邀上三两知己，一起到很远的野地里割草，很有些云游四海、交游天下的感觉。
儿时的蔡昉从来都没有想过今后会成为一名学者，中学一毕业他就被派去插队。那时的蔡昉，惟一想的就是能够招工回城，最大的愿望是能当产业工人。
大城市的孩子初到农村，什么都不懂。蔡昉清晰地记得，一天他在田里看到一个玩伴赶着驴车得意洋洋地从同学们面前经过。于是蔡昉问周围的人，那是他家的驴？没想到引来哄然大笑。笑过后，有人告诉他：“那是生产队的驴，家里是不可能有驴的。”或许，这时的蔡昉有了关于所有制的第一个概念。
1977年，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当时参加高考报名的人很多，人潮不断地涌来涌去。看着报名处门口排起的长队，蔡昉心中不禁有些忐忑。这么多的考生，自己能够考上吗？
回到家里，在填写报考志愿时，蔡昉颇为踌躇。就自己本人的特长和爱好而言，应当报考大学的中文系。但是，当时全国上下充满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宣传，每一个有志青年无不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中贡献一份力量。蔡昉起初也认为，学习自然科学，毕业后当个工程师，可以用技术直接为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而学习社会科学，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贡献则是间接的，不那么直接。
经过认真思索、反复权衡自身，蔡昉最终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他说，之所以选择农业经济系，一是因为自己有些农村生活经验；二是征询了父母、亲友及老师的意见后，知道报考文科不能抱着中文、历史不放，因为今后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出于种种原因，蔡昉选择了农业经济学，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此就“上了这条船”。
紧张的高考复习开始了。为了解决没有课本、缺乏复习资料的问题，蔡昉找到昔日的高中老师和同学一起收集。常常是一个人拿到某科的复习资料，就用复写纸复写几份，分给众人，资源共享。回忆当时的情景，蔡昉说：“大家拿到手就背，回过头看，也有不少笑话。”
12月，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高考到来了，蔡昉作为570万考生的一员走进高考考场。而高考以后，又是一段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焦虑不安的日子。终于有一天，正在午休的蔡昉突然听到门外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急忙起床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录取通知书到了，得知自己即将成为“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蔡昉泪眼朦胧，“当时的感觉真像是接到了天上掉下的馅饼”。
从“生吞活剥”到“行万里路”
和所有步入大学殿堂的知青一样，蔡昉大学期间的学习十分认真、刻苦。尽管那时候他们接受的是传统经济学教学，但蔡昉仍然受益颇丰，因为那时人民大学有堪称当时最出色的经济学教师的于学儒、周志祥等，学校还经常请名人来做报告带来一次次思想解放的高潮。
蔡昉大学期间的学习一开始并没有目标，“兴之所至，生吞活剥”。后来，他对自己的专业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于是阅读了大量的农业经济学期刊和论文，接触了有关的争论，开始自觉地研究探索一系列农村经济问题。蔡昉认为，读书有两种，一种是狭义的读书，即读书人没有任何功利目标，仅仅是为了获取智力上的满足而徜徉于文山书海之中；另一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阅读活动，譬如为了了解某个领域的研究现状而查阅文献等。读书应该是阅读行为与思考行为的结合，蔡昉说他一段文字读下来，有时会在案头积累起一大堆相关的参考资料。
蔡昉认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读书是提高基本素质的手段之一，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还必须结合实地调查来相互印证。“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既是彼此补充的，又是相互等价的。
当时，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国共产党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二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积极性的高涨和农业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出现了“卖粮难”“卖麻难”等产品流通的阻碍，这使得学习农业经济学的蔡昉陷入了苦闷与沉思。
1982年，蔡昉考入被称为政府智囊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张思骞和刘文璞两位良师门下当助手。蔡昉说，导师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及乐于调研的“脚板精神”让他受益终生。
1983年假期，蔡昉和几位同学受当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委托，前往安徽、江苏进行“卖粮难”调查。调研中，蔡昉亲眼看到“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农民，仅仅因为包产到户这样简单的改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劳动表现，深刻地感受到了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制度力量。
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期间，蔡昉还分别到山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调研，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广泛地了解了农业、农村、农民。在农村广泛的调研接触中，蔡昉开始认真思索中国“三农”问题与农村發展的路径。后来，蔡昉有机会前往西班牙考察世界著名的蒙德拉贡合作企业，在中外比较中，他区别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合作组织与符合市场规律的成功合作组织两种形式，并比较两者在制度安排上的优劣。 农业保护政策反对者终成农业经济学家
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经界热衷于向政府解说农业的重要性，90年代则转向了呼吁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蔡昉是这种保护政策的反对者。他警告说，在中国农业人口仍然占巨大比重的情况下，搞农业保护只能是不彻底的，其结果是一个没有赢家的博弈：农民没有得到充分保护，消费者白白多掏了腰包，政府不堪财政负担和政策执行难度。
蔡昉的自信来自于他扎实的调研。90年代初，蔡昉曾经在中国的沿海、中部等地区对农业保护做过专门调查。其中每到一地必问的一个问题是：“粮价要多少钱，你会种地？”在沿海地区，蔡昉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即使每斤粮食能卖一两元也不种。 ”因为种粮食与其他非农产业相比，其收入的提高是微不足道的。在大量的调查之后，蔡昉得出结论：中国农业不具备比较优势，尤其是沿海地区。另外，由于中国农业自给自足的生产流通方式，使地区间的购销合作无法形成，也影响了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社科院为“八五”计划提供改革和发展思路的课题组中，蔡昉说服同事和领导，将这样的意思写进报告：中国粮食正在丧失比较优势，因此有必要借助于国际市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在学界的保护声中，蔡昉的声音似乎过于微弱。他1991年发表的《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市场机制的启动》，遭到了国内大多数同行的质疑。
随后不久，蔡昉出国进修。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食品研究所的图书馆里，蔡昉获得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对面是著名的胡佛塔楼。“夜深人静时，我结合在国内思考过的问题，凭着半生不熟的英文，读了一些著作和文章。当时主要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农业组织问题，一是农业比较优势问题。”
回国后，面对国内愈益加强的保护呼声以及中国农业比较优势的继续丧失，蔡昉直接以要不要农业保护为题，提出讨论。在受到多数人批评的情况下，蔡昉反而慢慢地把自己的思路理清了。同时他对中国整个农业问题的观点也逐渐清晰起来，并且渐成体系。
或许带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蔡昉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和研究人口与劳动问题上分别实现了大的突破。前者源于蔡昉和林毅夫、李周的合作，并于1994年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该书在1996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英文版，后来日文版、韩文版、法文版、越南文版纷纷面世，并被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采用为经济系学习中国经济和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而对于人口和劳动问题的研究起因于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一次征求出版选题，蔡昉完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一书，并因此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工作。
随着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日益成为各个学科关注的热点，蔡昉利用他的经济学背景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这仍然与农业、农民、农村有关。蔡昉笑言，自己是一个被锁定的农业经济学家，他把农业经济学看作是在农业经济问题领域做经济学研究。
无论是最初的农业、农村问题的研究，还是继而探讨的中国奇迹之谜，然后转向的贫富差距和劳动力转移及城市就业问题，蔡昉在每个领域都提出了独到见解。他敏感地意识到社会科学的现代学术规范化，即理论性与实证化相结合的倾向，并提早一步运用在自己的研究中。
1998年，蔡昉被任命为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当时，由于学界普遍缺少好的选题以及相关的课题资助，很多大学的人口研究所都撤销了，社科院人口所也一度人才流失严重。担任所长后，蔡昉开始进行改革，用了整整四年时间，实现了一个研究所的脱胎换骨。2002年，人口所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成为社科院最具声誉的研究所之一，在国内外有了广泛的影响力。2003年3月28日，蔡昉应邀为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讲解世界就业发展趋势与我国就业政策研究。
打“阵地战”的“穷人经济学家”
蔡昉是中国经济学家中少有的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经济学的人，早在1998他就写过《穷人的经济学》一书。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热点入手，把最现实的问题与一系列发展经济学的主题联系起来。从具体问题研究起，逐渐形成自己对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学理解，是蔡昉从事经济研究的基本脉络。在转轨中，蔡昉从“三农”出发，逐步扩展为关注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带动下，迁移到城市中的农民工以及在国企改革中下岗的城市贫困人口，继而延伸到对中国发展战略和改革路径的探索和研究。由此看来，他这位研究穷人的经济学者很“富有”。
在朋友的眼中，蔡昉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然而完美主义往往意味着比别人付出更多。蔡昉常常到凌晨一两点才睡，早晨七点就会起床，常年的睡眠不足令他的双眼透着血丝。多年来，蔡昉恪守学者本位，坚持把学术研究放在工作的第一位。他自豪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放下過研究工作，而且保证最基础的研究从来不断。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和任何人比。”
在蔡昉眼中，学者首先应该做扎实的工作，做详细的计量分析，为自己的结论提供依据。此后，还要让别人知道你的结论，也就是说要实现成果的转化。“我希望我自己，以及我们所里年轻的研究人员能够成为这类学者。”蔡昉认为，如果一项研究成果，老百姓看不到，大部分同行看不到，政策的制定者看不到，那么它的价值就被打了折扣。所以，他所主持研究的课题，大多都具备翔实的材料、大量的调查数据、精确的数量模型和可具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蔡昉说：“社科院研究所作为特殊的部门，为决策者服务是最合理的目标。但并不是他爱听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而是我们独立研究。”
很多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朋友选择了离开，而蔡昉留了下来，这成为他不断扩宽研究领域的原因之一。“大家都在变，我没有变。既然外面不变，里边研究的内容就要都变一点，要不很可能会出现审美疲劳。”蔡昉笑言自己在打“阵地战”。
如果以动、静来划分人的性格，蔡昉一定属于后者。他习惯于理性地思考问题，以心灵的平静来抵抗日渐喧嚣的世界，坚守自己的学术理想。而这两年来中国的现实却让他觉得难以平静。蔡昉的思考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就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但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加速累积，中国正在经历最不踏实的时期。”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便习惯于把经济学叫做沉闷的科学。如果从经济学不能像美术作品一样陈列于展览馆、像音乐一样演奏于殿堂、供普通人欣赏这一点来说，它固然是沉闷的。但把经济学与其他科学相比较而认为它尤其沉闷，则颇为冤枉了这门学问。一门学问区别于其他学问的特点，不在于人们是否以习惯的方式去欣赏它，而在于该领域的从业者是怎样思考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工作，以及如何进行讨论。蔡昉辩说：“经济学被好多人认为‘沉闷’，首先在于它思维方式的抽象性。然而，抽象的确是必要的，理论模型的意义在于，通过抽象来揭示最本质的东西。当然，有时过度的抽象也会妨碍我们观察事物的差异，所以需要适当的抽象。其实，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中不乏一些运用抽象法的经典之作。经济学被认为‘沉闷’，可能还在于经济学家貌似严肃的工作方式。”
的确，许多经济学人发表的文章充斥着复杂的公式和统计，这无异于挂起了一道“外行免进”的牌子，让离不开经济生活的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远离经济理论。在这方面，蔡昉无疑是一个创新的典范，给经济学的“沉闷”带来别样的清新。笔者读过蔡昉的一些经济随笔，他或用相对简洁的语言“推销”自己的学术观点，或叙述一处身边发生的事件阐述某种经济学道理，或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表述个人的经济思想，文章读起来很轻松，充满思辨性。蔡昉说得好，“做学问是一种职业，又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职业看待，要讲究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需要活得有情趣。经济学是学问，经济学家要讲职业道德，也要有情趣。”
蔡昉是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对此，他高兴地说：“作为经济学者，我愿意发挥自己的学术优势，积极献计献策，将学术成果转化为中央决策中需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