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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沈从文的小说都是以表现他的家乡湘西的风土人情为主，读他的小说，总能在他娓娓叙述中感受到一种宁静的乡村美。这主要来源于他的小说表现的是湘西人民的古老风情和独特的人文特征，另一方面，沈从文本人爱好西方古典音乐，也喜欢中国传统的民间小调，因此他的作品中蕴含着音乐的韵律，在结构上也采用了西方古典音乐的表现形式，将“主题重现”这种乐曲结构运用到小说结构中，才使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关键词：沈从文 音乐 小说结构 古典音乐
一 沈从文的音乐情结
沈从文的音乐爱好和他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他生活在美丽的湘西小城凤凰。由于从小就调皮好动，喜欢逃学到外面玩，因此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也多，对于大自然的一切音响都会产生兴趣，“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剸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拨刺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从文自传》）
一个天生对声响敏感的人自然对优美的旋律有浓厚的兴趣，在黄永玉的回忆录里，记叙了沈从文五十多岁时，还会用树叶放在舌头上学鸟叫，并且很有层次，有单独叫、两只画眉打架叫、画眉求偶叫。除了画眉，还会学杜鹃、布谷、黄鹂、喜鹊的叫声，这些小孩的玩意，想来沈从文很小时候就掌握了。
沈从文对音乐的喜爱和他的家乡风俗也有很大关系，湘西自古属于楚地，这里在古代就有用音乐祭祀、驱邪的风俗，在屈原的《九歌》《招魂》中就有这方面的描写。由于湘西地处偏僻，这些古老的风俗一直延续下来，加上当地居民以土家族和苗族居多，这些少数民族都能够善舞，具有“说话就会唱歌，走路就会跳舞”的传统。在民族节日、男女相会时都善于用歌声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生长于斯的沈从文从小就受到民族音乐的熏陶，自然具有较深的音乐修养。
沈从文接受到西方音乐主要还是因为与夫人张兆和的结合，张兆和出生于合肥富商家庭，她的父亲思想开明，不但结交了蔡元培这样的文化人，还出资办学，培养出著名的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和张充和。张兆和的父亲和姐妹们都是昆曲爱好者，除张兆和外，其余几个以及大姐夫顾传玠都是昆曲专家。而四姐妹之外的张家兄弟张定和、张宁和则迷恋西方古典音乐。张定和擅长小提琴和作曲，曾为话剧《棠棣之花》作曲，他的《湘累》《在昔犹豫让》《侬本枝头露》已经成为名曲而流传。张宁和后来留学法国学习指挥，曾经是中国交响乐的第一任指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不爱音乐都难。
在抗战期间，沈从文和张充和家住在一起，张充和每天都会用电唱机播放昆曲和沈从文所说的“洋人的古典音乐”，后来张充和将唱机和唱片都送给了沈从文，沈从文也从最初的“莫名其妙喜欢小提琴声音”发展到后来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喜爱。
沈从文对音乐的喜爱除了深受岳父一家的影响之外，还与他的朋友马思聪、梁宗岱有关。他从马思聪那里学到一些关于作曲、指挥和乐器方面的音乐知识，从梁宗岱那里了解到一些音乐历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尽管沈从文对于音乐理论不熟悉，对于音乐却是从心底喜爱。
二 沈从文小说中的音乐文化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音乐元素几乎遍布了他的每一篇小说，在小说叙事中，沈从文对于声音的描摹从大自然的鸟鸣、风声雨声雷声，到摇橹声，马蹄声，水流声，甚至连锅铲炒菜时撞击铁锅声都做了细致的描摹。这些声音的描写，充分突出了一个对声音敏感者的特征。
除了对声音进行摹写之外，他的小说还引用了大量的民歌，这些引用一方面突出了民族地域特色，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小说主题。
在小说《雨后》中，七妹子唱的歌谣，“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上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地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那个？”这些歌谣质朴，表达的是直白的男女之间最淳朴的感情，这些歌谣用生活中常见到的景物做比兴，感情真挚、大胆泼辣，但这些露骨的表白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到，只有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才有这样的人，也只有湘西的苗家妹子才有这样热辣的情怀。
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媚金和豹子唱的情歌是这样的：
“红叶过冈是任那九秋八月的风，把我成为妇人的只有你。”
“白脸族一切全属第一的女人，请你到黄村的宝石洞里去。天上大星子能互相望到时，那时我看见你你也能看见我。”
“我的风，我就照你的意见行事。我但愿你的心如太阳光明不欺，我但愿你的热如太阳把我融化。莫让人笑凤凰族美男子无信，你要我做的事自己也莫忘记。”
“放心，我心中的最大的神。豹子的美丽你眼睛曾为证明。豹子的信实有一切人作证。纵天空中到时落的雨是刀，我也将不避一切来到你身边与你亲嘴。”
这些情歌，如果不在小说中，别人还以为这是莎士比亚说的十四行诗，充满着异国情调，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自由王国。
音乐文化表现最充分的小说应该是《边城》，小说中翠翠的母亲和父亲相爱是因为对歌。翠翠的外公在船头用小竹子做的双簧唢呐吹《娘送女》给翠翠听。翠翠闲来无事哼着“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天宝和傩送也是通过唱歌来向翠翠表达情义的。这里的求婚还有“走车路”“走马路”之说。走车路是找媒人前去女方家提亲，走马路是通过唱山歌向女孩直接求亲。这些民族情调正是通过音乐元素表达出来的。
在小说中还有很多音乐元素的运用，像爷爷“哑哑”的竹管声，翠翠“独自低低地学羊叫”，“哑哑”和“低低”让人听到了这种声音，看到了一个害羞又调皮的小女孩。
小说中的声音分为天籁和人籁两种，天籁声是翠翠和爷爷摆渡时水面上传来的大自然的声音，山中的风声、鸟叫声，水上的划桨声和爷爷吹竹唢呐的声音。人籁声是节日的唢呐声、鼓声、歌声和欢笑声，这些声音使小说充满了牧歌式的田园之美。 三 西方古典音乐结构在沈从文小说中的运用
沈从文的小说结构很多是采用了西方古典音乐的结构形式，像单三部曲式、变奏曲、奏鸣曲。
1 单三部曲式
西方古典音乐中的单三部曲式在结构上分为三部分，即ABA式，开始是主题呈现，然后是主题发展，最后又是主题再现，和开头遥相呼应。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柏子》在结构上就是采用了这种形式，小说一开始就描写辰州码头，写到船靠岸，水手忙碌，客人上下船。又从船上写到水手柏子在忙碌后到河街找自己的相好。然后又回到码头继续工作。在结构上，码头好像乐曲的主题，约会部分是主题发展，回到码头仿佛主题再现。
主题再现在小说语言结构上也体现这种特点，开头是这样描写，“把船停到岸边，岸是辰州的河岸。于是客人可以上岸了，从一块跳板走过去。跳板是一端固定在码头石级或泥滩上，一端在船舷。一个人从跳板走过时，摇摇荡荡不可免。凡是要上岸的，全是那么摇摇荡荡上岸了。”
结尾是，“辰州河岸的船各归各帮，泊船原有一定地方，不相混杂。可是每一只船，把货一起就得到另一处去装货。因此柏子从跳板上摇摇荡荡上过两次岸，船就开了。”这样的结构，好像一首悠扬的乐曲缓缓展开，然后发展为热烈激昂的部分，最后又回到悠扬缓慢的主题。
2 变奏曲结构
音乐中的变奏曲结构表现的主题一直贯穿乐曲始终，从开始到发展具有递进意义，一层比一层深刻。在形式上是A、A1、A2、A3这样变化的。
沈从文的小说《腐烂》的结构就是这种形式。小说开始描写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上海的稻草浜，是一个贫民区，住的都是穷人，这些穷人操着五花八门的职业，骗子、卖淫者都有。这里不仅具有物质意义上的“腐烂”，更有精神层面的“腐烂”。
在表现这种“腐烂”的过程中，沈从文采用的就是变奏曲的形式，第一部分介绍的是物质方面的腐烂，这里环境肮脏，散发臭味，这还是变奏曲的“引子”部分，接下来才是主题部分。
第一部分说的是算命相士在装神弄鬼，抓一个预先设定的孩子来，“算”出他家的人口情况，这样招徕生意。晚上回到住处背相书、读唐诗，可见这是一个落魄文人。
第二部分描写一个巡警因为无聊，追赶一个贫民区的孩子，孩子跌进水池里，巡警不但不救，还打了孩子几下再走。这是一个灵魂腐烂的形象。
接下来的变奏部分表现的是一个贫穷的卖淫女人在拉客，和一个挑粪工人交易，这种腐烂是贫穷造成的灵魂腐烂。
小说就是这样一步步将生活中的腐烂现象，从物质到精神再到灵魂逐步揭示出来。
3 奏鸣曲结构
奏鸣曲结构和单三部乐曲结构相似，也是由主题、主题发展、主题再现组成。不同的是多了主题副线，并且主题再现时，主题有了新的发展。
在沈从文的小说《丈夫》中就采用了这种手法。小说描写的是乡下穷困的妇女到城里船上卖淫，丈夫前去探望，开始独自睡在后舱，后来发现妻子“做生意”，作为男人被深深伤了自尊，后来又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继续在后舱独睡。但最后，男人的自尊使他受不了，不让妻子干这行了。
在结构上，小说一开始就对乡下妇女进城卖淫这种事做了大致介绍，这种事在当地很普遍，和道德无关。丈夫农闲还可以来看妻子。
这一部分相当于乐曲的引子。
接着乐曲进入主题部分，通过七丫头的男人的真实遭遇来揭示主题，七丫头的男人和水保的谈话内容，本来是丈夫说给妻子的。他等着妻子归来，心理上对水保又有些嫉妒，以为是妻子的“熟客”，一个男人面对妻子的熟客，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这种心理活动构成了乐曲的主题副线部分。
到了晚上，丈夫目睹妻子的“生意”竟然是和士兵、醉鬼在一起，他的自尊使他要让妻子回家。于是第二天他不要妻子的钱，也不接受妻子的安排去看戏、吃酒，而是双双回了乡下。
小说在叙述时采用水保作为主题，开始是他见到七丫头的丈夫，和他聊天，在他心目中，这样的丈夫见多了，妻子卖淫不过是工作而已。最后还是以水保为主题再现人物出现，他准备请七丫头丈夫吃饭，才发现已经双双回家了。这种主题再现有了新变化。
参考文献：
[1] 谭文鑫：《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音乐》，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2] 曾锋：《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西方古典音乐》，《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3期。
[3] 吴正锋：《沈从文创作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4] 韦易：《童年的梦幻——沈从文湘西小说再认识》，《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5] 沈玲丽：《来自山那边的生命之舟——浅析沈从文笔下的“船”》，《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6] 李经山：《“水”——沈从文人格和文格的象征》，《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2年第4期。
[7] 王静悦：《角色认知与独特风格——评沈从文“乡下人”观念及其影响》，《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
（陈曦泽，齐齐哈尔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讲师）
关键词：沈从文 音乐 小说结构 古典音乐
一 沈从文的音乐情结
沈从文的音乐爱好和他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他生活在美丽的湘西小城凤凰。由于从小就调皮好动，喜欢逃学到外面玩，因此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也多，对于大自然的一切音响都会产生兴趣，“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剸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拨刺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从文自传》）
一个天生对声响敏感的人自然对优美的旋律有浓厚的兴趣，在黄永玉的回忆录里，记叙了沈从文五十多岁时，还会用树叶放在舌头上学鸟叫，并且很有层次，有单独叫、两只画眉打架叫、画眉求偶叫。除了画眉，还会学杜鹃、布谷、黄鹂、喜鹊的叫声，这些小孩的玩意，想来沈从文很小时候就掌握了。
沈从文对音乐的喜爱和他的家乡风俗也有很大关系，湘西自古属于楚地，这里在古代就有用音乐祭祀、驱邪的风俗，在屈原的《九歌》《招魂》中就有这方面的描写。由于湘西地处偏僻，这些古老的风俗一直延续下来，加上当地居民以土家族和苗族居多，这些少数民族都能够善舞，具有“说话就会唱歌，走路就会跳舞”的传统。在民族节日、男女相会时都善于用歌声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生长于斯的沈从文从小就受到民族音乐的熏陶，自然具有较深的音乐修养。
沈从文接受到西方音乐主要还是因为与夫人张兆和的结合，张兆和出生于合肥富商家庭，她的父亲思想开明，不但结交了蔡元培这样的文化人，还出资办学，培养出著名的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和张充和。张兆和的父亲和姐妹们都是昆曲爱好者，除张兆和外，其余几个以及大姐夫顾传玠都是昆曲专家。而四姐妹之外的张家兄弟张定和、张宁和则迷恋西方古典音乐。张定和擅长小提琴和作曲，曾为话剧《棠棣之花》作曲，他的《湘累》《在昔犹豫让》《侬本枝头露》已经成为名曲而流传。张宁和后来留学法国学习指挥，曾经是中国交响乐的第一任指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不爱音乐都难。
在抗战期间，沈从文和张充和家住在一起，张充和每天都会用电唱机播放昆曲和沈从文所说的“洋人的古典音乐”，后来张充和将唱机和唱片都送给了沈从文，沈从文也从最初的“莫名其妙喜欢小提琴声音”发展到后来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喜爱。
沈从文对音乐的喜爱除了深受岳父一家的影响之外，还与他的朋友马思聪、梁宗岱有关。他从马思聪那里学到一些关于作曲、指挥和乐器方面的音乐知识，从梁宗岱那里了解到一些音乐历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尽管沈从文对于音乐理论不熟悉，对于音乐却是从心底喜爱。
二 沈从文小说中的音乐文化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音乐元素几乎遍布了他的每一篇小说，在小说叙事中，沈从文对于声音的描摹从大自然的鸟鸣、风声雨声雷声，到摇橹声，马蹄声，水流声，甚至连锅铲炒菜时撞击铁锅声都做了细致的描摹。这些声音的描写，充分突出了一个对声音敏感者的特征。
除了对声音进行摹写之外，他的小说还引用了大量的民歌，这些引用一方面突出了民族地域特色，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小说主题。
在小说《雨后》中，七妹子唱的歌谣，“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上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地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那个？”这些歌谣质朴，表达的是直白的男女之间最淳朴的感情，这些歌谣用生活中常见到的景物做比兴，感情真挚、大胆泼辣，但这些露骨的表白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到，只有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才有这样的人，也只有湘西的苗家妹子才有这样热辣的情怀。
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媚金和豹子唱的情歌是这样的：
“红叶过冈是任那九秋八月的风，把我成为妇人的只有你。”
“白脸族一切全属第一的女人，请你到黄村的宝石洞里去。天上大星子能互相望到时，那时我看见你你也能看见我。”
“我的风，我就照你的意见行事。我但愿你的心如太阳光明不欺，我但愿你的热如太阳把我融化。莫让人笑凤凰族美男子无信，你要我做的事自己也莫忘记。”
“放心，我心中的最大的神。豹子的美丽你眼睛曾为证明。豹子的信实有一切人作证。纵天空中到时落的雨是刀，我也将不避一切来到你身边与你亲嘴。”
这些情歌，如果不在小说中，别人还以为这是莎士比亚说的十四行诗，充满着异国情调，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自由王国。
音乐文化表现最充分的小说应该是《边城》，小说中翠翠的母亲和父亲相爱是因为对歌。翠翠的外公在船头用小竹子做的双簧唢呐吹《娘送女》给翠翠听。翠翠闲来无事哼着“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天宝和傩送也是通过唱歌来向翠翠表达情义的。这里的求婚还有“走车路”“走马路”之说。走车路是找媒人前去女方家提亲，走马路是通过唱山歌向女孩直接求亲。这些民族情调正是通过音乐元素表达出来的。
在小说中还有很多音乐元素的运用，像爷爷“哑哑”的竹管声，翠翠“独自低低地学羊叫”，“哑哑”和“低低”让人听到了这种声音，看到了一个害羞又调皮的小女孩。
小说中的声音分为天籁和人籁两种，天籁声是翠翠和爷爷摆渡时水面上传来的大自然的声音，山中的风声、鸟叫声，水上的划桨声和爷爷吹竹唢呐的声音。人籁声是节日的唢呐声、鼓声、歌声和欢笑声，这些声音使小说充满了牧歌式的田园之美。 三 西方古典音乐结构在沈从文小说中的运用
沈从文的小说结构很多是采用了西方古典音乐的结构形式，像单三部曲式、变奏曲、奏鸣曲。
1 单三部曲式
西方古典音乐中的单三部曲式在结构上分为三部分，即ABA式，开始是主题呈现，然后是主题发展，最后又是主题再现，和开头遥相呼应。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柏子》在结构上就是采用了这种形式，小说一开始就描写辰州码头，写到船靠岸，水手忙碌，客人上下船。又从船上写到水手柏子在忙碌后到河街找自己的相好。然后又回到码头继续工作。在结构上，码头好像乐曲的主题，约会部分是主题发展，回到码头仿佛主题再现。
主题再现在小说语言结构上也体现这种特点，开头是这样描写，“把船停到岸边，岸是辰州的河岸。于是客人可以上岸了，从一块跳板走过去。跳板是一端固定在码头石级或泥滩上，一端在船舷。一个人从跳板走过时，摇摇荡荡不可免。凡是要上岸的，全是那么摇摇荡荡上岸了。”
结尾是，“辰州河岸的船各归各帮，泊船原有一定地方，不相混杂。可是每一只船，把货一起就得到另一处去装货。因此柏子从跳板上摇摇荡荡上过两次岸，船就开了。”这样的结构，好像一首悠扬的乐曲缓缓展开，然后发展为热烈激昂的部分，最后又回到悠扬缓慢的主题。
2 变奏曲结构
音乐中的变奏曲结构表现的主题一直贯穿乐曲始终，从开始到发展具有递进意义，一层比一层深刻。在形式上是A、A1、A2、A3这样变化的。
沈从文的小说《腐烂》的结构就是这种形式。小说开始描写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上海的稻草浜，是一个贫民区，住的都是穷人，这些穷人操着五花八门的职业，骗子、卖淫者都有。这里不仅具有物质意义上的“腐烂”，更有精神层面的“腐烂”。
在表现这种“腐烂”的过程中，沈从文采用的就是变奏曲的形式，第一部分介绍的是物质方面的腐烂，这里环境肮脏，散发臭味，这还是变奏曲的“引子”部分，接下来才是主题部分。
第一部分说的是算命相士在装神弄鬼，抓一个预先设定的孩子来，“算”出他家的人口情况，这样招徕生意。晚上回到住处背相书、读唐诗，可见这是一个落魄文人。
第二部分描写一个巡警因为无聊，追赶一个贫民区的孩子，孩子跌进水池里，巡警不但不救，还打了孩子几下再走。这是一个灵魂腐烂的形象。
接下来的变奏部分表现的是一个贫穷的卖淫女人在拉客，和一个挑粪工人交易，这种腐烂是贫穷造成的灵魂腐烂。
小说就是这样一步步将生活中的腐烂现象，从物质到精神再到灵魂逐步揭示出来。
3 奏鸣曲结构
奏鸣曲结构和单三部乐曲结构相似，也是由主题、主题发展、主题再现组成。不同的是多了主题副线，并且主题再现时，主题有了新的发展。
在沈从文的小说《丈夫》中就采用了这种手法。小说描写的是乡下穷困的妇女到城里船上卖淫，丈夫前去探望，开始独自睡在后舱，后来发现妻子“做生意”，作为男人被深深伤了自尊，后来又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继续在后舱独睡。但最后，男人的自尊使他受不了，不让妻子干这行了。
在结构上，小说一开始就对乡下妇女进城卖淫这种事做了大致介绍，这种事在当地很普遍，和道德无关。丈夫农闲还可以来看妻子。
这一部分相当于乐曲的引子。
接着乐曲进入主题部分，通过七丫头的男人的真实遭遇来揭示主题，七丫头的男人和水保的谈话内容，本来是丈夫说给妻子的。他等着妻子归来，心理上对水保又有些嫉妒，以为是妻子的“熟客”，一个男人面对妻子的熟客，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这种心理活动构成了乐曲的主题副线部分。
到了晚上，丈夫目睹妻子的“生意”竟然是和士兵、醉鬼在一起，他的自尊使他要让妻子回家。于是第二天他不要妻子的钱，也不接受妻子的安排去看戏、吃酒，而是双双回了乡下。
小说在叙述时采用水保作为主题，开始是他见到七丫头的丈夫，和他聊天，在他心目中，这样的丈夫见多了，妻子卖淫不过是工作而已。最后还是以水保为主题再现人物出现，他准备请七丫头丈夫吃饭，才发现已经双双回家了。这种主题再现有了新变化。
参考文献：
[1] 谭文鑫：《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音乐》，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2] 曾锋：《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西方古典音乐》，《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3期。
[3] 吴正锋：《沈从文创作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4] 韦易：《童年的梦幻——沈从文湘西小说再认识》，《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5] 沈玲丽：《来自山那边的生命之舟——浅析沈从文笔下的“船”》，《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6] 李经山：《“水”——沈从文人格和文格的象征》，《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2年第4期。
[7] 王静悦：《角色认知与独特风格——评沈从文“乡下人”观念及其影响》，《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
（陈曦泽，齐齐哈尔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