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制相同、大小相接、顺序排列的相同物体，是组合乐器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如同人们在饭桌上把大大小小的杯杯盏盏坛坛罐罐排列起来便会发现形体大小意味着声音高低一样，祖先们也遵循“饭桌上的逻辑”，演绎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组合原则：单独变序列，个体变群体。刚能摆满一张饭桌的商代“编铙、编铃”（三件一组）已可见编列雏形，到了摆满整个厅堂的曾侯乙编钟，就能见到饭桌上的“第一推动力”可以演绎到何等庞大的阵容了。个头由大到小，体积由粗到细，音级由低到高，乐音由寡到众，“编列”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如同大雁成行，接龙摆阵，形成乐器史上分外耀眼的光芒。说起来好像是简单重复或数量叠加，但沿着这条小径攀岩至顶峰，达到曾侯乙编钟六十四件、一百二十八个音级（一钟双音）时，就成了势不可挡的“军团”，如同一眼望不到头的兵马俑，一排排，一列列，一筒子贯过去，让人看到“简单重复”产生的无边力量，这力量甚至让姗姗来迟的工业文明也禁不住吃惊。战国时代仅靠双手熔铸成吨青铜的工匠，在“乐悬”中凝缩的罕见自信，甚至到两千年后的工业时代也不打任何折扣。


　　欲观“编列思维”的源泉，就得追溯最简单的材料和最简易的工艺。乐器制料没有什么比竹管更简单的了。非洲土著至今保留着一种“准乐器”的“玩具”：把一根竹管夾在两个手指之间，左右两手，五指并拢，各加四根，以不同角度在地上拍击，因管长不一，便会发出不同音高。美国夏威夷“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Polynesian Cultural Center）的斐济（Fiji）原住民文化群落，也把这类“准乐器”作为众人参与的“道具”。一堆竹管，裁为不同长度，人持一管，依次扣击地面，既产生节奏，也产生曲调。“新生婴儿”总有点丑，刚刚启动“编列思维”的“准乐器”很粗糙，但设计逻辑已经抹上了理性色彩。按个头大小排列的“车厢”，开始移进衔接未来的轨道上了。
　　这些形式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到中原先民发明的排箫和笙竽。一根竹管是“箫”，一排竹管就是“排箫”；一根竹管是“笛”，一捆竹管就是“笙竽”。西南地区六根竹管的芦笙，让人窥见到马王堆汉墓三十六管竽的雏形。你可别以为把一捆竹子扎成一件笙竽就算完了，人们还把高中低不同声部搭配的笙竽编成一个乐队，西南地区至今保留着芒筒（一根粗竹管发出单个音的大筒）、大、中、小四种芦笙一起合奏的习惯，这无疑是古代中原笙竽合奏的边缘储存。《仪礼·乡射礼》记载“三笙一和而成声”，“大者倡，小者和”。民俗节日“三月三”期间，漫山遍野高高低低晃来晃去的来自各个村寨的芦笙队，成千上百的人扎堆一起相互唱和的景象，让人知道了“滥竽充数”寓言的依据，乡野民俗鉴证了被叙述者搬入宫廷的模本。反观现实，就能看到这支编列大军，由排而营，由营而旅，由旅而师的“组织原则”。于是，一个“方面军”就浩浩荡荡，列队出山了。
　　照此“组织原则”，把一堆大大小小的石头悬挂起来就是“编磬”，把拴在马脖子上的一串铃铛悬挂起来就是“编钟”。钟磬合谋，把顺序排列的“鸣球”演释到极致，一路攀升至中国乐器文化的顶级象征——钟磬乐悬。
　　从量变到质变，数量达到一定程度，高低就出来了，音阶就出来了，气派就出来了。编列提升了单体无法达到的音高对比，拓展音域，连接比邻，有效提升了表现力。连成一串的竹管，就像连成一串的羊肉串，让人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分布于不同地域的乐器，证实了人类在开拓编列逻辑方面遵循了大致相同的理路。
　　数不清的编列，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文化群落。产权专利，归属不同，结构模式，如出一辙。非洲的“木琴”，印度尼西亚的“加美兰”，泰国的船型“竹排琴”，印度大小相配的拉格拉鼓，乃至现代排鼓，都是“计划生育”的结果。世界乐器，琳琅满目，编列式样，却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
　　当然，编列思维，如出一辙，音高情味，却天壤有别。无须说，编钟编磬一敲响，庄严的雅乐祭祀就登场了；芦笙芒筒一开腔，火红的民俗仪式便开场了。不同情味的民俗，都有特定的音色作背景。听到七个音高差不多等距的特定音阶，人们马上就会感到“加美兰”序列中大小不一的“火锅”源自另一世界。西方人希望把世界所有音高都装进一个模子的一厢情愿，遭遇到太平洋岛屿上最精美“乐种”的响亮抵抗，让西方音乐学家记谱时感到束手无策、像巴厘群岛一样错落的音列，展示出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音体系”。无论如何也难以把大大小小的“火锅”迸发的音阶放入铸成模子的五线谱框架中，着着实实让世界领教了“文化多样性”的色差。


　　印度尼西亚的“加美兰”和非洲“木琴”，虽与“金石之声”异曲同工，但规模和历史远不能与“钟磬乐悬”比肩。汉代之后，编钟编磬退出舞台，代之而起的是隋唐时期的方响、宋元时期的云锣。“青铜时代”的终结，不是因为青铜用完了，而是一种新的“平民化”要求在召唤。“以钜为美，以众为观”的奢侈之风悄然熄灭，是因为消费“编列”的人变成了老百姓。编列数量消减，简洁实用为宜。云锣是前辈的简约形式，却遍及千村万店，说明音响的求精求美，不仅仅只有竭泽而渔一种可能。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原理，在不同时期繁衍出一拨又一拨家族，借着“越出宫禁”和“与世甚便”的气候冒出来，实在是选对了时机。
　　如果把“编列思维”的演绎推广至弦乐器，不同数目的弦，实在是同一原理的另类实践。一根弦是独弦琴，两根弦是二胡，三根弦是三弦，四根线是琵琶，五根弦是弦准，六根弦是扎木聂，七根弦是古琴，十三根弦是古筝，二十五根弦是瑟，再至一般人数不清弦数的扬琴、竖琴、钢琴等。每增加一根弦，都变出一个新品种；每增加一种排列，都形成一件新乐器。近亲繁殖，群体效应，把“独木桥”变为“拉索桥”。长长短短的琴弦，已非简单重复，而是增加了新品种，推出了新样式。数一数世界上各种各样、琳琅满目、多到专家都叫不出名字来的弦乐器，才知道人类能够把“组合拳”演绎到何等繁复的程度。把孤掌难鸣、势单力薄变为共撑大局，就是各个文化群落的精英大展宏图的“编列”空间。
　　如果没有铸造于两千年前、音域上与现代钢琴只差一个八度的曾侯乙编钟以及大型乐队，所有人都不会相信那个时代达到的乐器制作水平。二十世纪中期，人们一度津津乐道于“世界七大奇迹”的说法，其实这个评定来自完全不了解中国文明的小亚细亚人。他们当然不知道还有比二十米高的“空中花园”更壮观的长城，更不知道从高度到面积都毫无逊色的铜雀台、凤凰台。当代中国人不甘示弱，喜欢把曾侯乙编钟或兵马俑称为“世界第八奇迹”。其实，这类攀附没有意义。中国文化中的壮观景象比之“世界七大奇迹”毫不逊色，干嘛非要死乞白赖挤到“世界八大奇迹”中去呢？“七大奇迹”中大概只有金字塔称得上是“奇迹”，值得仰望，其他不见得比中国文化遗址奇到那里去。乐器史上，曾侯乙编钟是人类音乐史上最壮观的阵容，无人可比，其音域展示的文化胸怀，更是“后无来者”。
　　编列原理，如此简单，产生效果，非同凡响。“四两拨千斤”，如同一片片垂落的竹帘，一排排横编的竹简，一根根斜叠的折扇，相同相同再相同，连接连接再连接，串成一串，便陡然兴象。“汇溪成洋，积土成岳”。可以说，“编列”改变了乐器史，让一排竹管，变为管风琴式的青铜森林，让一排小锣，铺排成加美兰般的庞大阵容，让一排编钟，相率而成，竖起青铜时代的半壁江山。历窥往古，下观近代，编列标志出一个个新拐点，让当代人享受整个世界的音乐家数千年来摆出的不同乐音方阵。
　　上述事例，让人看到乐器设计理念的一条清晰线索，即同一事物撬动的编列思维。它让人知道了还有一种简便的力量可以证明，毋庸复杂就能成就俊俏。数学世界的游戏规则在乐器世界中扮演了关键因素，从而使“编列”有了独立意义。自然，编列的另一个结果是：听觉高低变为视觉大小，听觉清浊变为视觉厚薄，从而让各地精英苦心构筑的“音体系”，成为一件“明摆着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