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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缥缈的事：去张爱玲的城市
在我的理解里，城市是一个安顿身体和心灵的环境，人呢，像动物，嗅到了一种叫缘分的气息走进了城市的樊笼里，这个樊笼就变成了居地，人把自己的身体固定在这里。如果日子久了，慢慢发现这个城市的气息正好契合了你的心性，你就把自己的心灵栖息在这里，这个城市就变成了你的家，城市于你就不再是客观的环境，而成为你自己的了。
因此，首先让我背井离乡、抛亲别友、涉江渡水的那种吸引力，就是我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最初缘分。
A：北京，B：广州，C：上海，D：长沙，这是11年前我本科毕业时面临的一道选择题。四个答案中，我首先排除D，可是，天，这个恰恰是家人最期盼我选择的答案，他们恨不得没有什么选择题。我别无选择地呆在他们身边好了。我妈妈恨恨地说：“你那么瘦，风一吹就倒，还想跑那么远，病了怎么办?”我恨恨地答：“留在长沙我的心会病，精神会病，脑子会病，你说怎么办?”除了恨恨的表情，我有必要交代一下那时我的实际状况。
我大学里除了读完了图书馆书架上一长排的文学书，除了背完了《逍遥游》、《归去来辞》等数篇古典诗文，除了蓄了一头眼看漫过腰际的长发，剩下的时间就在闭着眼睛做我的文学梦。没有去创业，没有去旅游，甚至连场恋爱也没谈。等到我的笔名出现在各大刊物上，我俨然成了大家艳羡的才女时，我才意识到我的大学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了。这也意味着那个整天披着长发，夹本小说，眼睛朝上，在校园里那条著名的木兰路上与洁白的木兰花瓣和清幽的木兰花香一起飘荡的时代即将结束。
结束，这多少让那颗渴望浪漫自由却年轻幼稚的心有些恐慌。何去何从?文学的种子像蒲公英，总是在远方召唤着不羁的心灵。不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游走流浪去远方，我听见了自己心灵的声音。因而那时我才会对母亲包括一切反对我离开的亲人持那种怪怪的腔调，又决绝又绝情，又残忍又冷酷，发誓要去寻找“别样的世界，别样的人们”。可是，究竟应该去哪里，我并不知道。
其实，是城市自己游出来找我的。那时我的母校声誉颇好，大四的时候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教育单位同时过来招人。一学校的人都争着去面试。我也去了，每个都去试试。以我当时的面试经验，我完全是用文学的眼光衡量的：北京人的普通话讲得实在太溜了，溜得我胸闷，因此我不想去那里；广州人手上的戒指戴得太多了，那个一直朝我笑的校长一张手，金晃晃的一片，他的右手几乎每个手指都挂着螺丝帽那么粗的金戒指，晃得我头晕，因此我不愿去那里：只有上海那群人普通话讲得不好不坏，戒指戴得正正好，眼睛笑眯眯的，看着让我觉得可信。然后，我在文学记忆里迅速搜索了一遍，蹦出来一个等式：张爱玲=上海，那是一个充满着双层电车、旗袍、洋装、外国电影、咖啡、唱片如此这般的情调城市，精致而现代。仅仅因为我爱着张爱玲，我熟悉张爱玲笔下的那个城市，我就为自己一点底气没有的冒险找到了十足的底气，我要去上海，我知道了自己的答案。接下来是过五关斩六将的考核，因为当时招人的名额只有两名，一男一女，等到最后签好协议时，才发现周遭同学羡慕的眼光，这时才生出点凯旋的得意感。
可是，这种感觉很短暂，先斩后奏的后果是必定有一场家庭风暴等在后面。妈妈面对那张要把我的户口从长沙迁到上海的蓝表格。几乎不知所措。我相信她就在那一瞬间开始仇恨这个城市了，因为她好不容易把女儿生下来养大到大学毕业，那个城市却只用一张薄纸就把她整个抢走了。白纸黑字，怎么哭喊都没有用了!面对妈妈的眼泪，一直没发表意见的爸爸说话了，让你姐姐带你去上海一趟，自己瞧清楚了，再决定迁不迁。我想，当时父母一定极不信任我的独立能力，也绝不能接受一向乖顺的我自作主张。于是，在大学毕业的最后一个星期，我获得了一次意外的出门旅行的机会和一项特殊任务：考察上海。
二、最浪漫的事：万人狂欢千禧年
上海是那种你一遇见就会让你心生向往的城市。
从来没离开过家门的我第一次离开长沙，第一次乘着飞机，第一次和姐姐来到了著名的人民广场。我呆住了。
不是因为人民广场上有太多各种肤色的人，也不是因为有那么多孩子举着五彩缤纷的风筝在人缝里奔跑，而是因为我看见了在那些背影后面有一片那么宽那么绿的草地，草地上有那么多洁白的鸽子，天，大概有几百只几千只吧。它们那么神闲气定。那么笃定安宁，吃食的吃食，跳舞的跳舞；还有些干脆什么也不干，仰着头看天空；更有些顽皮的，低低地飞上了人行道。玩着擦着路人的裤脚的游戏。刚开始我有些恍惚，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哪里，因为不久前我在一个电视剧里看见过这样的场景，不过那是在伦敦的中心广场，我瞪大眼睛看着那遥远的人间天堂。而现在，我冒冒失失地闯进这座城市，居然天堂里的美景在这里等着我。太美了!太神奇了!那一刻，我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花擦擦，花擦擦，耳畔只听见鸽子展翅的美妙声音。是的，我是在那一瞬间无可救药地爱上上海的。
那天，我们姐妹俩第一次坐上了地铁，第一次走进了著名的第一百货，第一次乘着高速电梯参观了东方明珠，第一次登上豪华游轮看到了长江的入海口，第一次尝了城隍庙的南翔小笼，第一次吃到了有奇怪名字的“狮子头”，第一次听到了“阿拉，侬好”正宗的上海话……上海让我们大开眼界，乐不思蜀；各种诱惑也对姐姐的钱包大开“杀”戒，最后除了两张机票和一张百元大钞。姐姐几年的私房钱没多出半个铜板。
因此。这场考察是以狂喜作为结束的，父母从姐姐羡慕兴奋的眼神里读到了不少安慰和信任，他们终于相信我的这次选择不是做无畏的牺牲，前方似乎真的有更明媚的未来在等待着我。
只有我自己在期待和兴奋中隐隐感觉到了什么，除了浓浓的离愁，还夹杂着对未来无法把握的一丝恐慌和担忧。
我所在的单位的确在浦东，不过并不是浦东新区，而是黄浦江以东的一个郊县。我的第一份职业是电大教师，我的学生大部分是成年人，从二十岁到五十岁不等，第一次走进教室，我陡然发现自己真的走进了一个宽阔的社会里了。我所在的那个小镇并不是一个鸽子飞舞的地方，不过它还是有自己的可爱之处。我们会挑阳光灿烂的日子去野外野餐，成群的蜜蜂和蝴蝶跟着我们，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铺展在眼前，自然真的离我们很近。有时我们还会去杭州湾，面对海湾，看着星星般繁多的小螃蟹顶着一小片沙土在沙滩上硒太阳，远处有小小的帆船的影子。小螃蟹很懂得自我保护，一听到人的脚步近了，立刻慌里慌张四处逃窜，嗖地就不见了踪影，就地遁形的速度像个魔法。等到果实成熟的季节，我们骑车去果园摘色彩透亮汁水饱满的黄桃，每每满载而归。是的，很多时候，我常常会忘记自己是身处上海，这里离市区只隔着一江水，这江水却仿佛把上海的繁华和热闹阻隔在另一片天地里。好在那时我和我的新同事们都是初来乍到，所到之处都用新鲜的眼光解读，年轻的心总是不会太寂寞。而且，上海并没有让我们感觉遥远得不能 靠近。
每个周末我都会去上海书城淘书，不仅如此，那时市区举办的大型活动我们都会拿出十二分的热情参与。，印象中最浪漫的事是迎接千禧年的那次。大家很早就开始戏谑：“千年等一回哦!不能错过哦!”意思就是千万不能错过千禧年晚上的万人大狂欢。
那次我们年轻教师倾巢而出，大家锦衣夜行，完全是过大年的感觉。南京路啊，人啊，人啊，比星星还繁密。脚与脚之间一点空隙都没有，每个人都是贴着前面人的后背在走。不，不是走，是有一股气流轻轻地把你往前推，根本不需要使一点点气力，你就顺着这惯性往前流动。拥挤取消了人与人之间最小的距离，集体空前地步调一致，久违了的亲密感觉。彩色的霓虹闪烁在兴奋得发亮的脸上，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的样子。只要有一个人惊呼，马上会引起千百人的回应。有人低声哼了一句：“夜上海，夜上海……”马上歌声一片，大家欢喜得要飞起来的样子。南京路两旁的橱窗那夜特别美丽，十八层的奶油大蛋糕，七种颜色的巧克力冰淇淋，像云朵那样雪白的公主裙，金碧辉煌的水晶灯……此刻的上海好像一个真正的童话。就连步行街上的礼帽铜像先生仿佛也活了过来，喜洋洋地加入到这场大狂欢。走到外滩时，这里灯如白昼，火树银花。不过，比灯更多的是人，人啊，人啊，多得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大家只好相互效法，盘腿席地而坐，仍然是背靠背那种亲密程度。四面是一望无际的人，这里成了人的平原。平原上响着歌声、笑声，夹杂着五湖四海的语言，置身其中真像一个梦。我们旁边是一堆老外，各种肤色的都有，正抱着香槟吹着萨克斯，很具异域风情。
突然，我们听到了倒计时的声音，“八，七，六……”几乎所有人都喊起来，“……二，一……”“咚!”千禧年的钟声轰然响起，与此同时黄浦江上升起巨大的璀璨的焰火，“啊!啊!”人群发出那种等待已久的狂呼声，我们尖叫着，热泪盈眶，相互拥抱在一起庆贺。“新世纪，拥抱你!”有人在大喊。我们也一起大喊：“大上海，爱死你!”“嘣!嘣!嘣!”这回是酒瓶开盖的声音，浓郁的酒香深深地包裹了我们。我的长发上沾着飞溅过来的白色香槟泡泡，可是我才不管呢。我们还是那样发疯地笑着，叫着，那么兴奋，那么疯狂。是的，是的，这就是上海，这就是上海给你的感觉。
浪漫也让我们付出了代价，或者说让我们更深切地领略到了上海的魅力。年夜狂欢后，我们顺着福州路去找一个可以倒头就睡的地方，首先找宾馆或旅馆，走了五条马路。没有，没有，甚至连平时无人问津的星级宾馆的高档套房早已预订一空；再走五条马路，找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咖啡馆或者茶馆，没有，没有，所有的咖啡馆或者茶馆外都站着一个经理模样的人笑容满面地对我们摆手。大概全中国的人这天都跑到上海来了，或者全上海的人这天都跑到黄浦江边了，这么热门，这么抢手，是的，是的，这就是上海，这就是上海给你的感觉。浪漫的代价是让我们浪漫到底，我们一群人整晚上拖着两条不属于自己的腿，游荡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亲自把新世纪的曙光迎进了这座美丽的城市。
三、最艰苦的事：考研地下仗
我希望在单位的图书馆、小镇的书店嗅到张爱玲的气息，可是我却大大失望了。书店铺展着数不清的教材教辅，图书馆里永远躺着那套毛泽东选集，这些地方离世界文学经典实在太远太远了。于是，我只好每个周末去市区看书。周末睡眼惺忪地去赶最早一班长途车，坐了将近三个小时，我终于到了文化街福州路。然后书城、外文书店、古籍书店一路逛过去，看过去。我感觉自己就像那种透明的吸油纸，仰着苍白的脸贪婪地吸吮着文学的汁水，奋不顾身，全神贯注。是设好的闹钟提醒我去赶回去的末班车。在回去的长途车上，坐在车窗旁的我睁大着还带着梦幻色彩发亮的眼睛，华灯初上的夜景纷纷闪过，我却浑然不觉，我身上吸吮的文学汁水已让我饱满知足。每每回到教师宿舍，才发现已是饥肠辘辘的七八点。
我当时算单位的教学骨干，承担跨三个专业的教学任务，包括大学语文、司法文书、公共关系学、文艺学、法律逻辑五门学科，除了平时非常忙，也越来越感觉到严重的知识透支。终于有一天，我清醒地意识到，我的确离上海近了，可是我离文学却越来越远了。我日渐无法忍受自己与这个城市的距离。终于有一天，那份能带给我希望和梦想的奔波的阅读生活也让我感到了厌倦。至此，我一直一帆风顺的生活突然告了一个段落，我感到了空前的焦灼和迷茫，不知道自己的路究竟在哪里。
就在这段心力交瘁的时间，一场大病袭倒了我。由起初轻微的食物中毒，到有点严重的胃溃疡，到最后重度的厌食症，身体一向不错的我病了三个多月。这场病带给我两个影响，一是外形上的形销骨立，我1米64的个头瘦得像根芦苇：一是内心的坚不可摧，我下决心考研究生，不管单位领导怎样反对，都无法改变我的决定。那时我们同事中有一个很奇怪的人，她最喜欢的事就是探寻别人的隐私，然后一件件向领导汇报。我的天，那时你要说我最怕什么，我最怕的就是她了，我每天像躲鬼一样躲着她。病好后离研究生入学考试只有四个月不到的时间，我必须在工作之余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复习备考中，可是这个人像个间谍，除非我每次锁上抽屉，不然她会把东西翻个底朝天。什么事她知道了，就等于全单位知道了。我怎么办?我哪有那么多时间防着她躲着她怕着她!我以身体刚刚痊愈为由，向领导申请搬离教师宿舍，搬到与学校里一个做清洁的阿婆同住。那个阿婆年过60岁，每天扫厕所，不会说普通话，满嘴没牙，睡觉打呼噜，同睡一个单人床，这些情况你都了解吗?校长问我。我说知道知道。那好吧。校长说。正当我大喜过望准备搬过去与阿婆同住时，校方通知我，我不能跟阿婆同住，因为工种不同，外人会有议论。又考虑我身体原因，我可以搬回学校住，安全起见，安排与另一位女教师同住。就主文样，我幸运地摆脱了“间谍”眼皮底下的监视，和另一位女教师住在上了四道锁的教师备用宿舍区，整层楼就住着我们俩，又安静又方便又安全。我就这样打响了我的考研地下仗。
那段时间我采用疯狂学习法，晚上十点睡觉，凌晨两点起床做习题，做到六点再睡一小时，然后起床准备新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备战三个多月，我终于走进了考场。考完最后一门考试，走出考场的我猛然发现满世界飘起了洁白的雪花，寒冷即将迅速占领这座城市，我的心却被极度的平静填得满满的。我耐心地等来了考试成绩公布的日子，知道自己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录取时，依然心如止水。我那样平静，也许是因为预感到背后有惊涛骇浪在等着我。当我向单位摊牌准备辞职读研时，这件事对单位领导而言不啻于当时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艰苦奋斗，领导知道说服不了我恐吓不了我利诱不了我，只好向我提出赔款条件，并在我的辞职书上签了字。这个赔款条件当然是个天文数字，这不仅让我立刻变得身无分文，而且负债累累。“贫穷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给我一双自由的翅膀!”那时我真的感觉到了重生般的喜悦。我知道 我从此能够在这座城市里自由地去飞!
四、最幸福的事：读书，工作，女儿
辞职搬进研究生宿舍楼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早起来欢欢喜喜逛书店。那天，我几乎逛完了上海所有的知名书店：思考乐，书城，季风书园，绍兴路上的文艺书店，包括复旦大学所有的学术书店，连文庙的旧书市场我也去转了转。再也用不着闹钟提醒了，再也不用去赶下午五点钟的长途末班车了，再也不需要花五个多小时浪费在车上了。也许我身边的每个上海人每天都可以如此自在地游荡在这个城市中，可是我却经历了一个长长的转弯或者陡陡的上坡，那么来之不易地享受了一个读书人的快乐，我又是何其幸运。回校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地铁里鲜有行人，一个人从容地漫步在灯火通明的地道里，很远都能听见自己脚步的回音，“哒，哒，哒”，“哒，哒，哒”。我突然从这脚步声里听见了什么，那是什么呢，我终干从空寂无人的寂静里明白过来，“你，来，啦”，“你，来，啦”，那是这座城市对苦心追梦的我的第一次应答。俯身感恩的我喜极而泣，走出地道，外面星光满天。
整个读书生活真是滋味十足的人生体验。比如说，那时我真的很穷很穷，我会花最少的钱买食堂最便宜的菜。穿最简朴的衣服；可是我又真的很富有很富有，每次像骆驼一样从书店扛回厚厚的价格不菲的套书，奢侈得让同学眼红。我愿意倾其所有去感受各样的美，眯上眼睛做纯粹的精神富翁。有段时间爱上了戏剧表演，每天去逸夫舞台花五元钱泡一下午，我坐在第一排，连演员水袖上有几颗珠子部数得清清楚楚。偶尔还会去安福路的话剧中心欣赏几场小剧场的话剧表演。等到上海开始举办国际电影节，上海影城华丽的放映厅就成了我的最爱。世界各地的精彩故事每每如此打动我，我在天鹅绒的靠椅上屏气凝神，无法动弹。我因此时常幻想，要是有种职业，比如说放映员，能看上一辈子电影，大概是人生最幸福的事了。上海美术馆当然也成了我流连的地方，这里经常是大师荟萃之地。记得有一次，我被莫奈的一幅真迹击中，恨不得跳进画里，找到他的透视点究竟在哪里。我还喜欢去衡山路的国际礼拜堂，那里经常传出天籁般的赞美诗，那超凡出尘的音乐能瞬间涤荡灵魂低谷里的尘埃。尤其是圣诞前后的教堂，洁白的百合，闪亮的蜡烛，发光的缎带，优美的钢琴曲，一切美如天堂。
凡此种种风花雪月，我发现久远的张爱玲的气息依然弥漫于这个城市的各个罅隙，那种芬芳依然让人深深沉迷。我终于泅过了把自己和这座城市隔绝的那道水，我相信自己就这样靠近，再靠近，一点点游进了这座城市的心灵，心有灵犀，息息相通。
生活给我更重要的恩赐是，我那个搁置的文学梦终于又开始启动。开学的第一个星期，我在新生入学兴奋的喧闹声中开始了第一篇小说《舍不得与你重逢》的创作，两万字，流着眼泪写的。眼泪一半是为自己永远不再的青春感伤，一半是为失而复得的文学梦幸福。不断的泪水滴到在键盘上狂敲字的手背上，温热，像初秋卷过心空的一场急雨。
从这场雨开始，我的创作也这样磕磕绊绊地开始了。当然故事必定会有旁的插曲。如果没有导师严格的要求和硕博期间理论学习的限制，我可能会这样顺着惯性写得不亦乐乎，忘乎所以。可是命运就是如此奇妙，深深爱护着我的导师梅子涵先生，希望我们用两条腿走路，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兼备创作能力和批评能力。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望，我开始了狂啃或者说恶补理论知识的阶段。大部分时间我差不多是研究生楼里最用功的学生。躲在天蓝色布帘后埋头苦读《黑格尔美学》或者《谈艺录》，前面所提的那些浪漫之事算得上是对这种刻苦的慰劳或者调剂。系统的理论学习无疑丰富了我感性十足的性格，六年苦攻终于让我增添了些微的理性，正是这些的理性，让我很长时间成为了一个评论写作者。还有一件无心插柳的事，学习阶段各种文体的训练，让我成为了一个同时写作小说、童话、散文、儿童诗的综合分子。这多少要让当年那个飘荡在木兰路上的长发女孩大吃一惊。九年的儿童文学创作，我不过写了几本书，发表了一百万字，个别获过奖。就像跨进这座城市需要我经过一个长长的转弯和陡陡的上坡一样，我知道自己所有的写作只是创作阶段最初习作式的尝试，离渴望抵达的那个标准还非常遥远，文学的高峰需要我花更多的时间和心力去攀爬更多的转弯和陡坡，我的梦还很远很长。
回顾我来上海11年间的大事记：辞职，读书，成家，毕业，开始自己喜欢的工作。在这11年中，还发生了两件对我至关重要的大事：一是我永远失去了我的父亲，这场失去几乎带给我毁灭性的打击；另一件是我拥有了我的女儿，女儿的降生让我重新看到了天使的微笑。我获得了生命神秘延续生生不息的安慰，孩子每天的成长都在启示我生命的如此美好。我因此感恩上帝的恩慈。那个在上海飘荡流浪的女孩已经远去，女儿像枚种子，让我在这座城市生根了。
今天，我面对这座城市的目光不再是当年寻找张爱玲气息的那份少不更事的浪漫，更多的是用一个母亲的眼光，用打量家的那种心情打量流金溢彩的繁华上海。我会每天祈求这座城市的水更清一点，树更绿一点，鸟更多一点，空气更甜一点，人们的笑更美一点，明天更好一点。真的，每天清晨我会抱着女儿站在窗前为这个城市祈福，我相信这座城市也开始读懂了我们的心意。我也相信有许多如我般的母亲会执著地用爱为这座城市守护。
是的，让我们一起耐心地等待，用梦想点亮这座城市，点亮属于她的每一次的灿烂辉煌。
在我的理解里，城市是一个安顿身体和心灵的环境，人呢，像动物，嗅到了一种叫缘分的气息走进了城市的樊笼里，这个樊笼就变成了居地，人把自己的身体固定在这里。如果日子久了，慢慢发现这个城市的气息正好契合了你的心性，你就把自己的心灵栖息在这里，这个城市就变成了你的家，城市于你就不再是客观的环境，而成为你自己的了。
因此，首先让我背井离乡、抛亲别友、涉江渡水的那种吸引力，就是我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最初缘分。
A：北京，B：广州，C：上海，D：长沙，这是11年前我本科毕业时面临的一道选择题。四个答案中，我首先排除D，可是，天，这个恰恰是家人最期盼我选择的答案，他们恨不得没有什么选择题。我别无选择地呆在他们身边好了。我妈妈恨恨地说：“你那么瘦，风一吹就倒，还想跑那么远，病了怎么办?”我恨恨地答：“留在长沙我的心会病，精神会病，脑子会病，你说怎么办?”除了恨恨的表情，我有必要交代一下那时我的实际状况。
我大学里除了读完了图书馆书架上一长排的文学书，除了背完了《逍遥游》、《归去来辞》等数篇古典诗文，除了蓄了一头眼看漫过腰际的长发，剩下的时间就在闭着眼睛做我的文学梦。没有去创业，没有去旅游，甚至连场恋爱也没谈。等到我的笔名出现在各大刊物上，我俨然成了大家艳羡的才女时，我才意识到我的大学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了。这也意味着那个整天披着长发，夹本小说，眼睛朝上，在校园里那条著名的木兰路上与洁白的木兰花瓣和清幽的木兰花香一起飘荡的时代即将结束。
结束，这多少让那颗渴望浪漫自由却年轻幼稚的心有些恐慌。何去何从?文学的种子像蒲公英，总是在远方召唤着不羁的心灵。不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游走流浪去远方，我听见了自己心灵的声音。因而那时我才会对母亲包括一切反对我离开的亲人持那种怪怪的腔调，又决绝又绝情，又残忍又冷酷，发誓要去寻找“别样的世界，别样的人们”。可是，究竟应该去哪里，我并不知道。
其实，是城市自己游出来找我的。那时我的母校声誉颇好，大四的时候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教育单位同时过来招人。一学校的人都争着去面试。我也去了，每个都去试试。以我当时的面试经验，我完全是用文学的眼光衡量的：北京人的普通话讲得实在太溜了，溜得我胸闷，因此我不想去那里；广州人手上的戒指戴得太多了，那个一直朝我笑的校长一张手，金晃晃的一片，他的右手几乎每个手指都挂着螺丝帽那么粗的金戒指，晃得我头晕，因此我不愿去那里：只有上海那群人普通话讲得不好不坏，戒指戴得正正好，眼睛笑眯眯的，看着让我觉得可信。然后，我在文学记忆里迅速搜索了一遍，蹦出来一个等式：张爱玲=上海，那是一个充满着双层电车、旗袍、洋装、外国电影、咖啡、唱片如此这般的情调城市，精致而现代。仅仅因为我爱着张爱玲，我熟悉张爱玲笔下的那个城市，我就为自己一点底气没有的冒险找到了十足的底气，我要去上海，我知道了自己的答案。接下来是过五关斩六将的考核，因为当时招人的名额只有两名，一男一女，等到最后签好协议时，才发现周遭同学羡慕的眼光，这时才生出点凯旋的得意感。
可是，这种感觉很短暂，先斩后奏的后果是必定有一场家庭风暴等在后面。妈妈面对那张要把我的户口从长沙迁到上海的蓝表格。几乎不知所措。我相信她就在那一瞬间开始仇恨这个城市了，因为她好不容易把女儿生下来养大到大学毕业，那个城市却只用一张薄纸就把她整个抢走了。白纸黑字，怎么哭喊都没有用了!面对妈妈的眼泪，一直没发表意见的爸爸说话了，让你姐姐带你去上海一趟，自己瞧清楚了，再决定迁不迁。我想，当时父母一定极不信任我的独立能力，也绝不能接受一向乖顺的我自作主张。于是，在大学毕业的最后一个星期，我获得了一次意外的出门旅行的机会和一项特殊任务：考察上海。
二、最浪漫的事：万人狂欢千禧年
上海是那种你一遇见就会让你心生向往的城市。
从来没离开过家门的我第一次离开长沙，第一次乘着飞机，第一次和姐姐来到了著名的人民广场。我呆住了。
不是因为人民广场上有太多各种肤色的人，也不是因为有那么多孩子举着五彩缤纷的风筝在人缝里奔跑，而是因为我看见了在那些背影后面有一片那么宽那么绿的草地，草地上有那么多洁白的鸽子，天，大概有几百只几千只吧。它们那么神闲气定。那么笃定安宁，吃食的吃食，跳舞的跳舞；还有些干脆什么也不干，仰着头看天空；更有些顽皮的，低低地飞上了人行道。玩着擦着路人的裤脚的游戏。刚开始我有些恍惚，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哪里，因为不久前我在一个电视剧里看见过这样的场景，不过那是在伦敦的中心广场，我瞪大眼睛看着那遥远的人间天堂。而现在，我冒冒失失地闯进这座城市，居然天堂里的美景在这里等着我。太美了!太神奇了!那一刻，我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花擦擦，花擦擦，耳畔只听见鸽子展翅的美妙声音。是的，我是在那一瞬间无可救药地爱上上海的。
那天，我们姐妹俩第一次坐上了地铁，第一次走进了著名的第一百货，第一次乘着高速电梯参观了东方明珠，第一次登上豪华游轮看到了长江的入海口，第一次尝了城隍庙的南翔小笼，第一次吃到了有奇怪名字的“狮子头”，第一次听到了“阿拉，侬好”正宗的上海话……上海让我们大开眼界，乐不思蜀；各种诱惑也对姐姐的钱包大开“杀”戒，最后除了两张机票和一张百元大钞。姐姐几年的私房钱没多出半个铜板。
因此。这场考察是以狂喜作为结束的，父母从姐姐羡慕兴奋的眼神里读到了不少安慰和信任，他们终于相信我的这次选择不是做无畏的牺牲，前方似乎真的有更明媚的未来在等待着我。
只有我自己在期待和兴奋中隐隐感觉到了什么，除了浓浓的离愁，还夹杂着对未来无法把握的一丝恐慌和担忧。
我所在的单位的确在浦东，不过并不是浦东新区，而是黄浦江以东的一个郊县。我的第一份职业是电大教师，我的学生大部分是成年人，从二十岁到五十岁不等，第一次走进教室，我陡然发现自己真的走进了一个宽阔的社会里了。我所在的那个小镇并不是一个鸽子飞舞的地方，不过它还是有自己的可爱之处。我们会挑阳光灿烂的日子去野外野餐，成群的蜜蜂和蝴蝶跟着我们，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铺展在眼前，自然真的离我们很近。有时我们还会去杭州湾，面对海湾，看着星星般繁多的小螃蟹顶着一小片沙土在沙滩上硒太阳，远处有小小的帆船的影子。小螃蟹很懂得自我保护，一听到人的脚步近了，立刻慌里慌张四处逃窜，嗖地就不见了踪影，就地遁形的速度像个魔法。等到果实成熟的季节，我们骑车去果园摘色彩透亮汁水饱满的黄桃，每每满载而归。是的，很多时候，我常常会忘记自己是身处上海，这里离市区只隔着一江水，这江水却仿佛把上海的繁华和热闹阻隔在另一片天地里。好在那时我和我的新同事们都是初来乍到，所到之处都用新鲜的眼光解读，年轻的心总是不会太寂寞。而且，上海并没有让我们感觉遥远得不能 靠近。
每个周末我都会去上海书城淘书，不仅如此，那时市区举办的大型活动我们都会拿出十二分的热情参与。，印象中最浪漫的事是迎接千禧年的那次。大家很早就开始戏谑：“千年等一回哦!不能错过哦!”意思就是千万不能错过千禧年晚上的万人大狂欢。
那次我们年轻教师倾巢而出，大家锦衣夜行，完全是过大年的感觉。南京路啊，人啊，人啊，比星星还繁密。脚与脚之间一点空隙都没有，每个人都是贴着前面人的后背在走。不，不是走，是有一股气流轻轻地把你往前推，根本不需要使一点点气力，你就顺着这惯性往前流动。拥挤取消了人与人之间最小的距离，集体空前地步调一致，久违了的亲密感觉。彩色的霓虹闪烁在兴奋得发亮的脸上，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的样子。只要有一个人惊呼，马上会引起千百人的回应。有人低声哼了一句：“夜上海，夜上海……”马上歌声一片，大家欢喜得要飞起来的样子。南京路两旁的橱窗那夜特别美丽，十八层的奶油大蛋糕，七种颜色的巧克力冰淇淋，像云朵那样雪白的公主裙，金碧辉煌的水晶灯……此刻的上海好像一个真正的童话。就连步行街上的礼帽铜像先生仿佛也活了过来，喜洋洋地加入到这场大狂欢。走到外滩时，这里灯如白昼，火树银花。不过，比灯更多的是人，人啊，人啊，多得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大家只好相互效法，盘腿席地而坐，仍然是背靠背那种亲密程度。四面是一望无际的人，这里成了人的平原。平原上响着歌声、笑声，夹杂着五湖四海的语言，置身其中真像一个梦。我们旁边是一堆老外，各种肤色的都有，正抱着香槟吹着萨克斯，很具异域风情。
突然，我们听到了倒计时的声音，“八，七，六……”几乎所有人都喊起来，“……二，一……”“咚!”千禧年的钟声轰然响起，与此同时黄浦江上升起巨大的璀璨的焰火，“啊!啊!”人群发出那种等待已久的狂呼声，我们尖叫着，热泪盈眶，相互拥抱在一起庆贺。“新世纪，拥抱你!”有人在大喊。我们也一起大喊：“大上海，爱死你!”“嘣!嘣!嘣!”这回是酒瓶开盖的声音，浓郁的酒香深深地包裹了我们。我的长发上沾着飞溅过来的白色香槟泡泡，可是我才不管呢。我们还是那样发疯地笑着，叫着，那么兴奋，那么疯狂。是的，是的，这就是上海，这就是上海给你的感觉。
浪漫也让我们付出了代价，或者说让我们更深切地领略到了上海的魅力。年夜狂欢后，我们顺着福州路去找一个可以倒头就睡的地方，首先找宾馆或旅馆，走了五条马路。没有，没有，甚至连平时无人问津的星级宾馆的高档套房早已预订一空；再走五条马路，找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咖啡馆或者茶馆，没有，没有，所有的咖啡馆或者茶馆外都站着一个经理模样的人笑容满面地对我们摆手。大概全中国的人这天都跑到上海来了，或者全上海的人这天都跑到黄浦江边了，这么热门，这么抢手，是的，是的，这就是上海，这就是上海给你的感觉。浪漫的代价是让我们浪漫到底，我们一群人整晚上拖着两条不属于自己的腿，游荡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亲自把新世纪的曙光迎进了这座美丽的城市。
三、最艰苦的事：考研地下仗
我希望在单位的图书馆、小镇的书店嗅到张爱玲的气息，可是我却大大失望了。书店铺展着数不清的教材教辅，图书馆里永远躺着那套毛泽东选集，这些地方离世界文学经典实在太远太远了。于是，我只好每个周末去市区看书。周末睡眼惺忪地去赶最早一班长途车，坐了将近三个小时，我终于到了文化街福州路。然后书城、外文书店、古籍书店一路逛过去，看过去。我感觉自己就像那种透明的吸油纸，仰着苍白的脸贪婪地吸吮着文学的汁水，奋不顾身，全神贯注。是设好的闹钟提醒我去赶回去的末班车。在回去的长途车上，坐在车窗旁的我睁大着还带着梦幻色彩发亮的眼睛，华灯初上的夜景纷纷闪过，我却浑然不觉，我身上吸吮的文学汁水已让我饱满知足。每每回到教师宿舍，才发现已是饥肠辘辘的七八点。
我当时算单位的教学骨干，承担跨三个专业的教学任务，包括大学语文、司法文书、公共关系学、文艺学、法律逻辑五门学科，除了平时非常忙，也越来越感觉到严重的知识透支。终于有一天，我清醒地意识到，我的确离上海近了，可是我离文学却越来越远了。我日渐无法忍受自己与这个城市的距离。终于有一天，那份能带给我希望和梦想的奔波的阅读生活也让我感到了厌倦。至此，我一直一帆风顺的生活突然告了一个段落，我感到了空前的焦灼和迷茫，不知道自己的路究竟在哪里。
就在这段心力交瘁的时间，一场大病袭倒了我。由起初轻微的食物中毒，到有点严重的胃溃疡，到最后重度的厌食症，身体一向不错的我病了三个多月。这场病带给我两个影响，一是外形上的形销骨立，我1米64的个头瘦得像根芦苇：一是内心的坚不可摧，我下决心考研究生，不管单位领导怎样反对，都无法改变我的决定。那时我们同事中有一个很奇怪的人，她最喜欢的事就是探寻别人的隐私，然后一件件向领导汇报。我的天，那时你要说我最怕什么，我最怕的就是她了，我每天像躲鬼一样躲着她。病好后离研究生入学考试只有四个月不到的时间，我必须在工作之余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复习备考中，可是这个人像个间谍，除非我每次锁上抽屉，不然她会把东西翻个底朝天。什么事她知道了，就等于全单位知道了。我怎么办?我哪有那么多时间防着她躲着她怕着她!我以身体刚刚痊愈为由，向领导申请搬离教师宿舍，搬到与学校里一个做清洁的阿婆同住。那个阿婆年过60岁，每天扫厕所，不会说普通话，满嘴没牙，睡觉打呼噜，同睡一个单人床，这些情况你都了解吗?校长问我。我说知道知道。那好吧。校长说。正当我大喜过望准备搬过去与阿婆同住时，校方通知我，我不能跟阿婆同住，因为工种不同，外人会有议论。又考虑我身体原因，我可以搬回学校住，安全起见，安排与另一位女教师同住。就主文样，我幸运地摆脱了“间谍”眼皮底下的监视，和另一位女教师住在上了四道锁的教师备用宿舍区，整层楼就住着我们俩，又安静又方便又安全。我就这样打响了我的考研地下仗。
那段时间我采用疯狂学习法，晚上十点睡觉，凌晨两点起床做习题，做到六点再睡一小时，然后起床准备新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备战三个多月，我终于走进了考场。考完最后一门考试，走出考场的我猛然发现满世界飘起了洁白的雪花，寒冷即将迅速占领这座城市，我的心却被极度的平静填得满满的。我耐心地等来了考试成绩公布的日子，知道自己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录取时，依然心如止水。我那样平静，也许是因为预感到背后有惊涛骇浪在等着我。当我向单位摊牌准备辞职读研时，这件事对单位领导而言不啻于当时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艰苦奋斗，领导知道说服不了我恐吓不了我利诱不了我，只好向我提出赔款条件，并在我的辞职书上签了字。这个赔款条件当然是个天文数字，这不仅让我立刻变得身无分文，而且负债累累。“贫穷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给我一双自由的翅膀!”那时我真的感觉到了重生般的喜悦。我知道 我从此能够在这座城市里自由地去飞!
四、最幸福的事：读书，工作，女儿
辞职搬进研究生宿舍楼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早起来欢欢喜喜逛书店。那天，我几乎逛完了上海所有的知名书店：思考乐，书城，季风书园，绍兴路上的文艺书店，包括复旦大学所有的学术书店，连文庙的旧书市场我也去转了转。再也用不着闹钟提醒了，再也不用去赶下午五点钟的长途末班车了，再也不需要花五个多小时浪费在车上了。也许我身边的每个上海人每天都可以如此自在地游荡在这个城市中，可是我却经历了一个长长的转弯或者陡陡的上坡，那么来之不易地享受了一个读书人的快乐，我又是何其幸运。回校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地铁里鲜有行人，一个人从容地漫步在灯火通明的地道里，很远都能听见自己脚步的回音，“哒，哒，哒”，“哒，哒，哒”。我突然从这脚步声里听见了什么，那是什么呢，我终干从空寂无人的寂静里明白过来，“你，来，啦”，“你，来，啦”，那是这座城市对苦心追梦的我的第一次应答。俯身感恩的我喜极而泣，走出地道，外面星光满天。
整个读书生活真是滋味十足的人生体验。比如说，那时我真的很穷很穷，我会花最少的钱买食堂最便宜的菜。穿最简朴的衣服；可是我又真的很富有很富有，每次像骆驼一样从书店扛回厚厚的价格不菲的套书，奢侈得让同学眼红。我愿意倾其所有去感受各样的美，眯上眼睛做纯粹的精神富翁。有段时间爱上了戏剧表演，每天去逸夫舞台花五元钱泡一下午，我坐在第一排，连演员水袖上有几颗珠子部数得清清楚楚。偶尔还会去安福路的话剧中心欣赏几场小剧场的话剧表演。等到上海开始举办国际电影节，上海影城华丽的放映厅就成了我的最爱。世界各地的精彩故事每每如此打动我，我在天鹅绒的靠椅上屏气凝神，无法动弹。我因此时常幻想，要是有种职业，比如说放映员，能看上一辈子电影，大概是人生最幸福的事了。上海美术馆当然也成了我流连的地方，这里经常是大师荟萃之地。记得有一次，我被莫奈的一幅真迹击中，恨不得跳进画里，找到他的透视点究竟在哪里。我还喜欢去衡山路的国际礼拜堂，那里经常传出天籁般的赞美诗，那超凡出尘的音乐能瞬间涤荡灵魂低谷里的尘埃。尤其是圣诞前后的教堂，洁白的百合，闪亮的蜡烛，发光的缎带，优美的钢琴曲，一切美如天堂。
凡此种种风花雪月，我发现久远的张爱玲的气息依然弥漫于这个城市的各个罅隙，那种芬芳依然让人深深沉迷。我终于泅过了把自己和这座城市隔绝的那道水，我相信自己就这样靠近，再靠近，一点点游进了这座城市的心灵，心有灵犀，息息相通。
生活给我更重要的恩赐是，我那个搁置的文学梦终于又开始启动。开学的第一个星期，我在新生入学兴奋的喧闹声中开始了第一篇小说《舍不得与你重逢》的创作，两万字，流着眼泪写的。眼泪一半是为自己永远不再的青春感伤，一半是为失而复得的文学梦幸福。不断的泪水滴到在键盘上狂敲字的手背上，温热，像初秋卷过心空的一场急雨。
从这场雨开始，我的创作也这样磕磕绊绊地开始了。当然故事必定会有旁的插曲。如果没有导师严格的要求和硕博期间理论学习的限制，我可能会这样顺着惯性写得不亦乐乎，忘乎所以。可是命运就是如此奇妙，深深爱护着我的导师梅子涵先生，希望我们用两条腿走路，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兼备创作能力和批评能力。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望，我开始了狂啃或者说恶补理论知识的阶段。大部分时间我差不多是研究生楼里最用功的学生。躲在天蓝色布帘后埋头苦读《黑格尔美学》或者《谈艺录》，前面所提的那些浪漫之事算得上是对这种刻苦的慰劳或者调剂。系统的理论学习无疑丰富了我感性十足的性格，六年苦攻终于让我增添了些微的理性，正是这些的理性，让我很长时间成为了一个评论写作者。还有一件无心插柳的事，学习阶段各种文体的训练，让我成为了一个同时写作小说、童话、散文、儿童诗的综合分子。这多少要让当年那个飘荡在木兰路上的长发女孩大吃一惊。九年的儿童文学创作，我不过写了几本书，发表了一百万字，个别获过奖。就像跨进这座城市需要我经过一个长长的转弯和陡陡的上坡一样，我知道自己所有的写作只是创作阶段最初习作式的尝试，离渴望抵达的那个标准还非常遥远，文学的高峰需要我花更多的时间和心力去攀爬更多的转弯和陡坡，我的梦还很远很长。
回顾我来上海11年间的大事记：辞职，读书，成家，毕业，开始自己喜欢的工作。在这11年中，还发生了两件对我至关重要的大事：一是我永远失去了我的父亲，这场失去几乎带给我毁灭性的打击；另一件是我拥有了我的女儿，女儿的降生让我重新看到了天使的微笑。我获得了生命神秘延续生生不息的安慰，孩子每天的成长都在启示我生命的如此美好。我因此感恩上帝的恩慈。那个在上海飘荡流浪的女孩已经远去，女儿像枚种子，让我在这座城市生根了。
今天，我面对这座城市的目光不再是当年寻找张爱玲气息的那份少不更事的浪漫，更多的是用一个母亲的眼光，用打量家的那种心情打量流金溢彩的繁华上海。我会每天祈求这座城市的水更清一点，树更绿一点，鸟更多一点，空气更甜一点，人们的笑更美一点，明天更好一点。真的，每天清晨我会抱着女儿站在窗前为这个城市祈福，我相信这座城市也开始读懂了我们的心意。我也相信有许多如我般的母亲会执著地用爱为这座城市守护。
是的，让我们一起耐心地等待，用梦想点亮这座城市，点亮属于她的每一次的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