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腐败是社会进步的毒瘤，历来被一切追求进步文明的民族、国家、政党和统治者深恶痛绝。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处在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的中国，必须把反腐败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积极推进自由市场体制与国家计划体制的扬弃和升华，促成国家威权体制与宪政民主体制的优势化综合；提高反腐败制度法规的执行力；加强廉洁奉公、遵纪守法教育，彻底廓清腐败，战而胜之。
　　[关键词]腐败；成因；防治措施
　　
　　一、腐败原指腐烂，出自《汉书·食货志上》：“太仓之栗，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泛指败坏、堕落。后来，在人类社会的实践中，腐败一词逐渐引申为事物由健康状态向腐朽、没落状态转变的过程。从政治学意义上讲，腐败是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势力由盛而衰，由进步走向反动直至灭亡的过程，或特指思想上、行为上的堕落，组织机构、制度、体制等方面的黑暗和腐朽。从社会学意义上讲，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腐败通常包含四个要素：(1)腐败行为的主体是公职人员；(2)腐败行为的方式是利用职权：(3)腐败行为的目的是牟取私利；(4)腐败行为的后果是损害公共利益。腐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公职人员滥用权力，直接将控制的公共资源据为己有，这种腐败称之为“侵吞型腐败”。这类腐败包括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占有公共财物，挪用、私分、挥霍公款，最典型地表现就是贪污；第二类是公职人员滥用权力，将其控制下的好处或机会与其他人所拥有的资源进行交换，这种腐败称之为“交易型腐败”。这种腐败包括非法接受他人财物，为他人提供便利或牟取利益，搞权钱交易、权人交易、权权交易，最典型地表现是受贿；第三类是公职人员滥用权力，凭借职权要狭当事人进贡，这类腐败称之为“勒所型腐败”。这种腐败包括以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相威胁，以收费、摊派、提成、回扣、罚没等方式敲诈勒索，最典型地表现就是吃拿卡要。
　　二、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的产生具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准确、科学地探明这些原因，是我们有效进行防治的基本前提。
　　(一)政企不分、官商合一、权钱交易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一般来说，腐败的主体同时也是权力的主体——掌握着人们让渡的一部分权力，但是，掌握权力只是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手中的权力要比现在大得多，但由于没有形成多元的利益主体，那时权钱交易并不像现在这么严重。随着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主体开始由一元向多元转变，这在客观上促使体制外迅速崛起一批以盈利为目的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然而此时发展经济所必需的物质、资金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大量的生产要素仍由国家配置。这就使初始形态的市场经济与原有体制交织在一起，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同时对经济生活起作用，以致在市场竞争与行政干预之间产生明显的经济落差，这就造成了权钱交易的内在冲动和外部条件，由此导致权力向经济领域、金钱向政治领双向渗透，从而使腐败得以迅速滋生和蔓延。按照西方寻租理论的观点，腐败现象产生的过程，就是权力主体进入市场，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干预经济，创造经济租金，从而诱使经济主体从事寻租活动，通过行贿获得经济租金的过程。经济租金等于市场价格与官方价格之间的差价。寻租的存在依赖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货币化的市场经济；二是行政化的市场管制。这两个条件只有同时具备，才能产出租金和寻租活动。寻租就是用较少的贿赂成本，获取较多的经济效益，其实质是一种权钱交易。寻租活动的典型是利用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价差，把自己手中掌握的物质、资金、项目的分配权和审批权转化为货币收入。权力的价格在此就等于单位商品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差乘以权力所支配的商品的数量。巨额的价差、利差和汇差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寻租的基本手段是行贿。行贿在我国刑法中明文规定是一种犯罪行为，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的追究是相当宽容的。行贿者实际上几乎不必冒犯罪的风险。与此同时，行贿带来的回报却是很高的。行贿受贿是一种交易，但这种交易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行贿主体购买的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职业良心、良知，然后侵吞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由于涉及公域与私域之间的“权钱交易”，这种交易和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是不同的。公职人员考虑的成本是受法律制裁的风险，至于给对方多少利益对他来说则无关紧要，因为他给于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他自己的利益。因此，国家公职人员在受贿时权衡利弊是个人收益与犯罪风险的关系，无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往往表现出极度的大方和慷慨。既然行贿成了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利益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此优越地赢利机会必然导致广泛的行贿现象。相应的也必然导致众多的国家公职人员因受贿而滥用公共权力。
　　市场化的改革在带来国民经济结构变化的同时，虽然提出了政企分开的要求，但一方面在传统体制的惯性作用下，政府部门一时难以跳出企业行为的轨道；另一方面在体制转轨时期的财政困难面前，政府部门还必须自筹一部分经费来弥补收支缺口。两者的力量合一，不仅政企分开难以实现，而且随着本来植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企不分机制移植于市场经济的环境，利益驱动机制也在政府部门内部形成了。于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政府部门既要作为社会管理者追求公共利益，又要作为谋利者花费一部分精力去搞所谓“创收”。两种利益并存，两个轨道并行，一身二位，其结果不仅使政府部门逐渐演化成集社会管理者和谋利者于一体的怪胎，甚至社会管理者的定位越来越让位于谋利者，以至演变为部门腐败，同时也为领导干部在部门利益的掩护下，动用政治手段牟取个人利益提供了方便。
　　(二)权力的运行缺乏有效地制约监督，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腐败产生的政治原因。在现阶段，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既存在着共同的基础，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矛盾，这就决定了谋取个人利益的动机仍然是构成人们主观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腐败实际上是公职人员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驱使下，经过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后做出的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而制度通过影响个人对收益与成本的核算最终影响个人选择。成本——收益分析是研究腐败成因的一个重要方法。对于“经济人”来说，他既有实施腐败行为的可能，也有不实施腐败行为的可能，他的最终行为将取决于其利益分析：如果从事腐败活动的期望收益比成本大得多，他就有实施腐败行为的激励因素，当激励因素足够大时，腐败就发生了。反之，腐败的期望收益低于成本，作为理性经济人，他就不会实施腐败行为。
　　目前我国出现的腐败，已经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因为现行的权力机构和制度安排存在严重的缺陷，权力运行不受制 约，具有很大随意活动的空间，诱使越来越多的公职人员从事腐败活动；制度的效用弱，执行力差，使从事腐败活动的官员被发现和受制裁的机会很小。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有利可图、有机可乘的达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而被许多公职人员所选择。不合理的权力结构突出地表现为“一把手”体制。对于“一把手”的权力，中央并不是没有监督的要求、规定和举措，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取得实效，没有构成对“一把手”的有效约束。为什么呢?就是没有对应对等的权力与之相抗衡。对“一把手”失去有效监督，对与“一把手”相关的其他监督就会顷刻间失去分量。例如，为禁止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利用领导干部职权谋取私利，中央曾一再发文，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提出了严格要求。但由于其配偶、子女的权力来自领导干部的权力，在“一把手”体制下，只要对“一把手”监督不到位，那么对其配偶、子女的监督就不会奏效。可见，体制的弊端是腐败滋生的深层原因。只要腐败滋生的体制根源没有消除，即使查办再多的案件，腐败依然会高发多发，并形成查不胜查之势。反腐败的制度法规注重表面性，忽视根源性，流于形势化，造成了法纪松弛、惩处不力。例如，1995年，中央颁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目的是为了通过收入申报，对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收入变动情况进行了解，及时发现或预防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问题。然而通过这项规定，不难发现它缺少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如何核实申报者申报的真实性。而缺少这项内容就好比银行只负责收款而认为收到的是真钞还是假钞无关紧要。此项规定已执行了15年之久，至今在我国似乎还没有一起因为收入申报而被揭发出来的腐败案件。难怪人们将其称之为目前我国执行得最好但也是效果最差的规范性文件。同时，由于惩治力度不够所导致的腐败成本过低，客观上也助长了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现实生活中，官员滥用权力只要不酿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触犯刑律，几乎不会受到实质性追究。这在很大程度上软化了制度法规的刚性。制度的效用取决于制度的执行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制度法规供给不足而是执行不力，已成为法治“木桶”中的短板效应和发展瓶颈。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扭转，就是制定再多的制度法规也无济于事。
　　经济体制改革和利益关系地调整，使一些领导干部在诱惑面前产生了攀比心理、失衡心理、补偿心理，产生了腐败的主观动机。毋容置疑，公职人员改善生活愿望的迫切性与其增加收入渠道的有限性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腐败滋生蔓延之势。我国公职人员的收入是由国家规定的，总体不高。特别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策上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里的“一部分人”是排除公职人员的。因为公职人员一般不能兼职，由于工作需要的兼职按规定也不能享受兼职收入；公职人员也不能从事第二职业；公职人员的政绩与利益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可能从政绩的效益中提取报偿。公职人员合法利益实现方式的有限性使其在迅速发展的经济生活面前处于无奈的地位，除了通过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外，公职人员几乎没有可以改善自身境遇的合法途径。这是腐败蔓延的政策性原因。
　　(三)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机会增多，金钱财物的诱惑增大，一些领导干部的价值取向错位，理想信念失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腐败产生的思想根源。在“朕即国家”的中国传统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于国与家不分，公与私不分，统治者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自己想要获得的一切。一旦获得了官职就可以享有种种特权。与这种“高官厚禄”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人们内心深处“升官发财”的意识根深蒂固，不仅成为民间社会的一种祝福，而且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座右铭。随着对外开放地扩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也乘机渗透进来，并与封建思想残余遥相呼应，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受到不同程度地污染。表现为：物质生活享乐化，精神生活消极化，社会生活享乐化。这种现象虽然还不能称作腐败，但却是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温床。
　　另外，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一些领导干部出现理想信念地失落，对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怀疑，这也是腐败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腐败在经济上是一种吞噬剂，在政治上是一种离心剂，在思想上是一种腐蚀剂，危害极大。腐败现象是一种综合症，它产生的原因是综合的，造成的危害是综合的，因而对它的治理也应该是综合的。要按照十七大政治报告的战略部署，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一)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在腐败滋生的土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权力主体充当经济主体，直接介入经济活动。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职能定位应该是有限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由于初始条件地限制，我们选择的是一种渐进式改革，这使得政府职能转变面临三大矛盾：政府帮助与政府退出的矛盾；制度供给与制度约束的矛盾；改革政绩与发展政绩的矛盾。这三大矛盾的存在，就导致了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利益沾滞与路径依赖现象地发生。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这正是腐败之源。因此，惩治腐败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努力创造一种难以凭借公共权力牟谋取势私利的经济环境。积极推进自由市场体制与国家计划体制的扬弃与升华，割断官场与商场的脐带，给权钱交易以釜底抽薪。
　　(二)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要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就要消除民主参与机制不完善，制约监督机制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改革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政党组织、政权组织、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制度化，政权组织内部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基层政治参与、民主管理、群众自治制度化，努力形成国家威权体制与宪政民主体制的优势化综合。在创新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对权力实行科学地分解，对权力关系实行科学地定位，以便当一种权力偏离正常轨道时，与它对应的权力能够自行予以制止。要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实行多方推荐、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择优任用的制度。要加强资金监控、行为规范、权力制约等方面的制度法规建设，形成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对分离的体制，对于管人、管钱、管物部门实行“四只眼睛”的办事制度。要建立人事管理、资金拨付、项目审批部门主要领导轮换交流制度，防治因在一个岗位上工作时间过长而滋生各种腐败。要加强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控告检举、揭发等权利。建立健全不需要腐败的保障机制，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还要建立健全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让腐败分子在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
　　(三)加强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教育。防止腐败，教育是基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廉洁奉公教育，让广大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守党员干部应有的思想防线、政治立场和道德底线，自觉抵制和破除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地位观、政绩观、群众观、利益观，真正把组织监督与严格自律结合起来。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要有敬畏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干干净净做事。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面对各种诱惑警钟长鸣，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潮中的批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就一定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