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是南开大学95周年校庆，校庆前一天推送的那篇《南开永远年青》引发了始料未及的关注。南开最年长教授杨敬年就是《南开永远年青》中那位解释校训的学者，牛津博士，48年回国，跟那批学者一样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飘零，“人生从70岁开始”。
　　他，86岁告别大学讲台，90岁撰写综合性论著《人性谈》，93岁翻译《国富论》，100岁还在电话里给学生讲哲学课。他70岁之后撰写的论著超过150万字。这位生于1908年的“00后”还喜欢看偶像剧，跟“80后”年轻人结成忘年交。有人称，他的灵魂“没有皱纹”。
　　现年106岁的杨敬年，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他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
　　生命从百岁开始
　　经济学家杨敬年精确地规划着时间。他在每天凌晨3点投入工作，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虽然走路迟缓，但他身上像揣着一只发条紧绷的钟表。
　　眼下他计划修订一部著作，腹稿早已打好。他能随口讲出需要新添的篇章，这使他显得不像实际年龄那样年长。
　　他至今仍过着年轻人的生活。他抢着接听家里的电话，能迅速报出几个熟人的手机号码。如果电灯没有关上，他宁可自己动手也不会去指挥晚辈。总能令访客惊奇的是，多数时候为他们打开家门的是他本人。他还自己洗澡，生活“完全自理”。
　　谈话时，他思维敏捷，语速飞快。他谢绝欣赏有关老年的电视栏目。“我觉得同我没有关系”，他说。
　　杨敬年是在中国的大学里第一个开出“发展经济学”课程的老师。可如今，即使在他任职64年的南开大学，知道这个名字的学生也并不多。他已极少露面，除了每个月去一次理发店。
　　他在86岁那年正式告别讲台。不过最近几年才结束授课——那是多年前的一个经济学研究生，每周在固定的时间打来越洋电话，听他讲一个钟头的冯友兰的哲学。
　　百岁之年，杨敬年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他晚年的得意之作不止于此。93岁时，他翻译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十多年间，这个译本重印了十几次，发行逾10万册，成为罕见的畅销书。
　　让人更吃惊的是，他每天工作8小时，用11个月就完成了74万字的书稿，此后又陆续补充了6万字的索引，字字句句都是手书。
　　他这样争分夺秒，是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等到1979年获得平反，他已71岁。
　　辗转人生路
　　1949年前夕，杨敬年从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南开创办财政系。
　　他很快遇上了“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牛津博士学位一钱不值，坐了经济系资料室的冷板凳。这对当时的他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做不了教师，他成了翻译家，译了多部国外经济学著作和200多万字的联合国文件。作品大都以集体的名义面世，或者使用笔名。但他不在乎，“只要能够工作。”他说。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他在地震棚里翻译《垄断资本》，晚上搬到露天，借星月之辉照明。有朋友不能理解：“你的命还不知道在哪里，你还在搞翻译？”
　　“文化大革命”中，杨敬年的朋友“十个有九个”揭发过他，所谓问题都是编造的。而他从未捏造事实陷害别人。后来得知谁曾揭露过自己，他也不生气，只是感慨“人性里有劣根的东西”。
　　在此期间，他受到的打击还包括，从1974年开始，妻子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24年。他们的儿子也在1976年因病去世。“这些东西就是所谓命，不是宿命论的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杨敬年说，“我的办法就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
　　平反之后，杨敬年80岁退休，后又接受校方返聘至86岁。由于超龄，他没能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这时，他人生的一页才刚刚翻开。2007年之前，他长期住在南开大学北村一处十几平方米的斗室里。室内电脑、电视、电话各一台，一床两桌，几把椅子。书多得侵占了阳台。
　　在那里，他90岁出版了哲学著作《人性谈》。他对此感到满意，认为到了90岁，才把自己要说的话出版。他还说，按照60岁退休，自己“多工作了三十年”。
　　让人感到诧异的是，那时91岁的杨敬年能用电脑给学生发电子邮件。
　　杨敬年的计算机老师是那些年轻的学生。他的故交陆续辞世，但社交并未中止。他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从他们那里“知道一点”新近的风气。有的学生遇上事业瓶颈，找他解惑。甚至恋爱中的女生也带男友请他把关。
　　他与晚辈之间不存在代沟。“我的日历年龄是百岁，人家看我的生理年龄是70岁，我看我的精神年龄也就30岁吧。”他说。
　　在大家看来，杨先生的灵魂是 “没有皱纹”的。他就像年轻人一样，迷上一部青春剧，匆匆忙忙扒几口饭，守在电视机前。“我现在还能上瘾，所以我说我还年轻。”
　　“过去没时间，现在有时间了。”他有很多人生计划还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