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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献学”之名出现于近现代，但“文献学”的谱系建构实则是一个逐步推移、演进的漫长过程。在清代学术发展过程中，有许多隐性的要素，推动了文献学史的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文献学学科的构成形态。在书写《中国古典文献学史·清代及近代卷》时，我们要描述文献学发展过程中的显性要素，也要发掘其中的隐性成分。
关键词：清代；文献学史；隐性要素；学科命名；谱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2-0119-04
“文献学”之名出现于近现代，但“文献学”谱系的建构实则是一个逐步推移、演进的漫长过程。书写文献学史，要描述文献学发展过程中的显性要素，如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变迁，文献学家的更替等。同时，我们也要发掘文献学史演进过程中的隐性成分，分析那些与文献学相关的知识要素、学术资源是如何暗中聚拢，最终催生了这一学科在近现代的生成与定型等问题。《中国古典文献学史，清代及近代卷》将审视、分析并突显这些隐性的要素，进而“还原”文献学史发展的整体性和动态性。
《中国古典文献学史·清代及近代卷》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文献”一词为什么会成为近现代学科命名的术语。
“文献”一词，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段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说：“文，典籍也；献，贤也。”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谈到“文献”说，“文”指著作典籍，“献”指贤人耆宿的议论。
到了清代，“文献”尚未成为专门的术语用来命名某一知识统系。但是，清人使用“文献”一词时，近现代文献学学科所涵盖的各种要素，已逐步聚拢在这个词语之中。在清代，“文献”一词的涵义具有下列指向：泛指包含着各种知识的信息来源：“文献”一词虽然用来指称人，但这种用法已经呈现出弱化的趋势：“文献”用来指称具体的书籍时，它常常与史部、集部等特定部类的书籍连用。在清代的语境中，“文献”的这些内涵，为近现代选择这个词语作为学科命名的术语，奠定了充分的合理性。
首先。从“文献”一词涵盖的范围来看，作为近现代学科命名的术语，“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文献”的这种内涵，在清代的语境中已经初见端倪。在清代，凡典章制度、郡县史志、乡邦掌故、思想论著、文学作品等，都可以称为“文献”。
在《清史稿》中，“文献”一词出现32次。其中，有2次泛指前朝或前代的典章制度。有4次是关于搜集整理地方史料，梳理郡县史志或地理沿革。如祁韵士“幼喜治史……时创立《蒙古王公表传》，计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外扎萨克喀尔喀等二百余旗，以至西藏及回部纠纷杂乱，皆无义献可征据。乃悉发库贮红本，寻其端绪”；徐松“坐事戍伊犁。松留心文献，既出关，置开方小册，随所至图其山川曲折”。有6条是关于整理地方艺文、掌故的。如铁保“留心文献，为《八旗通志》总裁。多得开国以来满洲、蒙古、汉军遗集，先成《白山诗介》五十卷”。谭莹“性强记，述往事，虽久远，时日不失，博考粤中文献，友人伍崇曜富于赀，为汇刻之，曰《岭南遗书》五十九种，《粤十三家集》，曰《楚南耆旧遗诗》，益扩之为《粤雅堂丛书》”。有1条是关于校理群书的。“白奂彩，……蓄书之富，陕以西罕俪。……同知郝斌式庐，聆奂彩论议，退而叹曰：‘关中文献也。’”由此可见，“文献”一词泛指以各种形式留存的知识、信息，这种用法在清代极其普遍。
其次，从“文献”指称的对象看，“文献”一词既可以指称书籍，也可以直接指代人。但是，“文献”指称人的涵义在清代已经开始淡化。《清史稿》收录清代文人撰著的、以“文献”命名的书籍6部。其中，钱林的《文献征存录》、孔继汾的《阙里文献考》、王模的《豫章十代文献略》、潘柽章的《松陵文献录》、许乔林的《海州文献录》等5部，在《清史稿·艺文志》中被列入史部传记类。但孔继汾的《阙里文献考》一书中所说的“文献”并不是专门指称人，《阙里文献考》考辨了孔子的世系，以及阙里，即山东曲阜地区的祀典、户田、城邑、山川等等。此外，胡亦堂的《临川文献》被置于集部总集类，《临川文献》收录的是江西临川地区的诗文。
“文献”一词指称人，已不再是普遍的用法。这从清代赐予谥号的情况中也能反映出来。明清以前，“文献”一词经常用来作为谥号。查二十五史，《北史》中谥文献者有8人，《魏书》有9人，《旧唐书》及《新唐书》共10人，《宋史》有3人，《元史》共有8人，但在《明史》以及《清史稿》中却没有看到谥以文献的情况。王士稹的《国朝谥法考》收录清初至康熙三十四年亲王、郡王以及殉难监司等人的谥号，也未见有以“文献”为谥号的情况。
第三，在清代，“文献”一词的语义并不是单一的。“文献”一词除了泛指信息、知识外，还与史部、集部等类的书籍形成了内在的、稳固的联系。
现代学界将章学诚视为中国文献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一书中，“文献”一词出现31次。其中，有20次与修撰史部方志有关，如“夫志，不特表彰文献，亦以辅政教也”；有5次与集部书籍的修撰有关，如《释通》一文谈到通志、通鉴、通典、通选说，“此四子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辞章存文献”。在《永清县志文征序例·论说叙录》中，章学诚说：“永清文献荒芜。论说之文无可采择。”论说文正是辞章的一部分，在清人的知识分类体系中，被归于集部。
“文献”与特定的书籍连用时，特指史部、集部的书籍，这种用法在近代进一步固化。陈作霖编《金陵通纪》汇金陵典章，撰《金陵通传》记乡邦人物，另有《金陵琐志（五种）》叙地方风俗民情、寺庙园林、逸闻轶事等。陈作霖谈到自己辑录的乡邦史志说：“乡邦文献凭收拾，漫以元亭野史传。”在谈到可归入集部总集类的书籍时，陈作霖也用到“文献”一词。《甘剑俟大令元焕》一诗云：“文献借以考，鄙吝因之消。互雠功未竟，流涕对文钞。”陈作霖在诗后自注：“君集乡先生著述为《金陵文钞》。”另外，陈作霖认为，佛经等子部书籍是不可以称为“文献”的。他在《（一切经音义）通检自序》中说：“慨宋元之迭代，屡易沧桑：文献之无征，矧兹贝叶。”陈作霖说，宋元易代，书籍散失，连文献都无处征寻了，更何况是佛经典籍呢。这里，“文献”显然是与“贝叶”相对的概念。 清人在各类文章中谈到经部、子部的书籍，很少用“文献”一词，“文献”一词主要用来指称史部、集部的书籍。而在近现代学科体系中，文献学作为二级学科，同时分列于历史学和中国语言文学这两个一级学科之下。这与“文献”一词在清代的语境中主要指涉史部、集部的书籍，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总体来看，在清代，“文献”虽然还只是一个普通词语，但这个词涵括的内容、指代的对象等已逐渐贴近近现代文献学学科中“文献”的概念。
撰写《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不仅要描述由文献学“事实”累积而成的历史，更要深入剖析这些“事实”在传统文化语境中不断被重新整合、建构的历史。
我们要探寻文献学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隐性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剖析这些思想、观念在不断地筛选过程中，如何最终形塑了文献学学科研究的本体、价值取向等。通过分析这些隐性的要素，我们可以看到，文献学学科的出现、定型始于近代，但文献学学科谱系的建构在清代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主要表现至少有二：
第一，清人已经萌生了建构文献学谱系的意识。从文献学家的谱系来看，清人的论述已经隐然揭示出文献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郑樵，明代的杨慎，清代的顾炎武、阎若璩以及戴震、章学诚等。
戴震说：“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戴震强调自己治学与郑樵、杨慎等人的差别。但这里，他将自己与郑、杨二人置于同一坐标系中进行对比，这说明，在潜意识中，他认为郑樵、杨慎与自己的治学路向有内在的一致之处。
卢文弨谈到戴震时。则将戴氏与顾炎武等归于同一个统系：“吾友新安戴东原先生，生于顾亭林、阎百诗、万季野诸老之后，而其学足与之匹。”顾炎武、阎若璩、万斯同、戴震等均长于整理史籍，校理群书。顾炎武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又取《二十一史》，参互补证，成《肇域志》。阎若璩有《尚书古文疏证》，他还参与修纂《大清一统志》，协助徐乾学完成《资治通鉴后编》。万斯同参与修纂《明史》，著有《历代史表》、《纪元汇考》、《儒林宗派》、《群书辨疑》等书。戴震更是博稽群书，音韵、文字、历算、地理无不精通。他早年成《筹算》，有《考工记图注》，撰《勾股割圜记》、《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等文，另有《六书论》、《尔雅文字考》，以及《屈原赋注》、《诗补传》等。后来，戴震又修《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戴震任纂修官，校订《水经注》、《仪礼集释》、《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海岛算经》及《五曹算经》诸书。戴震谈到自己的治学说：“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也。”戴震强调自己治学的“精审”、“贵精不贵博”，正暗中表明，他长于书籍的校理，精于“文献学”。戴震等“贵精不贵博”的宗旨正为近现代文献学家指明了治学路向，那就是“博征其材，约守其例”，谨守着校理群书这一基本义例和根本方法，对既有的知识进行整理，或从义理上考察知识统系构成的方式。这种处理史料的方法正构成近现代文献学学科的根基。
再如，章学诚谈到自己的治学路向时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这里，章学诚的本意是要撇清与刘知几的联系。但是，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在清代乾嘉时期，时人普遍认为，章学诚治学的思路、模式、方法与刘知几是一致的：刘知几、章学诚二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家”，刘、章二人关注的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刘知几、章学诚进入了研治“史学”的领域，他们从宏观的层面上，思考历史事实以何种方式被组织成有机的统序等问题。无论是刘知几的“议馆局纂修”，抑或章学诚的“议一家著述”，都试图从根本的义理出发，探讨如何将史料抟捏成为知识统系，剖析知识统系建构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范式。
第二，清人已经清楚地指明了校雠学，即文献学学科研究，其终极方向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整理文献并不是简单地校理典籍、簿录群书，而是确定义例，对浩繁的书籍进行整理、归类，从而建构起全面、完备的知识谱系。
唐代的释智异（生卒年不详）在《开元释教录》中说：“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伦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释智异认为，目录学的主要作用是辨别真伪、摭拾遗漏。释智异提到目录学具有“提纲举要”的作用，但他还没有意识到，建构知识统系是目录学的根本。
到了清代，戴震和章学诚在校理群书时，均注重从学术史的眼光出发，探寻根本的义理，关注知识统序的建构。戴震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戴震整理、编校书籍的终极目的是探寻“古今治乱之源”，即梳理知识从古至今的源流正变。因此，戴震“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戴震秉持着明确的统系意识，“为学精诚解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乃参考之，果不可易”。
章学诚明确地提出，校雠学的根本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章学诚认为，刘向父子校雠、部次群书，其目的是对学术的源流变迁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为某个时代存在的知识建构起完备的谱系。
章学诚还进而把当时流行的“经史考证”和他自己坚持的“文史校雠”看作是整理知识的基本方法。他对孙星衍说：“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与执事所为考核疏证之文，途辙虽异，作用颇同，皆不能不驳正古人……古人差谬，我辈既已明知，岂容为讳！但期于明道，非争胜气也。”经、史、子、集等各部书籍，是客观存在的知识，考证法、校雠法等是整理这些知识的重要方式。考核疏证指向的主要对象是具体的知识要素、知识点，或者某一部、某几部书籍；文史校雠则是从整体上梳理知识的统系。无论是经史考证还是文史校雠，其根本目的是，随着知识的不断丰富，从知识的“现存”状态着手，对古人进行“驳正”，即重新整理知识，或重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章学诚指出，七略流为四部，有其必然之理之势，“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所以，“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章学诚认为，校雠学家。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献学家的工作，就是阐明知识统系变化的大“势”。
近现代文献学家对文献学终极价值的认识，正与戴震、章学诚等设定的框架相一致。余嘉锡就认为，目录学“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张舜徽也说：“不言例而例散见于全书之中。后人籀绎遗编，多为之方以穷得其例，信能执简驭繁，持类统杂。举凡学术之升降，著述之纯疵，悉可见于此。施之初学，尤足以开悟途辙，益人意智也。”近现代文献学家大都认为，文献学研究的根本指向在于：立足于知识的“现存”状态，进而推见学术之本原以及流变。
通过发掘文献学史演进过程中隐性的思想、观念、意识等，我们可以看到，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献学，并不是无所依傍，兀然挺立而出的。近现代文献学学科的概念术语、研究对象以及终极价值取向等，都是在传统的文化语境、学术资源中酝酿着。并不断地进行转换、整合和重新建构。在传统学术资源、学术要素不断积累的基础上，近现代意义上的“文献学”逐渐萌生。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清代；文献学史；隐性要素；学科命名；谱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2-0119-04
“文献学”之名出现于近现代，但“文献学”谱系的建构实则是一个逐步推移、演进的漫长过程。书写文献学史，要描述文献学发展过程中的显性要素，如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变迁，文献学家的更替等。同时，我们也要发掘文献学史演进过程中的隐性成分，分析那些与文献学相关的知识要素、学术资源是如何暗中聚拢，最终催生了这一学科在近现代的生成与定型等问题。《中国古典文献学史，清代及近代卷》将审视、分析并突显这些隐性的要素，进而“还原”文献学史发展的整体性和动态性。
《中国古典文献学史·清代及近代卷》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文献”一词为什么会成为近现代学科命名的术语。
“文献”一词，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段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说：“文，典籍也；献，贤也。”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谈到“文献”说，“文”指著作典籍，“献”指贤人耆宿的议论。
到了清代，“文献”尚未成为专门的术语用来命名某一知识统系。但是，清人使用“文献”一词时，近现代文献学学科所涵盖的各种要素，已逐步聚拢在这个词语之中。在清代，“文献”一词的涵义具有下列指向：泛指包含着各种知识的信息来源：“文献”一词虽然用来指称人，但这种用法已经呈现出弱化的趋势：“文献”用来指称具体的书籍时，它常常与史部、集部等特定部类的书籍连用。在清代的语境中，“文献”的这些内涵，为近现代选择这个词语作为学科命名的术语，奠定了充分的合理性。
首先。从“文献”一词涵盖的范围来看，作为近现代学科命名的术语，“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文献”的这种内涵，在清代的语境中已经初见端倪。在清代，凡典章制度、郡县史志、乡邦掌故、思想论著、文学作品等，都可以称为“文献”。
在《清史稿》中，“文献”一词出现32次。其中，有2次泛指前朝或前代的典章制度。有4次是关于搜集整理地方史料，梳理郡县史志或地理沿革。如祁韵士“幼喜治史……时创立《蒙古王公表传》，计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外扎萨克喀尔喀等二百余旗，以至西藏及回部纠纷杂乱，皆无义献可征据。乃悉发库贮红本，寻其端绪”；徐松“坐事戍伊犁。松留心文献，既出关，置开方小册，随所至图其山川曲折”。有6条是关于整理地方艺文、掌故的。如铁保“留心文献，为《八旗通志》总裁。多得开国以来满洲、蒙古、汉军遗集，先成《白山诗介》五十卷”。谭莹“性强记，述往事，虽久远，时日不失，博考粤中文献，友人伍崇曜富于赀，为汇刻之，曰《岭南遗书》五十九种，《粤十三家集》，曰《楚南耆旧遗诗》，益扩之为《粤雅堂丛书》”。有1条是关于校理群书的。“白奂彩，……蓄书之富，陕以西罕俪。……同知郝斌式庐，聆奂彩论议，退而叹曰：‘关中文献也。’”由此可见，“文献”一词泛指以各种形式留存的知识、信息，这种用法在清代极其普遍。
其次，从“文献”指称的对象看，“文献”一词既可以指称书籍，也可以直接指代人。但是，“文献”指称人的涵义在清代已经开始淡化。《清史稿》收录清代文人撰著的、以“文献”命名的书籍6部。其中，钱林的《文献征存录》、孔继汾的《阙里文献考》、王模的《豫章十代文献略》、潘柽章的《松陵文献录》、许乔林的《海州文献录》等5部，在《清史稿·艺文志》中被列入史部传记类。但孔继汾的《阙里文献考》一书中所说的“文献”并不是专门指称人，《阙里文献考》考辨了孔子的世系，以及阙里，即山东曲阜地区的祀典、户田、城邑、山川等等。此外，胡亦堂的《临川文献》被置于集部总集类，《临川文献》收录的是江西临川地区的诗文。
“文献”一词指称人，已不再是普遍的用法。这从清代赐予谥号的情况中也能反映出来。明清以前，“文献”一词经常用来作为谥号。查二十五史，《北史》中谥文献者有8人，《魏书》有9人，《旧唐书》及《新唐书》共10人，《宋史》有3人，《元史》共有8人，但在《明史》以及《清史稿》中却没有看到谥以文献的情况。王士稹的《国朝谥法考》收录清初至康熙三十四年亲王、郡王以及殉难监司等人的谥号，也未见有以“文献”为谥号的情况。
第三，在清代，“文献”一词的语义并不是单一的。“文献”一词除了泛指信息、知识外，还与史部、集部等类的书籍形成了内在的、稳固的联系。
现代学界将章学诚视为中国文献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一书中，“文献”一词出现31次。其中，有20次与修撰史部方志有关，如“夫志，不特表彰文献，亦以辅政教也”；有5次与集部书籍的修撰有关，如《释通》一文谈到通志、通鉴、通典、通选说，“此四子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辞章存文献”。在《永清县志文征序例·论说叙录》中，章学诚说：“永清文献荒芜。论说之文无可采择。”论说文正是辞章的一部分，在清人的知识分类体系中，被归于集部。
“文献”与特定的书籍连用时，特指史部、集部的书籍，这种用法在近代进一步固化。陈作霖编《金陵通纪》汇金陵典章，撰《金陵通传》记乡邦人物，另有《金陵琐志（五种）》叙地方风俗民情、寺庙园林、逸闻轶事等。陈作霖谈到自己辑录的乡邦史志说：“乡邦文献凭收拾，漫以元亭野史传。”在谈到可归入集部总集类的书籍时，陈作霖也用到“文献”一词。《甘剑俟大令元焕》一诗云：“文献借以考，鄙吝因之消。互雠功未竟，流涕对文钞。”陈作霖在诗后自注：“君集乡先生著述为《金陵文钞》。”另外，陈作霖认为，佛经等子部书籍是不可以称为“文献”的。他在《（一切经音义）通检自序》中说：“慨宋元之迭代，屡易沧桑：文献之无征，矧兹贝叶。”陈作霖说，宋元易代，书籍散失，连文献都无处征寻了，更何况是佛经典籍呢。这里，“文献”显然是与“贝叶”相对的概念。 清人在各类文章中谈到经部、子部的书籍，很少用“文献”一词，“文献”一词主要用来指称史部、集部的书籍。而在近现代学科体系中，文献学作为二级学科，同时分列于历史学和中国语言文学这两个一级学科之下。这与“文献”一词在清代的语境中主要指涉史部、集部的书籍，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总体来看，在清代，“文献”虽然还只是一个普通词语，但这个词涵括的内容、指代的对象等已逐渐贴近近现代文献学学科中“文献”的概念。
撰写《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不仅要描述由文献学“事实”累积而成的历史，更要深入剖析这些“事实”在传统文化语境中不断被重新整合、建构的历史。
我们要探寻文献学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隐性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剖析这些思想、观念在不断地筛选过程中，如何最终形塑了文献学学科研究的本体、价值取向等。通过分析这些隐性的要素，我们可以看到，文献学学科的出现、定型始于近代，但文献学学科谱系的建构在清代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主要表现至少有二：
第一，清人已经萌生了建构文献学谱系的意识。从文献学家的谱系来看，清人的论述已经隐然揭示出文献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郑樵，明代的杨慎，清代的顾炎武、阎若璩以及戴震、章学诚等。
戴震说：“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戴震强调自己治学与郑樵、杨慎等人的差别。但这里，他将自己与郑、杨二人置于同一坐标系中进行对比，这说明，在潜意识中，他认为郑樵、杨慎与自己的治学路向有内在的一致之处。
卢文弨谈到戴震时。则将戴氏与顾炎武等归于同一个统系：“吾友新安戴东原先生，生于顾亭林、阎百诗、万季野诸老之后，而其学足与之匹。”顾炎武、阎若璩、万斯同、戴震等均长于整理史籍，校理群书。顾炎武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又取《二十一史》，参互补证，成《肇域志》。阎若璩有《尚书古文疏证》，他还参与修纂《大清一统志》，协助徐乾学完成《资治通鉴后编》。万斯同参与修纂《明史》，著有《历代史表》、《纪元汇考》、《儒林宗派》、《群书辨疑》等书。戴震更是博稽群书，音韵、文字、历算、地理无不精通。他早年成《筹算》，有《考工记图注》，撰《勾股割圜记》、《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等文，另有《六书论》、《尔雅文字考》，以及《屈原赋注》、《诗补传》等。后来，戴震又修《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戴震任纂修官，校订《水经注》、《仪礼集释》、《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海岛算经》及《五曹算经》诸书。戴震谈到自己的治学说：“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也。”戴震强调自己治学的“精审”、“贵精不贵博”，正暗中表明，他长于书籍的校理，精于“文献学”。戴震等“贵精不贵博”的宗旨正为近现代文献学家指明了治学路向，那就是“博征其材，约守其例”，谨守着校理群书这一基本义例和根本方法，对既有的知识进行整理，或从义理上考察知识统系构成的方式。这种处理史料的方法正构成近现代文献学学科的根基。
再如，章学诚谈到自己的治学路向时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这里，章学诚的本意是要撇清与刘知几的联系。但是，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在清代乾嘉时期，时人普遍认为，章学诚治学的思路、模式、方法与刘知几是一致的：刘知几、章学诚二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家”，刘、章二人关注的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刘知几、章学诚进入了研治“史学”的领域，他们从宏观的层面上，思考历史事实以何种方式被组织成有机的统序等问题。无论是刘知几的“议馆局纂修”，抑或章学诚的“议一家著述”，都试图从根本的义理出发，探讨如何将史料抟捏成为知识统系，剖析知识统系建构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范式。
第二，清人已经清楚地指明了校雠学，即文献学学科研究，其终极方向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整理文献并不是简单地校理典籍、簿录群书，而是确定义例，对浩繁的书籍进行整理、归类，从而建构起全面、完备的知识谱系。
唐代的释智异（生卒年不详）在《开元释教录》中说：“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伦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释智异认为，目录学的主要作用是辨别真伪、摭拾遗漏。释智异提到目录学具有“提纲举要”的作用，但他还没有意识到，建构知识统系是目录学的根本。
到了清代，戴震和章学诚在校理群书时，均注重从学术史的眼光出发，探寻根本的义理，关注知识统序的建构。戴震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戴震整理、编校书籍的终极目的是探寻“古今治乱之源”，即梳理知识从古至今的源流正变。因此，戴震“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戴震秉持着明确的统系意识，“为学精诚解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乃参考之，果不可易”。
章学诚明确地提出，校雠学的根本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章学诚认为，刘向父子校雠、部次群书，其目的是对学术的源流变迁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为某个时代存在的知识建构起完备的谱系。
章学诚还进而把当时流行的“经史考证”和他自己坚持的“文史校雠”看作是整理知识的基本方法。他对孙星衍说：“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与执事所为考核疏证之文，途辙虽异，作用颇同，皆不能不驳正古人……古人差谬，我辈既已明知，岂容为讳！但期于明道，非争胜气也。”经、史、子、集等各部书籍，是客观存在的知识，考证法、校雠法等是整理这些知识的重要方式。考核疏证指向的主要对象是具体的知识要素、知识点，或者某一部、某几部书籍；文史校雠则是从整体上梳理知识的统系。无论是经史考证还是文史校雠，其根本目的是，随着知识的不断丰富，从知识的“现存”状态着手，对古人进行“驳正”，即重新整理知识，或重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章学诚指出，七略流为四部，有其必然之理之势，“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所以，“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章学诚认为，校雠学家。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献学家的工作，就是阐明知识统系变化的大“势”。
近现代文献学家对文献学终极价值的认识，正与戴震、章学诚等设定的框架相一致。余嘉锡就认为，目录学“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张舜徽也说：“不言例而例散见于全书之中。后人籀绎遗编，多为之方以穷得其例，信能执简驭繁，持类统杂。举凡学术之升降，著述之纯疵，悉可见于此。施之初学，尤足以开悟途辙，益人意智也。”近现代文献学家大都认为，文献学研究的根本指向在于：立足于知识的“现存”状态，进而推见学术之本原以及流变。
通过发掘文献学史演进过程中隐性的思想、观念、意识等，我们可以看到，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献学，并不是无所依傍，兀然挺立而出的。近现代文献学学科的概念术语、研究对象以及终极价值取向等，都是在传统的文化语境、学术资源中酝酿着。并不断地进行转换、整合和重新建构。在传统学术资源、学术要素不断积累的基础上，近现代意义上的“文献学”逐渐萌生。
（责任编辑 刘保昌）